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杨典昫

宋代风俗画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绘画有诸多相似之处，艺术的独立审美意识日益凸显，在绘画创作尤其是偏向风俗的题材上有着同质的表现。新兴阶层的兴起致使审美趣味与社会地位的诉求极大影响到艺术创作，人物塑造一方面逐渐想要摆脱政治与宗教的宣教功能，向装饰与风俗转变；一方面在大量人物形象塑造上以世俗人物为原型，逐渐在褪去贵族与神灵色彩，向平民与现实靠拢。本文旨在从艺术作品背后的价值观念构建与艺术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转变两个方面来看两宋风俗画与文艺复兴时期所展现出来的具有相同特质的意识形态。

一、风俗画人物的创作动机

风俗画创作的兴盛既有画家主动选择的成分，也有赞助人的诉求，可谓是时代、赞助人、画家共同的合力而造就。宋代随着城市贸易的进一步繁荣，新兴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发展，这一阶层的构成往往是商人、手工业者、城市文人及其家眷等中产阶层。他们逐步脱离农耕从事手工制造业、服务业与经济贸易等。这一群体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人数不断增多，所产生的影响上至贵族下至乡民。从传世的宋代绘画作品来看，宋代风俗画数量占有不小的比重，无论是官方的宫廷收藏，还是民间对风俗画的喜爱，这一反映城市与乡村世俗生活的绘画题材，无疑有着极为亮眼的表现。宫廷对于这类题材的重视也客观促使风俗画的创作走向一个高峰，涌现出李唐、李嵩、苏汉臣、李迪等诸多名家圣手。在相关研究中认为这种情况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对“风俗”的重视，以察民情，直至后来宫廷对风俗趣味的接纳，以此脱离政教功能形成具有独立性审美题材。⑴吕少卿.论两宋画院画家的“风俗情结”与两宋风俗画的“宫廷赞助”[J].艺苑,2010(01):18-24.虽然这种繁荣的局面离不开宫廷对这一题材的接纳和推广，促使宫廷画家积极参与相关的创作，但民间对于这类题材的喜爱亦是强烈的创作驱动力。商品经济的发展下，货郎婴戏、节令时蔬等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题材深受市民欢迎。这种艺术消费促使大量画家进行创作相关题材，乃至一些画院名家纷纷接受定制风俗画的请求进行创作。这在侧面上反映了宋代市民群体的意识形态已经能够影响较大范围，这已不能单纯地认定为自上而下，或是自下而上的审美影响，实际上是宫廷、文人、民间三大群体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结果。⑵吕少卿.“风俗”与“风俗画”相关问题略论[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0(03):80-83+194.也能反映新兴市民阶层已经壮大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他们对于风俗画的选择实际上也彰显着这一群体的共同价值构建，风俗画中人物的形象塑造更能够彰显这一群体的态度。例如马远《踏歌图》、李嵩《货郎图》中那些极具张力与表现的人物形象塑造。

对页 南宋 佚名《蕉石婴戏图》（局部）绢本设色 团扇完整尺寸：23.1×24.5cm 故宫博物院藏

本页 上图：宋 马远《踏歌图》轴（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下图：宋 李嵩 《货郎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与宋代相似，15 世纪的欧洲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世纪以来农耕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形势开始逐步让位于制造业与贸易为基础的经济形式。⑶[美]H.W.詹森.《詹森艺术史》[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9年9月，P469.这种经济转型是伴随着城市的形成而发生变化，城市的主力人口逐渐以新兴的中产阶级为主导。这一群体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一定社会地位，在社会事务与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一度开始超过中世纪以来教士与贵族的地位。这一群体对整个欧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各个领域均发出自己的诉求。在宗教领域由于对中世纪以来教会的腐败独断失望，新教开始鼓励自行阅读《圣经》思考经文，印刷业的兴盛以及《圣经》译本的发行，促使大量掌握知识自主权的人，改变了由教会修士解读经文的方式，这不仅更加刺激了知识的传播与经典阐释，更促进中产阶级对自身身份地位的强化与自我价值的肯定。

无论是两宋城镇新兴的商人、手工业者，还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律师、医生、银行家，这些新兴群体在经贸发展与城市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成为城镇的中坚力量，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而与此相匹配的新规则还未完全建立。新阶层在政治宗教、文化生活方面所展示出的意识形态虽没有那么尖锐的展现，但在反映与他们相关的生活时，在日用工艺品、绘画等物质载体上有所体现。风俗画便是这种意识形态物质化的呈现之一，直接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

二、风俗画人物的创作特点

在宋代与文艺复兴时期的风俗画中，人物塑造进一步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虽然由于艺术服务的对象和赞助人仍然是主流的上层精英，但在延续这种传统题材的同时，已经极少出现单纯表现政治教化与宗教教义宣扬的画作。画家在创作有风俗倾向的画时，对人物的塑造呈现出写实与自然的特征，尝试摆脱刻板与严肃的形象，选取生活所见人物为原型，如城镇市集、贩夫走卒、服饰美食等，呈现出一种商品化、日常化、自由化的特征，这种反馈便具有一种反束缚、反精英的特质。

本页 扬·凡·艾克《戴红色头巾的肖像（自画像）》木板油画 26×19cm 1433 年英国国家美术馆藏

一些画作首先便具有某些商品化特质，这主要体现为创作来自委托与定制，或是提前描绘好同样受欢迎的题材专门等待出售。这一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便是扬·凡·艾克。画家本人既是市民也是宫廷画家，在创作上既要满足宫廷制作一些大型宗教题材画作，又要服务于弗兰德斯中产阶级市民的需求。⑷[美]H.W.詹森.《詹森艺术史》[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9年9月，P483.其作品《戴红头巾的男子》便是受委托而创作的代表作品。受赞助人委托描绘肖像的例子不胜枚举，能立马想到诸如莱奥纳多《蒙娜丽莎》，拉斐尔《维拉塔夫人》等众多人物肖像作品，尤其是后者作为公认的拉斐尔原作，不仅是《西斯廷圣母》的原型，还被视为一种理想肖像。⑸虽然这些画作在严格意义上还不能完全视为风俗画，但在反映时代人物面貌上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是后世风俗画的滥觞。更重要的是这些画作不单是完成赞助人的委托，还在人物塑造上取得了极大的突破，无论是达芬奇还是拉斐尔，都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高贵、典雅、端庄，且具有浓厚人文气息的女性气质。

日常化则反映为能够管窥或者反映那个时代一些特殊事件或日常生活的作品，例如扬·凡·艾克《阿诺尔菲尼夫妇像》描绘一对新婚的意大利商人夫妇，背景墙面镜子反射而出的两位男子正在作为见证人，旁观房间里所进行的某一仪式。彼得·勃鲁盖尔在《农民的婚礼》中描绘尼德兰农村婚礼上的热闹场景，通过写实的方式对众多人物精心刻画。两者均是对新婚的描绘，但在两位分别处于文艺复兴初期和晚期的画家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关注的兴趣与群体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前者还带有浓重的宗教意味，夫妇二人显得拘束紧张，而后者则在一片热闹之中一群人欢庆。描绘对象也从两位精英人士极为精致深入的描绘，转变成为乡村农民的群像描绘。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更是以史诗篇章为时代造像，将汴河两岸的平民百工尽收画幅。这种日常虽在以往的传统中也有出现，例如战国楚漆奁上的《王孙亲迎图》⑹彭德.屈原时代的一幅情节性绘画——荆门楚墓彩画《王孙亲迎图》[J].文艺研究,1990(04):113-120.，画像石（砖）上的渔猎、耕织等形象，但在中卷轴画创作中还不多，直至宋代风俗画的兴盛才使得这样关注日常与风俗进入更加主流的视野。这种变化也来自士大夫群体的影响，宋诗的写作一反唐诗之“雅”，不避世俗俚语，《竹坡诗话》中记录苏轼论及日常：“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主张日常所见即为所悟，皆可入诗。由诗词创作可见风俗画的日常化创作有着良好的基础。

本页 上图：意大利 拉斐尔《维拉塔夫人》布面油画 85×64cm 佛罗伦萨彼蒂美术馆藏

下图：意大利 拉斐尔《西斯廷圣母》布上油彩 265×196cm 德累斯顿国家美术馆藏

风俗画在题材选择与人物表现上十分自由，人物塑造不拘泥于职业身份、性别出身，通常会对平民的日常生活与风俗习惯再现，在具体呈现上强调风俗事件和情境。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们在反对总结禁欲主义和封建专制时，强调回归人的自然本性，突出感性体验，强化物质欲望。威尼斯画派以富丽明艳的画面塑造人物，迎合中产阶级审美趣味。在宋代宫廷画家笔下的风俗画人物塑造往往也曲尽其态。这一时期的中外风俗画发展，人物塑造的日常化还是有限的日常，仍然处于精英视角下期待看到的日常，免不了迎合赞助人与市场的商品化趣味。但已有了较大的跨越，改变了以往专注于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为政教宣传服务的人物塑造。

三、风俗画中人物创作的价值构建

无论是宋代还是文艺复兴，总能够看到新旧审美在缠绕中反复。大量风俗画的创作将画家的兴趣放在对画面本身的关注上，如何塑造更好的人物，更贴合现实的人物成为他们关注的重心。新的题材兴盛之后，预示一种新的审美体系在逐步建立，这种体系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价值体系被重新构建。虽不是必然的颠覆与反叛传统，但也代表了一类社会群体新的审美与价值选择的产生。

本页 北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对于宋代的风俗画人物塑造而言，创作者多为宫廷供职画家。画院的建立吸纳了众多来自民间的画师，尤其是南宋皇室南迁，重新组建画家时更是从街头网罗技艺精湛的画家进入宫廷。他们在创作的倾向上也逐渐从北宋初期“成教化，助人伦”与体察民情，向宫廷装饰与赏玩性质转变。⑺吕少卿.论两宋画院画家的“风俗情结”与两宋风俗画的“宫廷赞助”[J].艺苑,2010(01):18-24.在有过民间丰富生活体验的宫廷画师们有着对风俗最直接的观察和描述，对于底层民众的描绘成为画面塑造的主角，一反“雅”文化中对贵族精致生活的表现，或是宗教绘画中的虔诚与信仰，对日常的表现实质是对自身价值与现实的回归。绘画的重心也由宫廷、宗教，逐渐向民间转变，这也是社会新阶层文化的客观写照。风俗画中的“人物塑造”实质上进行了一场深刻变革，肯定了平民的价值，将普通人的形象放置在主流话语权视野中审视。

下图：南宋 佚名《蕉石婴戏图》绢本设色 团扇23.1×24.5cm 故宫博物院藏

对页 上图：彼得·勃鲁盖尔《农民的婚礼》木版油画 114×164cm 1568 年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藏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将人作为表达的核心，即便依旧延续传统宗教题材的绘画，也将其中的圣母子以世俗中的形象替代。大量圣母子题材的创作为观者营造了一个母爱、温暖、亲切的氛围。圣母被描绘为动人的年轻母亲，鲜艳的色彩犹如热情洋溢的复兴时代，将“神”拉入到世俗的快乐和幸福之中。个人的价值、社会地位与尊严被强调，现实生活成为宣扬的重点。生活之美随着艺术家对透视、解剖等科学的探索，被提高到比肩宗教的地位。人们试图通过对古典的研究和阐释，挣脱中世纪以来的束缚，恢复古希腊的自由与理性。人们的压抑通过风俗画的绘制，释放出强大的感性力量。基督教的禁欲与封建专制的禁锢被自然与世俗冲击着。富足的时代下，社会各阶层都向往和渴求建立自由追求物欲的权力。以贵族为代表的世俗审美逐渐成为影响绘画整体发展的重要力量。⑻化铉.人文主义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影响[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05):123-125.

综上，宋代风俗画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物塑造呈现出三个方面的同质性，在相似的时代背景下，风俗画的赞助人多是新兴中产阶层，这一群体成为社会不容忽视的中坚力量。风俗画是赞助人影响下，意识形态的物质显现。在画家群体将目光投入到中产及平民阶层时，绘画题材上也呈现出一种民俗与日常的倾向。这一时代、赞助人、画家合力的绘画题材成为这个时代极富活力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