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楚，贾玲利

(西南交通大学 建筑学院，四川 成都 610097)

1 引言

中国古典园林不管是在造园手法还是美学艺术上都具有深厚的造诣，是我国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是现代景观散发生命力的源泉。除了北方皇家园林、江南私家园林外，其他位于我国大江南北的地方性园林，像巴蜀园林、岭南园林、关中园林等都是使现代景观散发生命力的源泉之一。巴蜀园林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盆地之内，蜀人崇尚先贤，为他们立碑修祠，自唐之后，蜀地逐渐建立了不少名人纪念园林。如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楼、三苏祠等。这些园林自成风格，与纪念者的个人魅力相得益彰，今已成为四川园林的代表，也是中国园林中纪念园林的杰出成就[1]。名人纪念园林是指以悼念先贤、高士、哲人或其他重要人物或事件为主题的园林[2]。

成都武侯祠是巴蜀名人纪念性园林的一个杰出代表，原是纪念诸葛亮的专祠，后合并为君臣合祀祠庙。根据相关文献，四川地区历史上曾修建过30多座武侯祠，但大多数因战火等原因不复存在[3]。现存的这座武侯祠因位于蜀汉都城，加之后代世人注重对其修缮维护，得以保存下来，成为人们拜谒诸葛亮的重要场所。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成都武侯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园林特色、建筑布局、三国文化、旅游管理等方面。张忠荣[4]、杨荣[5]、杨琦[6]等研究发现武侯祠建筑形态充满川西民居风格，营造技术和营造法则因地制宜，具有地域特色；李非非[7]、罗嘉[8]等论证了武侯祠园林艺术方面的成就，将文脉和诗情融入到造园中，祠庙建筑与园林景观融合于一体,布局上独出心裁；李诗琦等[9]发现武侯祠的植物种类丰富，层次明显，配置因地制宜，但在配置细节上还存在不足。总的来说，当前对武侯祠造园手法以及艺术特色的研究不多，针对于武侯祠艺术手法后续传承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文献调查和实地调研的方式，对武侯祠的园林整体布局、园林要素进行探究，并提出了其在园林布局、建筑布局、植物造景三方面的独特造园手法在现代纪念性景观中传承的建议。

2 武侯祠历史沿革

武侯祠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大街231号，占地15万m2，始建于章武元年(221年)，距今已有1800余年历史。整个祠庙由惠陵、汉昭烈庙、武侯祠三大部分组成。武侯祠(狭义武侯祠)始建于东晋(公元303～334年)，最初位于成都的“少城”内，后在南北朝时期迁到成都南郊，毗邻惠陵和汉昭烈庙。惠陵建于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汉昭烈庙同年建于惠陵旁。明洪武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公元1390～1391年)，为突出君权，撤销了狭义武侯祠，将诸葛亮塑像搬于刘备塑像旁，至此惠陵、汉昭烈庙、武侯祠合祀形成一个整体，后人便将形成的整体称为武侯祠(广义武侯祠)[5]。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十一年(公元1672年)将合祀的格局打破，又改为两殿分祀，前殿为汉昭烈庙，后殿为专祀诸葛亮的狭义武侯祠。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增修祭祀关羽、张飞的东西配殿[10,11]。建国后，1961年公布为全国文保单位,1984年成立武侯祠博物馆，1996年祠园北改建了和畅园、香叶轩、碧草园。1997年又从市区迁入建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的三义庙[12]，至此武侯祠整体格局确定下来，一直延续至今。

3 武侯祠总体布局与空间特色

3.1 规则式布局与自然式布局相结合

成都武侯祠的总体布局分为中部纪念区和西北部园林区两部分，中部纪念区以规则式布局的建筑群为主体，是庄严肃穆的寺庙景观，西部的园林区则采用自然式布局，是清新野趣的川西园林风光(图1)。统一的“三国文脉”将这两个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部分脉理相通，有机融合，使之既对比成趣又和谐统一。

中部纪念区整体采用中轴对称的布局形式，形成一条贯穿全区的主轴线。主轴上的建筑在纵向上呈前高后低，在横向上呈两边低中间高的整体格局，高低有序，主次分明，重点突出了刘备殿、诸葛亮殿的主体地位。由建筑和连廊围合成的院落空间，也被中轴线分割成一个个对称的方形空间，高大柏树对植或列植其中。这种以中轴为分界线，两端对称或相似的布局形式使中部纪念区在整体上显得方正、均衡、严肃，奠定了武侯祠整体纪念性景观基调。

武侯祠的西北部园林区采用自然式布局，在延续纪念区的 “三国 ”文化基础上，融入了浓郁的杜诗文化。桂荷楼、船舫、和畅园、桃园、绛雪园等建筑如星点状分布在园林内，祠内不管是植物造景还是理水，都尽力在模拟自然，理水因地制宜，水面分布既有集中，又有溪水环导贯通，植物采用群植的配置形式，沿着水系层层布置，高低错落有致，整个园林区呈一派田连阡陌、沟渠网布的川西田园风光[7]。

图1 武侯祠平面(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4 武侯祠园林要素解析

4.1 建筑

武侯祠建筑多为木质结构，建筑形式多样，包括殿(昭烈殿、静远堂、惠陵寝殿)、楼(钟楼、鼓楼、桂荷楼、观星楼)、轩(静远轩、香叶轩)、廊(文丞武将廊)、亭(碑亭、琴亭)等，建筑风格古朴典雅，力求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协调一致[5]。

4.1.1 纪念区建筑布局

武侯祠的主体建筑形成两条近乎平行的南北向轴线。主轴线为：大门—二门—汉昭烈庙—过厅—武侯祠—三义庙，在主轴线上的建筑中，汉昭烈庙和诸葛亮殿是主体，分布在整个武侯祠的中心处。同时值得指出的是，汉昭烈庙的地基高于武侯祠，如此设计在中国传统中轴线布局的建筑序列中颇为少见。中国传统按中轴布局的祠庙建筑群一般是臣殿位于君殿前，从而凸显君王的尊贵，而成都武侯祠恰好相反，皇帝刘备殿在前，丞相诸葛亮殿其后，呈臣为主，君为辅的格局，此种布局形式体现了诸葛亮在世人心中崇高的地位。在康熙十一年对武侯祠进行重建时，当时的设计人员保留了君前臣后的格局，又考虑到君尊臣卑的常例，修建时有意扩大刘备殿面积、抬高刘备殿地基，这样设计既表明古代君尊臣卑的思想，又迎合民众心理，突出诸葛亮的地位，形成独一无二的君臣合祀格局[13]。

次轴线位于主轴线的西面，为陵寝建筑群，坐南朝北，由照壁、山门、神道、寝殿、封土堆组成，建筑规模小巧风格简约。主轴线祠庙建筑景观序列与惠陵次轴线景观序列通过由两面红墙夹道连接，从而避免景观因位置的独立而造成文脉上的断裂(图2)。两面红墙夹道墙体高约2 m，夹道宽约3 m，行进路线蜿蜒曲折，墙后种植层层翠竹，探出墙头，高大挺拔的青青翠竹与醒目的红墙对比强烈[14](图3)。

图2 武侯祠建筑轴线(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3 红墙夹道(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4.1.2 建筑院落空间

武侯祠以两大殿为主体，按中轴线两侧布置有对称的廊道和两厢，形成了4个院落型过渡空间。自大门进入为第一进院落，由南北向大门、二门和东西向的红墙围合形成，第一重院落较大，视线开阔，能够满足游客集散需求。穿过二门，进入第二重院落，为规则的矩形，第二进院落略小于第一进院落, 院落空间被十字交叉的道路分成4个小矩形，高大的松柏列植于内。穿过昭烈殿，进入第三重院落，此庭院面积最小，空间尺度与过厅的比例相辅相成，庭院左右零星种植着松柏。穿过过厅来到最后一重院落，是4个过渡空间里第二小院落，相较于第一、第二进院落，减少了其神圣、威严的之感。此外，两侧的厢房也适当减小了庭院的大小，让人感觉更为亲近，此举也为了进一步烘托昭烈殿的主体地位[5](图4)。

4.2 植物

武侯祠通过植物景观的营造将庄严肃穆和山林野趣两种截然不同的氛围融合在一起。纪念区的植物平面布局形态以规则的线状和面状空间布局为主，线状布局的植物沿轴线依次排开，以列植、对植为主，进一步加深了轴线，而面状布局多出现在4个庭院空间内，乔木配以草地形成大面积开敞空间[15]。整个纪念区用柏树、香樟、黄葛树、侧柏、竹等具有纪念性意义的植物加强“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意境。武侯祠的园林区较纪念区生机盎然，植物种类更为丰富，多种植花木，形成以松、柏、楠木为主，点缀桃、桂、玉兰、海棠等花木的自然林相，在林下空间也多种植开花灌木来增添祠庙的山林情趣[7]。

图4 武侯祠院落分布(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4.2.1 纪念区植物配置

主轴线上的植物配置主要以对植为主，从大门照壁开始，到三义庙，分别对植或群植有黄葛树，柏木，香樟、银杏等。刘备殿前的4个矩形空间内都对植有柏树，诸葛亮殿前的植物配置则较为丰富，虽也有对植的柏树，但在局部点缀开花植物，如白玉兰、广玉兰、杜鹃等[16](图5a)。

次轴线上运用最多的种植方式也为对植，神道两侧对植圆柏，进一步加强神道的庄严肃穆。刘备墓上乔木、灌丛茂密生长，墓下边缘栽植迎春花，墓外围红墙翠竹夹道，茂密的树丛与清新的迎春相配，一派山林野趣[17](图5b)。

图5 纪念区植物配置(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6 水边植物配置(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4.2.2 水景植物配置

武侯祠水岸利用杜鹃、迎春花等灌木软化了高低起伏的硬质驳岸边缘，使驳岸更好地融入到环境当中，池岸边配以高大的柳树以及水杉。花大色艳的杜鹃、伸入到水面的迎春枝条以及随风摇曳的柳枝一起打破了原本水面的平静，营造别具一格的野趣(图6)。同时考虑到水质问题，岸边种植一些具有净化作用的水生植物，例如：鸢尾、蜘蛛抱蛋、芦竹、风车草等，以达到净化水质，涵养水体的效用。

4.2.3 路旁植物配置

宽路每隔一段距离会种植有造型的灌丛，一般是以光叶海桐修剪成的球形灌丛、小蜡树平剪成的矩形灌丛为主，乔木除了以水杉、柏树等植物作为行道树以外，还会点缀一些红枫。在地被选择上，大量铺设麦冬来营造古朴典雅氛围，点缀以佛甲草、大叶草等地被来增添色彩和情趣。窄路则是营造出一种花卉小径的氛围，选择栽植的树一般是在开花季节时外观美丽、香气迷人的树种，如樱花、桂花这一类的植物[9]。

4.3 理水

在理水方面，武侯祠是四川名人纪念园林里小水面代表的典范[18]，全园并没有面积较大的水域，水系主要集中西北部园林区域内，采用自然式布局，水系迂回弯折贯穿于园中，将其他造园要素紧密相连，仿若自然的沟壑。水景以盆景园为分界点，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湖水面狭长，蜿蜒曲折，将水尾隐于无形之中；后湖水面开朗，水面完整，通过一个小型的叠石瀑布与前湖水面相连，形成了园林中一处开阔的静谧空间(图7)。

园林区内水体形式多样，动水与静水相结合，这造就了多样的流水声，不仅使游人心情愉悦，同时也起到了引导游人路线的作用。从武侯祠园林区入口到盆景园入口处，水体形态为平静的溪涧，流水声不易被察觉，而盆景园水体多以动水为主，流水声由弱渐强渐弱，一步步指引着游人的前进。盆景园入口处摆放的假山盆景，水从假山高处跌落到底部的静水中，形成的滴答声是整个盆景园声景序列的前奏，盆景园中部设置的跌水瀑布，产生的水流击打山石之声，为整个声景序列的高潮，水体形态也借此完成了从狭长的溪涧到宽阔舒朗水面的转化。随后，随着游人的前进，水体越来越宽阔，水流速度越来越缓慢，逐渐归为静水，整个盆景园也归于平静。

图7 武侯祠水景(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5 武侯祠园林艺术特征及其传承

5.1 主从突出、均衡对称的建筑布局

以中轴线为分界，两端对称的布局结构是我国古典园林中常用的布局方式，尤其是在纪念性园林中。武侯祠在基于传统中轴对称布局形式上，因地制宜的融入了园林的文脉特色，一反建筑序列尾殿为主殿的常态。依据三国的文脉特点以及诸葛亮深远影响，抬高地基、缩小诸葛亮殿建筑体量以及殿前的院落空间，将处于中部的刘备殿塑造成主殿，这不仅仅将文脉融入到建筑布局中，同时也体现了古时君臣尊卑有别的意识形态以及世人对诸葛亮的敬意。

现代大部分纪念性景观的设计也依旧沿袭着将建筑中轴对称布局方式，并且将对称的元素从建筑扩展到其他要素上，例如植物、小品，甚至园林节点上。在进行中轴对称的布局时，切忌生搬硬套，忽略场地的地形以及文脉，大动干戈地进行布局。朱育帆教授所设计的“青海原子城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纪念公园”就是因地制宜地将中轴布局应用于现代景观的极佳案例，在基于地形以及文脉基础上，将中轴线隐形化，利用钟摆式隐性中轴模式把控整体布局，在中轴高潮点和纪念馆建筑之间采用“zigzag(之字形)”路径体系，沿路径有节奏地布置节点，从而使得整个园子的游览节奏始终处于韵律变化中，成功控制纪念园整体风格[19]。

5.2 融入诗情的植物造景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一千多年前, 杜甫就用诗句把武侯祠在森森古柏掩映下的情景展现在人们面前,武侯祠内的古柏本是安葬刘备时诸葛亮和大臣种植在惠陵陵园的,武侯祠迁到惠陵旁后，古柏就被纳入到武侯祠的范围内[20]。在唐代时武侯祠就已成为成都的游览胜地，文人墨客们来此拜谒、踏访时，往往借树怀人，古柏便成为他们怀念诸葛亮的情感载体，经常在赞颂诸葛亮的诗文中被提及，以清代的《昭烈忠武陵庙志·艺文》所录诗文为例，直接以古柏为题的有10首(篇)，而在诗文中咏及古柏的则达73首(篇)之多[21]。武侯祠内古柏也因历代文人雅士的吟咏、题记、画图，影响深远而广泛，倍受人们爱护。世人在后续对武侯祠的修缮和保护过程中也不断加种古柏，继续维持杜诗中“柏森森”的氛围。除了体现诗情外，武侯祠的植物配置还特别注重文人精神的体现，祠内广泛种植竹，种类多，有棕竹、毛竹、紫竹、文竹等，数量超过一万棵，并且竹造景手法多样[2]。竹同柏树一样，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是君子形象的代表，武侯祠内竹这一意象不仅符合诸葛亮的形象，也符合我国文人雅士的价值取向[8]。

纪念性景观在植物塑造时，不能随意而为，或是套用范式，要从园林的整体意境出发，选用符合主题以及意境的植物，通过植物来加强园林的氛围感，像武侯祠一样，从历史名人的性格、精神层面出发，选择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植物。诸葛亮给后人的印象是智者、君子，所以在植物选择上多选用具有君子象征的松、竹。此外，除了通过植物景观来加强氛围感外，还可以借鉴古典园林中通过诗文、匾额、楹联等来营造意境的做法，利用雕塑、石碑、景名等有形的物体来塑造场所精神，加强纪念性景观的归属感。

5.3 多样与统一相融的整体布局

武侯祠纪念区采用规则式布局塑造庄严肃穆的纪念氛围，园林区则采用自由式布局塑造的淡雅野趣的川西园林，这2种不用的风格，得以在武侯祠内相互融合的关键在于统一的造园主题。在植物景观上也注重营造整体性，不管是在园林区还是纪念区，都多选用松、柏、竹这类象征君子的植物，通过这些措施，使这两种风格之间相互统一又彼此成趣，形成武侯祠别具一格的园林特色。

在设计现代纪念性景观时，为了加强景观的趣味性，可以像武侯祠一样，在保证庄严性的同时融入自然、趣味的设计。在进行设计时，为了消除两种不同风格之间的违和感，要注意两种风格的主题统一，保证园林小品、园林建筑在形制、风格上的一致性。同时也要注意植物景观的营造，两种不同风格区域内的基调树种要一致，在树种的选择上，尽量选择跟景观主题有所关联的树种。

6 结论与讨论

成都武侯祠作为全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园林，祠庙建筑与园林景观融于一体，其造园手法上的独具匠心，历经千百年的修复、重建，凝聚几代人的心血，一直延续下来，为现代纪念性景观提供了丰富的设计灵感。在祠庙建筑布局上，武侯祠巧妙地化解了君尊臣卑的意识形态与世人对诸葛亮崇高的敬意之间的矛盾，在造园上独具“诗情”与“文脉”，以三国文脉为线索，整体把控园林营造，将规则式布局与不规则布局两部分脉理相通。在植物配置上，延续杜甫对武侯祠“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氛围描写，注重对柏树的运用，同时增加了代表文人精神的树种。后续将武侯祠巧妙的造园理念进行传承时，要注意因地制宜，切忌生搬硬套，基于地形以及文脉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理念，沿用多风格相融的布局时，要注意主题的统一，保证建筑风格，小品形制，基调树种的一致性。同时在进行纪念性景观设计时，也要注重场所精神的营造，认识到植物的重要性，利用植物、匾额、楹联等来加强纪念的氛围。

对于这样一座寄托了蜀人深厚情怀的名人纪念园来说，如何使其在不断发展中保持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又能融入当下的造园审美观念，迎合当前智慧化园林的营造趋势，是一个持久且富有挑战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