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东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朱子对《中庸》的诠释，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建立在程门《中庸》学的基础之上。南宋乾道年间，朱子协助友人石子重编集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以及程门吕大临、杨时、游酢、侯仲良、谢良佐与尹和靖共十家有关《中庸》的论说，成《中庸集解》两卷，并为之作序。〔1〕在《中庸集解序》中，朱子对该书颇为赞许，其曰：“子重之为此书，采掇无遗，条理不紊，分章虽因众说，然去取之间不失其当，其谨密详审，盖有得乎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之意。”又说，该篇之成有助于学者“考其异而会其同”，又称“圣门传授之微旨见于此篇者，诸先生之说详矣”。〔2〕不过，随着朱子对《中庸》理解的不断深化，他对程门诸子的《中庸》说越来越不能认同，在其序定《中庸章句》时，对石氏所辑录的程门《中庸》说的评价就与《中庸集解序》中所说的迥然不同：“凡石氏之所辑录，仅出于其门人之所记，是以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3〕在朱子看来，《中庸集解》所辑诸先生的《中庸》说虽然不失有可取之处，但还是不能令人满意，不但程门弟子多有违背师说之处，就是二程的语录，在经过其门人转手之后，也难以表达出《中庸》所应有的精微之义。

在程门诸子中，吕大临、游酢、杨时与侯仲良四人各自有解说《中庸》的专书行世，〔4〕影响也最大，但朱子对吕、游、杨、侯的《中庸》说尤为不满，其曰“游、杨、吕、侯诸先生解《中庸》，只说他所见一面道理，却不将圣人言语折衷，所以多失”。〔5〕甚至在朱子看来，正是因为游、杨诸公对《中庸》说得多了，反而对他进一步诠释《中庸》造成了诸多困难。〔6〕因此，对程门《中庸》学进行反思与清理，就成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为此朱子对《中庸集解》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削，剔除朱子所认为不合适的经说，而成《中庸辑略》两卷；同时，朱子又在《中庸或问》中对其去取之意作了比较详尽的说明。于是，通过《章句》《辑略》《或问》与《语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程门《中庸》说对朱子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出朱子对程门《中庸》说的反思与扬弃。此前本人曾经检讨过朱子《中庸》注与吕大临、杨时的关系，〔7〕本文则以朱子在诠释《中庸》过程中对游酢《中庸义》〔8〕的去取为研究对象，为朱子对程门《中庸》说之接受与批评进一步提供一个例证。

一、朱子《中庸》诠释对游氏的接受与认可

虽然从总体上说，朱子对吕、游、杨、侯的《中庸》说皆不甚满意，但在吕、游、杨、侯四家中，朱子还是相对认可吕、游两家。朱子《中庸或问》说：“曰：‘然则吕、游、杨、侯四子之说孰优？’曰：‘此非后学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论之，则于吕称其深潜缜密，于游称其颖悟温厚，谓杨不及游而亦每称其颖悟，谓侯生之言但可隔壁听。今且熟复其言，究核其意，而以此语证之，则其高下浅深亦可见矣。过此以往，则非后学所敢言也。’”〔9〕很显然，于四家当中，朱子最认可的是吕大临，〔10〕其次则是游定夫。事实上，游氏之《中庸义》对朱子之接受与认可，至少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朱子《中庸章句》颇受游氏论说的影响；第二，《中庸辑略》所保留的游氏说的条目以及《中庸或问》与《语类》中朱子对游氏说的认可。

就《中庸章句》朱子之引述来看，游氏之《中庸》说并不十分为朱子所重，朱子明确指出引用游氏之说的只有一条：“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11〕然而，除了这一条之外，朱子《中庸章句》中还留下了相当多游氏的印记。莫友芝在校刊《中庸集解》时，就指出传世《中庸辑略》“尚有《章句》引用而亦芟弃者”。〔12〕莫友芝的这一说法，已暗示《中庸章句》对游氏之说多有引用。如果仔细对比《中庸章句》与游酢的《中庸义》，我们可以看到，朱子《章句》中的许多说法事实上或明或暗地借用了游氏之说。就现有文献而言，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六例《章句》脱胎于游氏之说者。

《中庸》首章“故君子慎其独也”，《章句》曰：“迹虽未形，几则已动。人虽不知，己独知之。”〔13〕游氏《中庸义》则云：“人所不睹，可谓隐矣，而心独见之，不以见乎？人所不闻，可谓微矣，而心独闻之，不亦显乎？知‘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而不能谨独，是自欺也，其离道远矣。”〔14〕细绎朱子之说，则《章句》“人虽不知己独知之”一语明显脱胎于游氏“独见”“独闻”之说。事实上朱子本人对此并不否认，《朱子语类》卷六二记云：“问：‘慎独章：迹虽未形，几则已动。人虽不知，己独知之。上两句是程子意，下两句是游氏意，先生则合而论之，是否？’曰：‘然。’”〔15〕不过，此条不见于《辑略》，或是如莫友芝所说的，“尚有《章句》引用而亦芟弃者”。

《中庸》第二十章称“尊贤则不惑”，又称“敬大臣则不眩”，《章句》注曰：“不惑，谓不疑于理。不眩，谓不迷于事。”〔16〕《章句》在此以“理”“事”来诠释“不惑”与“不眩”，当本之于游氏：“‘不惑’在理，故于尊贤言之；‘不眩’在事，故于敬大臣言之。”〔17〕《辑略》删却此条，但方宗诚指出：“‘不惑在理’四句，裁入《章句》，似不应删。”〔18〕在方氏看来，此亦是如莫友芝所说的“尚有《章句》引用而亦芟弃者”，则此条朱子用游氏义无疑。

同章“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章句》注曰：“一者，诚也。一有不诚，则是九者皆为虚文矣，此九经之实也。”〔19〕游酢《中庸义》则曰：“经虽有九，而所以行之一者，诚而已。不诚则九经为虚文，是无物也。”〔20〕很显然，朱子“一有不诚，则是九者皆为虚文”一句，实本之于游氏“不诚则九经为虚文”之说。

同章“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一句，朱子在《章句》中说：“豫，素定也。踥，踬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诚，如下文所推是也。”〔21〕又《语类》曰：“‘素定’，是指先立乎诚可知。”〔22〕而游氏《中庸义》则曰：“豫者，前定之谓也。惟至诚为能定，惟前定为能应，故以言则必行，以事则必成，以行则无悔，以道则无方，诚定之效如此。”〔23〕朱子以“素定”释“豫”，以“先立乎诚”释“素定”与“前定”，显然受到游氏“诚定”说的影响，故《或问》中朱子称“诸说惟游氏诚定之云得其要”。〔24〕

《中庸》第三十二章“渊渊其渊，浩浩其天”，《章句》注曰：“其渊其天，则非特如之而已。”〔25〕所谓“其渊其天”，即经文“渊渊其渊，浩浩其天”；所谓“非特如之而已”，指三十一章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朱子意谓三十一章之“至圣”之德如天如渊，而三十二章“至诚”之道则就是“天”“渊”本身，即“其渊其天”，而不是如天如渊。朱子以上下两章之“其渊其天”与“如渊如天”的不同表述，来表明“至圣之德”与“至诚之道”的区别，是以《章句》又说：“前章言至圣之德，此章言至诚之道。然至诚之道，非至圣不能知；至圣之德，非至诚不能为，则亦非二物矣。”〔26〕《语类》又曰：“至圣、至诚，只是以表里言。至圣，是其德之发见乎外者，故人见之，但见其‘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此其见于外者如此。至诚，则是那里面骨子。经纶大经，立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是骨子；那个聪明睿知却是这里发出去。至诚处，非圣人不自知；至圣，则外人只见得到这处。”〔27〕在朱子看来，《中庸》三十一章所论之“至圣”与三十二章所论之“至诚”是相互表里的关系。“至圣之德”，是德之表现在外者，是别人所能看得到的，所以说如天如渊；至于“至诚之道”，却是那“骨子”里的，即是道本身，是实理自是如此。惟有这样的“至诚之道”，才有可能发而在外，而有人们所见到的“聪明睿知”之类的“至圣之德”。如果以天、渊为喻，那么“至诚之道”就是“天”与“渊”本身，故称“其渊其天”，又称“非特如之而已”。朱子的这一诠释看上去颇具新意，与传统郑注孔疏之说完全异趣，但事实上，朱子之说完全来自于游酢的《中庸义》：“渊渊其渊，非特如渊而已；浩浩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诚之道也。德者，其用也，有目者所共见，有心者所共知，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道者，其本也，非道同志一，莫窥其奥，故曰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盖至诚之道，非至圣不能知；至圣之德，非至诚不能为。故其言之序相因如此。”〔28〕我们可以看出，“其天其渊”与“如天如渊”的分疏，“至诚之道”与“至圣之德”的分疏，早在游氏那里已发其先声，至于《章句》中“至诚之道，非至圣不能知；至圣之德，非至诚不能为”一句，则完全取自《中庸义》，不知朱子何以没去游氏之名。不过，在《或问》中朱子曰：“游氏以上章为言至圣之德，下章为言至圣之道者，得之。其说自德者以下皆善。”〔29〕就此而言，朱子虽然在《章句》中没去游氏之名，但在《或问》中事实上还是承认了他的说法取之于游氏。〔30〕

又《中庸》终章“内省不疚无恶于志”，《章句》曰：“无恶于志，犹言无愧于心。此君子谨独之事也。”〔31〕游氏《中庸义》则曰：“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所不见乎？言慎独也。”〔32〕以“慎独”释“内省不疚无恶于志”，朱子与游酢并无异辞。朱子虽然没有明说其取自游氏，但恐怕还是受到了他的影响。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在《中庸辑略》中，朱子对第三十三章的游氏说做了大量的删削，而仅仅保留了上引一句，则朱子显然对游氏这一表述持认可态度。

除了《中庸章句》以上诸例明显可以看出朱子受游氏《中庸义》的影响之外，朱子对游氏之说的认可，还表现在《中庸辑略》对游氏《中庸义》的保留条目，以及在《中庸或问》与《朱子语类》的讨论中朱子对游说的赞许。

朱子删《中庸集解》而成《中庸辑略》，其中游氏《中庸义》被保留下28条，这是朱子“删其繁乱”之后的结果，〔33〕此当视为朱子对游氏《中庸》说的认可部分。〔34〕

在《或问》与《语类》中，朱子在评论程门诸说时，对游氏之说也颇有称许与认可之处。如第一章论“修道之谓教”，《语类》卷六二曰：“问‘修道之谓教’。曰：‘游、杨说好，谓修者只是品节之也。’”〔35〕又如第十三章，朱子在《或问》中批评吕大临“有余而尽之，则道虽继而不行”之说时，认为其“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为得其文意也”。〔36〕又如第十四章，《或问》称“游氏说亦条畅，而存亡得丧穷通好丑之说尤善”。〔37〕又如十九章，《或问》曰：“游氏引《泰誓》《武成》，以为文王未尝称王之证，深有补于名教。”〔38〕又曰：“郊禘吕、游不同，然合而观之，亦表里之说也。”〔39〕而《语类》比较吕、游之说，则认为游优于吕：“又问：‘吕氏又分郊社之礼，作立天下之大本处；宗庙之礼，言正天下之大经处。亦不消分。’曰：‘此不若游氏说郊社之礼，所谓惟圣人为能享帝；禘尝之义，谓惟孝子为能享亲，意思甚周密。’”〔40〕又如第二十二章论至诚尽性，《或问》称“吕、游、杨说皆善”。〔41〕又如第二十三章论致曲，《或问》称“游氏说亦得之”。〔42〕再如第二十七章，《或问》曰：“张子所论逐句为义一条甚为切于文义，故吕氏因之。然须更以游、杨二说足之，则其义始备耳。游氏分别至道至德为得之。”〔43〕再如前文提到的第三十二章，《或问》曰：“游氏以上章为言至圣之德，下章为言至圣之道者，得之。其说自德者以下皆善。”〔44〕

综上所述，我们从《章句》《辑略》《或问》与《语类》中，可以看到朱子之注《中庸》，事实上颇有取游氏之说，从而也可看出朱子之《中庸》学在游酢那里所受到的影响。

二、朱子《中庸》诠释对游氏说的批评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朱子对程门诸子的《中庸》说皆有所不满，在游酢那里也是如此。从莫友芝所辑的《中庸集解》看，收入游氏《中庸义》42条，而传世本《中庸辑略》仅余28条，其中被删芟者多达14条。同时，即使是保留在《辑略》中的条目，也经过诸多删节，如子路问强章，《中庸义》曰：“中庸之道，造次颠沛之不可违，惟自强不息者为能守之，故以子路问强次颜渊。所谓强者，非取其胜物也，自胜而已，故以南方之强为君子。强也者，道之所以成终始也，故自和而不流至于至死不变，皆曰强哉矫，盖其为中虽不同，而其贵不已一也。”〔45〕而《辑略》所引用的则为：“中庸之道，造次颠沛之不可违，惟自强不息者为能守之，故以子路问强次颜渊。”〔46〕《中庸义》中本条共96字，被删除达65字，在《辑略》中仅余三分之一。更极端的例子是第三十三章，该条《中庸义》所录共有557字，而经朱子删汰，仅余“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所不见乎，言慎独也”〔47〕一句，计28字。因此，粗略计算，经朱子之删节，传世《中庸辑略》中关于游氏的资料相较《中庸集解》而言余下的不到二分之一。因此亦可以看出朱子对游氏《中庸》说的不满。结合《或问》与《语类》，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朱子对游氏之批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批评游氏之说“非儒者之言”。所谓“非儒者之言”，意谓游氏之说多用老庄及佛教之说来解说《中庸》。以老庄及佛教之说解《中庸》，这是游氏《中庸义》最重要的特色之一，也是朱子对《中庸义》批评最多的地方。如第六章，游氏称赞舜曰：“其曰其斯以为舜，则绝学无为也。”〔48〕“绝学无为”云云，显然承自老子，故《或问》批评说：“游氏以舜为绝学无为，则老佛之余绪，非儒者之言也。”又第十一章，游氏曰：“遯世不见知而不悔者，疑虑不萌于心，确乎其不可拨也。非离人而立于独者，不足以与此。若不远复者，未免于有念也，故曰惟圣者能之。”〔49〕游氏所谓“离人而立于独”，见《庄子·田子方》，而“未免于有念”，则当“无念”，而“无念”之说来自佛教，故《或问》批评说：“游氏所谓离人而立于独，与夫未免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语也。”〔50〕又第十二章，游氏称“此七圣皆迷之地也”。〔51〕“七圣皆迷”见于《庄子·徐无鬼》，故朱子批评说：“至于所谓‘七圣皆迷之地’，则庄生邪遁荒唐之语，尤非所以论中庸也。”〔52〕又如游氏注第十三章，称“道一以贯之，无物我之间也。既曰忠恕，则已违道矣。然忠以尽己，则将以至忘己也；恕以尽物，则将以至忘物也”。〔53〕“忘己”“忘物”之说，皆《庄子》之常用语，是以《或问》批评说：“道无物我之间，而忠恕将以至于忘己忘物，则为已违道而犹未远也，是则老庄之遗意，而远人甚矣，岂中庸之旨哉！”〔54〕又第二十四章，游氏曰：“至诚之道，精一无间，心合于气，气合于神，无声无臭，而天地之间物莫得以遁其形矣。”〔55〕其中“心合于气，气合于神”一语，见于《庚桑子》，故《或问》曰：“游氏心合于气、气合于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56〕又第二十五章，《或问》曰：“游、杨皆以无待而然论之。其说虽高，然于此为无所当，且又老庄之遗意也。”〔57〕这里“无待而然”，是杨时的说法，其曰：“诚自成，道自道，无所待而然也。”〔58〕而游氏则曰：“诚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其道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自道，犹言自本自根也。以性言之为诚，以理言之为道，其实一也。”〔59〕游氏“自本自根”之说，亦“无待而然”之意。在朱子看来，“自成自道，如程子说，乃与下文相应”。〔60〕而所谓程子之说，指《遗书》卷十八所说：“诚者自成，如至诚事亲则成人子，至诚事君则成人臣。”〔61〕后来黄震也指出：“愚按上文言诚者自成也，下文即言非自成己而已也。是自成即指成己而言，安得以为无所待而自成耶？”〔62〕且“自本自根”一语出自《庄子·大宗师》，故朱子以之为“老庄之遗意”。又第三十三章，《或问》曰：“游氏所谓无藏于中、无交于物、泊然纯素、独与神明居，所谓离人而立于独者，皆非儒者之言。”〔63〕游氏《中庸义》称：“无藏于中，无交于物，泊然纯素，独与神明居，此淡也。”〔64〕“无交于物”，本于《庄子·刻意》“不与物交”，“泊然纯素”见嵇康的《卜疑》，“独与神明居”则出自《庄子·天下》，故朱子称“皆非儒者语”。除此之外，《中庸义》中尚有其他一些具有二氏印记的论说，朱子虽未明确地予以批评，但在《辑略》中也都删去，如第七章，游氏注曰：“定内外之分，辩荣辱之境，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则君子所谓知也。今也乘时射利，而甘心于物役，以自投于苟贱不廉之地，是犹纳之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辟也。此于荣辱之境昧矣，其能如探汤乎？择乎中庸，则知及之矣，而不能以期月守，则势利得以夺之也。此于内外之分易矣，其能如不及？若是者，彼自谓知，而愚孰甚焉？故继舜言之，以明其非知也。”〔65〕游氏于此以是否能“定内外之分，辩荣辱之境”来判分智愚，而“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一语来自《庄子·逍遥游》，明显以老庄之学解《中庸》，故朱子虽然没有在《或问》中提出批评，但《辑略》删去此段，亦足见朱子对于诸如此类的“非儒者之言”的删汰。

第二，批评游氏注在义理上有不够谛当之处。如第一章“率性之谓道”，游氏注曰：“因其性之固然，而无容私焉，则道在我矣。此率性之谓道也。”〔66〕朱子评论说，“游氏所谓‘无容私焉，则道在我’，杨氏所谓‘率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吕氏之病也”。〔67〕所谓有“吕氏之病”，朱子归纳吕大临之说曰，“人虽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于形体，又为私意小知所挠，故与天地不相似，而发不中节，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后为道”。〔68〕然而，在朱子看来，“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69〕则道不过是人们各循自然之本性的结果，而“非指修为而言”，〔70〕但吕大临“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的说法则有人力修为的意味在里面，游酢所谓的“无容私焉”也是如此，所以朱子称游氏有“吕氏之病”。再如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游氏注曰：“道之用赡足万物，而万物莫不资焉，故言费；其本则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故曰隐。犹言肆而隐也。唯费也，则良知良能所自出，故夫妇之愚不肖可以与知而能行焉；唯隐也，则非有思者所可知、非有为者所可能，故圣人有所不知不能焉。”〔71〕而在朱子看来，“费，用之广也；隐，体之微也”，后者为“其所以然者，则非闻见所及”之体，而前者是“此理之用”。〔72〕而游氏所理解的“费”，是“道之用赡足万物”，是万物之所资，从而甚至称费为“良知良能之所自出”。如此的话，在朱子看来，也就意味着良知良能不是道，而在道之外。同时游酢认为，圣人所不可知不可能的就是隐，而朱子并不认同这一说法，在朱子看来，夫妇之可知可行的固然是费，而圣人之不可知不可能的，同样也是费，因此，游氏以不可知不可能为隐，则是以用为体，更重要的是，如按游说，如果以不可知不可能为道之隐，则道就变成了没有的东西。因此，《或问》批评游氏此说为“不可晓”者。〔73〕又如第三十三章，朱子批评游氏曰：“其论德犹如毛以下，则其失与吕氏同。”在朱子看来，《中庸》终章共八节，“自‘衣锦尚絅’以至‘不显惟德’凡五条，始学成德疏密浅深之序也。”〔74〕这是在工夫的意义上说；而“自‘不大声以色’以至‘无声无臭’凡三条，皆所以赞夫不显之德也。”〔75〕这是从效验的意义上说。而游氏注以为，“盖明德，化民之本也；声音颜色之于化民，末也。故君子务本而已。所谓德者，非甚高而难知也，甚远而难至也，举之则是，故曰‘德輶如毛’。既已有所举矣，则必思而得，勉而中，是人道而有对也，故曰‘毛犹有伦’。若夫诚之至，则无思无为，从容中道，是天道也，故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76〕如果按游氏这一说法，自“不大声以色”以至“无声无臭”这三条，显然是从工夫的意义上说，从而认效验为工夫，而这一点恰恰是朱子所不能接受的，并认为这也是吕大临的毛病所在，故批评游氏“其失与吕氏同”。〔77〕

第三，批评游氏注经不合经文“本意”。二程注经，强调的是“于简策之外脱然有独见”，〔78〕而游氏注《中庸》，亦继承了程门的这一传统，故常常自出机杼，而未必与经义本身完全吻合。而朱子注经，则强调“惟本文本义是求”，〔79〕“不敢以己意说道理”，〔80〕是以在朱子看来，“游、杨诸公解《中庸》，引书语皆失本意”。〔81〕如“其次致曲”章，朱子称“游氏说亦得之，但说致曲不同，非本意耳”。〔82〕这里朱子虽然称游氏之说“得之”，但同时又批评其说不合经文的本意。又如第三十三章，朱子评游氏注曰：“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则又审于接物之事，而非简之谓也。其论三知而未免牵合之病。”〔83〕在朱子看来，《中庸》称“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则所谓“简”与“文”相对举，正如“淡”与“不厌”、“温”与“理”相对举一样，“淡、简、温，絅之袭于外也；不厌而文且理焉，锦之美在中也”。〔84〕而游氏所称“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不过是“审于接物之事”，而非“简”之义。朱子又批评游氏“论三知而未免牵合之病”，则指游氏以《大学》之工夫次第来诠释“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幽之显”，游氏曰：“‘欲治其国，先齐其家’，‘知远之近’也”；“‘欲齐其家，先修其身’，‘知风之自’也”；“‘欲修其身，先正其心’，‘知微之显’也。”〔85〕从这里可以看出，游氏之说，固然有其独到之心得，但未免牵强附会，无怪乎朱子称其“未免牵合之病”。

三、结 语

在程门之中，游、杨并称，然而杨时之学经道南之传承，于朱子而发遑光大；而游酢之学无人传，也无语录，〔86〕其影响亦远不及杨时。又因为游氏晚年嗜佛，以至朱子与胡宏等人对他都责之甚深，称其不能传二程之衣钵，〔87〕乃至指责他是“程门罪人”。〔88〕是以历来学者对游氏之学多不重视。然而，事实上，游氏之学对朱子多有影响，我们通过比较朱子与游氏对《中庸》的不同解说，可以看到游氏之学在朱子身上打下了颇多的印记，特别是诸如以性情论“中庸”与“中和”之关系，以表里论“至圣”与“至诚”之关系等等，皆是朱子《中庸》诠释中比较有特色的论点，而其背后的游氏色彩，则往往为学者所忽视。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朱子对程门诸子的《中庸》说皆有不满，游氏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缩影而已。朱子对游氏《中庸义》最大的批评，是指斥其多有“非儒者之言”，即多以释老之说来解《中庸》。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是朱子心目中程门的共同毛病，也就是《中庸章句序》所说的“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可以说，这也正是朱子要清算程门的主要原因所在，〔89〕朱子对吕大临、杨时等人的《中庸》说的批评，也主要集中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后儒多批评游氏佞佛，但就《中庸义》而言，佛教的色彩并未表现得特别浓厚，游氏更多的是用老、庄、列之说来解《中庸》，诸如“七圣皆迷”之类的说法，俱在简册，朱子批评游酢多有“非儒者之言”，站在朱子的立场而言，确实没有厚诬游氏。

朱子批评游酢《中庸义》在义理上有所缺失，就朱子解《中庸》追求义理之圆融至当而言，很自然是不能容忍义理上的任何偏差。凡涉及对性、理、道等道学核心义理之体认，以及对践履工夫次第之论述，朱子在辨析的时候，有毫厘之差，亦详为之说。如朱子对游氏“无容私焉，则道在我”的批评，即认为道乃人力修为的结果。在朱子看来，道乃“不待外求而无所不备”，〔90〕而如游氏说，则道乃依人而存，从而就不是“无所不在、无时不然”的“本然之体”，〔91〕从而人可以离道，则“道自为道，我自为我，则是人力私智之所为者”。〔92〕对于视“人力私智之所为”为道，则是朱子所深警惕者。大体而言，朱子在义理上对游氏的批评，皆能切中肯綮，游氏之说，确实间有小疵。

至于朱子批评游氏注经有不合经文“本意”之处，则体现了两者注经特点之不同。游酢继承了程门注经的传统，追求的是个人独到的体会，而朱子则力求“惟本文本意是求”，故朱子会有程门诸公引书皆失其本意之类的批评，此由治经之体不同所致，虽然我们对朱子的批评可以同情地理解，但未必可以以此责难游酢，此正如方宗诚所说的：“然尝即先生之书玩之，盖第本其躬行心得之言以说经，故间与经之文义不相应。朱子注经，必其不背于圣贤之本意，故凡自率其胸臆之说者，不得不严辨之。此释经之体则然。若舍是而观先生之言，则足资感发者固已多矣。”〔93〕

总而言之，朱子折衷周、张、二程之学以成一家之言，又以二程的继承者自居，则其学问受到程门的滋养也必然。吕、游、杨、谢诸子都深深地影响了朱子的思想与学术，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朱子之说在周、张、二程之外，又折衷于吕、游、杨、谢等人，并对诸子之说有选择地予于继承；另一方面，朱子又对程门诸子皆有所批评，但也正是朱子在对程门诸子清算的过程中，朱子的思想与学术得以完善。朱子与杨、谢等人是如此，与游酢的关系也是如此。本文通过对朱子《中庸》诠释过程中对游酢《中庸义》去取的考察，具体而微地体现出朱子与程门诸公思想与学术的这样一种关系。具体就游酢而言，我们实不必因其学术略有瑕疵，或因其晚年佞佛之类，而忽视游酢与朱子学之间的关系，这也正如方宗诚所说：“譬之农焉，朱子则陈列修治而为之疆畎者也，然非始有既勤敷菑如先生辈者，则朱子一人，又岂易芟柞而耕获也哉。”〔94〕

注释：

〔1〕参见束景南：《朱子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96-497页。张栻曾说：“子重之编此书，尝从吾友朱熹元晦讲订，分章去取，皆有条次。”见氏著：《跋中庸集解》，《张栻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271页。

〔2〕〔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五，《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640页。

〔3〕〔11〕〔13〕〔16〕〔19〕〔21〕〔25〕〔26〕〔31〕〔33〕〔69〕〔72〕〔8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18、30、31、31、39、39、39、15、17、22、39页。

〔4〕朱子于《中庸集解序》称：“门人之说行于世者，唯吕氏、游氏、杨氏、侯氏为有成书。”见《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39页。

〔5〕〔15〕〔22〕〔27〕〔35〕〔40〕〔80〕〔8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85、1504、1562、1594、1495、1558、1249、1485页。

〔6〕《朱子语类》载：游丈开问：“《中庸》编集得如何？”曰：“便是难说。缘前辈诸公说得多了，其间尽有差舛处，又不欲尽驳难他底，所以难下手，不比《大学》都未曾有人说。”见《朱子语类》，第1485页。

〔7〕参见郭晓东：《论朱子在对〈中庸〉诠释过程中受吕与叔的影响及其对吕氏之批评》，载黄俊杰主编：《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年，第293-324页；《论杨龟山对〈中庸〉的诠释及朱子的批评》，载吴震主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术为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9-489页。

〔8〕杨时为游酢所作的《墓志铭》称其有《中庸义》一卷行世，见《杨时集》，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827页。朱彝尊《经义考》已称“未见”，见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790页。《四库全书》所收《游廌山集》有《中庸义》与《论语杂解》《孟子杂解》合刊一卷，但“盖后人掇拾重编，不但非其原本，且并非完书。”见纪昀等编：《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080页。《游廌山集》所收之《中庸义》一篇，基本上是从《中庸辑略》中转抄出来的。清末莫友芝从宋卫湜《礼记集说》中辑得《十先生中庸集解》，其中就有游酢的《中庸义》。清同治六年，方宗诚校刊和州官舍本《游定夫先生集》，其中《中庸义》一卷，即据莫氏校刊《中庸集解》本，这是目前相对来说保留下来较为完整的本子。

〔9〕〔24〕〔29〕〔36〕〔37〕〔38〕〔39〕〔41〕〔42〕〔43〕〔44〕〔50〕〔52〕〔54〕〔56〕〔57〕〔60〕〔63〕〔67〕〔68〕〔70〕〔74〕〔75〕〔82〕〔83〕〔90〕〔91〕〔92〕〔宋〕朱熹：《四书或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0、86、100、72、73、77、77、92、93、96、100、65、68、72、93、94、94、101、49、49、49、100-101、101、93、100-101、47、50、50页。

〔10〕参见郭晓东：《论朱子在对〈中庸〉诠释过程中受吕与叔的影响及其对吕氏之批评》，载黄俊杰主编：《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年，第293-324页。

〔12〕莫友芝：《校刊中庸集解序》，《郘亭遗文》卷一，清末刻本(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扫描本)，第4页。

〔14〕〔17〕〔18〕〔20〕〔23〕〔28〕〔32〕〔45〕〔48〕〔49〕〔51〕〔53〕〔55〕〔59〕〔64〕〔65〕〔66〕〔71〕〔76〕〔85〕《游定夫先生文集》卷三，清同治六年和州官舍本(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第2、16、16、17、17、25、26、6-7、5、7、7、9、19、19、26、5-6、1、7、27、26页。

〔30〕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中亦认为朱子此说袭用了游氏之说，只不过船山在此对朱子袭用游说持相当激烈的批评态度。具体参见《船山全书》第六册，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第575-577页。

〔34〕不过，莫友芝认为，传世《中庸辑略》大率已非完本，其考真德秀所引《辑略》，“在今本之外尚有四十余条”，如游氏注“率性之谓道”，其曰：“此率性之谓道也，若出于人为，则非道矣”十六字，未见于今本《辑略》，而《四书集编》引有。是以莫友芝认为，“真氏未引，为唐、吕刊落者，必犹有若干条。”见氏著：《校刊中庸集解序》，《郘亭遗文》卷一，第4页。

〔46〕〔47〕〔58〕《中庸辑略》，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外篇》第1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110、94页。

〔61〕〔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03页。

〔62〕〔宋〕黄震：《黄氏日钞》卷二十五，元后至元三年刻本(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扫描本)，第42页。

〔73〕《或问》曰：“游氏之说，其不可晓者尤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为道之费，则良知良能者，不得为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不可知不可能者为道之隐，则所谓道者，乃无用之长物，而人亦无所赖于道矣。”见《四书或问》，第68页。

〔77〕吕大临也认为这三节具有工夫的意义，是以朱子批评其说曰：“以德为诚之之事，而犹有声色，至于无声无臭，然后诚一于天，则又文义之未当者然也。”见《四书或问》，第101页。

〔78〕《二程粹言》卷一曰：“思索经义，不能于简策之外脱然有独见，资之何由深？居之何由安？”见《二程集》，第1186页。又《二程外书》卷六曰：“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见《二程集》，第378页。

〔79〕《答吕子约》，《朱文公文集》卷四八，《朱子全书》第22册，第2218页。

〔86〕朱子曾说：“游定夫学无人传，无语录。”见《朱子语类》，第2557页。全祖望亦称：“廌山游肃公在程门鼎足谢、杨，而遗书独不传，其弟子亦不振。”见《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93页。

〔87〕朱子曰：“游先生大是禅学”，“他晚年嗜佛，在江湖居，多有尼出入其门。”又说：“定夫极不济事。以某观之，二先生衣钵似无传之者。”见《朱子语类》，第2556-2557页。

〔88〕胡五峰云：“定夫为程门罪人。”见《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94页。

〔89〕朱子还认为，程门弟子之所以入禅学去，源头甚至要追溯到二程那里，他说：“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辈，下梢皆入禅学去。必是程先生当初说得高了，他们只见一截，少下面着实工夫，故流弊至此。”见《朱子语类》，第2556页。

〔93〕〔94〕《游定夫先生文集》，《校刊游定夫先生集序》，清同治六年和州官舍本(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