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旗，刘嘉诚

（1.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2.新乡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包拯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他一生为民、伸张正义、廉洁公正、立朝刚毅、除恶扬善，成为普通民众崇敬的清官偶像，用自己的智慧和巧辨彰显了宋朝名臣的气度。在长期的从政过程中，恪尽职守，注意维护法律的尊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治思想。对包拯法治思想进行研究，探究包拯法治思想的内涵及其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的历史贡献，能够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社会，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一、包拯简介

包拯，字希仁，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生于庐州合肥。包拯天资聪颖，自幼读书勤奋。天圣五年（1027年），包拯登进士第，授职为大理评事。但他考虑到父母年迈，于是奏请皇帝在合肥附近给以差遣，皇帝改授他为和州(现安徽和县)监税。后他又辞官服伺双亲。双亲去世后，包拯为父母守丧，后升端州知府等职，再后又改知谏院。包拯多次弹劾违法官员，因其廉洁奉公、刚直不阿，后被授龙图阁直学士，历权知开封府、三司使、权御史中丞等职。嘉祐六年（1061年），包拯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成为朝廷重臣。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包拯因病去世，终年六十四岁。仁宗亲临吊唁，封赠包拯为礼部尚书，谥号“孝肃”，授包拯幼子包绶为将仕郎、太常寺太祝。《宋史》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1］包拯显示出智者之明、廉者之威、大忠之勇、仁者大爱的优秀品质。包拯的法治思想具有智者之明、廉者之威、大忠之勇、以德振纲的文化内涵。包拯法治思想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对于推进我国新时代法治体系和文化强国战略的构建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二、包拯法治思想

北宋时期的社会环境使得北宋的士大夫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参政意识。包拯为官期间素以执法严明、铁面无私、刚正不阿、忠君爱民而著称，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法治思想。

包拯铁面无私、秉公执法，在历史上也是很突出的。据相关资料记载：“（包拯）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至众，而赃污挺发，无日无之。……贪猥之徒，殊无畏惮。”［2］

包拯勇于兴利除弊、敢于主持正义的品质，在庐州任职时得到充分体现。《涑水记闻》记载：“包希仁知庐州，庐州即乡里也，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挞之，自是亲旧皆屏息。”［3］因此，包拯被人称为“庐阳正气”。包拯平生非常痛恨官吏的贪污行为，他曾刻石立家训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4］令子孙世代遵行。

包拯于景祐四年（1037年）被任命为天长（今安徽天长）知县时，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宋史》载：“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5］包拯想出个“金钩钓鱼计”来，于是命告状的农夫杀牛卖肉来引诱割牛舌者告状，由于宋代宰杀耕牛是违法的，牛舌虽伤，牛还没死，岂敢以身试法？果然罪犯见牛主人杀牛卖肉，以为有机可乘，立即到县衙告状，包拯认真审理此案，惩罚了割牛舌者。这反映了包拯执法思维缜密，办案果断，且公正严明。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因在天长县政绩卓著，被调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府。端州位于广东西江中游，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古城，自唐代以来，端州就是文人士大夫游览观光的胜地。端州以产砚著名，砚台与笔、墨、纸并称为文房四宝，端砚石质坚实温润，纹理细密，发墨快而不涸，书写流利，成为文人士大夫、达官贵人渴求的珍品。但是包拯没有以权谋私，反而革除了前任在“贡砚”数额之外加征数十倍以贿赂权贵的弊端。他从端州离任时，只身而行，百姓过意不去，暗地里送他一块当地特产“端砚”，包拯发现后投入湖中。据资料记载，包拯“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6］。后来，人们在包拯掷砚处修建了一座“掷砚亭”，来纪念他的功德。

庆历三年（1043年），包拯被召入朝，先后任殿中丞、监察御史、京东路转运使、工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知谏院谏官。“数论斥权幸大臣，请罢一切内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郑公三疏，愿置之坐右，以为龟鉴”［7］。包拯在任职期间，向宋仁宗上奏《七事》，提出改革法治的建议，劝谏宋仁宗应当善于纳谏，爱惜人才，调整州县官吏，摒弃奸言，信用贤能。他还主张选练精兵强将，训练义勇，来抵御契丹的侵扰。

包拯执法严峻，不畏权贵。“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8］。包拯与谏官陈旭、吴奎等一起弹劾张尧佐。包拯认为张尧佐庸碌无能，不堪大任，他向皇帝上疏《请选内外计臣》，据理与仁宗争辩，最终使张尧佐辞去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两项要职。包拯身居谏官御史之位，多次弹劾高官的不法行为，“这些举动和行为反映了包拯的铁面无私、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秉性。对百姓，他又做到了与民平等、爱民护民”［9］。

包拯认为，治理国家重要的是要选贤任能。他认为选官用人要“各得其人，协心以济，则陛下垂拱仰成，无为无事矣”［10］。对于贤者，包拯依照法律力荐，如范仲淹提拔的杨纮、王绰等人，因任内严惩不法之官，受守旧权臣作梗，被降职，后被包拯推荐受到重用。包拯指出：“近闻有臣僚上言，欲议罢去，是未之熟思尔。且国家推典之典，其弊尤甚，因循日久……一旦稗临民政懵然于其间，不知治道之所出。”［11］

包拯作为地方官，能够兴利除弊，造福一方。包拯多次调查，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请求免除额外赋税。包拯提出：“臣勘会凤翔府造船厂，每年额船六百只，其方木料，并是本府并陇州量支官钱收买，及于秦州探祈，所差衙前例各赔钱一二千贯，前后人户破荡家产不少，每户锢身者不下三两人，经年未得了当。”［12］经过多次和相关官员协商，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

嘉祐二年（1057年），包拯接到权知开封府的诏书，开始在权知开封府任职上推行他的“以法律提衡天下”的法治主张。北宋开封府坐落于京城，其位置在皇宫和中央机构的南面，所以又称“南衙”。开封府是主管国都的衙署，朝廷任命开封府长官特别慎重，大多由亲王或有威望的重臣来担任，由于包拯铁面无私、秉公执法，朝廷授命包拯为权知开封府。据资料记载：包拯“刚毅不阿，贵戚宦臣，笃之敛手，犹若居御史谏议之论，而且开门听讼，吏不敢欺”［13］。开封府旧制，打官司的人投递状纸，不得进入公堂，要交“牌司”收转。“牌司”便从中刁难勒索。包拯上任后，撤掉“牌司”，敞开大门，告状人可以直入府衙大门，然后向他面陈冤屈，使得官吏不敢上下欺骗。民众称赞道：“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

包拯强调法令的颁布要严格谨慎，不能一言立法，一言废法：“乞今后朝廷凡处置事宜，申明制度，不可不慎重，或臣僚上言利害，并请先下两制集议。如可为经久之制，方许颁行，……如此，则法存画一，国有常格。”［14］包拯认为，要秉公执法，不能徇私枉法，惩罚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改正错误，为社会的安全稳定和良性发展做出贡献。正如学者徐莹所述：“在预防和制止官员贪污腐化的过程中，无论是具体政策还是方式方法，都不能无限制地以恶止恶，而是应以止恶扬善为目的，激励和引导人们去恶向善。”［15］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包拯迁官为右谏议大夫，权任御史中丞兼理检使。嘉祐三年（1058年）七月，包拯为御史中丞兼领京畿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嘉祐六年（1061年）四月，包拯升任给事中、三司使、枢密副使。嘉祐七年（1062年），包拯在枢密院视事，突然得疾，五月二十五日病逝于开封邸舍，享年六十四岁。包拯去世的消息传出时，“京师吏民，莫不伤感，叹息之声，闻于衢路”。

三、包拯法治思想的影响

包拯作为我国历史上一名作风正派、不畏权贵的清官，其居官清正、铁面无私的精神，至今依然值得我们推崇和借鉴。

包拯的美名在宋代就已深入人心，在宋神宗统治时期，西羌（属西夏）将领俞龙珂归顺了北宋王朝。“蕃部俞龙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与夏人皆欲羁属之，诸将议先致讨。韶因按边，引数骑直抵其帐，……龙珂率属十二万口内附，所谓包顺者也”［16］。俞龙珂恳请皇帝赐他改姓为“包”，神宗应允，“朝廷特为这位豪爽的酋长赐名‘包顺’（据说是因为他仰慕包拯为人而提出要求姓包，朝廷特意予以满足），并封赏官爵与财物，使这支势力成为天子的臣民和武装，日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7］。

欧阳修赞誉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18］包拯曾在肇庆任地方官，从宋代开始当地民众就修建祠庙来纪念包拯，“旧在府治西仪门左。宋熙宁中郡守蒋续建，元延裕中知事朱深道重建”［19］，体现出民众对包拯的崇拜和怀念。

开封包公祠内现存的《开封府题名记碑》上刻有从北宋建隆元年（960年）到崇宁四年（1105年）的历任开封府尹名录，共计183人次。包拯从嘉祐二年（1057年）三月任开封府尹，到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离任，仅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任期虽短，却是他一生中最负盛名的时期之一，深受民众崇拜。在刻有包拯名字的石碑上有一个一指宽的凹陷，而包拯的名字几乎被抹去，这是民众感念包拯的清廉行为。“包青天”“包龙图”“包待制”的美称，一直传颂到今天。正是因为包拯一生为官清廉，执法思维缜密，且公正严明，不拘小节，得到民众的高度赞誉。他身上体现的是“淡泊利禄、清心明志”［20］的精神。现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举办的包公迎宾、包公巡案、包公巡视汴河漕运等情景演出，正是广大民众对包拯法治思想认同的体现。

包拯法治思想是在定国安邦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其“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关心民苦、为民请命，孝老爱亲、忠于国家”的思想也影响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有学者指出：“用包公文化来激励人们不贪污，不腐败，用包公文化约束人们秉公执法、遵守法纪，……使包公文化成为反腐倡廉的重要推手。”［21］

包拯法治思想为新时代国家法治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现代启示，我们要建立更为科学、完善的法治体系，创设良好的社会环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而“包青天”精神也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内涵和精神，是社会公众对法治普遍的、共同的认知。从本质上看，对包公的崇拜，是对廉洁奉公的崇拜，是对政治清明的崇拜，是对社会公正的崇拜，是对不畏权贵、不通关节、执法如山的崇拜。

当今时代，我们更应该以史为鉴、大力弘扬包公文化，传承其德法结合、崇尚法治、秉公执法的法治思想，全面推进法治建设，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