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诺奖传闻与20世纪80年代民族主义情绪传播〔*〕

2022-12-17曾庆江

学术界 2022年10期

曾庆江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2021年10月7日，在大众的期待中，诺贝尔文学奖终于诞生，坦桑尼亚小说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获奖。被提名的中国作家残雪再次与诺贝尔奖无缘，这对于有着强烈“诺贝尔文学奖情结”的国人来说实感遗憾。

其实，按照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的基本规则，获得提名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算不得什么，但是这依然能够牵动很多国人的神经。尽管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填补了国人的缺憾，但是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依然热情不减，每年各大小媒体关于“××获得诺奖提名”的报道依然能够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根据媒体报道以及相关人士“揭秘”，在一百多年诺贝尔文学奖发展史上，先后获得过“提名”传闻的中国作家有鲁迅、胡适、林语堂、老舍、沈从文、李敖、北岛、残雪、余华……而且这个名单在未来还将继续增补下去。在这一串名单中，最值得大众玩味或者反思的当属老舍。

根据相关传闻资料显示，老舍本来应当在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但是即将颁奖时才得知老舍已经于1966年去世，因此评审委员会最终将该奖颁发给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这则传闻从1981年开始出现，一直到2019年初才“真相大白”。这里面值得思考两个问题：为什么传闻是老舍在1968年而非别的年份获奖？为什么这则关于1968年的传闻从1981年才开始发酵？我们认为，这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传播有着非常强的关联性。

一、不曾断绝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自从晚清引入中国以来，一直以各种形式存在。它可能是一种思想状态或者情绪，也可能是一种行动或者运动，还可能是一种学说或者政治主张。这三种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在同一历史时期都存在过。对于学者来说，民族主义更多是一种学说或者政治主张；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可能将其促成一种行动或者运动；对于大众来说，民族主义则更多表现为一种情绪。具有中国语境的民族主义，从民族危机出发，自鸦片战争开始，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表现，未曾断绝，而且大致上可以分为“官方民族主义”和“民间民族主义”。〔1〕在民族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往往会发挥重要作用，它或者被官方利用从而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比如孙中山以“五族共和”为基础建构起国家民族主义的官方话语；或者成为民间的一种情绪，在凝聚人心、彰显民族意识方面功不可没，比如民族主义情绪在抗日战争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具备强固的国家能力，新中国政权有足够的能力来引导民众思想的发展，形塑一种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这对于凝聚国家共识、促进社会团结，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2〕尽管当时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在与西方交流上呈现相对封闭的状态，但是通过官方意识形态主导构建起来的民族主义话语，比如“赶美超英”“万炮震金门”“批判苏修”等，为当时中国“自力更生”这一形象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逐步淡化，因此来自官方的民族主义相对较弱，但是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却不断涌动，并时时借助官方媒体予以呈现。这种不曾断绝的民间民族主义情绪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催生了一股雪洗民族耻辱、渴望民族新生，进而使得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现实生活中有诸多表现。首先体现在通过无数题材连环画(即民间所说的“小人书”)来完成“民间民族主义的教化”。在香港电视剧《大侠霍元甲》《陈真》以及电影《少林寺》的带动下，中国大陆出现了武术题材连环画出版的高潮，一直到1986年因为市场竞争的缘故才逐步退潮。这些连环画在故事模式设置上基本雷同，多体现为中国武术家和外国拳师比武，外国拳师一般来自俄国和日本。“在‘中外比武模式’的武术连环画中，那些外国武士口中不断轻蔑地喊出‘东亚病夫’，刺激着中国观众的民族主义神经，而对这些代表列强的大力士反戈一击，以及对中华武术高超技术的渲染，反过来在更高程度上激发起民族的自豪感。诸多武术连环画正是透过‘武术’这种身体语言来传递民族自强、‘落后就要挨打’的信念，须知‘武术’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出来的，民族主义在身体上的隐喻。”〔3〕这种“身体民族主义”在1984年许海峰获得中国奥运首金中得到完美诠释。作为“身体民族主义”，还在“黄飞鸿”系列电影中得到鲜明体现。“黄飞鸿”作为一个热门题材，在过去的70年里已经诞生了100多部电影作品，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21世纪以来，“叶问”有望成为继“黄飞鸿”之后的又一个热门电影题材。从2008年开始，到2021年，目前已经诞生了10部“叶问”题材的电影，此外，还有相关的电视剧。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民间民族主义情绪还通过流行歌曲彰显出来。在80年代上半期，中国大陆流行的多为军营歌曲，比如《十五的月亮》《血染的风采》《军港之夜》等，它们更多地强调对祖国的奉献，积极硬朗，且集体主义情怀浓烈，这正好符合当时的时代话语。但是由香港艺人黄霑作词、张明敏主唱的《我的中国心》，在1984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甫一亮相便获得满堂喝彩，引发大众共鸣。这首张扬民族自豪感的歌曲体现出浓浓的民间民族主义情绪。当然，早在1981年，香港电视剧《大侠霍元甲》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已经在大陆脍炙人口，体现出一定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借助春晚舞台，无疑将民族主义情绪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张明敏此后也一发而不可收，先后推出《龙的传人》《我是中国人》《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等，从而被海内外华人誉为“民族歌手”“爱国歌手”。20世纪末，《歌唱祖国》《中国人》等歌曲被人们到处传唱，可谓是民间民族主义在流行歌曲方面的余绪。

其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综合国力提升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面对大国的“挤兑”，一种“大国心态”的民间民族主义开始盛行。

1996年，一本叫做《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4〕的出版物将这种情绪推向极致。这本相对比较粗糙的书，在短时间内就创造了300万册的销量神话，而“中国可以说不”这一词句也为当年大街小巷热血青年频频引用以表达情绪。当然，以“中国说不，不是寻求对抗，而是为了更平等的对话”〔5〕为主题词的《中国可以说不》的热销是有深刻的背景的。在全球化浪潮下，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更多地卷入到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中，同时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有着直接的利益冲突。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局势中显得非常被动，比如被美国多次指责侵犯知识产权，并进行相应的贸易制裁；1993年莫须有的“银河号”事件、中国“申奥”以两票败北、旷日持久却无进展的“入世”谈判……这些都推动中国民间一波又一波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尽管被指责为是“无病呻吟和拙劣的模仿”，《中国可以说不》中的很多话语却刺激着国人的神经，获得国人的深深赞许，比如“美国谁也领导不了，美国只能领导自己。日本谁也领导不了，有时日本连自己都无法领导。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不出十年，最多十五年，美国经济一定会出大问题。”“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6〕……时过境迁，笔者无意对这本“畅销书”的相应观点进行评价，引用这些语言只是想证明“畅销”的背后，其民族主义情绪是何等的浓烈。

在《中国可以说不》之后，该书作者再次推出续篇《中国还可以说不》。此外，市场还有《中国仍然可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何以说不》等套仿之作，从而使得这股民族主义情绪愈演愈烈。虽然学术圈对“说不”系列著作的非理性语言进行了诸多批判，但是由李希光、刘康等诸多学者合著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7〕一书在某种程度上却又是公开为民族主义站台，还有知名学者陈晓明、张颐武等人对后殖民文化的批评，这体现了当时思想界对民族主义暧昧的态度。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申奥成功、顺利加入WTO、GDP国际排名持续上升……这使得大家期盼已久的“大国”似乎已经出现。但是国际局势依然不那么乐观，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在法国遭遇抗议、西方媒体涉藏问题的歪曲报道、愈演愈烈的“中国威胁论”等，这再次推动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走向高潮。在出版人张小波(即《中国可以说不》的主要作者张藏藏)的推动下，宋强(《中国可以说不》主要作者)等人再次推出《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8〕一书。

这本书在封面上进行了很多文字包装：“CCTV、凤凰卫视特约军事评论员宋晓军、中国民族主义领军人物王小东、社会学家黄纪苏、《中国可以说不》作者宋强、资深媒体人刘仰为国直言、替天行道”“国家运程、外交变局、社会迷思”“抽丝剥茧驱妖蛾，敢为今世开太平”。早在《中国不高兴》出版前的2008年，王小东还出版了《天命所归是大国——中国：要做英雄国家和世界领导者》〔9〕的民族主义作品。颇有意味的是，《中国可以说不》中的“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观点已经在《中国不高兴》中变成了“中国领导世界是天命所归”，可见民族主义情绪已经进一步升级了。〔10〕《中国不高兴》在短时间内销量达到100万册以上，并且催生了一系列类似书名的图书，比如《中国很高兴》《中国凭什么不高兴》《中国为何不高兴》《中国谁在不高兴》《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等，在纸版图书早已经低落的年代，“高兴”系列居然又成为一个爆款，民族主义情绪催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可见一斑。

其三，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国际性事件，使得中国民间在民族主义情绪推动下，催生了明显的暴戾之气和直呼战争的浅切表达。

在“银河号”事件之后的1999年，又发生了美国导弹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恶性事件，造成使馆建筑严重受损、三名中国记者当场牺牲、数十人受伤的严重后果。事情发生之后，中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游行和抵制美货的活动。

2012年，日本发生“购买钓鱼岛”的闹剧，这将中日钓鱼岛之争推向前所未有的严重局面。在中国政府努力斡旋并派出军舰进行巡航的同时，民间直呼“和日本一战”的民族主义情绪再次高涨，与之相应的是出现抵制日货等一系列行动。2013年，菲律宾针对中国的南海权益发动“南海仲裁案”闹剧，并且寻求西方一些国家的支持。在中国政府坚决反对闹剧的背景下，中国民间愤慨的声音不绝于耳，要求用战争解决问题的民族主义呼声很高，同时也有主张使用经济手段对菲律宾进行制裁逼其就范的表达。2017年中国和邻国印度发生洞朗军事对峙事件，中国民间马上就有了“动武”的带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声音，并且还有人对中印双方军事力量进行细致对比乃至战略部署方面的出谋划策……

总体而言，在当代中国，因为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再加上中国的“大国心态”，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未曾断绝，有时候甚至非常强烈。尽管这些民族主义情绪许多时候是非理性的，也不至于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本质性影响，但是由于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稍有不慎可能被各种势力利用，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一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因此，大众媒体在呈现民间民族主义情绪时需要注重方式和技巧。

二、为什么是老舍？为什么是1981年？

以上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盘点，只是一个引子。让我们回到讨论的对象——老舍诺奖传闻。这里牵涉两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老舍而不是其他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传闻？这则传闻为什么会从1981年才开始发酵？

大家都知道，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这也是历史上日本作家第一次获得此项殊誉。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对川端康成获奖反应平淡。联想当时中国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再加上历史上的中日关系，这种情况实在是正常不过。如果关于“老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传闻成立，那么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实际上就是老舍对阵川端康成。这给我们透露两个信息：其一，如果老舍没有去世，那么中国早在1968年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至于等到2012年的莫言了，这实在是国人的极大遗憾。其二，日本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是捡了老舍的漏而已。

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中日关系很显然是最为敏感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历史上很长时间以来，日本可谓是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小阿弟”，在强大的汉唐文化面前只能是顶礼膜拜、亦步亦趋。但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努力向西方学习，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迅速成为世界强国。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既有在甲午海战中的中国惨败，最终以屈辱的《马关条约》收场；也有中国军民经过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最终以“惨胜”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些都让国人感觉到酸痛、苦涩，难以忘怀。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与邻国日本相比依然有很大差别(一直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从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老舍因去世未能获奖，从而让日本作家捡漏，这一传闻自然能够很大程度上满足或者提升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这种立足于民族主义情绪的民族自尊心因为中日关系体现得非常强烈。

因此，关于第一个问题，要从三个方面来考察。首先，为什么会有中国作家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传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年的最终得主是日本作家！这是对中日敏感关系的绝佳回应。其潜台词就是：中国在文学方面就是比日本强，没有老舍的去世，日本只能靠边站！所以，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必然是中国人，而不应当是日本人。

其次，为什么是老舍？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却屡屡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按照目前得到很多人认同的理由是，除了西方坚持的政治偏见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没有懂中文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了懂中文并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颇有好感”的马悦然)，〔11〕和老舍先生同辈作家的作品很少有被翻译成外文的，而老舍曾经在英国居住多年，有不少作品被西方世界翻译成多国文字，甚至连瑞典文都有。一言以蔽之，西方人了解中国的老舍。

其三，尽管如此，为什么一定是老舍？如果说老舍是同辈中国作家中的“一哥”，恐怕绝大多数人不可能接受这种结论。中国当代文坛比较盛行的有“鲁郭茅巴老曹”之说，这六个作家各有千秋，很难用统一标准进行衡量进而一决高下。而且事实上这六个作家都有出国经历，作品也都有外译本。因此，最后的原因就是老舍去世时间距离川端康成获奖的1968年最为接近。1966年8月，老舍去世，距离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仅有两年时间(距离评选启动时间则会更近)。尽管那个时候传媒不如今天发达，也不至于出现名闻天下的大作家去世很多年而不被权威文学创作评审机构所知晓。一两年或许可以理解，但是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则是完全不成立。老舍正是距离1968年去世最近的中国重要作家。因此，关于1968年的诺奖传闻，必然是老舍，才有一定的合理性。

第二个问题，既然是1968年的一则传闻，为什么迟至1981年才开始流传进而发酵？

经傅光明先生考证，老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说法最开始是由藤井荣三郎于1981年4月带入中国，当面告知老舍家人。〔12〕当时，藤井荣三郎担任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的会长身份自然使得这一说法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从此，这一说法逐渐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但是，这则传闻之所以在1981年开始流传，除了藤井荣三郎在这一年访问北京拜访老舍家人这一原因之外，是否还有中国方面的原因？

1981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已经9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已经3年……但是，这些理由自然很难解释。因此，必须回到我们在前面所谈及的一个关键词——“民族主义”！正是这一年，电视剧《大侠霍元甲》拍摄完成并开始公映。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本。出生于武林世家的霍元甲独创“迷踪拳”，并在天津战胜日本浪人宫本哲夫，从而招致追杀，被迫亡命京城。在京城，霍元甲打败俄国大力士波索夫，从而成为洗雪东亚病夫耻辱的民族大英雄，并成立精武门。跟踪到京城的日本人使出毒计，从而害死霍元甲。霍元甲的徒弟陈真最终为师报仇，力保精武门……这部带有鲜明民族主义情绪的电视剧在1981年由香港引入中国大陆播放，曾经获得万人空巷的收视效果，更成为一代人的历史记忆。因此，我们可以说，1981年的《大侠霍元甲》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民族主义情绪在大众文化中的最鲜明体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1981年开始的，通过大众媒体来张扬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成为时代主潮。其后，小人书(连环画)、电视剧、电影、流行歌曲等都成为民族主义情绪彰显的重要手段。1984年央视春晚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获得满堂喝彩，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的首金更是让万众沸腾，他们把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推至极点。其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只要一找到合适的爆发点，就会显得非常强烈。民族主义已然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重要的思潮和情绪。

再回到我们的话题，1981年正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点。在这个时间节点，由日本专家亲口披露老舍获奖信息，而且是因为去世才导致日本作家候补成功，自然很好地切合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下，老舍诺奖传闻获得了深厚的生存土壤并不断发酵，成为具有浓厚“诺贝尔情结”的国人的重要心理补偿。

三、民族主义的当代影像表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老舍诺奖传闻与20世纪80年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很强的关联性。

民族主义在近现代中国之所以不绝于耳，大致可以归结为四点原因：其一是和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屈辱史有着极大的关联性，“雪耻”成为潜在的心理动因；其二是和中国传统大国形象与当下的失落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国人极希望恢复大国的光荣和梦想；其三是和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四是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关，中国与西方在价值观和体制方面存在差异并且不断产生摩擦，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不时处于紧张之中。这使得中国民族主义和西方民族主义有很多不同：“西方的民族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它经历了个体与国家间长时期的交流与对话，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因而无论其思维模式、情感模式，还是行为模式，都有着比较鲜明的理性色彩。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刺激—应激’型的民族主义，它是在帝国主义入侵的过程中发生的，‘并非出于对民族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内在冲突与要求’，是一种滞后性的民族主义，因此，其民族主义的表现，也更多地与外来的刺激、压抑有关，其思维模式、情感模式、行为模式，都有着较多的情绪性、单边性。”〔13〕

老舍诺奖传闻只是民族主义情绪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体现而已。或者说，老舍诺奖传闻只不过是我们思考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个视角。事实上，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存在，只要有着合理的突破口，它就会喷涌而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官方对民族主义情绪很少进行明确表态，更多的是通过学界讨论和大众传媒得以彰显出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影像媒体逐步成为大众媒体的重要代表，这自然成为民族主义情绪体现的重要平台。

80年代初的《话说长江》等纪录片中立足于民族新生、渴望发展的民族主义尚显隐晦。为了彰显历史的厚重，《话说长江》在第1集《源远流长》就激情澎湃地说：“长江已经奔腾呼啸了几千万年，几千万年是何等漫长而悠久的历史啊！正是这有着悠久而漫长历史的长江，与古老的黄河一起，共同孕育了我们文明的祖国。”“啊！长江，您是东方的巨龙，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您是中华民族的自豪，您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第25集《奔向大海》收尾时再次激情昂扬地表达：“长江啊，伟大的长江，你以浩瀚而甜蜜的乳汁养育着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长江，伟大的长江，你流经神圣的中华大地，你永远奔流在亿万中华儿女的心上！”这种首尾呼应、环环相扣的结构和语言风格将中华历史的博大、厚重和悠久彰显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源远流长、覆盖区域广阔的长江就是一部浩瀚的中华文明史，足以唤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种做法在其后的纪录片《话说运河》《丝绸之路》《黄河》《唐之韵》等中得以继续体现，而且都取得不错的效果。客观讲，20世纪80年代通过纪录片集中讲述中华文明辉煌史，和当时的历史语境有着很大的关联性。经过历史阵痛，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略，整个国家呈现百废待兴的局面，如何凝聚人心，如何引导民众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期盼进而落实到现实行动中来，很显然是当时的一个重要时代主题。对祖国壮丽山河的吟咏，对民族悠久历史的讲述，足以激发民族自豪感，调动大众情绪，从而对当下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期盼。

2006年推出的12集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更是一个有意思的文本。作为一部国际题材的纪录片，《大国崛起》展示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九个世界级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总结了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在最后一集《大道行思》中如此说：“或许，关于理想的大国，永远不会有一个固定和统一的答案。可以说这些是人们的愿望，却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实际。也可以说这是人们的思考，却已越来越接近真理。正是这些思考，成为人类在20世纪取得的具有关键意义的成就。这些成就发出的光芒，无疑将照亮新老大国未来的行程！”“从地球仰望天空，是那样的遥远清澄，偶尔飘过的云彩，会遮住人们的视线。云彩的上面，将会是什么呢？是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温床，还是未来大国竞争的疆场？或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放弃陈旧的思维模式和全球对峙时代的种种偏见。或许，在未来的50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世界的发展仍将经受各种考验。我们不知道21世纪的变化将把大国带向何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建立永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将是人类共同努力的方向。”〔14〕这些语言很具有人类终极关怀意识在其中。很有意思的是，这部以中国为视角的国际作品，自始至终没有提及“中国”一词，仿佛与中国没有任何关联性，只是为了讲述西方的故事而已。但是，在字里行间、在史实铺叙中，在向大众普及世界历史知识的同时，其实也彰显了中国式焦虑，那就是——作为曾经的“大国”，一直渴望“崛起”，在新的历史时期将如何“崛起”？历史上相继崛起的大国是否给我们提供了若干经验教训？

如果说《大国崛起》的潜台词是中国与西方强国尚有距离，“崛起”尚待时日的话，近期出现的以民族主义情绪为主打的主旋律电影等彰显的已然是世界强国形象。

最近几年，国产电影在电影票房节节攀升的同时，主旋律电影也呈现升温之势。从《战狼》到《战狼2》，从《湄公河行动》到《红海行动》等，均在商业片大潮中以强烈的主旋律意识占据了较为重要的位置，《战狼2》更是以56.8亿元人民币雄踞国产电影票房榜首。〔15〕

这些成功的主旋律电影的共性就是彰显了和平年代的国家形象，从而迥异于先前的红色电影。如果说红色电影是为新政权作“合法性论证”，进而提醒人们新生活来之不易的话，如今的主旋律电影则直接将国家形象放置在前台，让我们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和扬眉吐气——任何时候，国家都是民族利益和国人个体利益的最强大保障。〔16〕

《战狼2》《红海行动》改编自我国先后组织的利比亚、也门等撤侨行动，《湄公河行动》则改编自震惊中外的“10·5湄公河案件”。无论是侨民的安全撤离，还是残杀中国国民的犯罪分子最终被绳之以法，它背后彰显的都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国家形象的构建。〔17〕

当今世界局势千变万化，很多时候并不能以常理来进行推测或者揣摩，这给我们处理国际关系以及重特大突发事件带来不小的难度，以不变应万变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国在多次撤侨中的优秀表现，一方面彰显了军人的优良传统和奉献精神，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政府强有力的组织、雄厚的国力以及大国的担当精神。这些电影中军人的行动见证了他们的勇气，但是任何勇气都是以相当的底气为基本前提的，否则的话只能是“匹夫之勇”。《战狼2》和《红海行动》在具体呈现上有较大的区别。前者突出的是个体英雄，后者表现的是群体英雄，但是无论是个体英雄还是群体英雄，他们背后都是以强大的祖国为后盾！通过若干偶然性的案例，彰显我国的国家形象，必然能获得大众的认可，这远比空洞的说教、教科书式的表达有力得多。可以说，《红海行动》等电影，是偶然性题材选择和必然性形象构建的共同呈现，但背后却与民间民族主义情绪暗合，这才是它们成功的根本性保证。〔18〕

很有意思的是，2019年春节档，国产电影《流浪地球》票房达到46.54亿元人民币的峰值，有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国科幻电影的崛起。但是仔细观摩这一作品，其故事内核是地球遭遇危机，人类最终通过各种努力完成拯救地球的行动。这是多么熟悉的好莱坞经典故事，只不过拯救者的主角已经由美国人变成了中国人。这部好莱坞电影的“高仿”之作，是不是有点“美国人行，我也行”的民族主义式焦虑在其中？2019年国庆档的《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等影片在短短的十几天里，票房达到20多亿人民币，在70周年大庆的语境下，何尝不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又一次集中迸发？

四、结语

在当下，由于民族主义情绪具有强大的大众基础和民间形态，且依然延续了“刺激—应激”的基本模式，因此大众媒体成为它的主要出口。这必然会对中国形象构建产生相应的影响，因为民族主义情绪往往是基于对外关系的相关情况而出现或者升级的。民族主义内涵非常丰富，对自己所属国家和民族的热爱是应有之意。但是如果将民族凌驾于国家之上，或者将本国凌驾于他国之上，就可能变成极端民族主义。

由于民族主义情绪具有深厚的生存土壤，其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有时候对国家形象的呈现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不能因为讲述中国故事、塑造国家形象，就放松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戒备心理，进而将其放大，否则的话，只能适得其反。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国家形象塑造和外交关系的策略表达，大众媒体呈现出浓浓的民族主义情绪，是需要进行适度反思的。老舍诺奖传闻，给我们反思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一个视角。

注释：

〔1〕〔英〕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2〕〔3〕陈周旺、吴兆哲：《十年家国梦：198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以街头媒介为中心的考察》，《新闻记者》2018年第3期。

〔4〕宋强、张藏藏、乔边等：《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

〔5〕这句话直接印在《中国可以说不》的封面上方。

〔6〕以上话语均出自《中国可以说不》。

〔7〕李希光、〔美〕刘康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8〕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宋强、刘仰：《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9〕王小东：《天命所归是大国——中国：要做英雄国家和世界领导者》，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10〕王小东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爱国主义，或者说是民间的爱国主义。”王小东：《新时代的大国崛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11〕“中国文学通”马悦然先生于2019年10月17日逝世，这无疑又是一件让中国文学爱好者感觉到非常遗憾的事情。

〔12〕傅光明：《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长江学术》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