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瞿骏

历史学的学科规范与“真相”之间确实不存在必然联系，一手史料不能必然保证“真”，好的版本和多如牛毛的注释亦不能必然导向“真”。但是，“真”不可得，不代表“求真”不可欲。一个理想即使永远不可得，也不意味着一个理想就不可追求或不值得追求，“真”也同样如此。此正如梁启超所言“绝对的真相，虽欲难求，然在可能范围内，亦应当努力求去；若不求得真相，一切都无从做起”。梁启超所言的“一切都无从做起”，其主语是“历史研究者”，因此当谈论历史学是否会终结时，不妨先讨论历史研究者的“求真”究竟有哪几个层次。

“求真”有哪几个层次？

历史研究者的“求真”大概不止关于客观过去的“求真相”而已，至少还包括“求真实”与“求真理”。

从“求真相”来说，人之日常生活成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时间、空间和时空中自己和相关之人的定位（尽管这些定位有时会被淡忘、混淆，直至不可得）。但无论如何，一个知道自己父母是谁、确切生日是哪天的人，大多数时候总比父母为谁不知、生日无从说起的人要幸福一些。从日常生活推广，史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是如此。虽然“凡史料皆有偏见”，但不能就此推展到“史料中全部是偏见”。时间、地点以及在此时空中活动的人物等都可以通过史料来敲实，进而获得长期的确定性。比如1644年“满洲人”入关总是一个真相，在这个真相里只有“满洲人”这一说法可能包含着“偏见”，其他都为几百年来不易之定论。至于入关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