樊贵莲，李蕊婷，郭淑芬

（1.山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2.山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1 研究背景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日益向纵深发展，中国经济正在由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转向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当前人才的重要性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显得突出［1］。人才资源作为创新的第一动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是提升国家或区域竞争力的核心要素［2］。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人才是自主创新的关键，要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近些年来，国内各地激烈的人才争夺战凸显了人才集聚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性。而吸引人才集聚的有利条件是地区良好的创新环境［3］。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人才实现自我价值的载体和赖以发展的环境，能够为人才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提供资源、环境及保障体系，因此建设功能齐全、互动共生的创新生态系统已经成为各地区加速发展的重要引擎［4］。创新生态系统通过哪些路径影响人才集聚？促进区域人才高集聚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又是哪些因素制约了区域人才集聚？各地区如何找到适应自身禀赋的人才高集聚路径？理清这些问题，有助于解锁人才集聚“密码”，打造人才集聚“强磁场”，对于推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与人才集聚良性互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人才集聚的相关研究中，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人才集聚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牛冲槐等［5］指出经济环境、教育环境、政治环境、组织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科技创新环境以及自然地理环境的好坏会影响人才集聚；徐茜等［6］则认为制度环境、经济环境、生活环境、人口环境及自然环境是人才集聚的基础；郭鑫鑫等［7］的研究表明经济与社会公共服务是影响人才分布的主要因素。但现有关于人才集聚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分散，缺乏统一的研究框架，并且大多关注各因素对人才集聚的单独或线性影响，对于多因素复杂因果机制的解释力非常有限。而现实中，影响人才集聚的各种要素相互交织、相互依赖，对人才集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组态而非线性的特点。创新生态系统将各要素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更有利于从整体视角系统分析多要素并发对人才集聚的协同作用。基于此，本研究运用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聚焦创新生态系统多维要素以及要素间的联动效应，揭示创新生态系统多要素协同影响人才集聚的复杂因果机制，探究促进区域人才集聚的有效路径，以期弥补多要素协同影响人才集聚研究的不足，同时为各地政府部门制定有针对性的人才政策及相关配套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创新生态系统是在科技不断进步、竞争日益激烈、发展强调可持续等社会变革驱动下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创新范式［8］，经历了三螺旋到四螺旋再到五螺旋的演化过程。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是在政府、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公众的基础上加入了自然环境，将创新与自然环境紧密结合，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实需求，不仅强调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要素的多元性，也强调要素之间形成的协同创新、共存共生共荣的动态网络系统［9］。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人才赖以生存发展的载体和环境，对人才流动、集聚、配置具有重要影响。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将影响人才集聚的要素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更好地反映了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之间的互动协同演化，是分析当前区域创新发展更为理想的工具。

2.1 政府

政府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充当着制度创新者的角色［10］，对人才集聚具有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人才政策、优化人才管理体制机制，在人才引进、培养、激励、评价、使用等方面形成制度优势，直接助力人才快速集聚［11］；另一方面，公共服务水平直接影响生活的舒适度和便利性［12］，政府通过增加科技、医疗、教育支出，完善公共基础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为人才提供生活便利，从而间接吸引人才集聚。

2.2 企业

企业是创新生态系统中创新活动的主体，能够为人才就业、发挥才能、实现价值提供平台，是人才集聚的主要载体。一个区域的企业数量越多、规模越大，所产生的规模效应与人才成长效应就越强，能够为人才提供更广阔的就业平台和更丰富的学习提升机会［13］。通过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可以促进人才集聚。

2.3 高校与科研院所

人才集聚主要来自内生增长和外生增长两方面［11］。其中，高校与科研院所为区域人才培育和供给提供有力支撑，是区域人才内生增长的源头。高校不仅是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而且通过优质的教育资源和进修机会等能够吸引外地人才流入［14］。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科研院所可以培养出一批本土人才，形成小范围、初始化的人才集聚，进而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与信息共享效应吸引更多人才集聚［13］。

2.4 公众

国家的繁荣源自公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而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一个民族是否能够持续繁荣［15］。有研究指出当前中国处于“创新3.0”阶段，如刘畅等［10］、Ngui 等［16］、王珍愚等［17］的研究指出，与之前创新1.0 和2.0 不同，创新3.0 引入了公众角色，公众成为企业产品或服务创新的重要共创者、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主体，建立全面参与机制，与其他创新主体即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院形成价值网以实现集成式与交互式创新。公众参与创新创业活动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本地区对创新的开放性和包容度，而这种重视创新、尊重人才的创新环境不仅能够激发地区创新活力，也有利于吸引人才流入。

2.5 自然环境

人才是具有多样化需求的社会人，当人的基本物质需求满足后，会激发出更高层次的需求，即对生活品质的需求［18］。近些年来，城市的休闲和自然适宜性对于人才集聚的影响越来越突出［19］。Florida等［20］认为自然环境在吸引人才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人才更倾向于在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的地区进行创新创业活动。He等［21］的研究也表明，城市花园、自然景观等生态设施水平有利于集聚创业人才。

综上所述，现有相关研究探讨了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中各要素对人才集聚的影响，但对各要素间多种不同组态协同影响人才集聚的复杂机制研究不足。创新生态系统各要素间相互协作、资源互补、共创价值［22］，要素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现实中，人才集聚水平也往往不是单一要素作用所致，而是多种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基于多种要素的复杂关联性、从组态视角探究人才集聚问题，可以对其内在机理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因此，本研究基于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了区域人才集聚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 所示。

图1 创新生态系统对人才集聚的协同作用框架

3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3.1 必要条件分析与定性比较分析相结合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遵循整体性和系统性思路，通过跨案例比较能够分析多要素构成的组态而不是单个要素对结果的影响，而创新生态系统各要素组合形成不同的生态环境，对区域人才集聚的影响机制即属于这一类问题。为了更深入细致地分析创新生态系统与人才集聚之间的复杂因果机制，本研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与必要条件分析（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NCA）相结合的方法。Vis 等［23］研究表明QCA 和NCA 这两种方法结合使用能够产生更大的价值。虽然QCA 也可以识别变量间的必要关系，但只能够定性地识别是否是必要条件，并不能定量说明一个条件在什么程度时才是一个结果的必要条件［24］，而NCA 在确定必要条件的同时还可以分析必要条件的效应量，即瓶颈水平［25］，因此本研究采用 NCA方法分析创新生态系统的某一或某些要素是否为以及在什么水平上是人才集聚的必要条件，然后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析创新生态系统多要素不同组态对人才高和非高集聚的影响路径。

3.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以中国31 个省份（未含港澳台地区）作为样本，既具有中国情境下充分的同质性，各省份的人才集聚水平以及创新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又具有一定的异质性，满足里豪克斯等［26］主张选择的案例总体要具有充分同质性和最大异质性的要求，31 个案例也能实现案例间的充分比较以及结论的外部有效性［27］。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及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

3.3 测量与校准

3.3.1 结果变量

借鉴王黎明等［28］的研究，通过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员的构成比例来衡量人才集聚水平（LQ），并运用区位熵模型来计算。公式如下：

式（1）中：Ei表示地区就业总人数；Eki表示地区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员数量；Ej表示全国就业人员数量；Ekj表示全国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员数量。

3.3.2 条件变量

本研究中共有5 个条件变量，每个条件变量分别设置二级指标进行测算；一个条件变量有多个二级指标时，使用熵权法确定权重，然后加权计算得到该条件变量的综合指数。

（1）政府。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政府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个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故选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作为公共服务水平的衡量指标。另外，参考张扬［29］的做法，通过科技财政支出占比、教育财政支出占比反映政府在创新、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导向。

（2）企业。企业是人才集聚的重要载体，企业的数量越多，意味着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越多、人才施展才能的平台越广阔，因此使用企业单位数量表征地区人才承载平台。

（3）高校与科研院所。高校与科研院所不仅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基地，也是吸引人才的重要载体，借鉴张爱琴等［30］的做法，使用科研机构与高校数量来表征。

（4）公众。公众参与创新活动的范围可以从创新用户信息的系统化搜集、应用到用户自主创新等活动［31］，公众参与这一系列创新创业活动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区域创新环境的好坏，而区域创新环境是影响人才集聚的软条件，因此采用区域创新环境这一指标进行衡量。

（5）自然环境。选取森林覆盖率、人均绿地覆盖面积、平均空气质量好于二级的天数来衡量。

3.3.3 变量处理及校准

采用直接校准法，根据原始数据将各个变量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3 个锚点分别设定为上四分位数（75%）、中位数与下四分位数（25%）。对于人才低集聚度的设定，则是取人才高集聚度的非集。校准结果见表1。

表1 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及数据校准

4 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4.1 必要条件分析

首先使用NCA 方法进行必要条件分析，采用CR 和CE 两种方法得出效应量。效应量（d）的取值范围为0～1，借鉴Dul［32］的研究，0 ≤d ＜0.1 为低等效果，0.1 ≤d ＜0.3 为中等效果，0.3 ≤d ＜0.5为高等效果，0.5 ≤d ＜1 为超高效果。Dul 等［24］的研究表明，实践中，若效应量不小于0.1，且蒙特卡洛仿真置换检验显示效应量是显著的，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则为必要条件。表2 显示，除政府要素属于不显著的高等效果外，其余要素的效应量均属于中等效果，且均未满足效应量与显著性的要求，表明创新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中任何单一要素都不足以单独构成人才高集聚度的必要条件，人才高集聚度是多个条件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要素的协同联动更能解释人才集聚的复杂因果机制。

表2 中国31 个省份人才集聚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进一步通过瓶颈水平分析了解各前因条件对人才集聚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见表3），不同的人才集聚度水平所需各要素的最大值水平有所不同，各要素的相对水平排序变化不大，从高到低依次是政府、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自然环境、公众。具体而言，实现60%的人才集聚度需要35.7%的政府要素、20.9%的企业要素、29.2%的高校与科研院所要素、17.3%的公众要素和18.0%的自然环境要素。

表3 中国31 个省份人才集聚的瓶颈水平分析结果

为了验证人才集聚的必要条件是否存在，进一步采用QCA 方法进行识别。各个单独条件变量对于人才集聚度的必要性分析结果见表4。可知人才高集聚度与非高集聚度的条件变量的一致性系数均未超过0.9，即都不构成必要条件，表明创新生态系统五要素都不是产生人才高集聚度与非高集聚度的必要条件。

表4 中国31 个省份人才集聚的单个条件必要性检验结果

表4（续）

4.2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借鉴张明等［27］的做法，将频数阈值和原始一致性阈值分别设置为1.0 和0.8。为避免结果中存在子集关系，将PRI 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75，人才高/非高集聚度的组态路径结果见表5。

表5 中国31 个省份人才高/非高集聚度的组态

4.3 人才高集聚度条件组态分析

如表5 所示，人才高集聚度的3 个组态一致性均接近1，表明这3 个组态均是人才高集聚度的充分条件。3 个组态覆盖了绝大多数案例，解释了大约62%的人才高集聚度的原因，可以看出，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五要素在促进人才高集聚的过程中存在协同关系。依据3 个组态的核心条件及其背后的解释逻辑，发现3 类人才高集聚度的驱动路径：

（1）包容创新驱动型路径。该路径由H1 组成，其中高校与科研院所和公众起核心作用，表明当区域有足够多的高校与科研院所，且公众参与创新创业活动较多时，有利于营造出良好的创新环境，能够吸引人才集聚。该组态能够解释大约14%的人才高集聚度案例，主要有上海和四川。上海拥有较多的高校与科研院所，创新基础雄厚，公众参与创新的意愿较高，人才有广阔的发挥空间，吸引了大批人才集聚。截至2019 年年底，四川拥有160 所科研院所和134 所高校［33］58，总量位居全国前列，且四川的创新创业活跃度较高，因此形成了较高的人才集聚度。

（2）政产学研联动型路径。该路径由H2 组成，其中政府起核心作用，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发挥辅助作用，表明以政府为主导的政产学研联动有利于促进人才集聚。该组态能够解释大约32%的人才高集聚度案例，符合该组态的案例有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河北，其中最典型的为江苏和山东。江苏的政府科教支出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较高，不仅聚集了大批企业，还有不少高校与科研机构，具备承载大量人才的能力。2019 年山东的政府科教支出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在31 个省份中排名第三［34］，同时山东拥有144 所高校和184 个科研机构［33］58，且化工产业非常发达，拥有广阔的人才承载平台。

（3）内生增长型路径。该路径由H3 组成，表明当政府予以足够的支持，区域内拥有较多的高校与科研机构，且公众参与和自然环境均较好时，也能产生人才高集聚。该组态能够解释大约36%的人才高集聚度案例，包括广东、北京、浙江、陕西、江西，其中最典型的为广东和北京。广东政府对人才的支持力度大，营商环境佳，高校与科研机构数量众多，加之其拥有良好的空气质量、自然环境，成为很多创新创业青年的向往之地。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创新中心，拥有全国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良好的公共服务及人文自然环境，成为人才集聚的主要阵地。

4.4 人才非高集聚度条件组态分析

产生人才非高集聚的5 个组态的一致性大多接近于1，表明这5 个组态都是人才非高集聚的充分条件。5 个组态覆盖了绝大多数案例，并解释了约62%的人才非高集聚度的原因。由于人才高集聚度的条件组态与人才非高集聚度的条件组态具有非对称性，因此本研究对人才高集聚度取非集，进一步分析导致人才非高集聚度的组态。通过综合上述5个组态的核心条件，得出2 条人才非高集聚的路径：

（1）政府公众支持不力型路径。主要表现为组态NH1a、NH1b、NH1c，其中政府和公众为核心缺乏要素，表明如果政府在科技、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投入强度不足，且缺乏公众参与的良好创新环境时，无论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自然环境发展状况如何，都可能导致人才非高集聚。组态NH1a的典型案例为内蒙古，除了自然环境，内蒙古在其余各方面表现都欠佳的条件下更易导致人才非高集聚。组态NH1b 的典型案例是广西，广西虽然有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等边缘条件存在，但由于公共服务及创新环境欠佳，依然难以吸引人才集聚。组态NH1c 的典型案例为山西，由于政府科技、教育及其他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公众创新活跃度不高，创新环境在31 个省份中处于劣势地位，难以吸引人才集聚。

（2）企业发展滞后型路径。包括组态NH2a、NH2b，其中企业为核心缺乏要素，表明只要企业发展滞后，无论其他4 个要素发展状况如何，都会造成人才非高集聚。其中，组态NH2a 的典型案例为海南，其经济结构单一，以房地产与旅游业为主，无法给多样化人才提供更多的就业空间，加之缺乏良好的创新基础与创新环境，仅靠优美的自然风光难以吸引更多的人才集聚。组态NH2b 的典型案例为陕西，该组态中虽然政府、高校与科研院所、公众、自然环境这4 个要素作为边缘条件存在，但由于企业这一要素缺失，导致了人才非高集聚。

5 稳健性检验

将人才高集聚度集合的完全隶属阈值和完全不隶属阈值分别调整为70%分位数和30%分位数，运用fsQCA3.0 软件进行组态稳健性检验。从表6 可见，人才高集聚度条件组态与原组态一致，人才非高集聚度的3 个条件组态均为原组态的子集，解的一致性和覆盖度仅有微小变化，表明本研究的结果稳健。

表6 中国31 个省份产生人才高/非高集聚度组态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6（续）

6 结论与启示

6.1 主要结论

（1）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的五要素，即政府、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公众和自然环境均不是人才高集聚的必要条件，单个要素对人才集聚的作用非常有限，人才高集聚度是创新生态系统多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不存在人才集聚的单一必要条件。

（2）实现人才集聚所需各要素贡献的最大值水平差异较大，从高到低依次排序为政府、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自然环境和公众，其中公众与自然环境水平基本相当。

（3）实现人才高集聚的驱动路径有3 类，分别为包容创新驱动型、政产学研联动型和内生增长型，即当某一地区有良好的创新基础和包容的创新环境时，或者政府主导下产学研联合发力时，又或者高校与科研院所实力雄厚且公共服务环境较好时，都有利于区域人才集聚。

（4）产生人才非高集聚的路径有两类，分别为政府公众支持不力型和企业发展滞后型，即公共服务水平及公众参与度低或者企业发展落后的情况下，均不利于区域人才集聚。

6.2 政策启示

（1）“补短板+锻长板”，打好引才聚才“组合拳”。各级政府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到人才集聚并非某一要素单独作用的结果，避免仅仅支持单一要素发展的倾向而忽视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多要素互动联结的过程。各省份要依据当地实际情况，补短板、强弱项，精准施策，着力解决自身发展短板，摆脱人才集聚“卡脖子”的困境；同时锻长板，把长板锻造得更强，锻长板与补短板齐头并进，运用组态思维，通过各要素联动协调促进人才集聚。

（2）“政府引领+平台赋能”，激发人才集聚加速度。当前我国在人才资源配置中政府发挥的作用依然很大，但从长期来看，促进区域人才集聚既要发挥好政府的引领作用，更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首先，在当前企业发展滞后已经成为人才集聚制约因素的情况下，各省份应积极拓展产业舞台的吸引力与承载力，通过创新加快产业多元化发展，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新兴产业规模化，创造更多数字经济领域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为人才集聚提供高质量就业岗位，全力搭建产才融合平台，统筹推进产业发展与人才集聚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形成产业引聚人才与人才引领产业发展的良性互促机制。其次，应加快建设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实时收集人才需求与供给方面的信息，打破人才配置的时空限制，实现人才供需的精准对接。

（3）“公共服务升级+公众积极参与”，营造“有温度”的人才生态环境。促进人才集聚应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公众参与度，因此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技术，准确把握人才的公共服务需求，增强公共服务供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围绕人才管理、人才业务办理、人才服务工作，实现人才服务全覆盖。探索培育人才服务专员，及时回应和解决人才关切问题。全力构架线上、线下服务相结合，公共服务、市场化服务相配套，生活服务和事业服务相衔接的智能高效人才服务体系。同时，积极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激发更多的公众持续参与创新创业活动的热情，创造公众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逐渐在全社会形成公众参与创新创业的良好创新氛围。

（4）“一流高校为核心+政产学研齐联动”，建构可接续人才内生增长体系。政产学研联动型和内生增长型两条人才高集聚路径都反映了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基础性地位，也体现了政产学研联动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各省份应以打造一流高校为核心，在政府引导下，以市场为导向，坚持企业的主体地位，深化产教融合，加速构建面向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的政产学研多元主体协同育人机制，形成人才培养共同体。通过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的全方位融合，加快实体经济与人才资源的协同发展。以建设创新型、研究型大学为抓手，全面优化区域高校布局，围绕区域产业发展培养人才，优化专业结构，提升高校专业与地方产业的契合度。由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各方专家与高校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将学校育人目标与企业人才需求、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把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实训基地与企业平台相匹配，政产学研强势联动、合力育人，同时激发产业吸附效应及人才集聚潜能，建立起可接续的人才内生增长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