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倩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辽宁 盘锦 124000)

张舜徽(1911—1992)，现代著名的文献学家，其治学细致、谨慎，学识渊博，涉及经、史、子、集四部,涵盖文、史、哲三科，一生发表作品三十余种、近千万字，这些论著现已被收录在《张舜徽集》中，其中包括体现其校雠学观点的《广校雠略》、体现其文献学观点的《中国文献学》、介绍中国悠长历史和绚丽文化的《中华人民通史》等。张舜徽先生对于学问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一个时代或者一家学说，“而是倡导走博通之路”，将各家学说融会贯通，然后再“由博返约”。[1](P5)这种研究学问的方法，在他的学术著作中都有所体现。在张舜徽先生的学术生涯中，贯穿始终的是其对文献学领域的研究，研究成果影响着我国文献学20世纪后半期的发展轨迹，为我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确立了基本范式。

一、张舜徽先生对于文献学的解读

(一)对“文献学”内涵的理解

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在文献学研究领域被誉为“文献学”学科的奠基作品。在《中国文献学》中，张舜徽先生阐述了他对文献学观点和文献学范围的界定。他认为不论是校对古书、注释经书还是编撰书籍，如果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上，仅仅是整理了一部分文献资料而已。他在《中国文献学》中打破了“文献学”与“史学”的边界，重新确立了文献研究的研究范畴，恢复了汉、唐时期文献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基本理念，为我国文献学的建设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为后来研究者对文献学的深入研究指出了便捷可行的道路。

张舜徽先生认为，文献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校勘、注释作品，而是要把文献整理与历史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全面、系统的记述中华民族悠久丰富的文明历史。他在整理、编纂和注释古代文献时，去糟粕、留精华，除繁杂、使精简，创新风格，编纂出一部全面、完整、系统的《中华人民通史》，一是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熠熠生辉的文化，增强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提振了文化自信；二是让人们通过《中华人民通史》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了我国历史文化。这就是张舜徽先生对“文献学”内涵的深层理解。

(二)文献资料范围的界定

在《中国文献学》中，张舜徽先生对“文献”原本的含义和范畴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文献”既然有其本身的含义和范畴，今天在借用时就不应该舍弃其原有的含义而填入其他内涵。今天有些研究者把古代遗迹、古代文物、模型、绘画统称为史学文献，这与“文献”二字的本意是不相符合的。刻在龟甲、金石、竹简、木片上的文字，在缯帛上书写的文字，这些都是古代典籍，是研究和整理我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给予重视。出土的古人类头盖骨和牙齿，出土的陶器、青铜器、漆器等无字物品，“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研究自然是有区别的”。[1](P3)在这里，张舜徽先生将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作了明确的界定。但这些只是文献资料的一部分，随着造纸技术的成熟，纸张成为了主要的书写载体，书籍也随之产生。虽然书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自然或人为原因而大量散亡，但由于新兴著述的发展，流传下来的书籍仍为数可观。书籍发展越来越迅速，我们可以凭借的文献资料也越来越丰富。但是，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我们不可能读遍所有的书，那么如何加以判断呢？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中按照作品内容来源不同，将其分为著作、编著、抄纂三大类。“著作”是一种理论的创作过程，“编著”是将旧有的书籍用新的体例来组织，“抄纂”是用一种新的体式来整理旧有材料。由此可以看出，著作最有创造性、最有价值；编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作品最多，作用最大；抄纂虽然也是研究古代文献中的一种方法，但作用和意义没有“著作”“编著”大。因此，对于书籍采取精心阅读、粗略浏览还是简单翻阅，我们自然就有了选择的依据。

二、张舜徽先生文献学方面的治学特点

(一)文史兼通、博大精深

张舜徽先生在治学中不主张专精之道，他在《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曾说过，中国过去的许多研究者，在整理我国文化遗产的时候，很局隘地守着经、史、子、集的旧圈子，而不肯摆开。所谓此疆彼界，各有范围。甚至钻研经学的，也可以终生专守一经；钻研文学的，也可以终生专守一集；而不必过问其他。从学术专业分工角度出发，他们深入钻研取得了成果，同时，也会带来很多不良后果。张舜徽先生认为专精之路会带来局隘和破碎的弊端。因此，他主张走博通之路，强调融会贯通。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的第七编谈到，不论是修通史、纂方志、绘地图、制图表、编字典还是辑丛书，都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基础。他认为，通史不仅要完整记录社会变化和自然变化，还要介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同思想流派，例如诸子百家学说；而纂方志则是将某一地区的自然风貌、历史发展、社会文化、地域方言以及著名人物等内容，按照时代先后顺序，对其发展演变进行逐一介绍。校书工作也是文献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张舜徽先生在《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以洪迈和钱大昕校勘书籍为例，提出优秀的校书工作者，必须要学贯中西、通今博古，融会贯通。因为书籍之间并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互相牵涉、互为依存的。“过去所谓‘经、史、子、集’之书，都可看成史料。其中较重要的常见书，我们必须阅读，积累许多知识，才能更好地进行校书。”[2](P156)在他看来，成为校书工作者的前提条件必须博学多才，在文字、声韵、训诂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对常见古籍要十分熟悉。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第六、七、八编中分别讲述了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整理文献的丰硕成果和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从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其对广博知识重要性的强调，而且也看到了其文史兼通、博大精深的治学特点。

(二)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从汉代起，学者们开始意识到文献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于是开始了文献整理工作。像刘向、刘歆父子校对古书，郑玄注释古文典籍，等等，都是整理文献的一部分。到了清代，人们更加注重对学问的研究，文献整理方面的成就也就更大。张舜徽先生认为，如果没有历代校雠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即使拥有大量的文献资料，现在的研究者们还是没有办法去查阅、去研究。今天，我们要很好地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有效方法和成功经验，对那些甲骨、金石、竹简、缯帛等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书籍、资料，进行整理、编撰和注释。张舜徽先生对前辈研究成果采取继承的态度，同时，对前辈们的古时文献、典籍整理工作心存感激，因为他们取得的丰硕成果，是今天我们进行文献学研究的宝贵资料和丰富财产。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第六编到第十编中，介绍了前辈们在古代文献整理、文献研究方面的贡献。如：他在第八编中评论章学诚先生评定史籍价值的方法时说过，对待各类书籍，自然要有所区别，要知道哪些书籍应该用心阅读，哪些书籍可以简单浏览，哪些书籍只能作为参考，而不是望海叹息。章学诚先生的理解和论述，对后世有很大的启示。再如：张舜徽先生在《纪昀在整理文献方面的贡献》一节中提到余嘉锡先生对《四库提要》的评价时，对其观点给与了极大的肯定，认为余嘉锡先生既肯定了《四库提要》的成就，也指正了《四库提要》存在的问题，并加以客观地进行了订正。前辈们的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不依据自己的主观好恶而随意修改、评论，十分值得我们今人学习。

张舜徽先生在继承前辈研究的同时，对欠缺部分进行了改造。他认为，对于校读古书，汉唐诸儒为后人开辟了道路，宋代学者树立了勤勉的榜样，清代学者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但他们的方法过时了，我们不应该停留在前人的阶段，如果能对前人的经验善加别择，去粗取精，仍可以从中发现许多有益的值得借鉴的内容。另外，对于书籍在流传过程中散亡的原因，相较于许多学者认为的“十厄”，张舜徽先生总结了六点原因：第一，由于前人重德行、轻技艺，因此记录各行各类技艺、技法的书籍散亡；第二，由于过去印制书籍、传播书籍的方法和工具不完备，使一些书籍失去了传播的手段进而散亡；第三，由于轻视朴学，因此这类书籍渐渐失传；第四，由于旧书新修，人们多保留新书，使旧书逐渐消失；第五，由于著书的作者有罪，因此他的书被世人遗弃不得流传；第六，仅看重孤本，以致其他版本散佚。因此，他认为古代文献的散佚和消亡，不仅仅是各朝各代的兵革之祸和焚烧、禁毁书籍这类“有形的摧毁”就能够灭绝的，最主要的原因是那些由于人们的偏见而产生的“无形的摧毁”，这对书籍的流传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张舜徽先生的这些观点在前人的论述中鲜有出现。张舜徽先生对于校对古书时使用的版本问题也有不同于他人的看法，他在《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提到，雕版印刷以前的古写本文献非常珍贵，但我们不能认为古写本文献完美无缺而盲目相信。因为古写本在手抄时也有可能因为疏忽大意而产生脱字或错字的现象。宋、金、元、明这些朝代的刻本也不可全信，因为古人在刻书时也会有别字、错字、脱句的情况发生，甚至当时刻书之人会根据自己的见解对书中内容任意删改。刻本流传至今已有千余年，现存数量很少，宋代刻本被研究者们认定为研究文献的最早最珍贵的刻本，元代刻本次之。但如果我们认为这些旧刻本书十分完美，没有谬误，就会犯下大错。书籍的版本对于整理、研究古代文献来说也非常关键，张舜徽先生采用十分严谨的态度对待不同版本的书籍，这也是现在的研究者应该做到的。另外，校勘对于研究、整理古代文献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一个字笔画的增减，一个字的漏脱，对整篇文章内容的理解会产生很大的差异。“明代读书刻书的人,每喜凭主观判断改易古书。有时原书本不误,经过改易,反致错误的确很多,我们必须引为大戒。”[2](P169)因此，在校勘书籍时，切忌主观臆断，随便改写。

三、结语

张舜徽先生在文献学领域的研究贯穿其学术生涯始终，并取得了空前的成绩，其著作《中国文献学》是文献学研究领域的一座里程碑。他在《中国文献学》中承袭了前代学者的研究，对我国传统文献学观作了系统的总结，兼收并蓄，并提出了新观点、新见解，为我国文献学研究领域增加了新的财富。张舜徽先生推动了我国文献学的蓬勃发展，为我国文献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被称为我国现代文献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