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舜

（河北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61）

引言

借着数字经济与互联网的东风，零工经济应运而生[1]。根据美国著名咨询公司德勤的人力资本市场分析报告，可以推测美国的个体工作者将在2020年增长2 倍；而在中国，预计到2036年将有约4 亿人参与到零工经济中。与此同时，零工经济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相生相伴，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服务支持，并催生了大量的“零工快递人员”“零工滴滴司机”“零工文艺创作者”“零工家政人员”等零工经济劳动者[1-2]。

国内学术界对零工经济的研究不多，大部分学者多从两个角度展开——劳动关系角度与法律角度。

1）劳动关系角度。例如，谢富胜认为，借助数字经济与平台技术，零工经济实现了点对点的众包劳动，是一种新形势下的资本累计弹性需求的新型用工关系。班小辉进一步阐述了这一层劳动关系，他认为零工经济的任务化特征使得人与组织的从属性减弱，进一步推动了去劳动关系化[3-4]。

2）法律角度。例如，丁晓东认为，零工经济在确定劳动关系方面造成了困难。在制定相应的劳动法时，需要改变这种将所有的劳动法责任强加或豁免于劳动关系认定的想法[5]。哈里斯认为，零工经济的出现在雇员身份和独立承包商身份之间形成了一个灰色地带，美国法律没有提供一个明确和广泛适用的规则来解决任何由此产生的模糊性或含糊性，使裁判员能够做出一致和可预测的决定。

除了上述两个角度，现有研究较少从内涵或本体角度对零工经济进行论述，本文试图从零工经济的概念、产生的原因与主体、机遇与挑战三个角度对零工经济做一个相对全面的解读，抛砖引玉，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与理论基础。

1 关于零工经济概念的界定

零工经济是一个中文译名，来自英文术语“gig economy”的同义词，其中“gig”主要指高度灵活和兼职工作。当前的零工经济概念的界定尚未达成统一，根据现有文献，可以将零工经济的观点划分成“传统”和“现代”两类。

“传统的零工经济”是一种注重工作成果的经济模式，以独立的技术工人或传统的零工工人（通常是自雇人士）作为工作的主要部分，为项目付费。这种经济形式由来已久，从传统劳动力市场中的以“临时工”和“计件工”为代表的打零工到现在的大学生兼职，都是属于“传统型零工经济”，这种工作模式不强调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的影响，只强调用工方式的“一次性”和其结果的“导向性”。

“现代的零工经济”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衍生出来的一种新型人才分配模式。这种模式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快速匹配劳动力供需。不同于“传统型零工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根植与互联网技术与数字经济，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全职工作雇佣模式正在慢慢被越来越灵活的工作种类、时间和形式所取代。例如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见到的“滴滴打车”司机或者“美团外卖”配送员，都是属于“现代型零工经济”。它强调技术进步背景下匹配的效率，以及劳动力匹配的“按需性”和“众包性”。

2 关于零工经济产生的原因

无论是“传统型零工经济”还是“现代型零工经济”，无论是工业时代还是互联网时代，零工经济的产生并没有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基本面，分析零工经济产生的原因，还是要落脚到劳动力市场上最基本的供给与需求上来。

从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面来看，在企业生产与经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两个问题，即成本与风险。零工经济的繁荣恰恰迎合了企业降低成本与规避风险的核心需求。就降低成本上来说，企业不再需要对员工的劳动过程进行监管，取而代之的是以算法为基础的在线平台监管模式，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监管成本；从规避风险上来说，零工经济带来的灵活机动的雇佣关系使得企业不再需要承担以往在传统雇佣关系中所需要承担的成本，例如社保、养老、医疗等社会责任的免除，面临违反劳动法的风险也通过平台算法的保护大大降低，如此一来，企业的法律风险与违约成本又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压缩。

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层面来看，劳动力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上可以从主客观两个维度上进行剖析，客观上，近些年的经济下行与传统就业市场缩紧使得人们不得不另寻他法来弥补自己日益减少的收入，零工经济恰好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就业缓冲平台。主观上，对于劳动者来说，零工能够给予他们在传统工作场所中得不到高自由度、高自主权、高满意度的工作机遇以及及其宽阔的工作边界。在此背景下，员工能够自由安排工作时间，自由选择工作场所，丰富收入来源。

3 关于零工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3.1 对劳动者的机遇

在零工经济的冲击下，以往传统雇佣关系所带来的劳动歧视将得到极大的缓解，例如人种歧视、性别歧视、城乡歧视、残疾人歧视等等，每一类群体都能在这一个数字化平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与此同时，传统的雇佣关系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主导地位，许多劳动者获得了以往不曾拥有的选择权与灵活性，而这种灵活性与选择权又极大地迎合了现阶段新生代员工的劳动偏好与诉求，这部分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空间与技能状况在在线平台上对号入座，选择自己愿意从事的工作；对于一些低收入家庭来说，平台给予了他们一个自由开放的平台，极大地降低了他们参与到市场中的准入门槛，他们不再需要门店租金，广告投放等一系列费用，营收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3.2 对劳动者的挑战

首先，由于传统雇佣关系的逐渐瓦解，诸如最低工资、安全和健康监管、退休收入、医疗保险和工人补偿等长期的保护也相应的被淡化，劳动者被迫承担以前由雇主和国家承担的风险形式和程度，企业将这种风险和成本（例如身体伤害的责任、工具和资产的损坏、带薪休假时的保险、客户的财务渎职以及骚扰）通过平台隐蔽的向劳动者实现了转嫁。

其次，企业通过允诺“灵活性”与“自主性”进一步强化了对劳动者的控制，即放弃了工作过程的控制：比如工作方法的规范、对工作日程的安排以及劳动绩效的评估，保留了对工作结果与分配的控制、任务的分配、数据的收集、服务的定价，当然还有收入的收取。表面上，劳动者得到了弹性的工作时间与自由的工作场所，实际上其一举一动都受到了平台算法的严密监控，鉴于此，零工经济或成为“数字时代的泰勒主义”。

最后，零工经济带来的劳动关系认定不明确逐渐成为劳动者最大的担忧之一，在我国，劳动关系的认定十分重要，不同的劳动关系认定有不同的法律后果，而这些法律后果与劳动者的权益息息相关。例如，倘若零工经济中的工作关系被劳动法认定为劳动关系，用人企业就需强制履行法律规定的相关义务,包括：不得按低于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付酬；用工不得超过劳动者最长工作时间限定；解除劳动合同必须给劳动者相应的经济或非经济补偿；替劳动者缴纳社保等等。

3.3 对企业或组织的机遇

借零工经济的“东风”，不少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企业在拥有面向公众的网站的同时，还必须拥有面向内部的信息系统，通过这些系统来进行各项职能。在精益管理之后，领先企业的内部各部门越来越多地将彼此视为与之进行经济交易的客户。随着应用程序和移动设备的普及，这已开始在传统公司内部形成类似平台的工作局面。而在拓展市场上，一些诞生于互联网的公司开始抢夺原有属于传统行业的市场，甚至创造新的市场。

3.4 对企业或组织的挑战

虽然企业能够在平台上快速匹配到自己需要的劳动力，工人和公司之间的工作关系始于某项任务的开始，止于任务的结束。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关系，也没有任何传统的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另外，企业的绩效考核、薪酬设定等人力资源职能均由平台算法来完成，似乎是为企业减负降成本。但是,吸引、培训和留住高素质员工的企业能力是造成公司盈亏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对外包和非雇员依赖的增加却意味着企业持有的人力资本积累减少。

3.5 对劳动力市场的机遇

零工经济带来的高效率的算法与匹配机制使得不仅市场上的闲置劳动力能够快速找到服务对象，而且各类闲置资源能得到点对点的响应，从这个层面来看，零工经济推动了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除了先进的算法与匹配机制，零工经济还拥有约束买卖双方的交易信用评级机制，如果一方想要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不正当竞争或者获利，平台会予以一定程度上的惩戒，这对于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无疑是有激励作用的。

4 关于零工经济发展的建议

4.1 对劳动者的建议

针对平台构筑的“算法笼子”，已经有一部分劳动者采取相对应的反制措施。例如，一项关于中国“滴滴打车”软件的调查表明40%的司机在使用机器人或拥有多部手机等数字策略来颠覆算法。鉴于此，劳动者可以相对应地利用社交媒体建立起劳动力联盟，通过类似于工会的力量制衡平台或者企业，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而对于企业或者平台利用算法掩护来逃避劳动法的行为，劳动者应该强化自我保护意识、风险意识、诚信意识和法律意识。工人应仔细审查和检查他们签订的任何工作合同的具体内容，以确保条款和条件的一致性和工作的安全性，并确保没有损害其权益的条款。

4.2 对平台的建议

平台作为供需双方的桥梁与纽带，对推动零工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学者在线平台划分为四个角色，分别是“创业的孵化器”“机构性的变色龙”“不稳定工作的加速器”和“数字牢笼”，其中前面两个角色对降低失业率，激活劳动力市场起着极大的推进作用，而后面两个角色对劳动者权益造成了一定的负面侵犯。平台要追究利害关系，加强自律，避免违法违规行为，防止发布失真、不可靠、不合法的公司信息、招聘信息，并通过建立“黑名单”或“白名单”进行宣传且定期更新。建立一个透明的信息机制。这不仅可以改善供需信息的协调，还可以降低企业的招聘和兼职搜索成本，有效降低潜在的风险。

4.3 对企业的建议

企业应当积极优化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以适应零工经济的发展，统筹协调企业在管理正式员工与零工时出现的矛盾，切实保障好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在劳动过程的监控方面，可以依托工作考评制度，从零工人员的工作态度、能力和工作表现等方面进行考核，并与平台组织的零工工作制度和社会公正制度挂钩，可有效监控工作过程。

4.4 对政府的建议

作为既不属于供给方，又不属于需求方，更不属于中介方的监管方，政府应该积极扮演好“店小二”的角色，既要解决权力过大、不统一、闲置的问题，又要建立合理的转移机制和反馈机制，简政放权，做到管理与服务于一体。必须做到“市场化”全面彻底，“治理”及时有效，“服务”积极高效。根据零工经济的发展，应及时更新相关的社会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努力打造“网上社保”或“电子社保”系统，探索不同的灵活的社保缴费形式，促进零工自主参度与社保缴费及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