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一丁

春天里来百花香，

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

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故事片《十字街头》主题曲《春天里》的一段歌词，歌曲演唱者是影片男主角影星赵丹，作曲是当时著名左翼作曲家贺绿汀，词作者胡寿楣恐怕知者不多，但她有个被人熟知的名字——关露。

关露，1907 年出生于山西右玉县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原名胡寿楣。1932 年，她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左翼作家联盟，负责左联创作委员会工作，曾任新华日报和生活知识杂志编辑，上海文化界、妇女界抗日救亡协会理事。她积极发动工人运动，广泛和女工交朋友，组织诗歌小组，宣传革命道理。在纪念九一八事变时，她写了《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面对为国捐躯的烈士忠魂，她以“自由是不朽”的洒泪遥祭；以《勇敢的军队——八百人》歌颂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抗日壮士。她的主要作品有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长篇小说《新旧时代》、散文集《都市的烦恼》等。1936年她因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一举成名，蜚声上海文坛。与此同时，她还翻译了许多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写了不少关于诗歌的理论文章。关露本可以作为左翼作家光耀文坛，然而，她的人生因为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改变了……

甘冒毁誉守秘誓

1937年9月，潘汉年任上海“八办”主任。年底，潘汉年离沪赴香港后，“八办”由刘少文负责。1939 年，已经在上海滩成名的作家、诗人关露，其爱国诗文正激励着许多热血进步青年，此时她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但也正是在这一年，关露从读者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1939 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刘少文来造访关露。他带来了一封来自中共南方局叶剑英的密电：“速去港找小廖。”小廖，指的是在香港从事文化救亡工作的廖承志。淞沪抗战爆发以后，上海沦陷，中共中央为了保存实力，将一部分文化界进步人士转移至香港，一部分身份隐蔽的共产党员仍然留守在公共租界，关露就是其中之一。她当时猜想，可能是调我到香港搞文化工作吧。

关露到达香港的第二天，廖承志就来和她会面了，同来的还有潘汉年。他们交给她一项特殊的任务：返回上海，潜入汪伪特工总部——极司菲尔路76 号，了解特务头子李士群的思想动向，适时施行策反。

李士群曾是中共党员，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叛变投敌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全面抗战初期，李士群又投靠日本，成为汪伪政府的要员，掌握着汪伪政府在上海的特务机构。因此，适时派人潜伏到李士群身边，与其建立某种联系，争取他、利用他，并获得情报非常必要。原本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选择的最佳人选，是关露的妹妹胡绣枫。胡绣枫在1934 年和丈夫李建华一同入党。当年仍身为共产党员的李士群被捕入狱时，他的妻子叶吉卿正好怀孕，生活十分艰难。胡绣枫出于对同志的关爱，一直照顾叶吉卿，帮她渡过了难关。因此可以说胡绣枫有恩于李士群。更重要的是，胡绣枫地下斗争经验丰富，党员身份极其隐蔽，李士群并不知道胡绣枫的真实身份，如果派胡绣枫去潜伏，无疑十分合适。但胡绣枫当时在执行另外的重要任务，无法分身。她告诉潘汉年，她的姐姐关露与李士群也相互熟识。李士群并不知道关露的身份，再加上恩人姐姐的关系，眼下只有关露最易接近李士群。

要走上特殊的情报战线，潜伏到李士群身边，必须想个看起来合理的理由。关露想了一个说法，她对廖、潘讲，就说我失业了，生活发生了困难，让他给我找个工作，他不至于见死不救吧。潘汉年和廖承志都表示同意。关露没有受过专门的间谍训练，也没有实战经验，但是她从加入共产党的那天开始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潘、廖对关露说，潜伏任务非比寻常，要多用眼睛和耳朵，少用嘴。而且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关露郑重回答说，我不辩护……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关露已经明白，她今后不仅要面对危险，面对付出生命的可能，还要面对孤独和世人的不理解，她甚至要不惜毁掉名誉，也必须守住自己立下的秘密誓言。

孑然一身入魔窟

关露从香港回到上海后就联系了李士群，李士群对关露的造访看起来异常热情，派人开着自己的车把关露接到76 号。

在76 号，李士群夫妇热情地接待了关露，三个人边吃饭边聊天，关露对李士群夫妇说，我现在没有工作了，生活成了问题，你们这里有没有工作能给我做的？李士群说，我们这儿的工作你是不能做的，至于生活问题，我们送些零用钱给你好了。你每月到这里来拿，顺便来玩玩。关露此时明白，李士群对她多少还是有一些疑虑，这是在试探她。她没有吱声。关露临走时，李士群往她的皮包里塞了些钱，然后又用汽车把她送回了家。

老奸巨猾的李士群并没有直接答应关露进76 号工作，但关露接近李士群的目的其实已经达到，她不过是借工作之名接近李士群，是否安排工作，对她而言并不重要。

此后，关露每隔一段时间就到李士群家里去一次，总是事先打电话约定时间，李士群派小汽车来接她，回去时也用小汽车送她，她慢慢成为李士群家中熟络的座上客。对李士群而言，出入家中的都是当时所谓的社会名流，而关露是一位有社会影响力的女作家，她的造访可以为李士群在舆论上造势。

关露是一个表面浪漫本质朴素的女作家，不抽烟，不喝酒。她从内心反感李士群家整日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这种生活对她无疑是一种煎熬，但她也只能把愤恨放在心里，佯装自如地去应付官场和酒场。叶吉卿经常请一些官太太们来打麻将，关露不通此术，但她常常陪着叶吉卿打，一陪就是一天。尽管关露内心一百个不愿意，但是她明白，只有先与叶吉卿“亲密”起来，才能更进一步地接近李士群。

不辱使命显智勇

李士群和叶吉卿对关露的态度也非常友好，抱有某种程度上的尊敬。此时“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昔日的同事、朋友对她视如寇仇。关露很快便被摒弃在进步文化界之外，再也没有收到过文艺界活动的邀请。因为此时的她，在外的名声是“汉奸”。这段时间里，妹妹胡绣枫有时会收到姐姐关露的来信，虽然关露从不提自己工作的事情，但同为地下工作者的胡绣枫能深切体会到姐姐当时的苦闷。虽然在决心走上隐蔽战线时关露已经做好了会被误解的思想准备，但她没有想到，这种感觉原来如此难熬。

关露在李士群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了解其思想动态，随时进行汇报，以便上级判断是否有可能利用李士群为抗战获取情报。根据关露的长期观察，她发现李士群是一个非常投机的人，在战争局势尚不明朗的时候，他有意图与我党合作，想留一条后路，以求日后自保。关露还了解到，李士群因为多次被国民党中统、军统抓捕，经历过严刑拷打，对国民党怀恨在心。他甚至向关露表示过，他是借日本人反蒋。关露时常将对李士群的认识写成报告交给党组织。上级根据关露提供的有关李士群思想动态，作出判断：对李士群进行策反是可行的。

忍辱负重潜入魔窟两年后的一天，关露对李士群说：老朋友还是很关心你的。我妹妹来信了，叫我转告你，她很想念你，很想和你们联络联络，不知你愿不愿意？李士群是个聪明人，一听便明白了其中的意思，表示愿意帮忙。在关露的穿针引线下，党组织派人和李士群取得了联系。

李士群贪生怕死、贪图名利，为了金钱和地位，不惜投敌卖国，而我党正是利用他一心为了保全自己利益的心理，通过他获得了对抗战有利的情报。从这条线传递出来的信息，对于中共敌后情报机构来说分量重大。正是因为关露在潜伏的这两年获得的有关李士群的动向，才有了后来中共地下党利用李士群获得的诸项情报，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李士群曾向我党提供了有关日伪军事动向的大量重要情报。此外，他还曾保护、释放了一部分被抓进76 号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派人护送我党的一些重要干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利用职权掩护新四军运送大米、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进根据地等。

身在曹营心在汉

对于关露在76 号的表现，党组织给予了充分肯定。关露已经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党的地下情报人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华文化侵略步步紧逼。日本在中国新办了很多中文刊物，其中《女声》杂志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和日本海军陆战队报道部联合创办的一份中文妇女杂志。1942 年，关露根据党组织指示进入《女声》杂志当编辑。《女声》的读者对象是日军占领区的广大妇女，由日本著名女作家佐藤俊子出面负责，她既是杂志社社长，又是主编。佐藤俊子中文不好，需要物色一个中国编辑。组织上派关露去《女声》杂志社，希望通过佐藤结交一些日本左翼朋友，或是日本共产党的党员朋友，便于开展工作，为中国提供情报。于是关露开始了她又一次的潜伏工作。

开始创办《女声》时，日本领事馆的要求很严，规定该杂志必须为所谓的大东亚圣战服务，充分发挥政治性。但正是因为其政治性太强，结果只发行一两百份而已。报道部得知这一情况后，采取怀柔政策，规定除了每期必有的时事评论外，《女声》只要不发表抗日的、宣传共产党和苏联的文章，其他都可以发表。

关露当时负责的是《女声》杂志的读者信箱栏目，她在其中刊登了大量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包办婚姻、主张男女平等思想进步的文章。关露利用敌人的宣传阵地，尽可能地宣传对人民有用、有利、有益的东西。

进入《女声》月刊的一年里，关露的生活看上去还算风平浪静。直到1943 年7 月的一天，佐藤俊子通知关露，8 月份日本当局要在东京召开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而《女声》杂志社的代表便是关露。这使得关露很是为难，犹豫再三。如果去东京参加这个会，借这个机会肯定会了解不少日本国内的情况，至少是日本人民的思想动态。但是参加这个会议的所有人员照片都是要登在报纸上的，这样一来更多人会认定关露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

关露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党组织。一天晚上，一位30 多岁的青年给关露带来了潘汉年的指示，要关露带一封信给东京帝国大学的一位秋田教授，希望通过他帮助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共恢复联系，恰好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这位秋田教授。

关露最终还是决定去东京。她“身在曹营心在汉”，绝不能仅仅站在个人角度去考虑问题，她心里装的是党和国家。

佯装呓语在东京

在“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日方要求关露就“大东亚共荣”发表讲话。关露巧妙地作了题为《中日妇女文化交流》的演讲，她只说自己赴日后因语言不通，与日本女作家交流困难，中日两国妇女交流很重要，大家都要学一些对方的语言，以利于日后交流，等等，通篇没有吹捧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容。她回国后写的《东京忆语——神经病态的日子》，全部在写她因为水土不服、疲劳过度，到东京后就“神经不正常”；在东京参加大会时得了精神病，只想着哭，只好中途退出会场等等。说明她此时心理负担非常大，但她也没有丢下自己的任务。她不仅顺利地将信交给了秋田，回上海之后还把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感写了三份材料交给党组织。

关露当时写的第一份材料是《留学生日记》，写的是通过中国留学生的眼睛看到的日本社会动态。第二份材料是《滑稽的代表》，表现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期间会场上和宴会上的各种丑态。第三份材料是《秋雨的声音》，描述了日军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人民的痛苦生活、厌战情绪和日本文化界对这次大会的蔑视。

赤心笑靥永不逝

抗日战争胜利后，关露曾先后担任苏皖边区建设大学文艺系副教授和华北大学三部文学创作组组长；1949 年后担任过铁道部总工会专业作家和文化部剧本创作所编剧。1955 年6 月，关露受潘汉年冤案的牵连被捕入狱。1957 年3 月出狱后，她被组织动员办了退休手续。1967 年7 月，关露再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度过了八年漫长的岁月。1975 年5 月出狱后，她根据记忆写下了在狱中的创作。其中一部分发表在1980 年12 月出版的《野草》诗辑第二辑上。

长期的监狱生活摧残了她的健康。1980 年5 月，她突患脑血栓，经抢救后虽脱离危险，但未能恢复健康，记忆力受到很大的损伤，不能执笔写字，对她的创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1982 年3 月23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到关露寓所向她宣读《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经查，关露同志原在上海做文化工作，1939 年秋开始为党做情报工作。1942 年春由组织派到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联合主办的《女声》杂志社工作，搜集日伪情报。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文革’中对其拘留审查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2 年12 月5 日，关露在她的寓所安静地去世。

1982 年12 月18 日，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为关露举行了悼念座谈会，会上，周扬惋惜地说：“她是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但直到她生命结束，方被人们提起，才受到表彰。这也是一个教训。”

回首共产党员关露的一生：赤心、文采、青春、奉献，她心中始终向往祖国生机盎然的春天，这反映在她的词作《春天里》中：

亲爱的好姑娘，

天真的好姑娘，

不用悲，不用伤，

前途自有风和浪。

稳把舵，齐鼓桨，

哪怕是大海洋。

向前进，莫彷徨，

黑暗尽处有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