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珂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1949年10月至1954年6月，中共为巩固新政权的需要，依据军区划分实行大行政区制度（后文简称“大区制”）。中南区成立于1950年2月，下辖武汉市、广州市、河南省、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广东省、广西省等区域，辖区人数众多，情况复杂，在巩固全国政权和促进经济恢复中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本文将立足中南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具体实践，探讨其相关职能作用，以期进一步拓宽新中国史研究的视野。

一、 中南区的成立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便在人民军队中设立军政委员会，作为最高领导机关。解放战争后期，曾成立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1］这一时期，军政委员会从中共内部的军管机构变为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府过渡机构。

中国共产党依据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形势在长江以北建立了六大战略区，并分别设立党政军领导机构。随着解放进程的推进，战略区经重组合并，于1949年形成西北、华北、东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六大区。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考虑如何建设政权这一重要问题上，中共中央在“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上，有步骤有重点的走向统一”［2］方针的指导下，决定在原有军区的基础上，吸取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的经验，在各大区分别设立军政委员会或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作为过渡性质的政权机构，统理地方事务。

以中南区为例，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批准林彪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邓子恢、叶剑英、程潜、张难先为副主席，卜盛光等71人为委员。［3］后又经中央批准，增补李先念、李雪峰为副主席，王树声等19人为委员。［4］至此，中南军政委员会的人员配备基本完成。同年12月16日，政务院第11次政务会议通过《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根据《通则》规定，各大行政区对其主管工作处理后均需报告政务院，重大工作则需先请示后报告，要在中央与各省之间做好上传下达工作。［5］在建政之初，各大行政区的成立，是在中央还无法完全垂直管理地方的情况下担负起“大管家”的职能，帮助中央管理各省事务，执行上级命令。《通则》从行政法规层面使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区划顺利转变为行政区划，大区机构人员的组成执行“以党内人士为主、广泛吸收党外人士”的原则，这样既坚持了“党领导一切”的方针，又较好执行了解放战争时期军政委员会坚持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

1950年2月5日至1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武汉召开，通过《中南军政委员会组织条例》等一系列决议。《组织条例》明确指出了中南军政委员的过渡性质，其规定，中南军政委员会是在解放初期为实施军事管制而设立的大区最高政权机构，及至本区军事行动结束、人民已有充分组织则宣告结束。［6］《组织条例》的公布宣示中南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也意味着中南区的正式运行。

二、 中南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职能发挥

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全面负责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展现了大区制军政一体化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这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得到充分彰显。

（一）快速高效：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随即中南区贯彻中央战略部署，成立中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委员会［7］，组织各阶层、各领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宣传运动。

在“团结一切力量”的方针指导下，中南军政委员会在各界多次召开座谈会，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扩大统一战线。其中郑州市于1950年12月2日召开各民主党派中央会议代表会，李维汉作了题为《更加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讲话，驳斥对抗美援朝运动的错误思想。［8］此外，各省市工商业界也召开座谈会。郑州市在本市工商业联合会中先后召开了9次时事座谈会、多场时事讲座，并组织经理们学习时事，还开展了如画漫画、豫剧演出等各式各样的宣传。［9］

文艺领域内，中南军政委员会广泛发动文艺工作者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积极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南区的文化、出版、新闻各界对抗美援朝运动做出诸多贡献，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3月期间，仅河南省便有2026个剧团参与抗美援朝宣传演出，全中南区共有136059人通过剧目演出宣传抗美援朝运动。［10］

此外，中南军政委员会还通过广播、报纸、漫画等形式，多途径、全方位地进行宣传。中南军政委员会军政一体的性质使其行政工作中融入了我党军事作战的风格，开展工作迅速高效、成果显著。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51年4月，全区参加抗美援朝游行示威活动的人数至少在2500万人以上［11］，全区人民热情高涨，运动规模不断扩大。

（二）协调联动：全力提供物资支援

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的决定，中南财委为有效贯彻这一措施召开扩大会议，同时区内各级单位先后成立清仓组织。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的成立，其主要目的一是合理利用各地仓库中堆积的国家物资和器材［12］；二是利用国家闲置物资支持抗美援朝，帮助国家度过经济困难。截至1951年7月，中南各地上报的清仓表册有7000多册，全部清理总值达58531亿元，这些物资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建设国防的伟大运动。［13］

此外，在中南军政委员会的组织及动员下，工人和农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生产竞赛活动。在抗美援朝的总动员下，许昌临汝县的植棉面积超过了上年的37%；种烟在基础薄弱（千余亩）、种植困难的情况下超过了1951年专区要求的（一万五千亩）55%。［14］与此同时，各界人民纷纷展开增产捐献武器运动。截至1951年10月底，中南区增产捐献飞机大炮的认捐数字是9045亿元（折合战斗机603架）。缴款数目为6703亿元，占认捐数的74.9%，且湖北、河南、武汉已超额完成捐献计划。［15］

中南军政委员会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性质使其在工作中得以协调各界人民，联动社会力量，从而为抗美援朝运动提供丰富的物资支援。

（三）军政一体：充足的人力支持

1950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新旧年关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的通知》，计划在全国开展拥军优属运动。［16］与此同时，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一九五一年新年春节拥军优属工作的指示》，下达了检查拥护工作，召开烈、军属座谈会和拥军大会等指示。［17］随后，中南区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拥军优属宣传活动。在宣传及思想教育影响下，人民群众热情高涨，出现了众多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以及兄弟姐妹欢送参军的模范事迹。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扩军任务均得以迅速完成。如河南省第一批扩军任务便在短时间内完成，且超出原计划33%。［18］除扩军外，中南区还组织多次军事干部培训活动。截至1951年底，全区自愿报名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青年有25万多人。［19］

中南军政委员会多次组织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据统计，截至1951年底，全区志愿组织了27支医疗手术队，包括正式医护人员515人。［20］在交通领域，各省市也掀起了赴朝支援的热潮。从1951年2月到1954年12月，有47批由4959名铁路职工组成的郑州铁路职工援朝志愿工作队奔赴朝鲜战场，先后有885人次立功受奖，77人光荣牺牲，70人因伤致残。［21］

中南军政委员会军政一体化的特点，使其军政部门间打破行政壁垒，有力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

三、 中南区的裁撤

大区制自设立之初，其定位便是政府的临时过渡机构。因此，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对大区制的调整与裁撤逐步提上日程。

一方面，大区制在实践中暴露出分散治理的弊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收入主要来源于公粮征收、税收及其他收入，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公粮、税收均由地方政府管理，中央无法掌握收入上缴的数量和时间［22］，不利于国家经济长远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政局稳定，财政状况好转，国内各方面建设走上正轨，即将开始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大区制“以简驭繁”的使命基本结束，相应的调整势在必行。

首先是上调各大行政区的主要负责人进京以削减大行政区的权力。1950年9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抽调和补充经贸干部的通知》下发，要求从华北局、东北局、华东局三处共抽调各级经贸干部240人来京任职。［23］1951年底，遵照周恩来关于“紧缩编制、调整机构、减少层次、精简人员”的指令，各地区调整行政区划、紧缩编制。［24］

其次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垂直领导。1952年11月20日，政务院公布《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将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改成行政委员会，同时将原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下设的各部门改为局（处），并将部分局（处）交由中央直接领导。［25］1953年1月21日，中南军政委员会撤销，代之以中南行政委员会。随后，中南财政经济委员会也改由国家物资储备局垂直领导。［26］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裁撤大区一级党政机构。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关于裁撤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通过并于7月8日正式下发执行。1954年11月7日，中南行政委员会正式宣布裁撤。

四、 结语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以大行政区制度来加强管理，以期尽快实现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政权上由分散到统一的目标。除过渡性质外，大行政区制度还拥有浓重的军政一体化特点。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有近三分之二为党内人士，其中近七成人员有军事职务或军事活动履历，部分人员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同时担任行政和部队职务。这使中南军政委员会可以更高效地将各项措施落地，体现了“一元化”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