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 庚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胡乔木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也是中国编辑出版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胡乔木精力充沛、文采斐然、学识渊博，自从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长期在理论宣传和编辑出版工作岗位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独特的人生履历使其在文化思想、理论宣传、编辑出版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在办报方针、报纸评论、新闻通讯、队伍建设等方面均有卓著建树，作出了首创性贡献。系统梳理胡乔木在专著、文章、讲话以及书信中关于编辑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总结有益经验，对当前做好编辑出版工作而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科学界定编辑出版工作的性质和地位

科学界定编辑出版工作的性质和地位，是做好编辑出版工作的首要前提。作为一种大众传媒，编辑出版是党宣传思想工作的主渠道和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关口”，肩负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等一系列极为重要的社会职责，科学界定编辑出版工作的性质和地位，能够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早在1949 年10 月，胡乔木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对编辑出版工作的定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出版工作是“最重要的、最庄严的、最神圣的工作之一”。①此后多次在其著作、文章、讲话、谈话中重申并丰富了这一论断。胡乔木关于编辑出版工作的地位和性质，具体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编辑出版工作具有极强的政治性。作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重要活动之一，编辑出版工作以其自身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舆论导向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能够影响人们的意识，调节人们的行为，使人们能够按照一定的路线、方针、规范来参与社会活动，因此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在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和政党都无一例外地把编辑出版工作作为改造社会舆论，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重要工具。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强调的：“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②胡乔木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1950 年8 月，在全国新华书店第二届工作会议开幕式上的报告中胡乔木讲到：“发行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性的工作，是人民生活中一天不能缺少的有浓厚政治性的工作。”③这主要基于三点理由。其一，从本质上看，出版物是沟通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是“党的工具，是帮助党推动工作前进的”。④其二，从内容上看，报纸等出版物需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及时向人民群众报道社会主义各项建设的形势、成就和经验。党和国家的许多政治工作和政治任务需要众人合作才能够完成，“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出版发行工作必须广泛参与进来，千方百计把书籍、报纸送到读者手中，让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三，从方式上看，出版发行工作必须贴近人民生产生活实际，只要是发行能够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出版物“都是政治工作”。⑤

二是编辑出版是促进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一项工作。胡乔木提出，编辑出版工作“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四化事业，关系到整个民族文化科学水平提高的大事”。⑥持相同看法的还有胡愈之，他在开明书店第一次干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到：“出版事业一方面是文化事业，一方面也是生产事业，同样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同样是经济事业。”⑦之所以有这样的共同认识，是由编辑出版工作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属性决定的。具体来看，编辑出版工作所具备的播种理想、传播知识、输送真理等内在功能，能够以反映时代、思想深邃、制作精良的优秀出版物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增加智慧，精神受到鼓舞，因此，编辑出版工作不仅是一项政治工作，同时也是一项有利于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工作。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出版行业主管部门从经济角度出发，认为要把编辑出版工作作为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作来对待，提出要在统一计划调度模式下利用好大型私营出版业的积极性，着手整顿不成规模的小型私营出版业，同时大力发展国营出版业，相较于其他一般企业，争取在五年内率先把全国的出版业全部收归国有。这样的决策无疑证明了编辑出版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三是编辑出版工作是思想文化战线中的一件重要武器。编辑出版是一项社会活动，不仅是记录并反应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重要手段，传播知识、交流信息的重要渠道，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而且也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手段和方式。正如恩格斯所言，“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⑧胡乔木深知这一点。在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第二次大会上的报告中他分析指出：阶级斗争拥有广泛的形式和领域，有传统的军事斗争，更有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既然要斗争，斗争武器就必不可少。相比于演讲、电影等形式，书籍和报刊的出版兼具时效性和便捷性，可以让千百万人快捷、方便、有效地获取知识和信息，认识和了解一件事物，因此“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最重要的武器就是书籍，就是出版”。⑨

对于编辑出版工作的本质属性和所属地位的不同认知，直接决定了编辑出版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并且最终会决定着整个编辑出版行业的发展前景。胡乔木将编辑出版工作界定为具有极强的政治性，能够促进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发展进步，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样的总结和概括无疑是准确的，为接下来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开展奠定了理论前提。

二、明确编辑出版工作的主要任务

新中国甫一成立，编辑出版事业就成为国家各项建设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而日益发展成为中国经济产业和文化事业的支柱。1950 年政务院下发《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明确要求要把出版业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关键事业来快速发展。在管理体制方面，先后设立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事业管理局等行政管理机关；在产业格局方面，调整公营与私营出版业之间关系，建立以国营出版机构为主体，编辑、印刷、发行各部门之间实行专业分工的发展框架；在教育体系方面，逐步建立起包括上海印刷学校在内的一批出版教育与科研机构；等等。⑩在这一系列发展措施当中，明确出版工作的主要职责和基本任务则处于关键位置。在胡乔木看来，这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认为，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编辑出版工作的一项政治任务和重大使命，“出版工作应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斗争”。⑪这主要基于两点理由：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党和国家开展一切工作的根本，编辑出版工作的一大任务就是使广大读者掌握这种科学观点，站稳正确立场，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在出版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缺乏一支专业技术队伍来负责出版的质量、数量、发行状况等方面的管理与统计，像诸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这样品质上乘的读物数量并不多。为此，胡乔木要求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青年出版社、工人出版社以及各地方出版社和发行机关都要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专门计划；对于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工作人员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善于开动脑筋来找到解决办法，使自己适于这一任务；出版行政机关必须把这项工作当成第一要务，担负起日常组织和督促责任，以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推广。

二是科学批判和抵制错误思潮。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年里，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同时文化领域中还存在着低俗、消极的文化倾向。例如，有些人公然赞成“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之类的论调，赤裸裸地主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不负责任的庸俗价值观念，甚至拿“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别人怎么说”这类话语当作否定道德标准的挡箭牌。这种不良倾向反应在编辑出版领域就表现为读者趣味下降，思想政治方面的书籍滞销，而明清公案、言情、鬼怪小说方面的书却颇为畅销。胡乔木旗帜鲜明地提出，为防止不良思潮对青少年和党员造成进一步污染和侵蚀，必须予以坚决遏制和矫正，“不论它是国产的还是外来的，都要进行批判”。⑫他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要勇于开辟新战场，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要用好编辑出版这一有力武器，对那些已被接受的错误观点和不良倾向要展开科学化、系统化的批判，彻底解决群众中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

三是用高质量的出版物来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丰富群众精神世界。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就是说，文章和诗歌的创作要围绕着时代和事理，只有承载着时代精神，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作品才称得上是传世佳作。以此观之，所谓高质量的出版物是指在内容上要广泛涉及思想政治、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国内外形势等领域的各类生产知识、科学知识和文化知识，在形式上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既能够满足实际生活需要，又可以提高文化素养的书籍、报纸、期刊。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段时期内，各类出版物的发行量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并且存在大量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读物充斥市场的现象。1950 年10 月，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提出要扩大出版物的种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门类的书籍在图书质量和供应数量上都应得到充分保障的具体要求。胡乔木也提出，高质量的书籍可以丰富人民文化生活，使人得到智慧和鼓舞，因此至关重要，从事出版发行的工作人员对人民群众要负起责任来，像普罗米修斯把真理送到人类手中一样，采用各种办法到机关、学校、部队、工厂，把书送到读者手中。据资料显示，在1950 年至1954 年间，全国新增出版发行的通俗读物多达13200 余种，初版和重版的图书共计4.69 亿册。这些高质量的出版读物，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文化素养起到了重要影响和推动作用。

三、提出做好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原则

编辑出版工作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胡乔木在领导党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将一些被反复证明是正确的且具有指导意义的做法、习惯、模式，凝练上升为一种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党对编辑出版工作的领导。编辑出版事业是党和人民共同的事业，各地党委和党组织必须把出版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对待。胡乔木认为，与火柴、纸烟这一类商品有着根本不同的是，出版物不是一般商品，而是属于思想领域的带有政治性的商品，党必须做好领导、组织、管理和监督工作。在领导方面，党委和政府之间要明确分工、相互配合，大事、要事由党委负责；在组织方面，要帮助出版机构详细拟定干部教育计划；在管理方面，帮助出版社建立工作制度；在监督方面，要加大资金运用、出版计划和出版质量的审查力度。

二是编辑出版要面向大众，坚持为人民群众服务。在胡乔木看来，“我们共产党人同革命出版工作者，说来说去总归就是一句话，就是要为人民服务”。⑬为人民服务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真实的具体的。首先，为人民服务是一种不怕困难、迎难而上，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奋斗精神。胡乔木要求，但凡在出版工作岗位上的工作人员，都需要按照毛泽东所讲的“认真做好出版工作”的要求，坚定决心，挖空心思，吸收借鉴国内外一切有益的方法和经验，全心全意将编辑出版工作的每个工作环节做好。其次，是一种乐于助人的品行。他要求书店的编辑人员要满腔热情，善于鼓励别人，为著作的作者提供思想、政治以及力所能及的帮助。再次，体现为一种很好的服务精神。人民是购书者，编辑出版人员是售书者，为人民服务就应服务周到，说话和风细雨，多想一些办法让读者到书店里来能够感受到很多方便，得到很大帮助。最后，要善于调查研究，了解人民实际所需，分清哪些是读者需要、广受欢迎的读物，然后自下而上地制定出版计划。

三是做好编辑出版工作要善于在整个环节和细微处下功夫。提高图书质量，推动新中国编辑出版事业健康发展，在整个环节和细枝末节处都要精益求精。胡乔木特意举例说，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著作家、文学家，虽然不是专业的编辑出版工作者，但仍在文字校对、封面样式、人物插画、出版用纸等处颇为用心，付出了大量心血，希望能以此来督促工作人员日常的编辑出版工作，真正提高认识。在编辑方面，一方面，他要求要在“编”和“审”两方面着力。针对稿件中不当的行文措辞，错误的时间、人名、地名，要及时联系作者，在技术上予以修正；编辑人员对稿件在政治上要负起责任，不能出现方向性问题。另一方面，要增加序文和注解。同人穿衣戴帽一样，一本书必须结构完整，在书的前面要增加起到介绍作用的“出版者的话”或“出版者的序”；在必要的地方也需加上简洁、准确的起解释功能的注解。在印刷方面，一方面校对工作不能大意。付印之前的校对工作虽繁杂琐碎，但必须拿出百分百的精力来对待，不能出现一个字一个符号的差错。另一方面，装帧要讲究。装帧讲究不是指乱花钱，而是花费心思和一定资金把书籍订牢，装束好看。在发行方面，图书发行渠道要多而广，在传统的门市发行、邮寄批发基础上，同合作社、党支部、青年团、工会等机构建立代销关系，织密图书发行网；发行机构与读者之间要密切联系，提高新书普及的时效性；同时还要加大出版物的宣传力度，“老老实实评介书籍的内容，供读者选购时参考”。⑭

结语

以上编辑出版工作的性质、任务和原则的确定是依据党和国家在特殊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而确定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胡乔木的领导下，国营出版机构快速发展壮大，书籍、期刊质量大幅提高，有力配合了党和国家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运动等历史事件中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知识文化素养，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与进步作出了贡献。关于编辑出版工作的这些金玉良言，是胡乔木在理论宣传岗位中通过大量工作实践所作出的科学总结，不仅体系完整、内容丰赡，而且见解深刻、催人省思，奠定了中国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框架和发展思路，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

[注释]

①《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90.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0.

③《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14.

④胡乔木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

⑤《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14.

⑥《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19.

⑦吉少甫.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拓者——建国初期胡愈之在出版署的活动纪要[J].编辑学刊,1996(04):10-16.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9.

⑨《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23.

⑩陈矩弘.新中国出版史研究1949—1965[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6.

⑪《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21.

⑫《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69.

⑬《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02.

⑭《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