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龙

(中央民族大学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 100081)

宋明时期是三教思想冲突与融合的时代，这期间涌现出了诸多具有三教融合思想特点的思想家，诸如以儒学融通佛道的理学家，以道教思想为基点兼容儒佛的全真派等。正是这些思想家既深耕五经又精通佛老，对佛道之学所体甚深，并有深厚的学养见识，使得他们的思想呈现出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不同的妙理。其中，王阳明作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在儒家生命哲学的基础上对佛道思想兼容并蓄，形成了思想精妙的性命之学。尤其是道教的性命观念更是构成了王阳明哲学体系的重要资源。对此，徐仪明、钱明、朱晓鹏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就王阳明与道家道教的关系展开了探析，(1)具体参见徐仪明：《道教内丹学与王阳明“致良知”说》，《中国哲学史》1994年第4期；钱明：《王阳明的道教情结——以晚年生活为主线》，《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朱晓鹏：《王阳明哲学与道家道教关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在此不再赘述。而金元时期的王重阳也是在三教思想冲突与融合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全性命之真的全真思想，并创立了全真教。通过比较明代大儒王阳明的知行观与全真教祖王重阳的功行思想之异同，深入挖掘其思想观念中所蕴含的性命旨趣，可以进一步呈现儒道两家对于性命状态的不同诉求。

一、功行思想与知行观基本内涵的比较

王重阳功行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功行合一，功行合一思想既包括王重阳对真功真行的观念界定，也包括其在修仙证道的过程中对两者关系的认知。王阳明知行观的基本内容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这一观念既阐发了王阳明对于良知和行的认知，也表达了其在追求成圣的道德践履中对两者关系的态度。两种思想都着重内外兼修，其中，功行合一中的“功”和知行合一中的“知”都着重心性的涵养，是一种内在功夫；而行则着重于外在的道德践履和社会实践，这也正是两者的根本性差别所在，主要体现在外行的实现路径和对生命状态的终极追求之不同上。

(一)王重阳的功行思想：功行合一

王重阳功行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真功、真行以及真功与真行的内在关系三个层面，主要特点是功行合一。其中真功是指澄心定意、诸尘不染的内修功夫；真行是指济世度人、积功累行的道德践履；而真功和真行的关系则是功行合一、双修双全。王重阳功行思想中所蕴含的性命观则主要是通过对性功和命功内涵的诠释及其相互关系的阐发而展开的，而对性和命的炼养既需要真功，同时也需要真行，只有真功和真行双修双全，才能了达性命、修真悟道。

“功行”是全真道修仙理论中的重要观念，王重阳将这种观念贯穿于其思想体系之中，并分别为“真功”和“真行”之说。关于功行思想的内涵，王重阳借晋真人之语进行诠释，认为功行，乃真功、真行也。正如王重阳在《玉花社疏》中言：“行功，乃别有真功真行。”[2](P25～748)真功和真行在王重阳的功行思想中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融合，贯通于修仙证道的过程之中。所谓真功，《晋真人语录》中说：“若要真功者，须是诚心定意，打叠神情，无动无作，真清真静，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乃是真功也。”[1](P23～704)这是从心性炼养的层面来讲真功着重内修的特性。所谓真行，即是“若要真行者，须是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乃真行也”。[1](P23～697)这是从身体力行的层面来讲真行注重外修的特点。可见，功行双修是一种内外贯通的修行理论，其中真功着重从心念上下功夫，强调内修；真行则着重于行善积德之践履，强调外行。真功和真行是功行双修的两个层面，由内而外、由外而内，相辅相成，贯通于性命的修行之中。关于真功和真行两者的关系，正如《晋真人语录》所言：“有功(指真功)无行，道果难成，功行两全，是谓真人。”[1](P23～697)同样，王重阳也将功行置于修行的过程之中看待两者的关系，认为：“修行便要，寻捷径，心中长是清净。搜摧妙理，认取元初瞻听。四象内、只用澄鲜，湛湛源流端正。探深奥，观遥迥。戴三曜，依三圣。功并，仍兼行满，俱凭悟省。”[2](P25～712)并进一步指出功与行的内在联系，认为“只修内功，不修外行，如画饼充饥，积雪为粮，虚劳众力，到了成空”。[3](P32～153)若只注重其中一个层面的修行，就会有所偏颇而终不能成就。就像飞鸟的双翼被折断了一支，终难翱翔高空。所以，只有真功和真行内外相合、并行不悖，才能修得清静，修得真道。

那么，在王重阳的思想中修行、性命和功行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首先，要明确王重阳修行的目的是要修真妙理。何谓修真妙理呢？王重阳在《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中指出：“第一先除无名烦恼，第二休贪恋酒色财气，此者便是修行之法。夫人之一身，皆具天地之理。天地所以含养万物，万物所以盈天地间，其天地之高明广大，未尝为万物所蔽。修行之人，凡应万事，亦当体之。”[2](P25～798)王重阳是把人实存的身形作为修行的基础而说明人之为人不应当被欲望所迷，更不当被外物所蔽，而应当涤除玄览，修身达事以通达天地高明广大之妙理。此中所言修真，则是指修真道，“夫真道者，空中有实，实中有空。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名，长养万物。从真性所生为人者，亦复如是”。[2](P25～799)这里所言的真道是无形无名之体，包含万有而不盈，生化万物而不彰。修真道之人亦当如此，与真道契，与真性合。“有天地，有日月，有水火，有阴阳，谓之真道。经云：纯阳而不生，纯阴而不长，阴阳和合者，能生万物。今人修道者，却不修真道。道者了达性命也，性命者是精血也”。[2](P25～800)人在修道的过程之中当以身体之精血为根本进行炼养，“精血者，是肉身之根本。真气者，是性命之根本。故曰：有血者，能生真气也。真气壮实者，自然长久，聚精血成形也。”[2](P25～799)以此，凝精聚血，方可了达性命；修性炼命，便可深契真道。那么修性炼命的具体修行方法是什么呢？在王重阳看来清静乃是根本大乘之法，“夫修行者，常清静为根本大乘之法”。[2](P25～799)那么如何修大乘之法呢？“欲为大乘者，须索从小乘而起，清不离浊，动不离静，静中便生动，浊中便自有清”。[2](P25～800)在王重阳看来，小乘的内容包括清浊不分，动静不定的成分，是修行过程中清静内修的障碍，但同时也是内修的起点，是修大乘之根本。故修行当以“小乘为根，大乘为梢，梢根相借，梢借根而生”。[2](P25～799)然而，“今修行者不知身从何得，性命缘何生。诀曰：皆不离阴阳所生，须借父精母血二物者，为身之本也”。[2](P25～799)所以，王重阳倡导的修行之方乃是从性命之根本处着手而主张真清静。而真清静的关键则在于心清静，“跳出凡笼寻性命，人心常许依清静。便是修行真捷径。亲禅定，虚中转转观空迥”。[2](P25～729)在心底上下功夫是清静修行的主旨所在。这一修行主张也与其真清真静、存神固气的真功炼养相契合，是王重阳注重内修的具体体现。但是，王重阳在注重内炼真功的同时，也同样倡导真行的伦理实践。他在解释修真妙理时，对于如何应对世间之无常这个问题，指出：“须持戒，清静忍辱，慈悲实善，断除十恶，行方便，救度一切众生，忠君王，孝敬父母师资，此是修行之法。然后习真功。”[2](P25～798)在王重阳看来，修习真功之前，应当心念清静，慈悲为怀，并在行为上行善除恶，济度众生，忠于君王，侍奉父母。这便是王重阳倡导真行实践的主张。唯有依此伦理道德之念而行，方可内修真功，深契妙理。另外，在王重阳的修行理论中，清静被分别为内清静和外清静，“内清静者，心不起杂念。外清静者，诸尘不染着，为清静也”。[2](P25～807)可见，清静之功当在心念上下功夫，内清静着重于澄心定意的内炼而对应于真功修行，外清静则强调不被外物所染着的外行而对应于真行践履，内外相通、功行结合才能达到清静修行。由此可见，王重阳在倡导修行的过程中主张以身体的精血为根本，以清静之功、积善之行为方法，以修真道为目的而了达性命，深契妙理。正如其所言，“修者真身之道，行者是性命也。名为修行也”。[2](P25～807)所以，修行、功行与性命在王重阳修真达道过程中的关系便可见一斑。

因此，王重阳的功行思想是以真功修行为内核，以真行实践为前提，以修真道为目的，强调善念善行的前提下内炼真功、清静修行。虽然在创教初期，王重阳较为注重真功炼养，但并没有忽视外行践履，反而是把符合伦理规范的道德实践作为内炼真功的前提而默许在修行之前。只是在全真道发展的过程中，真功和真行在不同的阶段被重视的程度不同罢了。在丘处机时期，由于民族融合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全真道的修行主张则着重于济世度人的外行实践，更强调真行的功夫，但这并没有把真功修炼置于一边，反而更加注重由外而内的结合，在伦理实践中澄心定意、涤除玄览，做到内外清静的修行。所以，真功和真行在王重阳的修行思想中互为照应、相互融摄，贯通于其性命双修的过程之中。而只有功行合一、双修双全，才能破除边见、内外混融，从而了达性命，达到心灵澄明的全真之境。

(二)王阳明的知行观：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知行观主要包括良知和行以及两者的关系三个层面的内容，蕴含着对生命终极关怀的诉求，是一个通过确立和笃行终极关怀而不断涤除习性，净化生命，以臻于生命本真的过程。与王重阳功行思想相似，王阳明的知行学说也是一种炼养功夫。其中，知是王阳明知行学说的内核之所在，亦即是良知，是心之本体。阳明先生讲：“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4](P71)所以良知本自宁静，无分动静，本自纯良，无分善恶。在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中，良知是统帅天、道、性、命诸范畴的内在动力，是一切本体的终极本体，一切价值的终极价值，一切方法的最终方法，一切人世间、超世间的学问皆可由此而汇通之、权衡之、呈现之、彰显之。在王阳明这里，与良知关系最为紧密的是心，心被分别为照心和妄心，“夫妄心则动也，照心非动也；恒照则恒动恒静，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故照也，妄心亦照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息，有刻暂停则息矣，非至诚无息之学矣”。[4](P69)其中一“照”字明晰了良知与心的内在关联，并在此论述的基础上，凸显了良知所具有的寂然之特性。故王阳明认为：“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但人不知存，则有时而或放耳。虽昏塞之极，而良知未尝不明，但人不知察，则有时而或蔽耳。虽有时而或放，其体实未尝不在也，存之而已耳；虽有时而或蔽，其体实未尝不明也，察之而已耳。”[4](P69)作为心之本体的良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恒照光明，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是一种未发之中的状态。

在王阳明的哲学中，心、性、理的关系为“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4](P38)而性是良知与理的中介范畴，因此，从三者的关系层面来看，王阳明哲学中的“性”其实是可以被化约的。王阳明讲：“穷仁之理，真要仁极仁，穷义之理，真要义极义：仁义只是吾性，故穷理即是尽性。”[4](P38)故陈来亦认为“阳明哲学中，性不是体系中一个必要的概念”。[5](P82)虽然如此，性命问题在王阳明哲学中并不是无关紧要，而是要转换一个视角来展开的。王阳明认为：“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犹人一而已：对父谓之子，对子谓之父，自引以往，至于无穷，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4](P18)也就是说，正如一个人，对于父亲而言，他是儿子；对于妻子而言，他是丈夫；对于儿子而言，他是父亲；对于君主而言，他是臣子等。这样，父、夫、子、上、下，都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社会关系中的称呼。对于性来说，也是一样，就其有形体的存在而言叫做天，就其变现为对万物的主宰来讲叫做帝，就其气化之流行叫做命，就其赋予人叫做性，就其作为人身的主宰叫做心，这些都是“性”的不同说法而已。对此，王阳明用两个命题予以阐述：一是“道即性即命”，一是“心即性即命”。这里的心即是对应良知而言。通过道、心(良知)的统帅以及良知的呈现与朗照，让身心得以完全的舒展与调适，如此，身心一如，性命相安。

在王阳明知行观中，行是本然之知向明觉之知转化的实践践履，其内在逻辑表现为由知(本然之知)到行再到知(明觉之知)的关联。很明显，这里的行是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的中介。在这个过程中，王阳明把行看作为实致其功，也就是一种经验性活动。与平常的经验性活动不同，王阳明所倡导的这种经验性活动着重在身心上做功夫，是打通先验与经验的前提。杨国荣先生在《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一书中认为：“作为达到知的中介与知本身存在的方式，行并非超然于日常世界，它即展开于日用常行之中。王阳明一再强调致知过程与经验世界中主体活动之间的联系。”[6](P203)所以，王阳明所倡导的行是一种包含道德践履的人伦之行。在知行关系中，良知与行并没有一个先后主次的分别，而是同生共存，不可分离的。王阳明指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4](P47～48)所以，知与行既是先天本体与后天经验的结合，也是德性培养与道德实践的统一。王阳明如是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4](P5)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所讲的知是一种明知，明照万物、莹彻全体；而行则是本然之知的践履之实行，是良知的明觉功夫。知与行本然一体，无分先后，知行合一则是由行求知、化知为行的统一，是成就德性的关键所在。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在王重阳的功行思想和王阳明的知行观中，两种思想都着重不执一边、内外混融，突显一个“合”字，讲究从自身出发反观性命。不同的是，王重阳的功行思想注重身心的修炼，修炼的基础是身体的精血和心念的清静，修炼的目的是要复归于性命的本真状态。这其中的功是指内炼心性之真功，行则是指伦理道德之善行，善行是助益真功修炼的，相较外行而言，王重阳更加强调内修。而王阳明的知行观则注重身心的修养，修养的基础则是心之本体的良知，修养的目的则是良知呈现、明照全体。这其中的知是无善无恶之良知，是统帅性命的本体，行则是指日用常行，是良知的笃实功夫。王阳明所讲的“行”既包括成就德性的内省，也包括事上磨炼的实行。反观王重阳功行思想的内容，其真功和真行的观念包含在王阳明对于“行”的认知当中。由此可见，王阳明的知行观在一定层面吸收和借鉴了王重阳的功行思想，尤其是功行思想中内外混融、性命双修的观念，这与王阳明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经历有较深的渊源。作为心学巨擘的王阳明，其知行观中所包含的性命之学则是集百家之所长，并有独特之创见，特别是把良知作为心之本体对待，去观照万物，引导实行。

二、功行思想与知行观中所蕴含的实践路径之比较

作为全真教祖的王重阳所主张的功行思想和明代大儒王阳明所阐发的知行观中都蕴含着对性命超越的追求。然而，两者在追求性命超越的过程中所主张的性命炼养功夫却有所不同。王重阳以性主命宾的真功修炼为主导而倡导真性成仙，其落脚点在于炼养心性的功夫；而王阳明则以实致其功的致知功夫为逻辑连接，以实现由行求知与化知为行的统一，其落脚点在于成就德性的明觉。

(一)王重阳：性主命宾的双修功夫

在探讨王重阳性主命宾的双修功夫时，首先要明确在王重阳的思想主张中，是如何界定性命观念的。王重阳所谓的性乃是指真性之意；命乃是指一种自然的生命状态之意。尤其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命与汉魏时期道教学者所讲的肉体之生命不完全相同，而是被王重阳赋予了一种超越层面的含义，即生命的澄明状态。关于性命关系，王重阳在三教融合思想的基础上对庄子性命观的进一步发展，并介入“神”和“气”的观念进行阐发：“性者神也，命者气也。性若见命，如禽得风，飘飘轻举，省力易成。”[3](P32～154)从中可以看出性和命是修炼肉身的基本条件，两者若能互为照应，相互融通，便可达到性命双修的状态。那么，这里所讲的对肉身的修炼则主要是通过性功和命功而实现。所谓性功主要是指在修炼的过程中着重从心底上下功夫，通过降心的方法除妄去弊、识心见性，达到妄念不生、诸尘不染的内外清静；所谓命功则是指以肉体为丹炉，以“元神”和“元气”(2)胡孚琛在《道教内丹学揭秘》中认为：“先天的神称‘元神’，是一种极清醒的无思维状态；先天的气称‘元气’，指人体生命运动的机能，体现为高度有序的能量流和躯体活力。”(参见胡孚琛:《道教内丹学揭秘》,《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4期第87～99页)。为修炼药物，通过神气合炼的方式，使精、气、神三宝合一，以达到气神相结、去欲明心、保全真性的身心俱寂。从中可以看出，这里讲的“神”和“气”具有“元神”和“元气”的特定指意。王重阳以庄子对于神和气的阐发为基础，借鉴“元神”和“元气”的观念，阐发其“性命观”，认为“性者是元神，命者是元气，名曰性命也”。[2](P25～807)王重阳还借鉴晋真人关于性命与精气神之间关系的论述进一步阐发“神”“气”在修行中的重要作用。晋真人提出：“人之修行，先须识取性命宗祖，然後修真以保命。修行须存三、抱元、守一为初。存三者，乃是精、炁、神，真三宝也。抱元者，抱守元阳真炁。守一者，守其一灵神也。”[1](P23～696)这里的修真是指修炼精炁神三宝，神本在心，心属火，而心中有性，性属阳，能生真炁，炁属水，水为命。这样，精炁神便作为修炼性命的根本所在。而关于“神”与“炁”的关系，晋真人也有明确阐述：“炁是神之母，神是炁之子，常使子母相守不离，自然日久神定，仙道成矣。”[1](P23～697)王重阳在吸收借鉴古之先贤关于精气神观念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神”“气”与“性”“命”在人的元始生命活动中具有同一性的主张，并将这一主张贯通于性命双修的修仙实践中。故王重阳把“元神”和“元气”作为其性命双修的药物而内炼心性、以性制命，以达到性命的全真的状态。

与金丹南宗所强调的重命轻性、先命后性观念不同，王重阳倡导先性后命、性命兼修的性命主张，并偏重于把性功修炼贯通于命功修炼之中。所以，王重阳认为只有着重在心底上下功夫，才能内炼心性、以性制命，进而固气安神、性命双修。而关于性功与命功的关系，王重阳倡导先性后命、以性制命的主张，认为修性是修命的基础，指出：“根者是性，命者是蒂也”[2](P25～807)“宾者是命，主者是性也”。[2](P25～807)由此可以看出，王重阳认为性功修炼是命功修炼的基石，命功修炼则是性功修炼的涵养，只有先性后命，性功和命功双修双全，才能内修真功，直取心性。王重阳在《重阳全真集》卷十三之《苏幕遮》中进一步论述道：“性是真，身是假。”[2](P25～762)认为肉体只是虚幻的存在，终究会消亡，而只有真性才可以永存不灭。由于修仙的主体是真性，所以，王重阳认为修道之人在修仙证道的过程中，注重心性修炼是最为关键的。综而论之，与金丹南宗重命轻性、先命后性的修行方法不同，王重阳在修仙证道的过程中倡导性命兼修、先性后命的性命双修主张。

王重阳功行合一的实践路径大致可以概况如下：从性命双修的诉求出发，以身体的元神元气为基础，以真功为方法，并将内外清静的观念贯穿其中，以神通性，以气炼命，进行内修，达到神气和畅、性命安和的状态。在内修的同时辅以外行，注重在生活中以苦修的方式修炼身心，以行善的践履积功累行。这样，通过由内而外、由外而内的结合，便可以功行合一的真修行达到了达性命、修真达道的生命状态。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在修行的过程中王重阳倡导功行合一，不执一边的主张，但对于真功和真行的关系，还是有主次先后之别的。在全真道创教初期，王重阳多以功行说教，更加注重真功修炼，强调从心底上下功夫而深契妙理。

(二)王阳明：尽性至命的致知功夫

在王阳明哲学的范畴中良知是核心观念，从中可以看出，性是贯通天道性命的根本所在，也是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中致知功夫的着手处。

王阳明的知行观中蕴含着尽性至命之学，认为：“人能修道，然后能不违于道，以复其性之本体，则亦是圣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惧’便是修道的功夫，‘中和’便是复其性之本体，如《易》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中和位育便是尽性至命。”[4](P43)那么王阳明的尽性至命的致知功夫是怎么实现的呢？在王阳明看来，尽性至命之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修身以俟。所谓修身以俟者，所以俟命也。此处所谓的命，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天命于人，则命便谓之性”[4](P43)的“命”，实际上就是认知性命的修身过程。通过这一层次的认知，良知便不被欲望所遮蔽，不随习性而摇摆，不因穷通夭寿而动心。所谓存心养性事天，就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敬畏心理；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修养功夫；从根本上讲，就是通过天人的对话而回归性命之真的知命过程。这是王阳明尽性至命之学的第二个层面。其第三个层面就是王阳明所言的“尽心知性知天”。所谓尽心知性知天，就是通过修身知命的修养过程达到人性的圆满，达到心、性、天的合一状态，也就是至其命的过程。总的来说，王阳明哲学思想的宗旨始终是要回到良知的统帅，以良知的流行来回复生命的本真。而良知的流行便要含摄功夫，功夫在王阳明这里便是行，而只有良知和功夫互为观照，方可实现王阳明尽性至命的性命追求。

也就是说，王阳明通过俟命以存心，通过存心以尽心，尽心即尽性，尽性即知天，知天即至命的论说阐发了其心性之学中命、心、性、天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并以此为基点，凸显良知在人尽心至命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综而论之，王阳明知行观的实践路径主要是以良知为出发点，让良知作主，流行无间，以良知统帅功夫而知行合一。在知行合一的主导下，知是行的起端，行则是知的结果，如大树一般，知是树之根，行乃树之梢，根梢相应、互为补益，大树则枝繁叶茂、万年常青。如此即为修道的功夫，为诚意之学，为集义，为致良知，方可戒慎恐惧而致中和。良知至而自性具足，无所亏欠；知行至此打成一片，即知即行，无所间隔。

总之，王重阳功行思想中的真功和王阳明知行学说中的良知都是要在心念上发动，具有心性之学的特点；而两者观于行的阐发却不尽相同，王重阳的真行是在真功修炼的基础上而实践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宗教伦理活动，而王阳明的行与知在逻辑上具有统一性，着重在身心上做功夫，是知的道德践履。功行与知行虽只有一字之别，即功与知的不同，但从功行合一和知行合一所蕴含的实现路径来看，其根本的差别不在于功与知的不同。相反，功和知在王重阳和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行虽然在用字上相同，但王重阳和王阳明对于行的路径却是截然不同的。

三、功行思想与知行观中性命旨趣的比较

“性”和“命”作为传统文化中相互依存的核心概念，既可分而论之，又可合而用之。分之，性和命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概念而各有其独特的内涵；合之，性命则是传统文化中性命之学的核心观念。性与命相互关联、互为含摄，共同构筑起儒道思想的根基。全真教祖王重阳的功行思想和心学巨擘王阳明的知行观都是以解决生命问题为中心展开的，蕴含着丰富的性命旨趣，但两者在性命境界的追求上颇有不同。

首先，就内容而言，两种思想的实践路径不同。王阳明性命观是以良知为内核，以心、性、理之间的内在逻辑为关联而展开的。其中，作为心之本体，良知具有统摄心、性、理的作用，是心与万物发生关系的根本所在。在心、性、理的内在关系中蕴含着良知对万物的观照，这种观照反馈于良知，便是万物一体呈现。这种呈现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万物一体于“气”，表明世界的物质性与真实性；其二则是万物一体于“良知”，表明人对于世界的意义与价值。这说明良知对于万物的观照是一种自觉，是从一己独知走向天地之知的呈露过程。因此，王阳明知行观的实践路径无内外之别，只是注重良知生生不已的呈露与保聚，并在致良知的过程中以知行合一为主要特征。王重阳则从性命分别对治的思路出发，着重于把炼性的功夫融合在炼命的过程之中，以性功修炼主导命功修炼，把命功修炼作为性功修炼的涵养功夫，以真功修性，以真行修命，不落两边，内外并举，提出不同的实践路向。

其次，就特点而言，两种思想的理论设定不同。王阳明知行观的核心范畴是良知，其性命思想的设定服从于良知学的设定，从而使其性命思想的重心放在明心、见心、用心、实心，体现出强烈的心学色彩。相比而言，王重阳倡导性命双修的主张，但以先性后命为主旨，着重于把修心炼性贯穿于修行之中。在修行的过程中，王重阳通过住庵的方式澄心定意、抱元守一，通过苦修的方法降心炼性、不染外尘，以内外清静的状态修行。从而性命双修、直取心性，以达到全性命之真的追求。因此，王重阳的性命双修思想体现出强烈的性宗特色。

最后，就目标而言，二者的终极追求不同。王阳明始终坚持以学做圣贤为人生之的，无论是其少年发出何谓人生第一等事的发问，还是在龙场动心忍性，其所思考的仍不离如何成为圣人。因此，就其性命之学的目标而言，是实现万物一体之仁；就人格而言，是成为圣人。而作为道教思想家的王重阳，其终极目标是全真而仙。王重阳“全真而仙”理论脱离了传统道教肉体成仙论的藩篱，屏去了“飞升炼化、长生不死”之妄幻，旨在实现摆脱生死的精神超越，指向真性成仙的性命追求，为道教成仙的理想开出了一条由真性永存与精神超越进而实现生命超越的新路。

综上可见，王阳明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正面肯定道家道教身心之学、性命之学的价值，但其知行学说在基本内涵、道德践履、性命诉求等方面都与道家道教的思想有着明显的区别。王重阳功行思想中所蕴含的性命追求是在三教融合思想的基础上阐发的，打破了传统道教追求肉体成仙的藩篱，把成仙的主体由肉体转向了心性。与王重阳功行思想不同，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阐发是由对朱熹知先行后学说批判而来，其逻辑出发点是先天的良知，着重于由行求知与化知为行的统一，其终极追求是要成圣成德。王重阳功行思想中的性命追求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道教追求得道成仙的终极目的；王重阳只是把肉体成仙的仙道理论转化成了心性成仙的全真之学，最终还是要追求得道成仙的。而王阳明的知行学说则是要通过致良知之学而成就德性，从而实现成圣成德的目的。这是王重阳功行思想与王阳明知行学说的根本差别。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差别是中国传统道德性命之学的不同展现，既有同根一源的关联，也有各自为妙的创新，既相互冲突，又互为融合，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丰富了性命之学的理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