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走进华威北里的邵燕祥先生寓所，是陪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前往邵寓还书的戊子金秋。那时我痴迷何满子、黄裳、来新夏、冯其庸、王运熙等著名学者自书诗、签名题跋书收藏，邵先生是不容错过的“关键少数”。华威北里有吾师。从此我执弟子之礼盘桓于邵先生门下，读书写作，写作读书。他去世前六七年，我几乎每个月都登门求教，邵先生左耳戴着助听器，与我并肩而坐，开启“邵萧”工作模式，或直奔主题，或开枝散叶。邵先生耳提面命，惠我良多。

“看来你信心十足，也感染了我”

我收藏了邵先生的全部著作及不同印次版本逾百部，他逐一簽名题跋，我逐一写下七八百字的短文。邵先生《也算书话》谦称：“我在跃华指点下所作题跋，加上他的夹叙夹议，恰恰可算是二人合作的‘书话’。”并称在他的众多读者中，“每一本都至少大体浏览一过”的读者，“可以说萧君是独一无二的了。如果在读者中发‘认真奖’，应该是他拔得头筹吧”。

《文汇读书周报》“末代主编”徐坚忠看到样稿，打破专栏发稿不超过七篇惯例，当场拍板：“这组文章有史料、文化价值，也有当代意义，所以打算悉数刊出。”我们商定栏题曰“邵书珍藏录”。这个临时动议，违背了我俩等所有书话写完再集中推出的约定。当时我已申请转业，根据任职经历可能分配宣传文化系统。邵先生觉得是个亮相机会，或许对工作安排有帮助，欣然同意我提前“出镜”，并叮咛嘱咐：“你不得不在这个题目上花些功夫了；但切不可因此耽误你有关安置工作的大事啊！切切！”

这种就著作出版、开本、印数、题跋、掌故等逐一考证梳理的书话像“二人转”，是唐弢“四个一点”书话体的继承和发扬，引起了读书界的关注。我乘势而上，淘齐姜德明、朱正、锺叔河编著，如法炮制，先后在《今晚报》《藏书报》《书屋》开辟专栏。然后结集出版“旧锻坊题题题”丛书《姜德明卷》《朱正卷》《锺叔河卷》《邵燕祥卷》（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成为读书界一道独特的风景。

首战告捷，我主动请缨选编邵先生话旧文集《昏昏灯火话平生》，因缘际会三联书店编辑廉勇。我们反复探讨出版自述类文丛的可行性。他邀我主其事。我觉得从“自己写自己”角度切入，将个人记忆汇入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思考中，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便不揣冒昧一口应承。丛书名曰“我的生活”。我呈《缘起》请教邵先生，他回复：“写得神完气足，理直气壮，是篇好文章。过去在部队从基层的通讯员、新闻干事做起的，后来大部分搞了文秘，被时代文风裹挟着去写党八股、‘新四六’官样文章。你是以眼界、思想带动笔墨，走了一条不是死文字而是活文字的路，这条路其实宽得多了。”

白桦去世，我赶写纪念文章，但读其作品甚少甚浅，不敢妄加评论，发邮件求助邵先生：“借您大作《叶楠白桦文学馆序》壮点底气，不知可否？”邵先生秒回：“学术论文讲求被引用的次数，能被引用，说明有那么一点价值，谢谢！”《两次拜见白桦先生》刚刚出炉，邵先生发来急件：“请即按下列麦婵女士电邮信箱，将关于白桦大文发去。”原来《随笔》主编麦婵向邵先生约稿，他推荐了未曾谋面的拙稿。不久，麦婵一行来北京看望老作者，我托邵先生洪福享受了同等待遇——一幅装框好的大油画。

“奖掖后进，则有誉无毁也。”我撰写邵先生《闭门日札》书评，他溢美：“我多次注意到，你每写一文有所评述，都是先把评述对象通体吃透，而不是远远一瞥，轻易立论，大胜当今许多人的文风（那种浮光掠影的文风，并不自网上帖文始），这是我十分感佩，要向你学习的。”我校对邵先生《一九四九，北平故人》，他赞许：“感谢你这么快又这么细致地读了拙作，并代为校出许多经我几次通校未能发现的差错，你真是一位好编审、好编辑。”我编注《邵燕祥书信集》，他抬爱：“看来你信心十足，也感染了我。但愿疫情早早结束，欢迎你来舍下闲聊也。从你那里还是会受到鼓励，因为你有朝气，敢想敢干，这都是我日渐缺乏的了。”邵先生对母语文字的痴情和一息尚存笔莫停的执着，提醒我下笔时慎之又慎，对“时光容易把人抛”更多警惕。

“不要重提这段文字，

这是我做人的底线”

林贤治主编“曼陀罗文丛”，力邀邵先生加盟，代为选编《忧郁的力量》并作序。邵先生对所选篇目照单全收，对林序奖许过甚视同鞭策，惟觉篇末“荷戟叫阵，气势凌厉”，他“不愿见一个朋友的锋芒在这里指向我别的朋友，思之再四，还是冒昧动了刀斧，计砍去结尾两段共122字”。

这是写书话的好素材。我辗转联系上林贤治，方知“我别的朋友”是王蒙。邵先生“为尊者讳”砍去的两段文字如下：

“有那么一位力倡实行‘费厄泼赖’的快乐主义大师，曾喊冤似地说道：‘文坛上有一个鲁迅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至今我仍然弄不明白：多出一个鲁迅何以便不好？

“变态的季节过后是正常的日子。那时候，再看喧闹的枝头到底有哪些留下了子实？再看看地面，哪一些最先成为尘埃？”

我好刨根问底，邵先生专门问及此事，反复提醒“不要重提这段文字，这是我做人的底线”，甚至用了“我求你了”这样的重话。我不得不另起炉灶，用“……”代替这些文字。

1955年秋天，邵先生参加儿童文学组小会，王蒙笑着向他念“一支歌吹得小河涨水，一支歌吹得彩虹出现”。这是邵先生《芦管》的收尾，也是他俩订交之始。王蒙写出成名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邵先生撰写长篇读后感《去病和苦口》喝彩。反右派斗争中，两位年轻人双双落马。1978年5月30日，王蒙从新疆伊宁致信邵先生：“我相信我们的人民邮政，能把这个隔了二十多年、三千七百公里的距离的问候带给你。虽然没有联系，我常常惦记你。五八年初，我为你的挫折的难过决不下于自己。”

我建议邵先生将我们合作书话集签赠老友，他回复：“王蒙处不愁没有书看，不必用那本题跋书里有关林的细节去刺激他的不快（你知道大作家都是敏感的）。”邵先生将友情珍藏心底。

己亥腊月廿四，我带小儿萧和给邵先生拜年，这是新冠疫情暴发前夕最后一次见邵先生。他投我所好签赠两部大作，其中《胡同里的江湖》题跋云：“这本重版书仍留下一些遗憾。如套封上就‘江湖’二字大洒狗血，如依我原意书名叫《胡同里的春秋》，就没有这样发挥的机会了。再有作者简介显系从网上抄来，未经本人过目，其实征求一下作者意见，也只是举手之劳耳。跃华淘书有癖，爰跋如上。二○二○年初，燕祥”。

我拜读大作后撰写书评，邵先生审定时删去题跋。他解释：“这些话私下说说可以，不宜公开见报。当前出书不易，出版社给面子，不能翻脸不认人。”他建议配发书影用套内封面。如果用那个“洒狗血”的套封，“那是故意‘示众’，出设计者之丑啊，就有失厚道了”。我赶紧跟编辑商量，落实邵先生指示没过夜。

邵先生从小瘦弱，缺少锻炼，参加工作后坐办公室、泡会议室，弄得精神萎靡，经常头晕头昏，四肢无力，二十三四岁体重只剩下99市斤，连献血的资格都没有。这个时候“幸亏”组织安排他下乡“锻炼”，两年下来居然“能吃、能睡、能劳动”，脏活累活苦活大都能顶下来，“再不是那么豆芽菜似的了”。后来下放河北省黄骅县中捷友谊农场劳动改造，返京去文工团干装台卸台体力活，都能从容应对，耳顺之年应约写了《关于健康》。

我想将这篇文章收入话旧文选。邵先生认为早年的观点有问题，自己在劳改中未伤及筋骨，反而增强了体质，是歪打正着的个例，而对绝大多数被强迫劳动的人来说是双料“惩罚”。如入集不加按语说明，“易生误解，好像‘斯德哥尔摩情结’似的”。我劝邵先生加个“补记”，他怕舆论引导错误，投了弃权票。

邵先生自嘲：“我这个名字，虽云祥而屡逢不祥。”他为人为文宽于对待个人而严于责求社会，写什么不写什么、发什么不发什么反复拿捏，故多公敌而少私敌。邵先生人格文格所折射出的做人“底线”，远远高出许多“正人君子”的“上线”。他生前身后都拥有万口一辞的风评，足见公道自在人心。

“我之所写，一开始即志在‘速朽’”

邵先生根红苗正，多才多艺。

他十四岁加入中共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十五岁发表为红军张目的整版小说《沙果林记》，十六岁入职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十八岁出版个人诗集《歌唱北京城》，二十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岁作为中国新闻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五十一岁辞去《诗刊》副主编，居家自由写作。

下笔精益求精，出手即是高峰。邵先生写新诗，荣获中国作协第一届、第二届新诗（诗集）奖；写杂文，荣登全国第一届优秀杂文（集）奖榜首、首届鲁迅文学奖杂文奖；写人生实录，荣膺“新浪网中国好书榜年度十大好书”“《作家文摘》2014年十大影响力图书”“腾讯·商报华文好书”2016年度特别奖；写旧体诗和书法，同样有口皆碑。他与黄苗子、杨宪益联合出版《三家诗》，与马识途、荒芜、何满子、刘征等酬答唱和。萧乾、胡绩伟、韦君宜、吴祖光、李锐、黄宗江、徐光耀等以得到他的自书诗为至乐。我想收藏出版线装书《邵燕祥先生自书诗》，他婉言谢绝：“我就不在读者大众前‘见公婆’了，在当前一片‘书法热’中，也许隐身是最好的自我保护，免得招骂也。”

可我初识邵先生时，竟将他为《吴小如先生自书诗》所作序言前三段开头的“在”字删去，大言不惭说“在”字开头犹人不长头发有害观瞻。邵先生宽容大度：“遵嘱改定（用黄色块标出），谢谢提示。”许多年后还开玩笑话说“你是我的一字之师”。而面对我的错字病句，邵先生则轻描淡写地指出“可能打错了”或“查一下原文”，即使偶尔删改也是商量口吻。

邵先生与先母同庚，对晚学关怀备至，我每次拜见告辞，他都送到电梯口，挥手再见至电梯关闭。我总想力所能及地为他干点实事。我参加过乳山“冯德英文学馆”、无锡“冯其庸学术馆”开馆仪式，以为这是学者作家著作藏品的理想归宿，悄悄与他故乡萧山图书馆馆长孙勤联系，商谈“邵燕祥文学馆”建设事谊，孙馆长满口应承，还答应出面做政府部门工作建设专馆。我举例“开导”邵先生：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会专程去安徽泾县，给吴小如找个落脚的地方，避免他身后藏书四处流浪。

邵先生直言“请收回高议”：

“您对我的青睐和热情关注，令人感动。但所谓请萧山图书馆以至萧山区搞什么邵某文学馆一事，切切不可，亟望彻底放下。这类做法，也许对于一些有杰出文化贡献，或丰富藏书及珍贵书画藏品的大家来说，是可行的，既以纪念其人其风，复以展示或弘扬其所著所藏。对于我，则全不适用。我之所写，一开始即志在“速朽”，与时下报端或网上巨量的时评、跟帖相似，时过境迁了，不值一提了，而且，远不如今天网文影响之广远。试想出书印数和相应读者数量都很有限，有什么理由去耗费公款，长期占有公用面积变相“炒作”？！从思想价值而言，并无创见，随时间流逝而作用全失；从艺术审美而言，既愧对先行者，又难追后来者，属于平庸之辈。如我之流，成千上万，若都要成立什么文学馆，那触目皆是文学馆矣！”

“何况，当今之世，我们得享的现代生活，所赖科技成就是第一位的。中國虽科技落后，但益显科技界前贤荜路开拓、埋头探索的精神，功高可贵，而我们极少听说什么地方为某一科学家（严格地说，在两院院士中的名副其实者）开设了展览馆或纪念馆，这是为什么呢？”

邵先生之问，无疑是对当下“重文轻理”，这馆那院“触目皆是”的大声棒喝。他的“志在‘速朽’”发人深省。

我曾在《邵燕祥：“我记忆中的北京”》中乌鸦嘴：“托克维尔说：‘坟墓，那是人类劳作一生为自己留下的最好纪念物，也最能展现一个人一生的悲苦与虚无。’文字也是这样。邵先生所写的‘我记忆中的北京，我心中的北京，我梦中的北京’，多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抚今追昔的感慨、鉴往知来的识见，可否算是他米寿之年留给古城和自己的最好纪念物？敬请读者明察！”

一语成谶，四个月后邵先生撒手人寰。

邵先生是新中国文学史上多姿多彩的著名作家。他对我这个无名晚辈如此垂爱提携，是我毕生不可再遇的荣幸。

邵先生千古！

（责任编辑：孙婷）

萧跃华 湖南安化人，1983年入伍，2014年申请转业，现供职于北京日报社。编著有《三老吟草》《附庸风雅》《昏昏灯火话平生》《旧锻坊题题题》，丛书《姜德明卷》《朱正卷》《锺叔河卷》《邵燕祥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