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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坟

2022-12-16曹多勇

山西文学 2022年10期
关键词:二弟猪草回老家

曹多勇

1

腊月初十这一天,我回老家上年坟。

今年上年坟上得早,原因有两个。一是父亲今年不在了,我没必要候年根儿去上年坟。二是我这两天待在淮南候闺女放寒假一块回合肥,早早地回老家上过年坟,就不用再回一趟淮南了。闺女在淮南的一所高校当老师,学生早几天放过假,闺女说她下午跟老师聚在一起开一个茶话会,就没事了。我说,我下午回老家上坟,明天就能回合肥。闺女说,你下午去上坟,我没时间陪你去。我说,我一个人去是一样的。

我回老家要上三座坟,父母的坟和小妹的坟。母亲三十年前去世。那一年,她虚岁六十一,没有先兆的突然离世,丢下我父亲,丢下我们姐弟四人,丢下一个家。我们家像一只木桶,母亲是桶箍,她一死,这个家就散开架子。大姐出嫁,我和二弟各自成家。相对来说,最孤单的是父亲和小妹。小妹想母亲,避开人,找一处地方哭一哭。父亲想母亲,脾气越来越坏,看天一团黑,看地一团黑,一个家没有安生的时候。母亲去世一年后,小妹跟着一块去,父亲不反省自个的过错,反倒变本加厉地跟二弟和二弟媳妇争吵。中间有两年,他从村里找一处地方,搬出去一个人单住,老家那个家被他折腾得更不成一个样子。有一回,大姐跟我说,要是他跟娘换一换,我们家都比眼下强。大姐说这话的意思,要是阎王爷收走父亲,留下母亲,最起码小妹不会孤单地死去,最起码一家人不会频繁地争吵。

这一年,二弟和二弟媳妇带上他们家的儿子去金华打工,丢下他们家的闺女同我父亲在家里。二弟去那里的农民工学校当老师,二弟媳妇去那里的工厂烧饭,儿子去那里的技校上学,他们两口子工资低,自个顾不上自个,抽不出来钱往家寄,顾不上他们家的闺女上学,更不要说父亲了。那一年,他们家的闺女住校上高一,每个周末回家问我父亲讨要生活费。父亲在家里一年喂两头牛,要是手头紧,口袋空,就去邻居家磨一磨(借一借)。他们家的闺女是一个懂事早的孩子,明白考大学是她的最好选择与出路。每一趟回家她都要烧一碗咸腊菜带回去,节省一点生活费,买学习资料。三年后,他们家的闺女考上广东的一所二本大学,算是那些年我们家的一件大喜事。

早年我们家有一台四轮拖拉机。母亲活着时,父亲和母亲一块拉煤做生意,父亲开车,母亲跟车。母亲死后,二弟和二弟媳妇都吃不下跟车的苦,父亲就一个人开车做生意。父亲七十岁停下开车,开始在家里一年喂两头牛,春天买小牛,冬天卖大牛,一年忙下来能赚几千块钱吧。父亲虚岁九十这一年停下喂牛,第二年无疾而终去世。安葬下父亲,我一家人回合肥,二弟一家人回金华,一把锁锁上老家的大铁门,空空荡荡的老家就只剩下虚无缥缈的回忆了。去年,父亲活着,站地上。今年,父亲死去,睡地下。去年我回老家上年坟,上母亲和小妹的两座坟。今年我回老家上年坟,上母亲、父亲和小妹的三座坟。母亲和小妹的两座坟,是旧坟。父亲的一座坟,是新坟。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去上年坟,就是去见他们三个。

2

下午两点钟,我回到老家。这一趟,我坐的是一辆出租车。刚出小区大门口,一辆出租车就在我面前停下来。车上已有两位乘客。司机摇下车窗说,回头车,你坐不坐?所谓回头车,就是拼车,比单个人打车便宜。我问,到毕家岗好多钱?司机说,十块钱!我坐公交车回老家,中间转一趟车要四块钱,出租车司机要十块钱不算贵。我拉开车门坐上去。

这些年,我回老家坐过各种车。早年,我在陶瓷厂工作,回老家骑脚踏车或坐公交车。骑脚踏车半小时能到,坐公交车半小时到不了。原因是,毕家岗车站离老家有四里路,两条腿走回去,要二十分钟时间。其后,我调进市文联工作,家住江陈小区,坐公交车回去要一个半小时时间,先坐3路车至蔡家岗,再转20路车至毕家岗。后来有去凤台县的大巴车途经江陈小区门口,票价五块钱。到毕家岗下车,剩下来的四里路,我要是不想走路,还可以花三块钱,坐三轮车回去。只是三轮车不安全,我敢不坐。再后来,我去省城工作,回老家分做两步走,第一步从合肥回江陈小区,第二步再从江陈小区回老家。

中间有一年上年坟,妻子生病不能跟我一块回淮南,她一个人留在合肥我不放心,只好跟小兄弟借一辆私家车回老家,尽可能地缩短来回时间。我不会开车,小兄弟走不开,他找他的小兄弟替他开。那一天是腊月二十六,二弟前两天从金华回老家。我没跟二弟打电话,匆匆忙忙地回去上母亲和小妹的两座坟,匆匆忙忙地回江陈小区吃晌午饭,再匆匆忙忙地往合肥赶。妻子生病,我回家没跟父亲和二弟说,他俩奇怪我为什么要借一辆车回去上年坟。村里有一家小饭馆,我担心小兄弟的小兄弟吃不惯。我想提前打电话叫二弟上街买菜自家烧,想一想怕耽误时间作罢了。我带小兄弟的小兄弟去洞山小吃一条街上吃淮南牛肉汤,好像淮南这地方只有这么一种小吃,勉勉强强地能说得过去。二十块钱一碗牛肉汤,两块钱一块鞋底烧饼,小兄弟的小兄弟吃一个心满意足的。那一天,我专门借一辆车回老家上年坟,从表面上来看风风光光的,其实一副落魄心酸的样子,只有我心里明白罢了。老话说,上年坟,谁上谁得。别人替代不了,必须亲力亲为。上年坟是祭奠去世亲人的仪式,更是活着家人的意义所在。

出租车至毕家岗停下,我下车去一旁商店里买三捆黄表纸、三沓冥币,一共三十四块钱。我不抽烟,问店主要一只打火机,一起装进塑料袋里,提手着往老家走。坐出租车的半路上,我想在车上睡一觉,不想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这些年都这样,决定回老家,心里总是不由自主地翻腾开。

母亲和小妹的死,父亲有推脱不掉的责任。大姐记恨父亲,我记恨父亲。大姐记恨父亲,嘴上说出来。我记恨父亲,埋藏在心底,不愿说出来。我不知道二弟心里怎么想,也不可能问二弟。二弟是一个没有责任和担当的男人。他高中毕业回家,就应该跟父亲一块开拖拉机,把母亲替换下来。那一年母亲都快六十岁了,还怎么跟得动车?母亲不跟车,父亲一个人怎么做生意?要是二弟有责任和担当,跟车的一份苦就不是能吃不能吃的问题了。能吃得吃,不能吃也得吃。你不能把一个家的重担,依旧沉压在父母亲的身上。

很快地,二弟结婚成家。很快地,二弟有了一个闺女。很快地,二弟媳妇怀上二胎。就是这一年,母亲出车祸身亡。家里出这件事,父亲没从中醒悟,二弟没从中醒悟。二弟不跟车,父亲叫小妹跟车。父亲的脾气越来越暴躁,跟二弟争吵,跟二弟媳妇争吵,跟小妹争吵。中间隔一年,小妹服毒身亡。从小妹死去的那一天起,我就不想进那个家门了,不想见父亲,不想见二弟和二弟媳妇。从那往后,我回老家在那里很少吃饭,更是没在老家睡过一晚上。习惯性地,我吃罢晌午饭下午回老家,坐一坐,跟父亲不咸不淡地说上几句话,就往回走。这些年,二弟和二弟媳妇一家人一直在金华打工,好多年都是父亲一个人在老家。老家是一个沉重的存在,回老家的路是一条沉重的路。每一趟回老家,我的脚重,我的心重。面对老家,我时常有一种喘不过来气的窒息感。

3

三座坟不在同一块地里。按照远近顺序,我先去母亲坟上,后去小妹坟上,再去父亲坟上。

我走到村子南边,不往村子里进,绕村子西边的一条路,远远地就看见母亲坟上的四棵柏树。柏树不落叶,一年四季都绿油油地守护着母亲的坟。四棵柏树是母亲死的那一年,父亲买树苗栽下来的。柏树长得慢,一晃三十年过去,只长碗口那么粗。这块地是一户李姓人家的,父亲掏五百块钱买一棺地安葬下母亲。四棵柏树栽在母亲坟的四个拐角处,算是标明地界吧。界内,是老坟地;界外,是庄稼地。我去母亲坟上,停在坟前两棵柏树中间的位置上,掏出一捆黄表纸,解开捆绳,在坟前摞一堆,打火机点着焚烧。野地风大,不用一沓一沓化散开。我说,娘,今年我上坟早,你就早一天买年货吧。不管相信不相信,那边有一个阴间世界。不管相信不相信,人去那边一样吃喝拉撒。上年坟,焚烧纸,送冥币,算是一种美好的心愿吧。

母亲死去的头两年,父亲经常地一个人去母亲坟上。坟上长一根野草,父亲伸手薅掉。哪家的狗跑坟上拉一泡屎,父亲上锨铲掉。有一种树叫皮树,洇染得快,一棵洇十棵,十棵洇一百棵,半年不清除,坟的上下全长满。这种树,靠籽洇,靠根洇。皮树的果子吃进小鸟的肚子里。小鸟飞过来,屎拉坟上,经过一场雨,就有皮树生根发芽长出来。皮树一旦长出来,就很难根除。上手拔除树苗,树根留在土里,照样长出来。父亲年岁一年一年大,往母亲坟上去的就稀少了,再后面干脆一趟不去了。父亲不去,没人经管,任由野草生,皮树长。这两年,坟上的皮树有了手指头粗细,就算我带一把刀,也只能砍除树干,它发达的根早已深入母亲的棺材,与母亲的骨头融合在一起。

有一年,有人在母亲坟旁烧荒,火头燃着柏树。北面的两棵柏树,一棵烧死,一棵烧半死。我回家问父亲,是谁烧的?他说,不知道。我说,你找人察听是谁烧的,叫他赔钱!父亲不去过问,这件事不了了之。好像父亲不去母亲坟上,那里的四棵柏树跟他一点关联没有了。

我上过母亲的坟,去小妹坟地。

那里离母亲的老坟有二里地,小妹在那边找娘串门都不方便。那里是一片荒地,我沿一溜田埂走过去。这是一个暖冬天,腊月里气温高出二十度。我歪歪扭扭地一路走过去,拿拧出一头一脸汗。荒地里栽上一排一排杨柳树,叶子落光,袒露出一个个喜鹊窝。十来只乌鸦从别地飞过来,跟十来只喜鹊争抢地盘,叽叽喳喳,相互争吵,相互对骂,天上地下,黑白翻飞,半空中飘散着白色的喜鹊毛与黑色的乌鸦毛。向北三百米是淮河,那里的河滩地无遮无挡,空旷辽阔。喜鹊和乌鸦一路翻飞厮打去了那一边。我的耳边暂时地安静下来。小妹的坟上长满各种茅草和蒿子,烧纸时生怕燃着火。我手持一根棍子,压住火势,防止随风扩散开。这里地上不长皮树,却长一块块探头探脑的赖石头,少部分在地上,大部分在地下。

小妹死,应该跟母亲葬在同一块地里。不说跟母亲葬一排溜,最起码葬在母亲面前吧。不知怎么的,父亲不这样安排,执意地把小妹葬得远远的。父亲腿脚好的那些年,经常地来小妹坟上。春天里,他在旁边开荒一块地,栽烟叶,点南瓜。这里地薄,都是砂礓。父亲开荒,要从别处担泥土过来,肥料更是缺不了。土是熟土,肥是牛粪。父亲开荒的地块不大,却早早晚晚担土担肥忙碌好多天。村子四周能开荒的地多得很。哪块地都比这里土质肥,哪块地都比这里水源近。砂礓地的特点,就是下雨天留不住水,不下雨天旱冒烟。在这里开荒,相比挑土挑肥,浇水最难心。不说天天浇水,两三天要浇一遍水吧。父亲前后坚持五六年,一块地就撂荒那里了。

有一年,我回老家,父亲叫我带一只南瓜回去。父亲说,砂礓地长的南瓜好吃,又面又甜。南瓜圆溜溜的,四五斤重,表皮红中带黄,黄中带红,长在砂礓地里算大的。南瓜,我扔在半路上。小妹坟旁长出来的南瓜,我吃不下去,也不想叫老婆孩子吃。父亲在小妹坟旁开荒,找一个借口,不时地去那里看一看。父亲的心思,我能猜出来几分。那些年,父亲埋藏心底的一份疼痛比我深。小妹死,父亲负直接责任,我负间接责任。只是面对这份责任,谁都承担不起。

4

我家的三座坟,在三个不同方位。母亲的坟在老家的西边。小妹的坟在老家的西北。父亲的坟在老家的东北。我上过小妹坟,去父亲坟上,走一溜淮河边绕过去。

这一片河滩地,我四十年前走过。那个时候,大河湾村在淮河北岸的堤坝上,小学五年级放暑假,我天天渡过淮河来这一片地里拔猪草。这里土质差,村人锄庄稼马虎,不少地里长出来的庄稼没有杂草多。杂草中就有猪喜欢吃的各种草。我挎上一只竹篮来这里,个把小时就拔一篮子。早上,我出家门早,赶回头顶多半晌午。清早露水大,回头时我的一双鞋是潮湿的,两只裤脚也是潮湿的。鞋窝里灌满泥水,走路脚底打滑,“苦瓜苦瓜”地叫。那种年代里,大河湾人家穷,孩子夏天赤脚不用穿鞋子。拔猪草要穿鞋子,是防止踩在蛇身上,遭蛇咬。不能说我下地拔猪草没遇见过蛇,只能说我没踩在蛇身上,蛇没攻击我。村里很少有孩子跑这么远的地里拔猪草。最初带我来这里拔猪草的是大姐。大姐后来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拔猪草这件事就交给我。那个时候,我喜欢独来独往,不喜欢跟别的孩子一块拔猪草,就算跑到这样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也不觉得有什么害怕的。

有一天早上,天气闷热难受,空气中不见一丝风。我去地里拔猪草,杂草和庄稼上的露水少,这是阴天的缘由。晴天露水大,阴天露水小,我有经验。我低下头拔猪草,想早点回家,下河里洗澡。夏天就这样,不怕天热,洗一澡就凉快。一篮子猪草,够我家的猪吃一天。拔一篮子猪草是我每一天的最基本工作量,其余的像挖菜园地或担水浇菜园地都是可做可不做的。那个时候,不存在暑假作业,期末考试都是开卷考试,课堂上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暑假天,我拔一篮子猪草回家就下河里洗澡。洗一澡,洗两澡,一天能洗好几澡。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夏天是清凉的,跟淮河水连在一起,跟我的童年少年连在一起。突然间,有一团乌云从八公山顶冒出来,铺天盖地地往天空中挤压,我闷头拔猪草没看见。赶我觉着一阵子凉风,听见一阵子雷声,想往渡口的草庵里跑就已经来不及。四下空空落落的,没有一间避雨的房屋,没有一棵遮雨的大树,来不及跑还得跑。乌云漫过头顶追过来。雷声漫过头顶追过来。大风漫过头顶追过来。大雨漫过头顶追过来。我扔下手里的篮子往前跑。我丢下脚上的鞋子往前跑。我惊恐万状地往前跑……那一天,我淋一场雨,受一场惊,发一场烧,生一场病。我病好再拔猪草,就不来这一片地方了。

中间相隔十年,大河湾村搬迁至现在的地方。我们家搬新家的时候,我已经考学走出大河湾村,在陶瓷厂工作了。这里离煤矿近,南五里路是毕家岗煤矿,西五里路是李嘴孜煤矿。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父亲果断地买一辆拖拉机,跑贩运煤炭生意。父亲的这一决策,带领家人过上温饱的生活,也走上一条家破人亡的路子。第八年母亲死,第十年小妹死,此后父亲一个人开拖拉机做生意,直到他七十岁那一年。我们家的命运走向,与大河湾村搬迁有关联,与这个时代有关联。父亲去世后,二弟一家人回金华,我一家人回合肥,暂时地脱离开大河湾村。我们却没办法脱离开这个时代。我们的命运受制于它,直到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猛然地想起一件事,我赶快打电话给闺女。我下午出门,闺女在家睡午觉。她叫我三点钟打电话喊醒她,三点半钟去学校开茶话会。闺女属于夜猫子类型,要是隔天上午不上课,头天夜里就晚睡,不管早上起多晚,吃罢晌午饭都要补一觉。电话打通,没有人接。再打一遍,依旧老样子。一瞬间,我心里生出一丝莫名的惶恐感。惶恐什么呢?我说不出一个确切的缘由。闺女不接手机,可能她午睡时调至静音模式,或她已经坐上公交车前往学校。车上嘈杂,听不见手机响。就算还有我想不到的缘由,她没能及时地接听手机,又算一件多大的事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无端地产生一种莫名的惶恐感。是生命的无常带给我们的?还是生活的未知带给我们的?这生命中的感知,我说不清楚。

我停下脚,站在一片枯萎的芦苇前面。芦苇一旁是淮河,有两个人在河边垂钓。淮河禁渔,钓鱼违法。这两人隐藏在这片芦苇中,显得鬼头鬼脑的。我绕过芦苇,往前五十米是渡口。经过渡口,走一条去毕家岗七号井的路。父亲的坟就在路边上。

闺女打电话过来,说她在家洗头,没能接听电话。我问,三点十分你没出门,开茶话会不迟到?闺女说,我打出租车过去,不会迟到!

5

父亲的坟地是他自个选的。

母亲死的那一年,父亲要是多给地主家五百块钱,就能在母亲坟旁多买一棺地。父亲没有这么做,他觉得离死远得很,不着急考虑这件事。中间隔一年,地主家迁来一座坟,占据母亲一旁的那一棺地。母亲面前还有一棺地,那一片地势洼,父亲眼里看不上。中间隔两年,那一片洼地葬上坟,这块地就没有可葬之处了。父亲跟我和二弟说,我的坟地不用你们兄弟俩操心,我割牛草看上哪块地,就花钱买下来。父亲说的在理上,他四周割牛草,哪块地适合他安葬,他自个最清楚。老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个至。父亲七十三岁那一年,请人缝好寿衣,生过一场小恙,挺过来。父亲八十四岁那一年,请人打好棺木,躲过一场小灾,挺过来。父亲七十三、八十四,他不操心买坟地的事,我和二弟都不说,好像说出来不吉利。

有一天,父亲说他是一个铁疙瘩。我问,这话怎么讲?父亲说,打我记事起就没生过大毛病。父亲说的是实情。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确实没有生过大毛病。这些年,父亲年岁一年一年大,偶尔地会伤风感冒。要是他觉得难受,就去山王镇卫生院挂两瓶水,也就慢慢地好了。

又一天,父亲说,我跟你说,我有活头呢!人活多长时间,哪有自个知道的?看着父亲一副神神道道的样子,我不想跟他说这样的话题。我不说,他说。父亲说,你想一想呀,你娘和你小妹去得这样早,她俩没活够的阳寿,不都加在我头上?父亲说的这个道理,我是头一回听说。娘和小妹没活够的寿命,不是没花掉的钱,留下来父亲花。父亲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种想法,足见人心有多贪婪。

父亲虚岁九十那一年,停下喂牛。过罢年,他当家买下一棺地。那些天,二弟在老家。写契约,交钱,都是二弟办的。二弟打电话问我,回不回老家一趟?我说,他看上的坟地他自个做主,我回去不当家只是白跑路。父亲这一生独断专行惯了,老家的大事小事,我和二弟说话不算数。大多的时候,他决定的一件事,我和二弟都不知道,更不要说听一听我和二弟的意见了。父亲买坟地,他自个当家定,是最好不过的。我和二弟想插手,就算插进去,都会闹一个不愉快。我问二弟,坟地在不在路边上?在路边上,到时候抬棺材下葬方便。其实,我问这话纯属多余。时下,村里安葬死人都是家人花钱请殡葬公司操办,叫一条龙服务。入殓,挖坑,抬棺,不用家人操心。二弟说,坟地在去毕家岗七号井的那条路边上。

这是一块簸箕地。坟地在两只手端簸箕时的左手位置上。簸箕口朝向东北方。父亲睡在这里能看见淮河里的流动河水,能看见淮河对岸的一溜堤坝。早年,我家的三间土坯草屋就盖在那一溜堤坝上。母亲、父亲、大姐、我、二弟和小妹,一家六口人就住在三间土坯草屋里。眼下,三间土坯草屋早已不存在,母亲、小妹和父亲也相继去世。我焚烧过黄表纸,面对父亲的坟,弯曲两腿,跪下膝盖,重重地磕下三个头。我似乎一下子明白,父亲为何要把坟地选得这么远。他活着,尽量地逃离母亲和小妹。他死后,依旧不想跟母亲和小妹葬很近。

6

这一天,我没进老家的大门里。

老家的大门上锁,我没钥匙。就算我回村里,也只能在老家的大门外面站一站。父亲活着,老家的大门锁匙在父亲手上。父亲死后,老家的大门锁匙在二弟手上。过去我回老家,十有八九遇见大门上锁。我站在大门外面等候割牛草的父亲回头,或是我去四周庄稼地里找割牛草的父亲。有一趟,父亲在家里,从里面插上大门。我敲门喊他开门,父亲听不见。父亲晚年耳朵背,跟他脸对脸说话,大声地喊破嗓子,他只能听一个七七八八的。我敲一敲大门,大声地喊一喊,大门依旧不见动静。我没办法,去堂弟老虎家。老虎是四叔家的二孩子,住在村北头。老虎跟我一起走过来,不敲门,不喊人,直接翻墙进去,打开大门。父亲在屋里床上睡觉,见我走近床前,惊奇地问,你怎么回来啦?想一想又问,你是怎么进来的?老虎没跟我一块进屋里,家里有事转脸回家去。

下午四点钟,我离开父亲的坟回头。可以这么说,从小妹死的那一天起,我就不想进老家的大门了。在我的生命中,老家现在只剩下三座坟,父亲的坟、母亲的坟和小妹的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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