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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吉林市乌拉故城2017年试掘简报

2022-12-19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方文物 2022年6期
关键词:灰坑内城夯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容提要〕 乌拉故城位于吉林市乌拉镇北的松花江冲击平原上,2017年,为配合吉林市乌拉故城保护规划顺利实施,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城址进行局部考古试掘工作,通过对乌拉故城内城、中城、外城城垣以及内城“百花点将台”的解剖,了解城墙和内城高台建筑的构建方式和形制。考古试掘发现乌拉故城不仅存在明代遗存,而且地下还含有丰富的渤海和辽金时期遗存。

乌拉故城位于吉林市乌拉镇北250米处的松花江冲击平原上,距吉林市正北约35千米。是明代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之一乌拉部都城所在地,乌拉也写作“兀喇”,本名“呼伦”,姓“纳喇”,后因居乌拉河岸故名“乌拉”。据《满洲实录》卷1《诸部世系条》载:“乌拉部始祖名纳齐卜禄”,至八世孙不颜时,“尽收乌拉诸部,率众于乌拉河洪尼处筑城称王”①。1616年,乌拉城被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率军攻陷,乌拉遂亡②。后清代顺治初年,“打牲乌拉”沿用明代女真乌拉部古城,设置打牲乌拉总管衙门。

乌拉故城东北、西北两面近山,西面近水,位于吉林盆地北口和松花江要道,是沟通南北的交通枢纽,在交通、军事等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图一)。

图一 乌拉故城位置示意图

乌拉故城有内、中、外三重城垣,将故城分成了内城、中城和外城三部分,其中,内城城墙保存情况最好,中城城墙保存较好,外城城墙破坏严重,仅见东墙、北墙的部分残断墙体。

内城略呈梯形,保存较好,方向南偏东35°。东墙长201、西墙长250、南墙长171.5、北墙长163.5米,周长786米,四角有角楼。现存南门为后期修建,城墙外周可见护城河残迹。内城中部有一处高台,台上矗立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高台俗称“百花点将台”,呈圆角方形,东西长约50、南北宽约25米。高台中心略隆起,四边稍稍倾斜,四壁较陡直。

中城呈不规则四边形,东墙长879.4、南墙长1409、北墙长648.2米,西墙残缺,周长约3521.3米,西墙濒临松花江,已被严重破坏,东墙、北墙保存情况较好,城墙有马面,四角有角楼。

外城仅存北墙东段和东墙北段的一部分,残存部分未见门址。外城东南城角和东北城角均呈圆弧状,西墙利用了中城的西墙,向南北延伸,而后与外城南墙、北墙相接。城墙残高4~5米,顶宽1米。东南角有疑似角楼设置。

2017年5—6月,为配合吉林市乌拉故城保护规划顺利实施,解决城址的始建、沿用年代及城垣结构和城内文化堆积等问题,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吉林市文物处对乌拉故城内城北墙、中城东墙、外城东墙和内城“百花点将台”局部进行考古试掘,并对城内外部分区域进行考古勘探,以期最大限度了解城址的基本结构和文化内涵。

为减少对现存城址的破坏,尽量保存原貌,选择在内、中、外城的城墙现有豁口处布探沟进行试掘,内城“百花点将台”选择西北角自上而下进行探沟发掘,为了解乌拉故城城内地层堆积情况,在内城“百花点将台”西北布5米×5米探方1个(图二)。

图二 布方分布图

各发掘地点编号如下:所有发掘点前缀皆为2017JW,代表2017年吉林市乌拉街。“百花点将台”编为2017JWNT(N代表内城;T代表台基)。内城城墙编为2017JWNQ(N代表内城;Q代表城墙)。内城灰坑编为2017JWNH1(N代表内城;H1代表灰坑)。中城城墙编为2017JWZQ(Z代表中城;Q代表城墙)。中城灰坑编为2017JWZH1(Z代表中城;H1代表灰坑)。外城城墙编为2017JWWQ(W代表外城;Q代表城墙)。

现将各发掘地点情况分述如下。

一、地层堆积

由于是配合乌拉故城保护规划项目而进行的考古发掘,仅对城墙和内城城内的高台建筑进行试掘工作,不能全面对内、中和外城的城内文化堆积进行全面的考古发掘,故对各城的城内地层堆积没有实际的发掘资料,但从内城灰坑2017JWNH1的清理工作看,内城坑上堆积约有1~1.5米,或可说明乌拉故城的城内文化堆积保存相当完好。

二、遗迹

(一)内城“百花点将台”(2017JWNT)

“百花点将台”位于内城中部偏东,现高出地表约10米,其上有近现代建造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一座,纪念碑周边是水泥铺设的路面,并种植四季常青的松柏。

发掘地点位于高台西北角,布宽1.5米解剖沟一条,解剖沟自台面顺坡势延伸到地表,并在地表继续下挖1.5米,以便了解台基起建层的构筑情况。

解剖发现百花点将台自上而下共分6部分(图三)。

图三 “百花点将台”剖面图

1.灰褐色表土,土质疏松,厚度0.7~1.51米,富含植物颗粒、近现代遗物和少量泥质陶片。

2.“娘娘庙”台芯和基座外周覆盖的黑色覆土,覆土呈45°坡形叠压在“娘娘庙”夯土台芯和基座之上,土质虽然密实坚硬,但未见夯层,最薄处厚约0.2~0.3米,最厚处厚约6.5米,经勘探发现覆土边缘距台芯外立面约14.5米。夯土中夹杂有大量青砖残块和一段腐朽的木柱残体,青砖残块与“娘娘庙”的砖墙相同,推测此层覆土可能是后期利用娘娘庙毁弃后的倒塌堆积,对百花点将台进行修整、补筑和加固形成。

3.清代建造的“娘娘庙”毁弃后,后期覆盖的黄灰色夯土,土质密实坚硬,厚度0~1.5米,清理中于台基西北角,发现“娘娘庙”建筑残垣,为青砖堆砌墙体,现残存三层。

4.“娘娘庙”台基,共分两部分,④层为灰色夯土,厚约5~7厘米,疑似经过烧烘处理,具有防潮隔湿的夯土面,包含大量炭粒。⑤层为黄褐色夯土,厚约20~25厘米,未见包含物。

5.夯土台芯,通过解剖发现现存台芯高约6.5米,台芯内部为黄褐色土夯筑而成,夯筑密实坚固,台芯外立面直边近90°,自上而下按层整齐垒砌方形花岗岩石块(图四),石块大小不一,上下两层石块之间密集的插入具有拉结作用的纫木,用以加固台芯的稳定性,现纫木皆已腐朽,仅残留痕迹。石块、纫木之间用灰黄色黏土填实,石层外侧整体涂抹黄褐色草拌泥,厚约10厘米,用以填补石块缝隙并加固台芯。石层之下为范围较大的夯土基座,土色呈灰黑色,土质坚硬紧密,夯层明显,厚约2.3米。夯土基座可见明显的直边基槽,槽深约25厘米。

图四 夯土台芯正视图

6.夯土基座,位于台芯石层之下,分布范围较大,石层边缘距夯土基座边缘约13米。夯土土色除最底层夹杂红褐色土外,其余多呈灰黑色,土质坚硬紧密,夯层明显,整体厚约2.3米。底层夯土较不规整,呈坡状分布,其上夯层渐趋规整,呈平面分布。值得注意的是,解剖时发现一段木质圆柱竖立在基座之上,被第二部分的黑色覆土掩埋,从层位上看应是与台芯和基座同一时期的遗存,但受发掘时间所限,不能全部清理,具体性质尚不明确。基座出土遗物包含瓷片和碎陶片。

(二)内城城墙(2017JWNQ)

内城城垣保存相对完整,为尽量维持城垣原貌,试掘地点选在内城北墙偏东的豁口处,垂直于城墙布1米×20米的解剖沟。

或许是选择试掘点的偶然性,此处解剖沟内城墙的构筑方式比较特殊,受时间所限无法再次选择解剖地点,现将已解剖内城墙的情况叙述如下。

从解剖的剖面上看,此处城墙的构筑方式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城墙的北侧是在生土直接分层夯筑起建;二是城墙南侧借助早期已有的遗迹,未加扰动,将其直接作为墙体的一部分,待到北侧新建墙体基本与南侧残余遗迹等平后,再整体向上夯筑。城墙夯层明显,厚薄不一,夯层间无纫木。城墙残高5.38米,底宽大于6.28米。北侧城墙下部连接内城壕,壕深约1.98米(图五)。

城墙南侧遗迹的具体性质不详,只发现残存的一道石墙,宽0.15~0.2米,高约1.76米。底部堆砌碎小石块,上部垒砌较大石块,整体略向南倾斜,石墙的南侧可见两层呈坡状的倒塌堆积,堆积内有陶片出土。石墙之下是此遗迹较密实的垫土层,面积较大,垫层较厚,3号土厚约2.38米,4号土厚约1.82米,5号土厚约1.68米。在3号黑色垫土层下发现一条堆满碎石的沟,可能是散水或排水沟,沟口宽约0.85、底宽约0.35、深约0.46米。

除去南侧的遗迹,内城墙墙体自上而下,可分为10层。

①层:表土层,灰褐色,土质疏松,厚10~26厘米。富含植物根茎和现代垃圾。

②层:倒塌堆积,黄灰色,土质较密实,厚0~119厘米,包含炭粒、植物根茎。

③层:倒塌堆积,黄褐色,土质较密实,厚0~139厘米,包含炭粒、红烧土颗粒和植物根茎。

④层:夯土层,浅黄色黏土,较坚实,厚0~69厘米,包含碎小沙粒。

⑤层:夯土层,黄色、黑色混杂黏土,较硬,厚18.75~87厘米,包含较大石块。

⑥层:夯土层,灰黑色杂土,较坚实,厚10~75厘米含红烧土粒、砂粒、炭粒、陶片、草木灰等。

⑦—⑩层:夯土层,黄褐色黏土,坚硬,总厚300~360厘米。未见包含物。

⑩层以下为纯净的黄色生土层。

(三)内城灰坑(2017JWNH1)

位于“百花点将台”西北探方内西北部,仅挖掘1/4,开口于探方内②层下,坑口呈不规则形,坑内填土呈黄灰色,混杂大量的红烧土颗粒,出泥质灰陶陶片和较多的矿渣,挖掘的灰坑口宽270、底宽250、深46厘米(图六)。

(四)中城城墙(2017JWZQ)

乌拉故城中城东城墙保存较好,现存城垣高出地表约6米,轮廓清晰,城垣东侧可见低于地表的城壕,西侧现为平整的耕地。城墙之上种植有较多树木,沿东墙行走,可见城垣向东延伸的多处马面。

本次试掘地点位于东墙中段的一处豁口,解剖沟垂直于城墙,通过剖面可见城墙整体夯筑而成,上窄下宽,底部宽约16、顶部宽约3、高约9.7米。

现存城墙自上而下主要分为9层(图七)。

图七 中城城墙剖面图

①层:灰褐色表土层,厚2~165厘米,富含植物根茎。

②层:灰黑色覆土,厚20~173厘米,含大量细小砂石和少量碎陶片。

③—⑧层:城墙主体,黄褐色和灰白色夯土,夯层间插有纫木。各层厚20~160厘米,夹杂炭粒和红烧土颗粒。

⑨层:城墙基础,当时地表经过平整修理,土色斑杂,厚30~210厘米,含红烧土颗粒、炭粒和陶片。

⑨层之下为生土,纯黄色,无包含物。

解剖后发现城墙无基槽,对当时地表平整处理后,在其上始建城墙,城墙内侧成阶梯状夯筑,外侧较陡直,呈斜直壁状,夯层明显,多为黄褐色和灰白色夯土,夯层薄厚不一,两层夯层间夹有粗细不一的纫木,仅留存有纫木腐烂痕迹,铺设方向与城墙垂直。近城墙底部,有补夯迹象,补夯部分为黄色夯土,夹杂有细小砂石。城墙主体夯层高度约5.8米,现存主墙体顶宽约3.8、底宽约17米。主墙体之上叠压一层灰黑色覆土,自上而下呈坡状覆盖在城墙内侧,土质较夯土疏松,掺杂有大量细小砂石。城墙内侧主墙体下发现一处灰坑,灰黑色和灰白色填土,受构筑主墙体夯砸的原因,坑内填土较密实、紧凑,能够见不同填土的堆积层次,填土夹杂较大碎石和红烧土和渤海时期遗物。

(五)灰坑(2017JWZH1)

位于中城东墙解剖沟主墙体之下,受时间所限,灰坑未完全清理,仅就解剖沟内的部分进行发掘,已发掘部分东西长约4.1、南北宽约1、深约2.4米,灰坑东部叠压在主墙体之下,叠压部分宽约2米,西侧延伸过解剖沟西壁,灰坑内填土较斑杂,应是多次填埋所致,在灰坑中部发现1条碎石带,呈水平堆积,石块体积较大,厚约40厘米,还出土少量泥质灰陶器物残片,可辨器形有口沿、器底等。

(六)外城东墙(2017JWWQ)

现存外城的东墙,破坏比较严重,保存下来相对较完整的城墙不多,城墙上长满灌木、树、杂草等植被。城墙东侧城壕已被当地居民填平变成菜园。

此次试掘位于东墙一处豁口,解剖沟垂直于城墙,沟宽1米。通过解剖发现,城墙主体逐层夯筑而成,上窄下宽,残高约4.33米,顶宽约4米,试掘区域底宽约14.4米,城墙东侧基槽上口宽10.36、下口宽9.1米。

现存城墙自上而下主要分为10层(图八)。

图八 外城城墙剖面图

①层:表土层,厚2~42厘米,富含植物根茎。

②层:黑色沙性黏土,厚0~67厘米,含少量红烧土粒、炭粒、陶片、动物骨骼。

③—⑩层:黄褐色和灰褐色夯土,质地密实坚硬,含少量红烧土粒、炭粒、动物骨骼,各层厚8~142厘米。

⑩层下为生土,沙性,无包含物。

解剖后发现城墙剖面东低西高,城墙起建层东侧较西侧低约2.1米。东西两侧构筑城墙的方式不同,东侧有基槽,西侧无基槽。东侧起建时在当时地表向下挖基槽,基槽打破生土沙层,然后在基槽内用黄褐色和灰褐色土分层夯实,待到与西侧高度一致时,再整体向上夯筑城墙。城墙剖面夯层较明显,夯层厚薄不一,夯层之间无纫木。城墙东侧坡度较陡,西侧坡度较缓,城墙墙体的整体宽度随着墙体的增高而逐渐变窄。西侧墙边被现代灰坑打破。

三、遗 物

“百花点将台”和内、中、外城墙遗迹灰坑出土遗物较少,主要包括陶器和板瓦。

(一)陶瓷器

陶器以泥质灰褐陶居多,少量为夹砂灰褐、红褐陶。绝大多数皆为轮制,烧造火候高,质地坚硬。多为素面,有少量篦齿纹、弦纹、三角纹和戳刻纹等。器形主要有罐、壶、瓮和钵,未见完整器,多为腹片、口沿和器底,另见少量瓷器。

1.罐口沿 11件。

2017JWWH1∶3,泥质灰褐陶,口微侈,折沿,斜方唇,束颈,溜肩,近肩部饰一周凹弦纹,器壁内外可见轮制痕迹,残高6.04厘米(图九,6)。

图九 出土陶器一

2017JWNT标∶4,泥质灰褐陶,敛口,圆唇,广腹,肩与腹连接处向下内凹,形成一周凸棱,残高3.25厘米(图九,8)。

2017JWNT标∶10,夹砂灰褐陶,侈口,圆唇,束颈,溜肩,素面,残高5.3厘米(图九,9)。

2017JWNT标∶12,泥质灰褐陶,侈口,方唇,溜肩,肩部一圈凸棱,腹上部可见两道凹弦纹,残高11.4厘米(图一一,7)。

2017JWNT标∶1,夹砂红褐陶,侈口,口沿内侧向上形成一周凸棱,口沿外侧上部方唇,下部斜向戳刻纹,束颈,溜肩,肩部饰斜向戳刻纹,腹上部施波浪纹。罐内部器壁有食物烧焦残留的黑炱,口径24.38厘米,残高9.24厘米(图九,1)。

2017JWWQ④∶1,泥质灰褐陶,折沿,圆唇,口沿内侧有一圈凹槽,束颈,溜肩,肩部可见凸棱,残高5.26厘米(图一一,11)。

2017JWZQ①∶1,泥质灰褐陶,侈口,圆唇,素面,弧腹,残高6厘米(图一○,8)。

2017JWNH1∶3,泥质灰褐陶,侈口,卷沿,圆唇,沿内留有孔隙,短颈,溜肩,颈肩部可交叉的菱形暗纹,肩腹交接处施一周凸棱,残高5.23厘米(图一○,4)。

2017JWZQ⑤∶3,泥质灰褐陶,侈口,圆唇,弧腹,素面,器表内外可见轮制痕迹,残高4.1厘米(图一一,4)。

2017JWWQ②∶6,泥质黄褐陶,侈口,方唇,口沿内侧沿口向上突起,形成一圈凸棱,短颈,溜肩,素面,残高3.15厘米(图一○,2)。

2017JWWQ②∶5,泥质灰褐陶,侈口,尖圆唇,弧腹,残高3.45厘米(图一一,2)。

2.瓮口沿 6件。

2017JWNT标∶3,泥质黑皮陶,器壁光滑,平折沿,圆唇,弧腹,素面,残高7.5 厘米(图一一,8)。

2017JWZH1∶1,泥质灰褐陶,口微侈,折沿,口沿内侧有一圈凹槽,斜方唇,斜颈,肩顶有一圈凸棱,颈部和腹部可见暗纹。口径17.2厘米,残高10厘米(图九,4)。

2017JWWQ②∶1,泥质灰褐陶,侈口,卷沿,沿内中空,尖圆唇,沿外侧下部有较浅的斜向戳刻纹,残高4.4厘米(图一○,6)。

图一○ 出土器物二

2017JWNH1∶1,泥质灰褐陶,侈口,圆唇,短颈,溜肩,肩部可见一周凸棱和两圈暗影弦纹,残高5厘米(图一一,3)。

2017JWNT标∶11,泥质黑皮陶,微侈口,卷沿,沿内有近椭圆形孔隙,孔宽约0.25厘米,外侧沿下部施一周凸棱,器表内外可见清晰的轮制痕迹,残高6.2厘米(图一一,9)。

2017JWWH1∶1,泥质灰褐陶,微侈口,卷沿,沿内依稀可见未完全黏合的孔隙,器表内外可见清晰的轮制痕迹,残高5厘米(图九,3)。

3.壶口沿 1件。

2017JWNT标∶1,泥质灰褐陶,侈口,圆唇,口沿外侧可见四圈凸棱,束颈,溜肩,颈中部使用长0.2厘米,宽0.1厘米的戳印工具,戳印一段弧线,肩部可见同一工具戳印的5圈戳印纹,肩顶并排戳印2圈,自肩顶至下,圈与圈的间距逐渐变窄。圈与圈之间饰同一工具戳印的交叉三角纹,口径11.8厘米,残高9.3厘米(图一一,1)。

4.器底 4件。

2017JWNT标∶6,泥质灰褐陶,平底,素面,底径22厘米,残高4.7厘米(图九,7)。

2017JWNT标∶9,甑底,泥质灰褐陶,平底,器表抹光,可见一个残断椭圆形甑孔,底径24.4厘米,残高4厘米(图一○,7)。

2017JWNH1∶5,泥质灰褐陶,平底,器表抹光,底径24.4厘米,残高4.2厘米(图一○,3)。

2017JWNT∶2,青灰瓷器器底,圈足,底径6厘米,残高3厘米(图一一,10)。

图一一 出土器物三

5.桥耳 1件。

2017JWNT标∶8,泥质灰褐陶,横贴耳,残断,器表有暗纹,残长9.8厘米(图一一,5)。

6.腹片 4件。

2017JWNH1∶2,泥质灰褐陶,其表内外可见轮制痕迹,上部施交叉菱形网格暗纹,暗纹下接一周凹棱,残高9厘米(图九,5)。

2017JWNH1∶6,泥质灰褐、红褐混合陶,可见三道弦纹将肩部分为三个区域,区域内施篦齿纹,图案精美,残长7.1厘米(图九,2)。

2017JWNT标∶13,泥质灰褐陶,器表施五道细弦纹,弦纹间距不等,弦纹之上区域饰竖向篦齿纹,残高5.2厘米(图一一,6)。

2017JWNH1∶4,泥质灰褐陶,器表施数条竖向暗纹,器物内部有一周长约6.7厘米向内腹延伸的内卡托,残高6.8厘米(图一○,5)。

(二)板瓦

共2件,皆残,仅剩瓦尾局部。

2017JWZQ①∶3,泥质灰褐陶,内切,瓦背素面,瓦内布纹,瓦尾内收抹光,残长6厘米,残宽15厘米(图一○,1)。

2017JWZQ⑤∶5,泥质黄褐色,内切,瓦背素面,瓦内布纹,瓦尾内收抹光,残长11厘米,残宽8.8厘米(图一○,9)。

四、结 语

通过本次对乌拉故城的试掘得出以下结论。

(一)城墙和内城台基出土的遗物虽然较少,但出土陶器如罐口沿2017JWWQ④∶1、2017JWNH1∶3、2017JWWQ②∶6,瓮口沿2017JWNH1∶1、2017JWNT标∶11具有渤海特点,夹砂红褐陶罐2017JWNT标∶1更具有渤海早期靺鞨罐的特征。少数篦点纹壶口沿2007JWNT标∶1和腹片2017JWNH1∶6及青灰瓷器底2017JWNT∶2明显有辽金的特征,可以确定,城墙的始建年代至少在辽金之后,可能为明朝乌拉部所建。

(二)内城“百花点将台”内部夯土,外侧砌石,石间插纫木,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保存如此完整、坚固的高台建筑,如能整体清理揭露,展露出其完整面貌,必将为明代高台建筑的研究提供更多、更翔实的资料,同时也可带动乌拉街文旅事业,为一处不可多得的古建旅游景点。

(三)“百花点将台”石间插纫木与中城的城墙夯土间插纫木构筑方式一致,可以推定中城和“百花点将台”为同期起建。

(四)按文物志所述,内城应为乌拉故城的行政中心,内城城墙的构建应更精心,但试掘发现其构筑方式较为粗糙,且城墙下面还压有清晰的排水沟,墙内南侧还有较多的石块,很难确定内城城墙与中城城墙为同一时期构筑,怀疑可能是后期因某种情况而进行简单的临时构建。外城城墙的构建,可能是为防水患,或是人口扩张而向外延伸起建,或是后期人口扩张等原因扩建,其建筑时期可能晚于中城。

(五)乌拉故城城内各时期文化堆积清晰,保存良好,特别是渤海时期文化遗存丰富,后期破坏极少,如果将来能对城内进行大面积的考古发掘,会极大的丰富吉林市渤海、辽金、明清等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资料,也能对渤海涑州城的研究提供新的线索及理论上的支持。

附记:参加乌拉故城考古发掘的人员有吉林市博物馆于洪洋、王立民,德惠市文物管理所刘浩宇,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晓明、张哲。刘浩宇完成遗迹绘图和遗物排版,农安市文物管理所周晓华完成遗物绘图。

执笔:张 哲 王晓明 王志刚 于洪洋 刘浩宇 王立民

注 释:

① 〔清〕《满洲实录》,中华书局影印版1986年,第9、10页。

② 李健才:《明代扈伦四部》,《东北史地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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