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夜雨

1920年前后，“新村”时期的周作人开始频繁地以讲演的形式就文学与社会问题发言。1920年11月8日，周作人应北京师范学校纪念会之邀赴之演讲。讲演中，周作人不仅从“我们”与“不幸”的联结中看到一种命运共同体感受构造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借助文艺的培养从“不幸”中翻转出一种同情机制。由此，“同情”问题开始在他的思想中频繁闪现。此时，在不同文化场域之间来回穿梭的主体痕迹也明显地投射于他的一系列文学行动中，二者之间呈现出深刻的互文性和对话性。尤其是新诗，此时占据着周作人颇多心力，一方面，新诗的同情机制内含着文艺打通社会、联结彼此的改造能力，由此构成了周作人介入现实、想象社会的手段方法；另一方面，正是在对社会现实的具体处理上，新诗的内部空间得以打开，同情机制得以延展伸缩，而新诗的形式面貌也由此获得。

周作人围绕“新村”的一系列行动在当时的青年中间激起极大的反响。郑振铎积极回应周作人的“新村”实践，同时他也与耿济之、瞿秋白等人充分注意到俄国文学中“人道的同情”，而这正是他们所看重的“诗歌之力”。由此，“同情”问题迅速蔓延开来。

诗歌之力

周作人“五四”前后的主体实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同情”展开的，而文艺或者新诗则被周作人看作是实现“同情”的主要方式。1919年，周作人全力投入“新村”的社会理想的构造中，而此时也是他新诗写作颇为集中的一段时间。自1919年1月13日写作第一首白话诗《两个扫雪的人》，周作人陆续写就一系列具有鲜明社会景深的新诗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