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草

在我和妹妹们眼里，父亲是个兢兢业业、循规蹈矩、视犯错为洪水猛兽的人。他最骄傲的一件事就是“爸爸革命一辈子，从没犯过原则上的错误，没给你们留下什么麻烦”。

当然，让父亲骄傲的也不只这一件事，比如他还见过毛主席，那是20世纪50年代他在东郊大公社管工业的时候。可在他珍藏的那张毛主席视察人民公社的照片里，我们却找不到他的身影。父亲说，他在后头呢。那张没有父亲身影的照片，在我们家墙上郑重地挂了很多年。

我在给父亲庆祝八十大寿时，无意中从他嘴里“套”出了一些当年他和母亲相恋的往事。原来，父亲的性情里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一面。

父亲和母亲认识时已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曾经的女人，是爷爷去外村卖豆腐时别人给介绍的。定亲两年后，他们才在家人的安排下成了亲。之后不久，已是农救会会长的父亲参加了革命。

参加革命无法带家属，长期分居又不是办法，父亲发了愁：革命不能带着妻子，也不可能为了妻子放弃革命……思前想后，他决定离婚。

父亲虽读过几年私塾，但写离婚申请报告还是头一遭。他捏着笔，盯着白纸，脑门上憋出了汗珠，也没写出一个字。一旁的法院院长看不下去，替他写了份离婚申请报告。

很快，报告就批了下来，法院据此发出传票。接到传票，奶奶气得差点背过气去。女人倒是很平静，不哭不闹，也不去法院，似乎早就知道了命运的安排。

随后，父亲趁着假期回家处理离婚的事。女人娘家接了信，一下子来了七八个人。父亲担心他们是来闹事的，但见来人手里都提着豆腐、挂面之类的东西，心里又有些说不出的滋味。

听父亲讲完事情的原委，女人的娘家人沉吟半晌，最后说：“你在家也是受穷，在外头干革命，还能有口饭吃。组织上说的也在理，这事就这样吧。”

一直默默坐在里屋炕上的女人，就这样被“解放”了。

那个年代，父亲多少算是个文化人，大小又是个干部，眉目清秀，还会拉二胡，恢复单身后，不断有人来给他介绍对象。但不知为何，父亲对那些女子总没什么感觉。加上时局动荡，调动频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是学习、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到了二十七八岁，父亲的个人问题还是没有着落。

两名女学生来到工作队后，父亲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落在那个穿着列宁服的姑娘身上。他发现，这个一发言就害羞脸红的姑娘，干起工作来却认真泼辣，一点没有骄、娇二气。一个下雨天，道路泥泞不堪，他正打算取消两名女学生外出工作的计划，就见光脚穿着凉鞋的她，裤腿一卷，头发一甩，“扑哧”一声走进泥水里——这个在蒙蒙雨雾中回眸一笑的姑娘，让父亲记了一辈子，也成了我们的母亲。

父亲也搞不懂自己是怎么了，一见那个“列宁服”，心里就有些莫名的慌乱，但又总想看到她。有意无意地，他和母亲的女同学接触多起来，有什么工作就叫上她一起干，有事没事地也和她说说话，好像这样就离他心里的姑娘近了些似的。

事与愿违，母亲毫不知情，那个多情的女同学却以为年轻的工作队长喜欢上了自己。有一天，她主动跑到父亲那里，红着脸向他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末了，还特地告诉他，自己的家庭出身是贫农，组织上可以去调查。半天才明白过来的父亲，只好尴尬又抱歉地告诉她，自己没那个意思。

那时候，家庭出身是关系到个人前途的大事。出身地主家庭的母亲，一直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只能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工作证明自己。知道母亲出身后的父亲，没有熄灭心中的情感，反倒更有想要保护她、爱恋她的冲动。

那时，父亲已完成在上海华东团校的学习培训，思想和眼界开阔了不少，还学会了跳交谊舞。在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他怀着一颗怦怦跳动的心，给心中的姑娘写了平生第一封情书——一张小纸条。

父亲直抒胸臆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意，写完，又担心自己的冒失给姑娘带来压力，在纸条下面加了两句：“这件事你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不同意也没关系，咱们照样还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革命同志。”

他鼓起勇气亲自把纸条交给了母亲。

偏偏接到纸条那两天，母亲突然胃疼得厉害，留在宿舍里休息。父亲见不到母亲，又没得到回复，心里七上八下。听说母亲病了，赶紧前去探望。见了母亲，也不敢提纸条的事，嘘寒问暖了几句，就拿起暖瓶给母亲倒水，忽觉暖瓶是空的，倒像是得了救星似的，急忙提着去了水房……

后来，还是母亲不好意思地说，纸条她看了，但要“考虑考虑”。

经过几天漫长的等待，父亲总算得到了母亲的答复：“那件事，我同意。”

自此，父亲与小他7岁的母亲悄悄开始了恋爱。

父亲和母亲的婚礼总共花了十八块钱，一半是父亲出的，一半是县里出的。

婚礼上的母亲，依旧穿着那套洗得发白的列宁服，梳着齐整的短发。父亲也依旧穿着他那件已经褪色的中山装。新房就是父亲的宿舍，只不过在单人床旁又拼上了一张单人床。

让父亲哭笑不得的是，婚礼结束后，新娘却拿着一包喜糖要回学校去——单纯的母亲还以为办完婚礼后，一切都和以前一样。父亲笑她：“咱俩都结婚了，你怎么还回学校啊，那我这婚不是白结了吗？”母亲不管，非要走，说她来结婚都没告诉同学们，是一个人偷偷跑来的。父亲拗不过，只能无奈又不舍地送走了母亲。

第二天，母亲被同学们好一顿埋怨，大家纷纷送来礼物，又簇拥着把她往父亲那里送。见到父亲，母亲的同学们又是一顿嚷嚷，七嘴八舌，弄得父亲十分狼狈。

从此，父亲和母亲——还真没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因为婚后没几天，父亲就去团省委报到了。等母亲毕业分回省城的医院后，父亲又随团省委的农村工作队下乡了。此后十几年，他们就这么聚少离多地生活着。

听父亲这么说着，我才忽然意识到，在我10岁之前，我们没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他只是隔一周、两周或更长时间才回来一次。而当我们和他生活在一起后不久，他就成了那个被打倒的“走资派”。所以，我们看到的父亲，就是那个整天写检查、挨批斗、仓皇无措的父亲，就是那个什么“闲书”都不允许我们看的胆小怕事的父亲，就是那个处处严格要求我们，生怕我们犯错误的谨小慎微的父亲，就是那个临到离休也没“捞”到一套房子，还把自己的一间房给别人的“没本事”的父亲……

在父亲80岁的这个下午，我才第一次重新认识和理解父亲，并对他油然而生一种深深的敬意。我给父亲端上一杯茶，见他正眯眼看着阳台上开得正好的菊花，似乎还沉浸在当年的幸福里。

遗憾的是，他和母亲结婚时，连个结婚照片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