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彩霞

（作者单位：宿迁学院）

隐喻原本属于文学中的修辞手法，当以视听为主的电影艺术中融入隐喻修辞时，便会与观众产生极为奇妙的“化学反应”，从而引起观众更为强烈的情感共鸣[1]。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视听化的艺术，与文字语言相比，更具有直观性和画面的多义性等特点，其往往借助人物性格的塑造或事物、道具的展现等方式呈现隐喻化的元素，在传统文化固有观念中以思辨的方式，解答当下人们面临的迷茫与困惑，力求引导大众在某些观念上的深度反思。刘江江导演的《人生大事》聚焦鲜少有人关注的特殊行业——殡葬，讲述人的生与死，反映社会中小人物群体的悲欢离合。该片以现实主义思潮直面人的生死大事，看似极简单的故事，却隐喻了社会的尖锐矛盾，触及了社会中的焦点问题，给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启示。

1 社会小人物群体的隐喻表达

《人生大事》之所以能吸引观众走进影院，是因为在探讨人“生老病死”的话题时，能够隐喻人的生命的意义。影片重点讲述了社会小人物群体的生活，其代表有工人、无业游民、无保障农民等群体，他们大多数徘徊在生活稳定性的边缘，生活极度贫困，被称为社会小人物群体[2]。《人生大事》呈现的是普通人的生命历程和人生成长轨迹，特别是以小文、三哥等为代表的特殊人物群体，在经历社会锤炼后，慢慢改变了自己对生活和生死的态度，特别隐喻了人生中的大事——“死亡”。

电影中，小文以一个孩子形象出现，从孩童的角度谈人的生与死，叙事中淡化了沉重的话题与悲伤的情境，让整部影片呈现出温暖的底色，治愈人心。例如，小文居住在破旧老式的居民旧楼，狭窄的街道、家中破旧的家具，都呈现出了社会小人物群体的生活情境。小文的人物造型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头上扎着两个丸子小辫，手里拿着一杆红缨枪，与我国神话故事中哪吒的外在形象比较相似，这种装扮基本上贯穿了电影的前半部分。但随着电影故事情节的展开，导演将小文的家庭、身世进行逐一解密，使得小文的装扮与性格的形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小文在外婆生前一直被告知自己无父无母，只有外婆可以依赖，与正常家庭的孩子相比，多了一些自由与无拘无束，但也少了家庭关爱，小文一身“现代版哪吒”的形象隐喻性地说明了她的执着与反叛精神。外婆去世后，小文为了寻找外婆下落三次追寻三哥，在“上天堂”殡葬店内一次次上演寻外婆“大战”，手、脚、口并用开启武力模式，一直追问外婆的下落，可以看出小文内心的单纯与失去亲人后的恐惧，由此呈现出一个缺乏家人疼爱的孩子形象。

三哥具有放荡不羁的性格，也是一个敢爱敢恨、勇于担当、心存善良的小人物。三哥为了一个女生和情敌大打出手，因此进监狱服刑三年。影片开始是三哥刚刚出狱后的形象，因为没有工作只能接受家里的祖传行业，干起了殡葬服务。该电影的故事情节主要围绕三哥与小文从敌对状态到互相包容，再到最后产生父女之情的变化过程展开，这也是三哥在迷茫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从桀骜不驯到勇于承担责任，小文在成长的同时三哥也变得更加成熟。三哥面对老爷子过户门面房时，由于心里想着可以满足女朋友扩大店面的需求，内心是充满喜悦的，而当他得知女朋友怀上别人的孩子时，他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变得萎靡不振，开始自我放弃。在过户时，由于房产证被误洗遭到父亲的一顿批评，三哥扬言要自己凑够30万买下房子。面对这种压力，三哥开始绞尽脑汁地经营自己的生意，以赚取更多的钱。影片中有一个场景是三哥被迫在沙发上睡觉，而沙发是五指山的造型，三哥一翻身掉下沙发被压在下面，这是对三哥现状的隐喻：三哥如同是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孙悟空，急切需要在困境中寻找出路。随后，三哥接下了给活人办葬礼的生意，但刚开始三哥是拒绝的，因为他认为这样的做法违背行规。尽管三哥的生活如同被五指山困住的孙悟空，但他仍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努力寻找出路，坚守自己的本心，这正是社会中小人物群体的重要精神。导演借助电影艺术的形式，以隐喻的手法展现了平凡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话语权。

在《人生大事》中，有两位长者以不同的形式参与了影片的叙事，分别是小文的外婆和三哥的父亲。小文外婆在电影一开始就离世了，但她对小文的爱仍以语音的形式陪伴在小文身边，语音的内容不过是生活中的琐碎留言，如小文不要被晒黑、今天是小文生日、早点回家等，这些平凡的语言是长辈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爱的体现。而三哥父亲的形象则与小文外婆截然相反，他对三哥的疼爱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打压式教育，他常常人前训子，以这种方式督促儿子成长，但这种做法会使三哥的自尊心受挫。三哥收养小文后，从一个放荡不羁的中年男人成长为充满柔情的慈父，这种身份的转变也是从子转变为父的一种共性转变，是对群体现象的一种隐喻。

电影中以小文、三哥、外婆等人构筑的家庭场景和关系，在每个人生活的交叉空间中代表着大众群体，在他们身上所折射出的种种也正是现实生活中努力生活的大众的展示。正所谓人生的大事是一种活在当下的态度，虽然很多人经历了诸多苦难、困境，但他们没有退缩，他们不断在困境中寻找出路，在迷茫中寻找人生方向，他们用自己特有的智慧去面对生活的苦难，影片隐喻传达出人生的豁达和乐观。

2 叙事反向对比的隐喻表达

“生老病死”皆为人生大事，活下去的人该如何面对逝去的人，影片从去世人的视角呈现出生命的珍贵。殡葬行业一直处于边缘，在世俗大众的视角下，以从事已故人的身后事为职业，因涉及死亡的事实，大众普遍对其是带有偏见和忌讳的。葬礼虽是活人办给活人看的，但它也是一种治愈的文化[3]，隐喻地建立在事物之间可互相转化和互相关照的基础上[4]。尽管如此，以殡葬行业为背景的影视作品数量仍然较少，且大部分是以悲情、沉重为主题，与大众对于电影娱乐性的需求相悖，市场化的效益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而《人生大事》则是以温情的故事线索，将从事殡葬职业的人隐喻为种星星的人，这一美化的人物形象使得电影充满人世间的真挚情感，赢得了大众的好评。《人生大事》中一系列对比的事物，呈现出电影人物处于一种自我调节和不断适应环境的动态过程中，反向隐喻下最终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救赎和善待，积极回应了“何为人生大事”的电影主题。

《人生大事》中还有诸多对比事物，如将殡葬业务“上天堂”的店面安排在一家婚庆店面旁边。殡葬行业在常人眼中多带有不吉利的象征，而婚庆业务则是为男女共同走进婚姻举行仪式，是一种充满美好向往的象征，大众的参与性是带有主动性的。导演将这两种具有对比意味的事物组合在一起，进行一种反向的隐喻。电影中展现了很多关于死亡的情节，而导演却安排了王建仁与银白雪的婚礼，更有趣的是结婚的地点是从婚庆店走进殡葬店，这场婚礼打破了常人固有的思维，但又符合剧情的发展需要。首先，这样的剧情安排符合电影中人物的生活逻辑和事态的发展，两个单身男女在爱情的作用下有组建家庭的想法，是符合大众的日常性思维的。其次，王建仁与银白雪同是三哥的好友，与他共同经营殡葬业务，他们是朋友也是伙伴。并且他们与婚庆店老板是邻居，最后举办婚礼时从婚庆店步入殡葬店，符合婚嫁的一种习俗，这种戏剧化的安排是导演对于人生的一种隐喻性表达，这场婚礼代表着缩略的人生，经历热闹非凡的人生体验最终走向死亡，代表着人生周而复始的规律。

在电影《人生大事》中，很多地方都采用了对比事物的隐喻化表达，促进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也塑造了多元化的人物形象。手表作为三哥与小文情感关系变化的见证事物，在电影中一共以三种不同的载体形式出现。第一次是小文从电影一开始一直佩戴的旧手表，是最疼爱她的外婆送的，手表方便外婆联系小文。从电影中多次出现的语音留言中可以看出外婆与小文的关系很亲密，以及外婆在小文心目中的无可替代。此处的手表不仅是物质化的手表，还代表着外婆离世后小文对外婆的依赖与思念，以及小文情感的一种寄托。电影中第二次出现的手表是三哥在小文手上用笔画的手表，因为意外情况小文的手表损坏，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三哥对小文是发自内心的关切，此时赋予手表的含义远大于它的实际价值。这也是三哥和小文情感升温的转折点，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中相互温暖对方、共同成长。第三次出现的手表是第二次手表事件的延伸，三哥对于小文的关心与疼爱已经融入生活的细枝末节，在得知手表不能修好后，三哥直接给小文买了一个新手表，当得知小文是要留住外婆的声音时，三哥又寻求方法找回旧手表的语音消息。此时的三哥对于小文是发自内心、最为真诚的疼爱，是如父般的疼爱。电影通过新旧手表的对比，隐喻表达出人与人能够构建以情感为导向的非血缘亲属关系。

电影中除了婚庆店与殡葬店、旧手表与新手表的事物对比，还有布娃娃与纸娃娃、口香糖与棒棒糖、骨灰盒与画板以及小文与小武两个性格与名字截然相反的称呼，导演在彼此有联系的事物中展现其对立层面，隐喻化表达人物关系的转变，从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由浅及深地探索何为人生中的大事。

3 传统文化反思的隐喻表达

电影《人生大事》是在讲述一个从事殡葬行业的男人与一个孤儿小文之间经过相互的折磨与了解，从陌生人建立起父女关系的故事，三哥与小文对彼此来讲是一种相互拯救的过程，该影片充满人性的温暖和人文的关怀。但是，导演刘江江在讲述温情故事的同时，又对当下的家庭关系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考：血缘和非血缘哪个更重要？在对人生大事的反思中，生老病死哪个才是人生的大事，是生前还是死后，作为电影中的隐喻元素，它与我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了一场博弈，导演在娓娓道来的叙事中思辨性地给予大众解答。

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一个家庭得以延续依靠血缘的传承，以婚姻为基础诞生子嗣、延绵后代，家庭关系得以维持的根本是家人之间的血缘关系，而在当下社会中，家人之间由于地理和空间的距离、利益之间的不平衡等，彼此之间的亲情关系更加疏远。在《人生大事》中，小文的母亲由于常年不和家人联系被错以为去世，所以外婆对小文母亲进行了销户，对于小文父亲的信息更是一无所知。外婆去世后虽然在血缘上小文还有舅舅是亲人，但通过导演向大众展现出自私的舅母、略显呆滞的表哥、在家中毫无地位的舅舅，发现舅舅一家容不下小文，因此小文成为孤儿。在殡葬店借住几天后，小文与三哥之间虽然经历了诸多不愉快，甚至因为小文尿床导致房产证被误洗，耽误和老爷子一起过户，使三哥在老爷子心目中不务正业的形象更加深刻，给三哥的工作带来了困扰。但小文也给三哥带来了好运，在送小文回舅舅家时，三哥看到一家人对小文的嫌弃与刻薄，那一刻的三哥对小文充满怜悯，不顾世俗的眼光将小文留在自己身边。在小文正式进入三哥的生活后，他竭尽所能地给小文更好的生活环境，之前乱糟糟的卧室变得整洁又温馨，三哥彻底将小文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疼爱。在小文舅舅家与三哥对待小文的态度上，刘江江导演对传统“家文化”中血缘关系的不可替代性进行了反思，辩证性地证明了家庭关系需要人与人之间最为真诚的情感来维系。

在我国传统固有观念中，生老病死皆大事。出生代表着生命的诞生，是一种希望；变老是世界亘古不变的真理，万物皆有由少到老的成长过程，具有不可逆性；疾病是人生的一种经历，具有不可避免性，也是生物优胜劣汰的机制；死亡是人生的终结，是从有到无的瞬间变化，对于亲人已故后假想的存在是一种情感寄托。生老病死在《人生大事》中皆有一一对应，在生的表现中不是以新生命的开始进行界定，而是以王建仁和银白雪的结合为开始，这是人生转折点的生；三哥与小文相识不久了解小文不幸身世后，在符合法与理的范围内，想要成为小文父亲、和小文成为一家人，这是新生活的生。在电影中，除了新生是一种摆脱世俗的生，其他是在人之常情中解释何为老、病、死。在生老病死的展现中，导演以小文与三哥特有的人生巧合，给予大众思辨式的提示，以一种积极乐观、豁达的心态面对生活才是人生的大事。

电影《人生大事》以众人避讳的殡葬服务为题材，以区别以往的视角，讲述超越血缘关系的父女之情。隐喻的本质是相似性的映射，体现在从具体到抽象的各个层面[5]。导演以隐喻化的表达对社会小人物的生存现状进行展示，在众多事物中运用对比反向的隐喻性表达，从而展现电影中的人物关系和人物形象，对传统文化思想进行思辨化的隐喻，对当下人际关系、人生大事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