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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对黄遵宪诗歌评价论考

2022-12-17张彦萍

关键词:钱钟书诗歌日本

张彦萍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昆明 650500)

一、引言

本稿考察的黄遵宪,1848年生于广西梅州,字公度。1876年,通过了科举考试,成为举人。同年,30岁的黄遵宪受驻日本公使何如璋的邀请,选择了外交官的道路,远渡日本,开始走上了外交官的生涯。之后以此为契机,曾转任到美国、英国、新加坡担任公使,从事长达8年的外交工作。1894年回国后,黄遵宪在任地湖南省建立了新政,这也与后来的戊戌变法运动息息相关。但是,1898年,黄遵宪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引退故乡,过着隐居的生活,专心致力于家乡的教育。四年多(1877年11月—1882年1月)的驻日本外交官的工作及生活,奠定了黄遵宪的思想基础。黄遵宪在日本体验生活的同时,也加深与众多日本朝野人士的交流。因此,有关日本方面的知识很广,通过查阅从历史到风俗的大量资料,更加深了其对日本的认知及研究。其研究的最大成果是撰写了《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这两部作品使黄遵宪的名字逐渐被世人关注,他的两部作品被认为是近代中国人真正研究日本的教科书。这两部作品对于缺乏日本相关知识的晚清中国人来说,可以说是“明治维新史”,当时的光绪皇帝也曾寻求过黄遵宪的著述。1898年,中国戊戌变法兴起之际,《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成为变法运动指导范本,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国人的日本观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黄遵宪辞世100多年中,他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有关黄遵宪的研究涉及领域广泛,其根本原因是黄遵宪在文学、外交、思想、法律、教育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黄学”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截至2019年12月30日,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黄学”研究数据库统计,仅在中国方面的研究中,传记和著作约78册,论文480篇。根据这些研究表明,对黄遵宪在各领域功绩等的评价都很高。但是,有一项研究是对黄遵宪的诗歌进行评价,且与以往的研究完全不同的角度对其诗歌的评价非常严厉,可以说辛辣而无情。这就是钱钟书先生的古诗评论集《谈艺录》里“黄遵宪诗的评论”的部分。本文就钱钟书的《谈艺录》中对黄遵宪诗歌的评价进行论考,通过梳理、考察、概括其要点,目的是为该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提供参考。

二、钱钟书与《谈艺录》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教育世家,1998年12月19日逝世,享年88岁。钱钟书先生记忆力超群,除了古典文学修养外,还拥有能够解读英、法、德、意等多种语言的能力及才学,以空前的博识、批判文化的精神,凝视着中国和世界,不拘泥于任何理论和学说,同时也是一个对任何权威都不盲目服从的人。《管锥篇》《谈艺录》《围城》等是钱钟书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在学术界评价很高、具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著述。

钱钟书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之后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即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1935年7月与杨绛结婚,同年公费留学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留学牛津大学,获得副博士学位后于1937年留学巴黎大学,一边学习法国文学一边从事研究工作。1938年携妻子杨绛和一岁的女儿钱瑗回国,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湖南湘西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昆明西南联大、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校、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执教。1949年,几经辗转后又回到清华大学任外文系教授,1953年在文学研究所致力于研究工作。

钱钟书留下了很多作品。从1941至1949年期间撰写了古诗评论集的《谈艺录》,之后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还有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等。1949年以后,从事《宋诗选注》《唐诗选》《中国文学史》等编撰,出版了《七缀集》等。其中,小说《围城》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出版。钱钟书在学术界很有名,1990年上映了电视剧版的《围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钱钟书的名字家喻户晓,社会影响力也逐渐增加。1991年被评为“中国现代文化名人”36人之一,成为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之一。被称为“博学鸿儒”“文化昆仑”的同时,钱先生的文学批评也呈现出“辛辣而无情”的讽刺艺术特点。

《谈艺录》是钱钟书诗论的代表著作之一,是中国传统诗话集大成的书籍。这是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首次对中国古典诗学和诗意进行解释和评论的第一部著作。《谈艺录》把历代诗人的诗,主要以唐朝以后的代表诗人诗作为重点,在美学、修辞学、艺术论、比较文学、创作论等领域使用精神分析学、文化人类学、哲学心理学的分析,特别是艺术性的分析为重点。借此探讨中国传统诗学的主要内容。突破“中西用”的思维模式,探究中西文化及中西诗学的交叉与融合点,古今东西方所有诗歌共有的“文心”与“诗眼”。钱先生“打通式”的这种方法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方法论上都成为中国诗话中不可逾越的高峰,被称为“中国传统诗话的里程碑”。

在《谈艺录》中,任何时代、任何著名的诗人,都能通过钱钟书的方法论找出缺点,对任何权威都不盲目服从。因此,对于黄遵宪的诗歌也如此,根据钱先生的方法论,发现其缺点也是理所当然的。以下就钱钟书是如何评论黄遵宪的诗歌进行论考。

三、钱钟书对《人境庐诗草》的评价

《人境庐诗草》是黄遵宪驻日本时的私生活和日本人的交友关系,以及收录了他一生诗作的诗集。钱钟书评论黄遵宪诗的论述主要收录在《谈艺录》,与黄遵宪的诗和众多诗人的诗进行了比较、分析和评价,其中的一篇评论原文如下。

“近人论诗界维新,必推黄公度。《人境卢诗》奇才大句,自为作手。五古议论纵横,近随园、瓯北;歌行铺比翻胜处似舒铁云;七绝则龚定庵。取径实不甚高,语工而格卑;伧气尚存,每成俗艳。尹师鲁论王胜之文曰:“赡而不流”;公度其不免于流者乎。大胆为文处,亦无以过其乡宋芷湾。……。盖若辈之言诗界维新,仅指驱使西故,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1]

从以上文章的评价中可以看出,钱先生对黄遵宪的诗歌评价还是比较严厉的。钱先生虽称黄遵宪的诗为“诗界维新”,但认为还未达到“诗界革命”的境界。不过,黄遵宪的诗歌一直以来被称赞为“诗界革命”,来源于梁启超对新诗界的概念。其认为要成为新诗界的“哥伦布”“麦哲伦”,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诗必须汇集了“新境地”“新语句”以及“古典风格”这三点,才能成为诗界的“哥伦布”。而梁启超对黄遵宪的评价概括就是,惟有黄公度的诗具备诗界“哥伦布”的三条件。黄遵宪的诗被梁先生高度评价为“新理想的”。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第二卷中写道,“在《人境庐诗草》中有一首《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的诗。诗中佛理占一半,又引入西洋植物学、化学、生理学等学说,实在是为诗界打开了新的堡垒。[2]梁启超称赞黄遵宪的诗歌:“公度的诗,开设新的境界,在二十世纪的诗的世界出众优秀”。但钱先生则表示,“虽然西方制度名物能够运用,但西方人的风雅、性理上的微妙却无法理解。作为论证,钱先生在黄遵宪的《番客篇》中在南洋描写了新加坡的风土人情,就如同胡稚威的《海贾诗》中描写了海上商人一样。在《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中,莲菊和桃李一起阐述了不同人种的团结思想,在《淮南子·绥真训》中记载了所谓“槐榆和桔柚合而为一,三危的苗族和三危地区的人合而为一家。另外,钱先生认为查初白氏的《菊瓶插梅》诗中所谓的“高士合传虽多,但佳人同时少”是一样的。并且,公度出生于清末年间,“有苗和三危通常是一家”不说,应该说“黄白人种和黑人种也是同样的国家”。也就是说,同样的内容前人说过,只是根据时代的不同而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总而言之,钱先生对黄遵宪诗的评价是:“描写仅限于制度名物的表层,未从精微和深奥的境界领悟西洋科学、哲学、文艺精神。然而,新旧学两派都喜欢黄遵宪诗。黄遵宪诗给人一种新的印象,其实是旧的。看上去像西方的,其实是中国的”。钱钟书认为中国古代外来的梵语佛典本身就是接近写诗的手法,自然能够让人们产生共鸣。一般认为钱先生的评价过于严厉,但同时,正因为当时处在“中西古今”的十字路口,黄遵宪及那首诗才从当时到现在都深深地受到了影响。由此可见,在当时被证明的文化变迁时,文化交流过程的规律性就会出现。

关于黄遵宪诗歌风格,钱先生的评价是:“《人境庐诗草》是奇才大句、自为作手,实际上是取径实不甚高、品卑、俗艳”。根据《人境庐诗自序》,可以看出黄遵宪自身对于写诗的五个诗论。第一,复古风比兴之体;第二,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第三,取材;第四,述事;第五,炼格。第一到第四的方法论属于他所写的诗境。在此简单地说明关于四个诗境的设定。第一的“比”“兴”是从《诗经》开始使用的写诗手法,是比喻成其他东西来表现趣味的手法。第二是根据对句的修辞法之一,在对句要求的唐的律诗的形式里放入了宋散文句子的“唐肤宋骨”的律诗的创作方法。还有就是根据《离骚》、汉魏乐府的手法创作长篇古体诗。在古体诗中引入唐朝韩愈、北宋苏轼等名家的“伸缩离合”手法来写诗。根据这四种作法,可以看出黄遵宪对中国传统诗歌的认识和研究结果,揭示了黄遵宪各种赞美诗歌的秘密。也就是说,黄遵宪所写的四种写诗手法,只要吸收古人的精华,舍弃糟粕,就能达到某种诗境。如果第一、第二的礼法是创造与中国各种形式的传统诗境相对应的诗境的方法,那么下面提出的“取材”“述事”“炼格”是表示黄遵宪对诗的材料、范围、风格的具体选择范围的方法。第三的“取材”指的是从群经·三史到周秦诸子的书、许慎、郑玄诸家的注释,凡是事名物名的当今深切者都采集借用这一诗的素材的选择方法。第四的“述事”是指列举官书、会典、俗语、方言等,以古人所未有的事物,至今未开化的境界,耳目所见所闻,均以笔书写之,这样选择对象的范围。第五的“炼格”指的是推荐自曹植、鲍照、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韩愈、苏轼,以及晚近的小家,不要模仿某一位诗人,即黄遵宪一直强调的“我自己的诗”。但是,要区别精华和糟粕,用以上的手法巧妙地使用语言写诗,就必须读《诗经》等中国古典书籍,学习传统诗歌的作法,特别是规则多定的律诗。[3]

黄遵宪姑且实践了这种严谨程度的写诗原则。然而,我自身的诗,即个性的诗,想要创造具有现实有效性的文学的主张,看上去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实际上却并不是那么简单地能实行,显示出效果。因为,这样的理论和实践,要取得优秀的统一效果,显出文学的效果,至少古典诗的风格多少有些勉强。想要加入的内容越是膨胀,定型诗的框架就越被破坏。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黄遵宪的诗才在不拘泥于形式、韵律、平仄等的长篇叙事作品中发挥了其真正价值。但绝句、律诗等定型诗似乎并没有超出平凡的韵味。尽管如此,黄遵宪的新诗风反映了其意志。

四、钱钟书对《日本杂事诗》的评价

以诗人黄遵宪著称的作品是诗集《日本杂事诗》,《日本杂事诗》主要是以七言绝句的风格撰写而成。其主要内容是描述日本的政治、天文、地理、文化、风俗、文学、物产、国势等。被梁启超称为“近世诗界三杰”之一的黄遵宪,在其《人境庐诗自序》中写道,他一生结束前留下了大约千首诗,而他写诗是从十五六岁开始的。那首诗被视为新派诗,广为人知。《日本杂事诗》这部大型诗集对研究黄遵宪诗的思想、政治、学术、成果等极为重要。关于《日本杂事诗》的研究自不必说,他推进了各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根据先行研究,以《日本杂事诗》为中心的研究,高度评价了黄遵宪是有才能的政治家、外交家及其诗的艺术性和政治改革的业绩。同时,也有全面评价的论文。“黄遵宪通过诗歌记载了日本的历史。他谈到了公元前660年(神武天皇纪元)从古到明治维新的历史,描绘了日本的风土人情、景色。但是,钱先生提出了黄遵宪诗歌自身的问题,从诗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钱先生认为,《日本杂事诗》借用中国传统的典故情节,以古典的艺术形式表现日本风土人情,反映现代的新境界,天衣无缝结合两者是理所当然的,其努力绝不容易,所以诗本身比注释逊色很多。也就是说,诗本身并未重视诗歌的意境,而注解的描写比诗歌更出色。因此,产生了“胜于珠”(函胜于珠)的有趣的现象。举个例子,宋芷湾(宋湘字,清朝诗人、政治家、黄遵宪的同乡)的《红杏山房诗草》第三卷三《记忆少年》与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中的第五十九首诗《咏女学生》比较,黄遵宪的《咏女学生》被认为是受到宋芷湾的影响。但是,从诗的构造、形象、情趣等方面来看,黄遵宪的诗却比宋芷湾的诗逊色。

的确,在《日本杂事诗》中,注解部分更详细、细致地对各个方面加以说明。其注解部分被认为是姐妹篇《日本国志》的写生,其性格是为写作而准备的。《日本杂事诗》是一部大型叙事性的组诗,最初黄遵宪写《日本杂事诗》的目的是“吾东渡以来,故乡熟人邮筒云集,就吾修习风俗,问山水,吾故作此简应对之烦。专以某些新奇的情况为对象”。也就是说,与传统意义上的“咏物”作品还是有区别的。对于《日本杂事诗》,无论是诗的境界还是风格,尤其重要的还是作者黄遵宪的思想,再看日本风俗情况的记录,会得到更为恰当的评价。

五、黄遵宪诗的整理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有关黄遵宪的研究,通过许多学者的努力,取得了许多成果。但黄遵宪的研究还有不足之处。从基本资料来看,虽然《黄遵宪文集》《黄遵宪集》《黄遵宪全集》[4]相继出版,但也有收集遗漏和编辑错误的问题。

《人境庐集外诗》是当时广为人知的《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和其他黄遵宪诗全部收藏的书,作为文献资料保存,对更全面研究黄遵宪非常有价值。但是,钱先生认为这本书有漏洞,指出了错误的部分。例如,编辑在《新娘诗》一诗中,认为“报产麟儿”的句子是黄遵宪喜得孩子后的喜悦之情,而作了诗,认为这首诗是黄遵宪的自述。但读诗之后,深切地感受到了根据读者的不同,读解也存在差异,确实是很容易产生理解错误的一首诗。据资料显示,《新娘诗》是黄遵宪描写客家新婚风俗的一首长篇叙事诗。主要叙述客家婚俗以及客家女的成长历程,是描写客家风情的一首诗。描写了主人公的客家女从脉脉春情锁双眉的少女变成羞涩矜持的新娘。再有“报产麟儿乍睡床”说的是告知生了孩儿,忽然卧床不起。这是成为母亲成长过程的诗,通过查阅资料所述和钱先生的指正是一致的。

迄今为止,黄遵宪的研究成果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且在某些领域的研究已经得到了深化。但是,由于资料不足等原因,某些领域的研究还没有进展和突破。另外,虽然题目稍有不同,但是内容和观点都非常相似的研究论文也不少。因此,有必要巩固研究的原创性。同时,应该扩大各国研究成果的交流,促进黄遵宪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六、结语

本文以钱钟书对黄遵宪诗的评价进行了考察,通过实证论考,一方面可以说钱钟书对黄遵宪诗的评价非常严厉。其严厉性毕竟是对黄遵宪没有全面、切实地看待,偏重于“谈艺”,可以说其评论尚未达到无懈可击。譬如,黄遵宪的诗“俗艳”的评论只是早中期的若干作品,许多成熟的力作风格优雅的诗歌也有很多。在“取径不高”的评论中,黄遵宪诗的“取径”并不局限于清代的诸家。“格卑”“而不流”的评价理由是没有成为像杜甫、李白、苏轼、韩愈等一样的诗人。但是,不能忽略的是,黄遵宪的本职终究是外交家、政治家,没有专心致志于诗歌的时间,也没有作为专业诗人的目标。尽管如此,作为外交家、政治家的黄遵宪,在不拘泥于诗的形式、韵、平仄等的长篇叙事作品中发挥了其真正的才华。在绝句、律诗等定型诗中挑战并实践了新的诗风,并保持了传统诗歌的韵味。

另一方面,钱钟书先生虽说不是专门研究黄遵宪的专家,但是,钱先生指出了迄今为止在研究黄遵宪的方法及整理上的某些问题,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新发现和新见地。在钱先生的黄遵宪研究中,关于《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的研究回到了诗的原点、文学的历史本身,展示了研究方法论的学术意义和价值。比如,诗的每一句的来历和据典的必要性,同时代的诗人,或者与古人的诗的比较等。总之,以通过不同文学流派的关系、古今东西的比较方法、文学和哲学、语言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关系为模范。这些研究方法论对黄遵宪的研究者、文艺评论家、文学史研究家来说,是很好的参考,成为好的反馈。钱钟书的黄遵宪论的结论当然需要客观地取舍选择。但相比之下,钱钟书先生的研究法、文学史观具有更为普遍、更持久的学术价值更值得高度评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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