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晓春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 361100)

与劳务输出等扶贫方式相比，旅游扶贫具有效率高、成本低、覆盖面广、带动性强等特点，不但可以完成从脱贫到致富的飞跃而且有利于生态文明的保护及促进地区甚至是国际间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交流，故被认为是具有绿色发展理念的造血式扶贫。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积极探索扶贫工作的创新，旅游扶贫概念提出的次年，国家旅游局便在贵州六盘山试办了我国首个旅游扶贫实验区，紧接着又在2002年进一步提出了试办国家旅游扶贫实验区的工作设想和具体意见。在习近平总书记湘西考察提出精准扶贫和在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国务院办公厅、农业部、国家发改委又陆续印发了《关于促进旅游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乡村旅游扶贫八大行动方案》《关于促进旅游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及《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等重要文件，进一步完善了政策保障。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结合实际进行了旅游扶贫的探索和实践。

一、相关研究综述

旅游扶贫与我国脱贫攻坚取得重大成就相适应，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旅游扶贫机制与扶贫路径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李锋认为旅游精准扶贫应该因地制宜和因人施策，其前提是贫困地区的旅游资源和市场潜力，其次是要精准识别可参与的贫困人口。[1]邓小亮等认为我国旅游扶贫机制当前存在着管理不规范,缺乏相关监督、评价等问题，所以应畅通信息传播机制、建立旅游扶贫整合与协调机制并完善旅游扶贫的参与机制和监督机制。[2]杨阿莉等人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指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工作应该着力构建贫困人口参与旅游规划决策咨询机制、规范旅游经营的利益分配机制、文化和生态保护机制及旅游教育与培训机制等。[3]钟太刚从产业融合发展、多元主体协调发展和区域联动开放发展等角度对康定市俄达门巴族村旅游扶贫路径进行了探讨。[4]黄渊基等人以湖南武陵山片区为样本，认为在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产业及进行精准扶贫可以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重视生态资源保护和利用以及发掘、整合、优化文化资源这三个方面着力。[5]沈涛等人从旅游开发、贫困减缓、平等参与、生态保护这四维关系出发，提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应该推进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发展机会的均等化，制度增权于贫困人口并加强生态保护。[6]

不难发现，当前我国学术界关于旅游精准扶贫的研究多着力于一端，或习惯于讨论旅游扶贫工作的运行方式、或倾向于具体扶贫方法的总结，所以本文更为注意在整体机制探究的情况下分析旅游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

二、旅游扶贫机制

机制是要素间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旅游扶贫的机制是一个贯穿旅游扶贫全过程的系统，不仅涉及到扶贫工作的组织方法与行动方式，同时也是制度规范的体现。[7]

(一)旅游扶贫的动力机制

旅游扶贫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政府、贫困人口和游客这三者。就政府而言，发展地区经济，带领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是其职责所在。作为旅游扶贫最重要的外部推力，政府发挥其主导力量除了制定与扶贫相关的方针、政策、制度及实施规划外，也要调动各方力量和资源给予贫困地区资金、教育、卫生、科技、基建等支持。

对于既是旅游扶贫帮扶对象又是旅游扶贫主体的贫困人口而言，其脱贫致富的愿景便是旅游扶贫的源动力。旅游扶贫帮扶对象也因地理、历史原因形成并保存了其独特的民族风俗。民族与文化的自觉必然使其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求其生态和传统得到保护和尊重。

作为旅游扶贫产品消费者的游客是旅游市场的需求力，直接影响到旅游扶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旅游资源看，比如湖南勾蓝瑶寨不仅有“蒲鲤生井”“山窟藏庵”“古塔钟远”等勾蓝八景，而且旧商铺、老民居、书院、社庙、古道等历史风貌建筑比比皆是，完全契合当代游客对自然、文化双重体验的渴望。吸引游客的动力机制的关键是推出可持续的、优质的差异化旅游项目或产品。

(二)旅游扶贫的参与机制

旅游扶贫的参与机制是指旅游扶贫过程中，利益相关人或团体组织以何种角色、何种方式参与决策管理和具体经营。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其是旅游扶贫的主导，理应承担旅游扶贫的宏观规划、政策制定、资金调拨、组织实施及监督保障；对于贫困人口来说，一方面作为旅游扶贫目标群体可以参与旅游扶贫的决策和利益分配，另一方面作为旅游资源的权属人，也需承担旅游扶贫的管理、服务甚至是项目风险；作为旅游市场主体的帮扶企业来说，其以投资人身份参与旅游扶贫项目，故其按照市场规则进行项目运作并负责资金筹措、项目管理与培训等；作为辅助力量的社会团体、公益组织和国际机构，其以援助主体的身份参与旅游扶贫，可以自主选择帮扶对象和帮扶方式，但与此同时也应尊重当地政策法规和风俗传统。

旅游扶贫不仅要因地制宜确定“文化+生态旅游”的精准扶贫思路，而且可以成立扶贫工作组，成立以村支两委为法人，村民以土地或房屋入股的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创建“政府引导、集体经营、市场运作、村民参与”的乡村旅游扶贫新模式。

(三)旅游扶贫的受益机制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离开了利益的推动，社会都难以进步，更何况扶贫工作的全面开展，所以旅游精准扶贫要重视参与者的利益诉求并建立公平合理又适度倾斜的利益分配机制。

从经济利益角度看，地方政府通过旅游扶贫不但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和财政收入，并且也能以点带面，促进相关产业发展。而从非经济利益角度看，实现地区脱贫致富显然也有利于提升政治业绩，进而树立良好的公权力形象。

对于社会经济实体的企业来说，发展、盈利，追求资本的最大化是其核心利益。由于旅游扶贫中参与的企业为村民自发成立的村旅游公司，所以企业的核心利益基本与居民的核心利益相重合。在此情况下，旅游公司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公共服务和人文关怀，亦可通过文化效益获得更广大的社会认可和尊重，从而增加企业的美誉度和荣誉感。

旅游扶贫以人为本，将发展收益最大程度留给贫困人口，并促进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旅游产业，这也是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受益机制的关键。从旅游扶贫帮扶对象的受益方式来看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买卖经营，通过摆摊设点或电商的方式出售特色农副产品和民族文化衍生品；二是在村旅游公司中参与接待服务与表演服务，例如导游讲解或民族节日活动、晚会表演；三是土地流转获得租金以及参与乡村旅游经营获得入股分红。

三、旅游精准扶贫实现路径

基于自身的独特地貌与民族性文化习俗，旅游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伊始便要确定生态旅游的扶贫模式，并不断探索留住青山绿水的同时如何实现脱贫致富。

(一)古建与田园景观的修护与再造

古村落在形成、演变中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和景观，是自然环境与人们社会经济活动交互的结果与产品，既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物质文化遗产或物质文化景观中，最具标志性的便是古建筑。

与很多传统村落不同，勾蓝瑶寨属于防御体系瑶寨，空间架构由古城墙、守夜屋、关厢、门楼等组成，三个村子依兰溪错落成品字。得益于这种堡垒式构筑，勾蓝瑶寨完整保存了自明代以来的民居300多栋(其中有文化价值的70多栋)，以及黄家宗祠、龙泉观、相公庙、培元桥、石鼓登亭等祠堂庙宇、歌台桥亭。

尽管拥有独特的人文、自然旅游资源，但勾蓝瑶寨在很长时间里都可谓“养在深闺人未识”，直到2011年被湖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其声名才真正走出江永。此后的2013年，瑶寨的上村与黄家又被国家住房和城乡保障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6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基于此，江永县于2014年以国家3A旅游景区为目标对瑶寨进行了规划与改造，一方面加强了公路、卫生间、游客中心、停车场等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也对寨门、城墙等实施保护性的维修，并重建、扩建了曾为瑶寨文娱、祭祀中心的戏台、相公庙及盘王庙。

景区内村民土地以保底租金的方式流转给村集体后，除种植夏橙、七彩椒等观光体验农作物外，另一部分用来打造春有油菜花、夏有荷花、秋有向日葵、冬有格桑花的四季花园(村民凭此年人均增收2 150元)，还巧妙地将复建的寨门与历史建筑培元桥、潇贺古道串连成景。

为了进一步凸显瑶寨的田园风光，扶贫工作组联合农业、水利等部门对全寨的河流、池塘进行了清淤、疏浚，并在此基础上分别于盘王庙下方、风雨桥一带及“蒲鲤生井”处增设了水车、河道石墩及水坝等水系景观。这些举措不但充实了人文景点内容而且提升了游客体验，使其能直面感受青山叠嶂、田野锦绣、红墙青瓦、流水人家的原乡风景。

勾蓝瑶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田园景观再造的成效除了吸引游客外，也为高校田野考察提供了条件。2015年，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在瑶寨的水龙祠发现了5铺绘制于明代的祭祀壁画。经专家研究确认，水龙祠壁画不仅是瑶族地区独存的大型壁画，而且是我国南方地区地面建筑中面积最大、题材与内容最为丰富的壁画，佐证了当时瑶民协助中央王朝对该地进行管理与开发的史实。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勾蓝瑶物质文化遗产体系，而且因其“作为多元文化接触、碰撞、融合的产物，能够反映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人群之间不同形式的重要交流或影响”的特殊意义助推勾蓝瑶寨成功入选第八批(2019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解构与衍生

按照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的解释和定义，勾蓝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涵盖所有种类，既有表演形式的瑶歌瑶舞，也有来自军事实践的瑶拳及仪式十足的盘王祭祀，而这其中又以农历五月十三的“洗泥节”最引人关注——这一日，家家户户都要准备丰盛的食物把酒欢庆并舞狮游龙和拜庙拜城墙等，其隆重程度丝毫不亚于汉族的春节。

“勾蓝十八怪，种田种到十里外”，勾蓝瑶洗泥节的形成源于该族群昔日的农耕方式，与其农事节点相关。由于明代朝廷所赐田地广阔、离家甚远，为避免来回奔波，在农事最为繁忙的二月春分至五月芒种这段时间，负责耕种的瑶族男子便合居于既可供人休憩又可存放劳动工具、畜养耕牛的牛庄屋内，而瑶族妇女则留守瑶寨，操持家务。自然而然，外出耕种的男人们洗尽身上泥巴返家的农历五月中旬便成了全寨庆祝团圆、祈祷丰收和平安的节日。

作为勾蓝瑶独有且最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洗泥节于2008年申报永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成功后，又于2012年入选了第三批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勾蓝瑶的劳作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一是兰溪乡道路逐年铺修尤其是2014年公路实现水泥硬化后，瑶寨与耕地的距离大大拉近；二是农作物由以前旨在解决口粮的水稻轮换成了柑橘、彩椒、山药等经济作物，田间地头的管理不同于往日；三是拖拉机、收割机等小型机械取代耕牛、人力，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此种情况下，不仅传统的牛庄屋已失去其实际功能，而且洗泥节与农事节律脱节后其作为农耕文化的象征意义也在逐渐弱化。[9]

也正是基于此，勾蓝瑶寨于2016年成立了民俗表演专业合作社，并将洗泥节打造成一个互动性的文娱节日。整合后的洗泥节大致由城堡迎宾、门楼接福、洗泥摸鱼、长桌宴及洗泥晚会等几部分组成，其中“洗泥摸鱼”主要由游客参与完成，歌舞伴宴形式的洗泥晚会则由村民组建的歌舞表演队完成。从晚会内容来看，拦门酒、龙腾瑶寨、勾蓝放歌、瑶家武术、四个鸡蛋定终身、洗泥巴等12个节目涵盖了勾蓝瑶的恋爱婚俗、宗教信仰、农事游艺及强身防御，可谓是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展现。

虽然当前的勾蓝瑶洗泥节相较于传统少了庆贺、团圆的意味，而休闲、消费的功能增强了，但洗泥晚会却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勾蓝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源头性、整体性的保护，而且实现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所提倡的，“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了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10]

四、结语

通过“文化+生态”的精准扶贫模式，旅游扶贫帮扶对象不仅摆脱贫困逐渐走向富裕，而且还可以挖掘旅游资源获得“国家景区”“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或称号，成为炙手可热的热门景点。然而利好形势中，我们也应该看到面临的“原生态保护”的难题。

原生态顾名思义是指历史与现实中生活的真实状况。作为特定时空下的产物，传统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依赖于产生、维持它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一旦这些环境有变，其内涵与象征意义就会发生改变，甚至可能消亡。如前所述，勾蓝瑶著名的洗泥节起源于勾蓝瑶人力耕作及牛庄屋居住时代，在农业科技快速发展的当下，其已经脱离了原生环境而变成了一种再造的文化景观。[11]

历史时空固然不可逆转，但是历史情景却可以再现，所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除了高度还原性节目外，也要真正做到出自农家之手，并且每年的主题也应避免同质化、媚俗化，内容与形式在保证趣味性、参与性的基础上尽可能体现该非物质文化的独特性。文化生态的保护离不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除了已经挖掘的文化遗产外，还要寻找新的角度开发新的内容，成为其他无可替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个性艺术盛行的今天，在传承、保护上受自然环境等外部条件限制较小的项目不但具有旅游经济价值、可以巩固脱贫成果，而且有望成为旅游扶贫帮扶对象文化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