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遥， 陈 劲

（1.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2.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0 引言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迅速集中和调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和资源，带领我国科技事业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筚路蓝缕，自力更生，为中华民族如今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坚实有力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新时代、新征程、新发展格局下，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需要继承并发扬我国在科技现代化进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与伟大精神，尤其是发掘老一代领导人在我国科技工作管理中的先进思想经验，形成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技现代化探索中，郭沫若作为中国科学院 （简称中科院）第一任院长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简称中国科大）第一任校长，在带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我国科技事业现代化探索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学界也在对郭沫若史学、文学等思想的研究之外，逐渐关注到了其在科技管理中展现的科学思想，刘国华［1-2］对郭沫若的科学思想及其对科技现代化的探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和研究，指出郭沫若在确立科技发展的战略方针、解决相关政策问题、关注实施保障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具体到郭沫若的科技管理工作，樊洪业［3-4］研究了郭沫若出任中科院院长的背景以及对办院方针的确立与执行， 崔伯良［5］、 向明［6］和刘金岩［7］分别关于郭沫若对完善中科院学部建设、充实科研人才队伍和促进国际合作交流方面的贡献进行了阐述，丁毅信［8］、谷超豪［9］、尹鸿钧［10］对郭沫若在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期间科技人才培养思想、教育办学实践和成果进行了梳理。除此之外，已有文献对郭沫若提议并参与 “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 制定［11］、重视科学普及［12］等科技工作的研究也有所涉及。

纵观已有研究，对郭沫若担任科技事业领导人的管理实践、科技管理思想和贡献已有一定研究基础，但是缺少对郭沫若科技管理实践与科技管理思想的对比分析和系统总结，也缺少从科学机构管理和科学人才培养的综合视角研究郭沫若在新中国科技现代化事业起步阶段的作用发挥，亦缺乏将郭沫若的行为与其背后所代表的党中央对科技现代化事业的建设思想与贯彻方针进行联系和分析的相关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从郭沫若的科技管理工作出发，一方面从实践提炼其科技管理思想特点，完善郭沫若科技管理思想的系统性，并启发当今对科研机构和科研型大学的管理；另一方面以 “国家科技工作领导者-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科技现代化探索”的逻辑链条，丰富对郭沫若科技管理思想研究的视角，进一步从郭沫若管理实践与特点总结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科技现代化战略与思想，为如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启示。

1 郭沫若的科技管理实践

1.1 中国科学院的奠基与管理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10月31日，毛泽东签署政府令，向郭沫若颁发中国科学院印信，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院机关开始办公［13］。建院初期，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门，受到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领导，承担科学研究任务和全国科研管理职责。郭沫若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和中国科学院院长。这不仅体现出中国科学院在政务院中的重要地位，也保障了中国科学院在开展工作时不会受到多头领导，更有利于统一思想、统一方向开展科技事业建设。中国科学院内部的组织系统为 “一厅三局”模式，其与其他部门关系及内部结构详见图1。郭沫若作为院长，在对中国科学院的管理上，通过行政领导很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赋予的战略使命［14］，通过院务汇报制度、院长会议制度等方式，郭沫若积极地参与科学院内的管理工作［15］， 院长会议制度持续到1952年11月22日［16］。

图1 建院初期中国科学院所处位置与内部组织架构

在研究机构的调整与完善上，郭沫若领导中国科学院通过增设、吸收、合并等方式，不断充实壮大研究队伍，至1955年11月，院内研究机构达44个，学科覆盖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地学、技术科学、社会哲学科学等广泛学科，研究人员共2 373人，其中副研究员以上高级研究人员401人［17］，1956年，通过与高校合作实验室等方式，全院研究机构已逾50个［18］。

在学部与学部委员制度的建设方面，郭沫若十分重视对科学院组织机构的调整问题，1954年1月28日他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04次政务会议作 《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提出为加强科学院的领导，需进行 “院对各研究所分学部领导”等办法［19］。1955年6月学部建立，中国科学院亦不再作为国家行政机关，而是作为国家的最高学术领导机构运行。

在学术奖励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方面，1955年10月20日，成立由院长郭沫若任主任委员，副院长李四光和梁希、黄松龄为副主任委员的中科院科学奖金委员会［20］，学术奖励制度成为培养健康学术风气的重要途径，这为鼓励获奖者在科研道路上继续努力探索，激励广大科学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热情有着重要意义。

在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郭沫若发挥个人国际影响力，在意识形态冲突时期搭建交流平台。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作为团长带领中国拥护世界和平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以其在国内外的个人威望促成多次国际交流，其中日本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于1956年访华，成为第一个未经日本政府允许而访华的日本理论物理学家，他在中科院做了题为 《日本理论物理学的发展现状》的演讲，为中国科学家带来了新的信息与研究讯息，开启了中日物理学界交流的新篇章［7］。

此外，郭沫若大力推动对外派遣留学生工作。1950年6月26日，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第一次扩大院务总结报告中提出 “拟派十人到苏联及东欧各国留学”，1951年8月第一批共7人中科院留苏生出发［21］。后续逐渐多样化派遣方式、扩大派遣规模，留学研究生回国后或是分布于中科院各个研究所，或是去往大学或工业部门工作，填补了急缺专业的空白，许多人成为所在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为科学院的科学事业和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做出贡献。

1.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办与管理

在国家 “向科学进军”建设背景、 “两弹一星”研制需求和中国科学院人才储备需要的三重动因下，郭沫若于1958年初正式提议，利用科学院的优势办一所大学，以在短时期内使我国最急需的、薄弱的、新兴的科学部门迅速赶上先进国家水平［8］。1958年9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近郊正式成立，国务院任命郭沫若为校长。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办者与第一任校长，郭沫若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建设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从筹备到办学阶段的办学方针定位、培养方案的设计、学生的生活关怀，他都尽心尽力、亲力亲为，通过创新人才培养为我国科技现代化事业可持续发展从人才队伍与学科结构上提供重要力量储备。

在办学原则方面，中国科大在按照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办学、坚持党的领导、继承抗大的优良传统［22］的原则下，郭沫若倡导 “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的校风［23］，并用 “三纲” “五化”对此进行了具体阐释和发挥。“三纲”的内容是：政治挂帅，党的坚强领导；勤工俭学、教学、研究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抓尖端料学技术，为国家建设服务。 “五化”是思想马列化、生活工农化、组织军事化、教学集体化和技能多面化。为更好地使研究成果更直接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实现与生产劳动的结合，郭沫若主张学校及各系设立小型实验工厂，实行勤工俭学，安排学生在校内或到工厂、农村从事一定时间的生产劳动，他强调， “不仅单作书本上的学习，还要联系实际，联系自己的专业，善于应用。这样学习的结果，不仅能够保证巧干，使专业的学习更快、更深、更透，而且利用尖端科学技术新知识还可丰富马列主义的内容，而使马列主义向前发展”［8］。

在办学方针方面，中国科大采取 “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充分依托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基础与优势，将中国科大成立时的13个系分别对口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8］，各系主任和主要的任课教师都由中科院对应研究所的领导和科学家担任。建校初期，中国科学院每年到校讲课的科研人员达300多人，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吴有训、柳大纲、赵九章等一批国内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亲自登台授课［10］。这一模式虽然是在办学时间仓促、师资力量不足的客观条件限制下提出的 “全院办校，分头包干”［24］，但是这一全新模式在完成十二年科技规划的背景下强调并实现了教学、科研相结合，很好地满足了国家科技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需求，亦成为 “写在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25］，被证明是培养高质量科技人才行之有效的方针。

在培养方案上，正如郭沫若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起草的校歌歌词 “又红又专，理实交融”，激励同学们 “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中国科大自建校起就注重科学与技术相结合，注重新兴、交叉、边缘学科的建立和建设［26］。为避免出现过分强调专业知识而轻视基础理论教学的问题，郭沫若要求一方面在专业设置上实行理工结合，使科学与技术更加紧密联系；另一方面通过设置思想基础、科学基础和语文基础 （中国语文和外国语文）课程，为尖端科学筑牢深厚的基础。他提出， “搞尖端科学必须有深厚的基础，没有深厚的基础高层突破的尖端是建立不起来的”［8］。除此之外，学生还要培养流利的外语水平和良好的文学素养。郭沫若要求高年级直接用外语上课，并告诫学生：“外国的科学家，特别是法国科学家，每每长于文笔。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似乎有点两样，往往不善于写作。我觉得这是缺点。我建议：我们年轻的科学家应该懂点文学，而年轻的文学家应该懂点科学”［8］。

最后，在文体艺术素养提升方面，郭沫若教诲学生，高尖端科学技术的人尤其应该懂些文学艺术、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他主张学校应该有适当的文娱活动和弦歌之声。在郭沫若的热心扶植下，学校在建校不久就成立了乐队和许多文娱小组，举办演唱、诗歌朗诵和各种球赛、棋类比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2 郭沫若科技管理思想凝练

2.1 科学民主的人本管理理念

中国科学院作为一个组织，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密集的知识资本是它最明显的特点。作为许多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在对中国科学院进行领导管理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政治与科学的关系、知识分子研究兴趣与研究任务的关系、知识分子技术工作与管理工作之间的关系，是科学院管理工作中最关键的问题。这需要注意对知识分子政策贯彻的方式方法、需要注意对科技人员的物质需求、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等多方面需求进行关怀，才能为科技人员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创造宽松的氛围，最终实现出成果、出人才。

郭沫若尽最大努力尊重、关怀、保护和培养科学家，通过在科技管理中发扬科学与民主，以人为本，做到 “充分调动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大家心情舒畅，朝气蓬勃，积极进取，多出研究成果”［27］。

首先，注重对科研人员在工作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进行物质保障。郭沫若重视平衡科学工作者的主观努力与科学发展所需相应的客观条件，重视保障科学家进行研究工作必须具备的基本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他指出， “为了充分发挥科学家的力量，科学院和各科学机关的责任就必须深切关怀科学家的工作和他们的生活。我们应该为科学家保证必要的工作条件，保证他们的研究工作时间，解决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28］。

其次，尊重科研人员对科学问题的不同看法，在执行党中央知识分子政策、贯彻中央精神时，注重平衡政策宏观方向与个体认知的具体实际情况。面对1957年夏季以后的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全国反右倾斗争，科学院在郭沫若的关怀帮助下，主要在党内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采取正面教育的办法，避免 “左” 倾错误［29］。据中科院原党组书记、副院长，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张劲夫回忆， “在这两次大的政治运动中，我们能有郭老这样的院长，大树遮荫，保护了大部分科技人员”［30］。

通过发扬人本管理理念与民主学风，中科院在郭沫若的主持下，将学术问题与政治思想问题区别开来，严格按照科学规律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为百家争鸣创造较为宽容的交流环境，通过科学、民主的人本管理理念，最大程度为科学研究创造自由、民主的氛围和保护科学家的研究环境。

2.2 热情真诚的管理领导风格

郭沫若在文艺创作、学术研究和革命事业中做出许多重大贡献，在国内和海外都享有很高的声望，但让他作为国家领导人能够真正带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下全身心投入 “向科学进军”建设浪潮的，是他极具个人魅力的领导风格。据张劲夫回忆，郭沫若对于科学院的工作 “极其认真负责，倾注了很大精力来关怀和领导”，他认为郭沫若 “是一位原则性很强、人情味很重的学者和师长” “作风平易近人”，凡有事要向他请示、需要他出场和帮助时，郭沫若都 “有求必应，鼎力帮助”［30］。

面对科技工作者的思想工作，郭沫若总是热忱真挚地进行开导。中科院成立伊始，部分科学家进入到与自身研究领域不相符但国家急需的课题与部门中，导致一些科学家思想产生了矛盾。针对此，郭沫若谆谆善诱，通过真挚沟通和热情关怀对广大科研工作者进行思想工作。1951年，在一次总结会议上，他指出 “科学家的兴趣自然也应该照顾。没有兴趣，任何工作都是做不好的，何况是科学的研究工作？但祖国建设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更应该照顾。如果两者不可兼得，我想，我们爱国的科学家必然会为了祖国与人民的需要而放弃个人兴趣的满足的”［31］。郭沫若对科学家们的关心是真诚、无私的，据张劲夫回忆，郭沫若会通过参加 “双周座谈会”的方式，用谈心的方法向科学家做思想工作，常用自己的稿费邀请科学家及其夫人观看文艺演出、请全院的科技人员观赏他写的剧本 《蔡文姬》的演出，“尽力之所及，尽量来照顾科学家，关怀科学家渡过困难时期”［30］。

钱学森在被授予 “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时，回忆道： “刚回国时，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我又想到郭沫若同志，我们的老院长。他若发现我们这些人有什么思想问题，有什么政策问题搞不清楚，郭老就找一个下午，亲自给我们做报告。郭老知识渊博，他的报告可不寻常，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什么都谈，讲着讲着还爆发了诗性，作诗赋词。听完郭老的报告，我们这些人心里有什么疙瘩也解开了。所以，在科学院这几年的工作，我是很幸福的”［32］。这是钱学森从工作角度上回忆郭沫若作为一个领导者充满热情、真诚、共情的管理风格，在钱学森看来，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是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而大批科研任务能够在苏联撤退专家后仍自力更生相继完成，离不开郭沫若的领导力。

郭沫若热情真诚的领导风格不仅体现在对广大科研工作者的思想统一与引导方面，也体现在他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青年学子的关怀中。郭沫若从生活点滴等各方面关心科大的同学，如从稿费中拨出几万元钱给学生置办冬装，1960年春节许多同学没有回家，郭沫若也不回家，和学生一起吃团年饭，还发给每个学生一元 “压岁钱”［8］。

2.3 全局为重的使命驱动管理导向

科学家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对于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而言，科学家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郭沫若作为国家科技事业领导者，始终以国家科技现代化事业全局为重，注重为国家培育战略科学家、充实国家科研人才队伍。一方面，他注重引领适合的科学家走向科技管理工作，强化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使命感，另一方面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办学中重视家国情怀教育。

严济慈曾担心 “一个科学家一旦离开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也就从此结束了”，但在郭沫若 “倘因我们的工作而能使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岂非更大的好事！”的劝导下，成为了走出实验室的科学家，出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全力投入中国科学院的筹备工作［33］。之后，严济慈不仅在压电晶体学、光谱学、大气物理学和应用光学等科学研究方面做出重要成果，并在科技管理方面自1952年起先后担任了中科院东北分院院长、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为中国近代物理科学的发展、中国科学院的筹建以及科技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

钱三强在1952年同郭沫若一起前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时，郭沫若一再启发钱三强要做一个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的科学家［34］。钱三强对郭沫若的追忆中，也侧面展现了郭沫若爱护人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大胆使用人才的具体事例［35］。除了在思想方面对钱三强起到了深远的影响，郭沫若在中科院主持工作中的科学思想也在其逝世后影响着担任科技管理工作的钱三强。1984年9月，钱三强被任命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后改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主任［36］。在1985年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他引用了郭沫若的著名论断［37］：学术名词的审定与统一工作 “乃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在学术工作上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实现学术中国化的最起码的条件”，提出自然科学名词审定与统一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性工作。

除了引领培育具有战略眼光与管理能力的科学家，郭沫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办学教育中忠实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38］。对此，郭沫若在中国科大日常教学中，不仅经常亲自给学生作报告，讲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访问外国的观感，还经常在校刊撰文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亲自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或有关方面的专家、英雄模范到学校作报告［9］。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许多师生投身 “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在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的为研发 “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名 “两弹一星”元勋中，钱学森、郭永怀、赵九章、周光召等11位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都曾在中国科大工作，这也侧面反映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才的培育成果，以及使命驱动下激发的无限内生力量。

3 结论与启示

郭沫若对科学的重视贯穿其一生，新中国成立初期，怎样发展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成为其开展科技管理的大方向与重要目标。从科研工作的组织，到科学规划的制订；从团结老一代科学家，到培养新一代的科学人才，郭沫若在领导我国科技现代化事业中的科技管理实践、取得的科技管理成效与体现的科技管理思想，都对当今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先导与启示价值。为此，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郭沫若的科技管理实践、思想特点等提出对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进一步启示，如图2所示。

图2 郭沫若科技管理实践、思想凝练与启示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我国进入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新征程，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占据国际战略博弈主战场的主动权，这对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出要求。因此，从郭沫若对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技大学的科技管理时代背景、具体内容、取得成效和风格特色出发，以小见大探究新中国初期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科技现代化建设奠基的经验与启示，对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时代启示、实践启示和管理启示。

3.1 坚持有组织科研，并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科技方向部署、科技资源配置和科技力量动员上的优势

新中国初期百废待兴，郭沫若坚决履行党中央赋予的带领科技事业发展的使命，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将科学研究面向经济建设，明确提出 “学术研究应该和社会生产相配合，社会生产应该和人民生活相配合，要这样科学才能真正中国化，中国也才能真正科学化”［39］20：69。 这一结合， 要求科研工作具有计划性， 即“研究工作的计划必须具有明确的目的，这种目的是根据于国家的需要和可能，以及主观的条件来决定的，有了这种目的，我们的工作才有明确的对象与方向，才能和实际相结合”［39］。在科技资源配置方面，面对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以及我国科技落后、人才不足的现状，郭沫若指出要发挥我国已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现有人才不多，为了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尤须有计划地采取必要的集中和适当的分散两者相结合的原则来配置研究力量。我们国家既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便利于我们在更合理的程度上实现这种配置”［40］。

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新中国初期我国高效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研发体系，迅速涌现出一批追赶世界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也随之形成了高效的组织动员体系和统筹协调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重大科技项目上要 “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尤其是 “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这需要继承过往举国体制的优势，并结合新型举国体制政府主导、各类社会主体协同参与、发挥市场力量等特点［41］，不断完善实现模式，开展有组织科研。

3.2 重视民主、艺术素养与科技普及对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

郭沫若认为 “民主与科学，在本质上并不是两种对立的东西，科学的思维与方法用之于实际生活的处理便成为民主”［39］20：68。 民主既是一种管理作风， 更是一种科学精神的体现，对民主精神的贯彻在中科院有效推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郭沫若还强调科学研究需要艺术中的创造精神，因为对于科学的预见 “是不能不依靠合乎规律的想象的”［39］17：5， 他也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营造文体氛围使科学浸润在艺术的想象中，以更好地实现尖端技术的创新突破。除了对科研工作者重视民主和艺术素养，郭沫若也十分重视对人民群众进行科技普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技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42］18。郭沫若指出科学工作者要 “一面求学术的精进，一面求学术的普及”［43］，他也通过撰写科学小品文、科普诗歌、出席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全国代表大会等活动推动科普工作，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为科技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3.3 尊重科研创新特点，处理好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郭沫若充分理解科研工作特点，强调对于科学研究 “怀着急躁的心情期待，是不妥当的。眼光要看得远一些，算计要打得长一些”［44］。创新需要久久为功，要 “把发展需要和现实能力、长远目标和近期工作统筹起来考虑”［42］128， 不能急功近利， 欲速则不达［42］138。除了从思想上进行充分认识，在落实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统筹时，还需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42］13-14。郭沫若在科技管理工作中强调应允许不同学术观点的存在，认为百家争鸣 “在实际上正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原动力”［45］。新中国初期，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发展不平衡［46］，郭沫若将科学技术视作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47］，他指出，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这两方面不是对立的， 而是相辅相成的”［39］20：69、 “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而实际的进展反过来又要求理论的提高。这样反复着没有止境，也就使科学和社会的发展永远没有止境”［19］。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相结合也能够促进科学研究本身的发展，因为这一过程 “不仅是运用既存的理论解决实际任务，而是在这过程中也提出了许多很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些课题的提出也就为学科的发展，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途径”［48］。

3.4 重视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创新人才队伍的梯队建设

新中国初，我国科学人才数量和质量远不能满足科技现代化的需要，郭沫若指出，我国科学工作要“培养健全的科学人才和国家建设人才……使科学能够真正服务国家的工业、国防建设、保健和人民的文化生活”［49］。作为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一方面在中科院开启研究生培养，“大力培养科学研究的新生力量，以壮大科学工作的队伍”［28］，认为 “没有新生力量的不断增长，科学事业将停滞不前”［19］；另一方面，他依托中科院的优势，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启动本科生培养，以 “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的校风，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标准专业人才，输送至 “两弹一星”等重大工程与科研工作中，充分展现我国自主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能力。当前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型人才。因此，需要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与战略科技人才培养，坚持培养造就大批创新型人才，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完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重视科学与文艺的结合，为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3.5 发扬后来居上、自力更生、踔厉奋发的斗争精神

早在1937年11月，郭沫若便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该采取 “后来居上”的战略。郭沫若认为，苏联迅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精神上的努力，尤其是 ‘后来者居上’的这一点”。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必须采取 “后来居上” 战略［39］18：197-198。 当今，我们虽然已告别了老一辈科学家筚路蓝缕的创业环境，但是，新发展阶段面临着更为深刻复杂变化的发展环境，大国之间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我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时指出，希望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责任，坚持四个 “面向”，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50］。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必须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