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爱丽，董艳，闫旭

(商丘市立医院 儿童重症监护室，河南 商丘 476000)

重症肺炎患儿病情较重，可损伤心、肝、肾等多器官功能，甚至危及患儿生命[1]。由于重症肺炎患儿年纪较小、起病急骤、病情进展迅速，求医行为多为被动型，患儿母亲多为治疗决策者，患儿母亲是否能够采取积极应对方式对患儿病情转归具有重要影响[2]。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患儿母亲面对疾病往往表现得更加乐观，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寻求他人帮助，采取多种积极应对策略缓解应激事件带来的压力，并配合医务人员治疗，从而提高临床治疗效果。疾病不确定感是一种心理认知，主要指个体缺乏对疾病相关事件的判断能力，可增加患儿母亲心理压力，引起焦虑、紧张等负性情绪，进而影响其决策能力[3-4]。由此，推测疾病不确定感可能与个体应对方式存在一定关系。但目前，临床关于重症肺炎患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较少。鉴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重症肺炎患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商丘市立医院86例重症肺炎患儿母亲为研究对象。本研究经商丘市立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纳入标准：(1)重症肺炎符合《中国急诊重症肺炎临床实践专家共识》[5]中相关诊断标准；(2)患儿母亲为主要照顾者；(3)患儿母亲具有一定文字阅读、理解能力，可配合完成量表调查；(4)所有患儿母亲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患儿合并其他重症疾病；(2)患儿母亲既往有抑郁症或焦虑症病史；(3)患儿母亲无法正常交流。86例重症肺炎患儿中男49例，女37例；年龄2～12岁，平均(5.63±1.92)岁；患儿母亲年龄20～41岁，平均(31.49±4.28)岁。

1.2 资料收集及评估方法

1.2.1临床资料 详细记录独生子女(是、否)、患儿母亲年龄、受教育程度(高中以下、高中、高中以上)、工作状况(在职、非在职)、个人年收入(≤5万元、>5万元)、居住状况(独居、与家人居住)、居住地(城市、乡镇)、宗教信仰(有、无)。

1.2.2应对方式评估 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6]评估患儿母亲应对方式状况，该量表共包含20个项目，包含积极应对(1～12项)、消极应对(13～20项)2个维度，每个项目采用4级评分法，分为“不采取、偶尔采取、有时采取、经常采取”4个选项，分别计0、1、2、3分。应对倾向评分为积极应对评分减消极应对评分的差。若应对倾向评分>0则表示患儿母亲主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若应对倾向评分<0则表示患儿母亲更习惯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将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的患儿母亲纳入积极应对组，将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的患儿母亲纳入消极应对组。

1.2.3疾病不确定感评估 采用疾病不确定感量表(medical uncertainty in illness scale，MUIS)[7]评估患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该量表共包含25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5级评分法，分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同意”5个选项，分别计0、1、2、3、4分，总分100分，评分越高则患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越强。

2 结果

2.1 重症肺炎患儿母亲应对方式状况86例重症肺炎患儿母亲积极应对评分(20.01±4.02)分，消极应对评分(16.05±3.62)分；其中积极应对48例(55.81%)，消极应对38例(44.19%)。

2.2 重症肺炎患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状况86例重症肺炎患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评分为(43.05±6.73)分。

2.3 重症肺炎患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与应对方式相关性分析经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重症肺炎患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与积极应对评分呈负相关(r=-0.431，P<0.001)；与消极应对评分呈正相关(r=0.294，P=0.006)。散点图见图1、2。

图1 重症肺炎患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与积极应对评分相关性散点图

图2 重症肺炎患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与消极应对评分相关性散点图

2.4 不同应对方式患儿母亲临床资料及疾病不确定感评分比较消极应对组受教育程度、MUIS评分与积极应对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独生子女、患儿母亲年龄、工作状况等其他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不同应对方式患儿母亲临床资料及MUIS评分比较

2.5 重症肺炎患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与应对方式的logistic回归分析以重症肺炎患儿母亲应对方式作为因变量(消极应对=1，积极应对=0)，将患儿母亲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赋值为1，高中以上赋值为0)、MUIS评分(连续变量)作为自变量，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重症肺炎患儿母亲受教育程度是应对方式的保护因子(OR<1，P<0.05)；疾病不确定感是应对方式的危险因子(OR>1，P<0.05)。见表2。

表2 重症肺炎患儿母亲受教育程度、疾病不确定感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3 讨论

应对方式主要指个体面对挫折、创伤、疾病等应激事件时采取的反应方式[8]。重症肺炎患儿经急救后需转入普通病房接受后续治疗，在普通病房中医疗资源平均分配给多个同种疾病患儿，此时患儿母亲则是患儿主要看护，患儿母亲应对方式对患儿管理质量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影响患儿预后。本研究观察重症肺炎患儿母亲应对方式结果显示，86例重症肺炎患儿母亲积极应对48例(55.81%)，消极应对38例(44.19%)，提示大部分患儿母亲均可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但仍有部分患儿母亲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分析其原因，重症肺炎患儿病情急重，变化较快，部分患儿母亲极度担心疾病会影响患儿发育，易出现较大情绪变化，表现为烦闷、暴躁、易怒等，不能控制自己情绪，影响其应对方式[9]。此外，部分患儿母亲在面对患儿疾病时，不能与医务人员进行有效沟通，缺乏决策、解决问题的能力，面对问题还可能采取自责、逃避等消极应对方式[10-11]。

一项关于颅脑肿瘤患儿父母疾病不确定感及应对方式调查指出，恶性肿瘤的复杂性及预后不可测性，可使患儿父母产生极大疾病不确定感，加重其心理负担，促使其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不利于患儿健康[12]。由上述研究可得，疾病不确定感与应对方式密切相关。本研究经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重症肺炎患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与积极应对评分呈负相关；与消极应对评分呈正相关。疾病不确定感较强的重症肺炎患儿母亲往往对疾病相关知识认知水平较低，无法预知疾病的发展过程及预后结果，加之女性情感丰富，容易敏感多疑，面对重大负性事件时更易表现为悲观的态度，极易采取屈服、回避等消极应对方式，不利于患儿预后[13-14]。而疾病不确定感较低的重症肺炎患儿母亲心理承受能力较高，能够较好地控制自己情绪，以理性的态度面对疾病，用正确的方式了解疾病相关信息，发挥照顾者的正常职能，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改善患儿预后[15-16]。最后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重症肺炎患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是应对方式的危险因子，进一步证实二者密切相关。对此，建议医务人员为患儿母亲提供专业的信息支持，帮助其详细了解重症肺炎相关知识，并告知患儿疾病治疗情况、日常照护注意事项，使患儿母亲能够实时了解患儿疾病治疗情况，降低其疾病不确定感，以改善应对方式。此外，还可组织重症肺炎患儿母亲相互交流，分享患儿照护心得，倾诉内心苦闷不安，提升患儿母亲照护能力的同时排解内心不良情绪，降低疾病不确定感，进而改善应对方式。

此外，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消极应对组受教育程度与积极应对组存在差异，且经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重症肺炎患儿母亲受教育程度与应对方式呈正相关，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重症肺炎患儿母亲应对方式越积极。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患儿母亲获取疾病相关信息的渠道更广，对疾病的认知、理解能力较高，能够快速接受患儿患病的事实，积极面对疾病，配合医务人员采取正确的治疗；且患儿治疗过程中更能够有效与医务人员沟通，积极寻求医务人员帮助，促进患儿机体康复[17-18]。

综上所述，重症肺炎患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与应对方式密切相关，疾病不确定感越重的重症肺炎患儿母亲越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临床应采取相关干预措施，减轻患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促使其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