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建华

知识穿越历史的纵深和地理的藩篱，所发生的“变异”现象，在各个学科领域比比皆是。需要追问的是：两个相近的概念究竟应该被视为哪个民族的精神遗产？这既涉及我们对理论生产“革命”还是“修正”的界定，也关乎民族化可否作为理论创新正确方向的判断。

民族化作为方法论选项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方法论，其理论谱系的形成常常经历漫长的模仿、借鉴和矫正过程，涵盖概念的创制、方法的演绎和框架的建构诸要素，是一个关于话语、思维和体系演变的非线性叙事。电影理论研究以本体论为核心，宗旨是引导、扩展我们对电影本性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受制于电影的媒介技术状况和地缘政治语境，是“媒介特异性”和“文化特异性”两种核心冲动综合推动的结果。

“媒介特异性”是电影理论研究的起点。电影史无可避免地涉及电影与其他艺术（媒介）的竞争性定位，通过保存优势、淘汰劣势的自然演化机制，在历史进化中顺时应势，逐渐形成自己的质性特征。文化特异性致力于解释电影的多样性和特殊性问题，是艺术创作对地缘政治和民族思维差异的自然反应。虽然电影产业是全球性的，但不同种族具有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政治又规定了不同的艺术性质，电影与特定文化和民族的相遇会形成不同的“艺术症状”，电影理论的生产因而必须同时质疑艺术和工业。电影在知识和政治层面存在持续张力，媒介特性总是和各种各样的文化政治问题掺杂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