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也然

（作者单位：新疆艺术学院）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影片也向观照社会现实、体现人文关怀方向靠拢。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都涌现出了优秀的人文关怀类影片，《辛德勒的名单》和《我不是药神》就是两个典型代表。1993年，《辛德勒的名单》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完成，影片再现了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倾家荡产保护了大批犹太人免遭法西斯杀害的历史事件；2018年上映的影片《我不是药神》由中国导演文牧野执导，讲述了药店店主程勇从印度走私贩药敛财后良心发现，倾力帮助白血病病人的故事。两部影片都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并且在符号运用、人物塑造、叙事策略等方面具有共通之处。

1 人文关怀视域下影片中符号含义的表征

1.1 符号意义的生成

符号论美学是在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和他的学生苏珊·朗格提出的有关理论上发展起来的[1]。艺术是人类情感的总结，也同样是人类以符号形式对于这种情感的再创造。也就是说，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的经验被人加以提炼转化，以更具有创造性的形式加以呈现，就成为艺术符号。在影片中运用艺术符号，可以使影片更具有审美性，更易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现代西方符号学的创立者索绪尔把符号看作人类表达与交流的工具，主要表现在符号的意指过程。意指是通过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对立关系体现的，能指就是符号本身，所指是符号的代表对象。在索绪尔看来，意义一般是由符号和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的，意义是一个符号对另一个符号的解释[2]。

1.2 影片中独具人文关怀色彩的符号解析

人文关怀指对于人性的关注和理解，从人的自身需求、人的欲望出发，满足人的需求，维护人的利益，从而达到对人权的基本尊重。在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中，名单即生的希望，拥有了名单，被迫害的犹太人就拥有了活下去的资格和保障。名单在影片中反复出现。影片开头，犹太人报出自己的名字，他们的名字被打字机一个个地打在名单上；辛德勒决定救助犹太人，一个个犹太人的名字被打字机以飞快的速度打出。随着剧情的发展，创作者运用更小景别的特写镜头凝视着他们的名字，有力地给观众传递了每个生命的价值和重量。《我不是药神》中的格列宁药也具有同样的意义，白血病人拥有了药，就拥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可当时国内的格列宁药太贵，印度便宜的仿制格列宁药不允许进口，当黄毛开车带着走私来的印度格列宁逃脱警察的追查被车撞了之后，满地散落的格列宁药，寓意着一个个鲜活生命的陨落。

在两部影片中，名单和药被反复强调，故事的主线和矛盾点也是围绕着这两者展开的。影片中的弱势群体因为这两个物品的存在，才拥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它们是影片中独具人文关怀色彩的符号，是整部影片的点睛之笔。

2 人文关怀语境下人物形象作为叙事符号的呈现

2.1 描绘人物群像，刻画典型群体

《辛德勒的名单》的故事发生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不是药神》的故事发生背景是在中国抗癌药尚未进入医保、售价昂贵之时[3]。在《辛德勒的名单》中，辛德勒本是一个一心向“钱”的纳粹商人，围绕在他周围的典型群体是被德国纳粹迫害残杀的犹太人，只有在辛德勒的工厂里工作才可以存活下去。在影片《我不是药神》中，故事发生在一个卖神油的药店老板程勇身上，他一开始为白血病人走私印度药只是因为缺钱，而围绕在他身边的人是需要“假药”治病救命的白血病患者，他们吃不起国内的正版药，只能依靠程勇在印度走私印度药缓解病情。两个群体都危在旦夕，需要帮助。两部影片中的主角也都并非“圣人”，辛德勒一开始只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让犹太人来自己的工厂干活只是因为他们便宜；程勇一开始卖药纯属是为了挣钱救治自己的父亲。而后来二者都感受到了周围人在苦难中的善良、坚韧等品质，也目睹了病痛和屠杀给周围人带来的苦难，他们受到了触动，心中的善被唤醒，转而选择救人。这两部影片中主人公的人物形象丰满，有肉眼可见的成长弧线，而非“英雄式”的完美人物。

2.2 观照特殊个体，蕴含人文关怀

史登和吕受益都是弱势群体中与主人公有密切接触的典型代表，导演将这两个特殊群体中的人物精心设置到主人公身边，让他们与主人公产生交集，建立联系。史丹和吕受益，一个是被纳粹赶尽杀绝的犹太人，一个是急需药物的白血病人，他们都是弱势群体的代表，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依旧是倾向于帮助自己所属的群体。随着主人公与他们的关系愈来愈亲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逐渐影响了主人公，他们坚韧的品质也逐渐打动了主人公。他们与主人公的亲密关系和后来他们的遭遇是引领主角走向拯救之路的一个重要助推器。

两部影片选取的主角与典型群体并不相同，但具有相同的特点：主角并非完人，也有着唯利是图、贪婪等缺点，但在目睹了弱势群体受到折磨后心生不忍，选择伸出援手。这种设置向观众展示了人物的多面性，即每个人的人性中都有善和恶的存在。弱势群体在逆境中不放弃希望，努力求生，展示了人类对生的渴望和直面困难时莫大的勇气和坚毅的品质。对这两类人的符号塑造，使影片充满了浓郁的人文主义关怀色彩。

3 人文关怀语境下影片叙事策略的模式化与符号化

3.1 人物动作的内涵

两部影片在人物转变的重要节点处都安排了一个女人出现。《辛德勒的名单》中，一名犹太女子的父母在集中营，听说辛德勒的工厂是收容犹太人的地方，便去请求辛德勒收容他的父母，辛德勒知道后勃然大怒，质问他的会计史丹为何放出这样的消息，将他置于危险的境地。然而，辛德勒依旧选择了将女子的父母接了过来。女子在工厂门口看到父母走了进去，转头看向辛德勒的办公室，露出微笑。《我不是药神》中的情节也是如此，程勇在怒掷千金为刘思慧出头后，来到刘思慧家，正欲行云雨之事，却发现刘思慧的孩子看到了他，程勇看着墙上刘思慧和孩子的照片若有所思，之后他坚定地拒绝了刘思慧，离开前还叮嘱刘思慧不要把孩子吵醒了。程勇关门离去后，刘思慧转过头，露出一丝微笑。

两部影片中女人的“微笑”都是符号的一种，它们侧面表现出了人物善良的一面，此处的设计除了使影片主人公形象更加丰满，也为主人公之后的“拯救之路”埋下了伏笔。

3.2 巧用轻喜剧元素

在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中，当辛德勒面试秘书时，测试她们的打字速度，于是出现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组接镜头。前几个镜头中，年轻貌美的青年女子在打字，她们的打字速度并不快，但辛德勒一脸微笑，认真地注视着她们，不时与打字中的女人对视。随着镜头的切换，辛德勒离不同的女人越来越近，直至双手撑到桌子上看着女人。最后一个镜头中，一个老妇人飞快地打着字，辛德勒侧身靠在一旁的椅子上，兴致索然地望向别处。蒙太奇手法的使用，生动活泼地向观众展示了辛德勒喜爱美女、好色的一面，让人忍俊不禁。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在《我不是药神》中，当程勇在印度购进了格列宁药，而印度船员不允许程勇将其带上船时，两人边比划边讲英语的情景设置。印度船员不停地强调“dangerous”，程勇强调“no danger”，后来印度船员讲起了印度话，程勇也讲起了中国话，两人各执一词，最后印度船员强调“More money”，程勇无奈地一边掏钱一边微笑着骂印度船员，两人一边握手成交一边对话，印度人笑着讲着英语，程勇讲着“死胖子，胖得跟猪一样比猴还精”。这一幕的台词设计不仅丰富了人物形象，使程勇小市民的形象跃然荧幕之上，也为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影片增添了几分喜剧元素[4]。

两部影片如此的设计不仅丰富了人物形象，避免了人物扁平化，而且为影片增添了喜剧片元素。在体现现实主义人文关怀的影片中，这是很有必要的，可以避免主角英雄化的扁平叙事模式，也可以避免因为题材的选择而使影片过于沉闷、严肃。

4 人文关怀语境下影片中符号体系的打造

4.1 特殊道具的重复使用

黑格尔曾指出，象征总是一个形象或一副图景，本身只唤起对一个直接存在的东西的观念。《我不是药神》中，口罩、橘子等道具反复出现在影片中，富有深意。白血病人因为他们的身体原因，需要在有菌环境中佩戴口罩。吕受益第一次见到程勇时摘掉了一层又一层的口罩后与他沟通，表达了自己想买药的诚意和对程勇的尊重。后来，程勇决定不卖药后，吕受益受伤地看着程勇，并重新戴上了很久不戴的口罩，这表现了吕受益的失望，也暗含他对自己生命即将面对无药支撑的担忧。口罩是一层将自己与外界分割的阻隔[5]，是一种对自己的保护。吕受益从此切断了与曾帮他供药的程勇的联系，也失去了维持自己健康的药，只能重新戴上口罩。程勇第一次与白血病病友群里的人见面时不满他们戴着口罩说话，而病友们对摘口罩十分犹豫。影片结尾处，病友们在目送出庭的程勇时都自发地摘掉了口罩，表达了对程勇无私帮助他们的感激，也表明因为有程勇带给他们的印度药，才让他们的身体健康了起来，有勇气摘掉口罩与第一次无药可吃的他们摘口罩时的犹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口罩的运用不仅展现了人物关系的变化，也侧面反映出主人公心态的转变。

在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中，影片开头，犹太人在唱着圣歌做祷告，桌子上的蜡烛逐渐熄灭。而在影片的后半段，辛德勒救助了犹太群体，允许工厂里的人去做祷告，牧师点上蜡烛，烛光泛着橙黄色的光，在黑白色的影片中显得格外温暖。这两处的烛光便是犹太人生命的指代：开头烛光熄灭后，影片开始讲述犹太人被德国纳粹党迫害，隐喻着犹太人生的希望的熄灭；后来辛德勒觉醒，开始救助犹太人，不断有犹太人得到庇佑，温暖的烛光又重新燃起。

两部影片中特殊符号的运用都极具人文关怀色彩，从人的生死问题切入，关怀不同时代背景中的小人物，关注人类的个体权利与生存价值，引人深思。

4.2 巧妙运用镜头语言

艾柯曾在其著作《符号学理论》中指出：符号是有意义的感知，意义只有通过符号才能得以表达。两部影片都有关于生死的探讨，其中关于“生”的意象的符号有很多，且前后呼应。《辛德勒的名单》是黑白片，符合全片二战时期的叙事背景，契合影片沉重、严肃的基调。片中出现过几次色彩的使用，其中一处是一个小女孩身着红色衣服，在一片混乱中被辛德勒注意到，小小的她身着小面积的红色，代表着勃勃的生命力。这穿着红衣的女孩也是推动辛德勒转变的重要人物，初见时辛德勒心生怜悯，再见时女孩已经是一具尸体，被辛德勒目睹，红衣女孩生命的陨落侧面映衬出纳粹的残忍、战争的恐怖。在这部黑白片中，此处的色彩运用别具意义，吸引了观众的眼球。结尾处犹太人获得解放，一群人唱着歌向前走着，时间由过去过渡到了现在，画面由黑白色转为彩色，也寓意着犹太人已经摆脱了纳粹的囚禁，真正拥有了生活的权利。

在《我不是药神》中，表现小区的空镜头出现，也是主人公的处境与心情的写照。在影片的开头，几个特写镜头后，接着的是一个被排布密集的电线网缠绕住的破旧小区的画面，随着镜头移动，“王子印度神油店”出现在观众面前。后面人物出现后的对话和着装揭示了主人公程勇现在的处境：神油店老板、生意不景气，交不起房租。显而易见，先前被电线铺满的镜头是人物自身状况的暗示，是他生活一团糟的指代。第二次小区电线出现的镜头在影片的中间部分。在程勇与德国格列宁假药贩斗殴进警察局后，程勇询问警察卖假药判多少年，警察的回答让程勇一愣。而后描绘小区的空镜头再次出现，这次的镜头和第一次有电线的空镜头相比，画面景别变小，但电线更加混乱，电线杆与电线错杂排布，画面中交错的电线和居民晾晒在窗外的床单衣物使镜头显得杂乱无比。景深镜头的使用进一步加剧了镜头画面的混乱，此时的镜头语言表达的是主人公程勇内心的纠结与混乱。由此可以看出，电影镜头所构造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关于事物的图像。两部影片的镜头语言十分巧妙，紧紧围绕着对于人的关怀而展开。

5 结语

如何运用影视符号在剧情片中植入对人权的尊重与思考，表达对人的关怀；如何通过影片中的人物塑造表达对人性的关注和理解；如何在剧情片中打造从人的欲望出发，维护人的权益的符号体系，剧情片《辛德勒的名单》《我不是药神》给出了答案。二者的共通之处为打造充满符号意义的人文关怀影片的创作提供了参考和借鉴，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更多的关照人的生存状况、追寻人类解放与自由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