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文琪 董苾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标志着中国的减贫事业进入治理相对贫困的新阶段。相对贫困的治理，从人的主体层面来看，最根本的就在于激发内生动力。学界对于内生动力问题的研究主要在贫困语境中，围绕着内生动力匮乏的表现、分类、发生机制以及干预路径，形成了制度、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分析视角和观点，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尤其是在内生动力不足的发生机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本文以社会区隔理论为切入视角，在社会区隔的动态情境中探讨相对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匮乏的发生逻辑，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治理路径。

一、社会区隔：相对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匮乏发生机制的分析视角

从社会情境观出发，本文尝试用布迪厄的区隔视角来解释相对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匮乏发生机制。布迪厄对个体行为进行解释的基本逻辑在于：对行为的深层结构的分析，需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他与外在的社会结构即场域之间的关系，二是主观内在的心智结构即惯习。惯习是体现在能动行动者身上的历史经验积累。行动者的惯习是社会规则、共享社会价值的内化，以下意识的方式体现在个体的持续性行动中，会建构场域中的区隔。区隔建构的过程，也就是个体在惯习的指引下与场域以及场域中的其他人关系建构的过程。笔者认为，相对贫困者与社会之间区隔的双向建构过程构成了相对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匮乏发生的真实逻辑。

（一）特殊群体身份区隔与价值缺失型内生动力匮乏

特殊群体脱贫在脱贫攻坚环节属于“硬骨头”。丧失劳动能力的群体、残疾人群体、独身者群体、失独群体等构成了一般意义上的特殊群体，这些角色之间也可能存在重叠和互构，如丧失劳动能力与独身、丧失劳动能力与老年、残疾与独身等。特殊群体特有的“差异化属性”使其生活风格、行为与其他群体存在明显的分化，与村庄中其他群体在人情仪式和日常生活交往中存在显著的区隔。

如对于独身者及失独群体来说，未能实现传宗接代或子嗣的离世是其与熟人社会共享价值标准下“差异化的属性”。在具体的村庄情境中，子女的生活、求学、工作、婚姻等构成了熟人交流、人情往来的主题。在日常交流的情境中，子女养育任务的消解和经验的空缺构成了独身者等群体融入主流群体交流的屏障。在人情仪式中，独身者、失独群体由于人情支出负担较大，并且常常有“去”无“回”（无子嗣的个人及家庭举办的人情仪式也受限），因此会不断压缩甚至退出自己的人情圈。人情交往是村庄村民们日常生活交往的一个重要维度，不难推测，退出人情交际圈后，特殊群体进一步脱嵌于村庄社会网络。社会关系网络的脱嵌使特殊群体失去了生计、生活中潜在的工具性资源，如外出就业方向的信息、引荐工作、提供资金支持、争取合法权益的力量支撑等等，由此发展机会减少。

除利益导向外，家庭的不完整和本体性价值的缺憾也会使独身者等特殊群体产生自卑、敏感、神经紧张等负面情绪，强化了其对村庄公共生活的排斥感与疏离感。由此，在“社会—自我”区隔中，退出村庄竞争的特殊群体对于身份认同和价值寻求的需求进一步削减，一旦自我放弃成为惯习，作为知觉、评判和行动的身心图式，便指引着特殊群体顺应自身的条件和处境，放弃发展的意愿。

（二）贫富阶层区隔下的信心受挫型内生动力匮乏

不同于以上述及的特殊群体，也有一些相对贫困者的家庭结构完整，也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和发展需求，却在与“富人”的区隔中失去了向上流动和发展的信心。他们也曾朝着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努力，但由于一些不利因素如能力的限制、平台较低、资源过少等等，未能实现主流社会的期待目标。

具体来说，在真实的村庄场域中，在村庄中占据优势地位，或对自身生活风格、方式抱以优越感的“富人”或有权威的人，会通过维持自身的感知和生活方式，在其与其他群体共同所在的场域中塑造出有利于自身的竞争性等级体系，从而建构并强化社会区隔；而社会空间中的其他群体可以通过追随、参照这种“被标榜”的规则与品味塑造自身，以在竞争中占取理想的社会地位与声望。一部分群体通过自身努力与参与竞争，得以和“富人”群体“打成一片”。也存在这样一部分人，也就是本部分论及的相对贫困者，无论如何尝试都始终无法适应村庄以及社会中通行的竞争规则，于是在塑造的社会区隔中被逐渐边缘化。这种边缘化也非单向性活动，面对在竞争场域中“降级”的风险，贫困者为了维持心理平衡和自我保护，认同发展扭曲化并降低对生活的期望，或者通过贬低他人的成功模式转移可能产生的“挫败感”，由此导致内生动力不足。

（三）文化区隔与文化取向型内生动力匮乏

虽然一些地理位置边缘化、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的深度贫困地区已经摆脱了绝对贫困，但由于长期历史积淀的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相区隔，亚文化业已内化为该地区贫困人口的价值观、生活风格、生计方式的内在指引，表现出主流文化语境中界定的“内生动力不足”。

社会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区隔主要体现为现代市场文化与传统农业文化的区隔，生存型文化与发展型文化的区隔，传统消费文化与现代消费文化的区隔。首先，自改革开放后，市场化促使小农生产能够在市场的各个环节分享利润，实现从“为生存而生产”向“为市场而生产”的转型。而以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为主导的贫困人口依旧处在自我满足、自我区隔的低水平经济文化中，呈现出在生产方式上的排他性和维护传统的倾向，由于他们无法较好地适应先进的思想以及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将现代市场文化区隔在外。其次，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代表着低层次的需求，即安于现状、满足于温饱的状态，这种“生存型文化”使其缺乏改变生活现状的动力。其三，不合理的无计划的消费结构和方式与现代理性节俭伦理相悖。处于亚文化中的贫困群体消费偏重于“享乐型”消费以及人情仪式花销，而在“发展型”的生活生产项目上投入较少，如对子代教育的投资、对自身知识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的提升等，因而无法实现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

（四）扶贫主客体区隔与福利依赖型内生动力匮乏

在相对贫困治理场域内，在地方政府、企业及扶贫组织、驻村干部等作为扶贫主体时，相对贫困者是救助的客体，具有被动性，需接受外部社会的塑造。由于施行救助的主体在一些情境中忽略了相对贫困农户的需求和意愿的表达以及决策权利，即阿玛蒂亚·森话语中的“参与决定什么是他们想要的和他们能接受的所需资源的理由表达”的权利，由此在治理相对贫困的实践中构成了对救助客体的区隔。

扶贫主客体区隔体现在具体的相对贫困治理场域中：一方面，扶贫开发主体管控思维明显，相对贫困者参与互动空间有限。由于传统权威体系追求行政机制的高效性和执行力，相对贫困者只能被动接受安排。另一方面，扶贫资源的单向传递抑制了相对贫困者的个性化需求。在开发式扶贫阶段，由于扶贫造血功能较弱，很多地区仍是以物资救助为主，这种方式可以使贫困人口在短期内脱贫，而由于没有重视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激发，一些贫困人口产生“福利依赖”心理。虽然脱贫攻坚决胜阶段的精准扶贫政策更倾重于志智双扶，却仍然可能由于对贫困者致贫原因和减贫措施的“政策预设的普遍性”而忽略贫困者的个性化脱贫路径。在相对贫困治理区隔中，当相对贫困者无法参与或表达所需时，贫困农户的脱贫行动能力也会受到限制，积极性由此降低。

与此同时，由于传统扶贫主体物质资源的输入方式与“庇护”，滋生了贫困者在不用过多争取和努力的情境下也能维持生活现状的心态，以致于出现“争当贫困户”的求贫心理以及对需要投入劳力才能获取资源的新扶贫方式的对抗心态，在贫困主客体的区隔状态下，许多既已脱贫者形成了“等靠要”、投机主义等偏差心态，由此返贫。

二、增强相对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基本路径

（一）价值缺失型内生动力匮乏的治理

特殊群体价值缺失型内生动力匮乏主要囿于其“差异化属性”建构的身份区隔。以往，政府部门通过支持产业发展、开展技能培训、提供就业服务等措施化解特殊群体的困境，而现实是特殊群体往往缺乏积极性去参与救助项目，由此被认为是“等靠要”思想浓厚导致的内生动力匮乏。本研究认为，理解特殊群体的相对贫困在于“贫”，更在于其背后深层次的“困”，因此纯粹的治“贫”措施往往无法保证其脱贫的可持续性。解决特殊群体的相对贫困问题应聚焦于治“困”，把他们从区隔的牢笼中解放出来。首要的是引导特殊群体寻找和重新确定生活目标，在目标的转移中找寻新的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如让他们回归社区和社会，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公益事业建设等。可考虑设置专门的社会工作岗位，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职业社工或志愿服务，从社会工作者重视服务对象的优势视角,帮助社会价值缺失的贫困个体寻找确定新的生活目标。

（二）信心受挫型内生动力匮乏的治理

在贫富区隔中信心受挫是一部分贫困者内生动力匮乏的成因，因而应聚焦于帮助这部分相对贫困人口重拾信心。具体而言，一是树立相对贫困人口的脱贫典型案例，定期开展脱贫户、致富户与边缘贫困户之间的交流，发挥典型带动效应，以营造积极向上的脱贫氛围。二是成立乡村互助小组或其他组织，扩大相对贫困者的社会网络，以增加其潜在的社会资源。三是信心受挫与价值缺失的相对贫困人口都需要关注其心理问题，在设置社工岗位、引入社工服务的基础上，为这些相对贫困群体提供心理疏导服务，以帮助其重树信心。四是社会工作者需聚焦于如何引导相对贫困人口寻找、明确适切的需求与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相关知识和劳动技能的培训，提高相对贫困人口的素质和能力，以增强相对贫困人口参与救助项目的主动性、适应性。

（三）文化取向型内生动力匮乏的治理

文化区隔下的相对贫困群体，其脱贫内生动力的匮乏更多体现为基于特定社会规范和文化情境下的策略和选择，在对亚文化的内化过程中，他们丧失了改变现状的动力。对于文化区隔中的相对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匮乏的治理，需要改善相应的支持性措施，比如，改变相对贫困人口生存发展的亚文化情境来调整、改变其行为模式。具体而言:一是可从文化中挖掘积极的精神力量，以教育和乡土资源开发与利用等方式，提升相对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促进其思想观念转变;二是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实践中不仅要帮助相对贫困人口提升收入，还要逐渐转向提升相对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三是要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不断提升民族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相对贫困人口提供发展的平台，激发相对贫困人口主动改变生存状态的内生力量。

（四）福利依赖型内生动力匮乏的治理

扶贫主客体区隔是福利依赖产生的直接原因，因而旨在改善福利依赖型内生动力匮乏的路径需要系统思维，遵循治理现代化的理念指导，破除救助主客体的区隔状态。具体而言，需要从“资源单向传递—相对贫困客体被动接受”向“救助开发双向互动—相对贫困客体适度参与”再到“聚焦个性化服务—相对贫困客体平等关联”转变。首先，激发帮扶主体的救助力量，如创新工作方式等；其次，正视相对贫困群众在不同发展阶段萌生的个性化与差异化的服务需求，增强帮扶主体与相对贫困群众的互动，通过致富信息宣传、优惠政策等方式全面激活相对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使相关主体在参与、交互过程中实现救助与脱贫内生动力持续提升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