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白雪

在杜甫的晚年诗作中，国家前途灰暗之悲、个人政治无望之悲、漂泊异乡之悲与身体老病之悲相交织，杜甫诗中“生理飘荡拙，有心迟暮违”（《登舟将适汉阳》），“艰难贱生理，飘泊到如今”（《春日江村五首》其一）的悲叹，可谓是贯穿了他颠沛流离的一生，也铺就了杜甫诗歌的底色。在这些悲剧背后，隐藏着诗人坎坷曲折的大半生和失落的理想抱负，也隐藏着大唐王朝从繁荣走向衰败的历程。杜甫表现在诗歌中的悲剧意识是一个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士人在面对社会与自我后被迫作出的艰难选择，更是一个根植于儒家文化的读书人的坚定持守。这种悲剧意识超越了个人的喜怒哀乐而达到了一种宇宙的高度，后人能从中感受到杜甫对儒家文化深入骨髓的涵养精神，更能感受到杜甫包容乾坤的博大胸怀和与天地同在的精神力量。

一、对人生经历的悲剧性体验

杜甫终其一生一直都坚定地信仰儒家文化，可谓“一饭未尝忘君”（苏轼《王定国诗集叙》），他前期有着“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高远之志，想得到君主的重用和赏识，大半生都在不断地争取，却不断地失望，最后以辞官为标志，表明了杜甫对政治仕途的全然绝望。

杜甫前期对皇帝忠心耿耿，将玄宗视为明君，还献上《三大礼赋》，但玄宗只是象征性地召试了杜甫，并非真正有爱才之心，加之当时是奸臣李林甫当道，召试不久就不了了之，而杜甫直到四十多岁才谋得一个从九品县尉的官职。随后爆发的安史之乱与玄肃之际的政治变局对其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杜甫身陷乱军之手，在混乱中仓皇逃往肃宗朝廷所在地的凤翔行在，一路颠沛流离，受尽苦楚，《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二中写道：“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浦起龙评曰：“文章有对面敲击之法，如此三诗写喜字，反详言危苦情状是也。”（浦起龙《读杜心解》）此时的杜甫对朝廷有一片忠贞之心，本来期望借此机会得到肃宗的重用，却因抗疏救房琯之事再次被黜落。杜甫的前半生一直在为仕途奔波，希望得到君主的赏识和重用，没想到摆在他面前的却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官场的黑暗和为仕途奔走的艰辛让他尝尽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滋味。

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对肃宗皇帝寄予了殷切期望，一再称颂肃宗是中兴之主，能够“宣光果明哲”（《北征》），但事实上杜甫很快发现，他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投靠效忠的皇帝甚为昏庸，杜甫在《洗兵马》中写道：“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钱谦益说：“《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钱谦益《杜臆》）钱谦益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杜甫认为肃宗在安史之乱后对父亲玄宗的态度不符合儒家的人伦之道，更不利于安史之乱的平定。在房琯之事后，杜甫因直言进谏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表面是杜甫个人受到党争牵连，实则根源于肃宗对清流士大夫的敌视，他排斥玄宗朝的政治势力，以期树立起自身皇位权威，杜甫成了肃宗政治私欲的牺牲品，而肃宗的这种行为让杜甫对朝廷深感失望，杜甫直道事君的从政原则也不允许自己再继续待在肃宗身边参与政事。

杜甫在华州写有《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一诗，其中有“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之句，《杜臆》评：“公以六月到州，至七月六日而急以簿书，是以常。”冗杂的官务和难以维持的生计折磨着杜甫，他从皇帝身侧的左拾遗被贬为整日以抄写文书为务的华州参军，可见朝廷不赏识和器重他的才华，他对个人理想抱负和现行政体已经全然失望，因此下定决心辞官西去，举家迁往秦州，最终他怀着“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十）的满腹牢骚和对朝廷的无比失望永远离开了险恶的政治中心，开始了后半生的漂泊和羁旅。

对于杜甫来说，个人悲剧与国家悲剧联系在一起，唐王朝从国力繁盛的开元盛世到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忽喇喇似大厦倾”（曹雪芹《红楼梦》），杜甫对这一过程有切身的痛苦体会。早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凭借着诗人对社会的深刻体察和敏锐的心性，杜甫就预感到了一场动荡和危机即将到来，他体察到了朝廷日趋腐败和社会日趋黑暗的现实处境。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就表现了这个变化：从乐观热烈到苦闷愤懑，当李白、高适、岑参等盛唐诗人还沉醉在盛唐的浪漫主义风气中时，杜甫已经从还弥漫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盛唐诗坛上游离出来了，他以一个清醒的旁观者身份审视整个社会。杜甫与其他几位盛唐诗人所作的同题诗《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也足以说明这一点，与杜甫同游并作了同题诗的诗人还有高适、岑参、储光羲和薛据，但杜甫的诗与其他几位诗人的诗很不同，他一开头就说：“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浦起龙评：“乱源已兆，忧患填胸，触境即动。只一凭眺间，觉河山无恙，尘昏满目。”（浦起龙《读杜心解》）杜甫登高望远，立刻就将眼前的景象与整个社会现实联系了起来，他透过表面的太平景象看到了国家积攒已久的政治弊端和即将到来的祸患。

人生后期的杜甫远离政治中心，长期在外漂泊，但时刻关心着政治时事，对当时政治的影射与看法常常出现在诗中，他对朝廷的用人理政和政治局势关注密切，希望王朝能够回到盛唐时的繁盛局面，但这种希望逐渐落空了。在晚年的杜甫听到边地战事又起、回鹘之隐患愈演愈烈时，朝廷却无励精图治之心，杜甫对国家前途的信心消失了，他目睹过盛唐的繁荣，因此格外痛心疾首。

杜甫的弃官之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弃官是为坚持独立的人格，不向权势妥协的自主抉择，他坚持着“君子固穷”的儒家教义，走上了一条造次颠沛而不违仁的悲剧性道路。虽然杜甫的决定义无反顾，但理想得不到施展和见弃于君主的悲剧一直让漂泊中的他耿耿于怀，他在晚年写的自传《壮游》中写道：“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即使远离朝野的政治倾轧和纷争，杜甫也从未像真正的隐逸诗人那样做到隐于山野，不再关心朝政。作为一个笃信儒家思想的传统士大夫，杜甫心中的沉郁愤懑之情一直难以消除，在接受了这种自我悲剧性的境遇之后，他也因为看到了政治的黑暗和君主的昏聩，其心里早期对君主的无限信任和忠诚渐渐转变为只忠于心中的君位，君主是现实中那个实际存在的在位者，而君位则只是士大夫内心對儒家正道的体认和对“致君尧舜”理想的坚守。从对君主的忠到对君位的忠，杜甫逐渐产生了对政治本体浓厚的质疑情绪，并由此生发出了强烈的悲剧意识。

二、对生命悲剧的重新体认

杜甫出生于官宦之家，自称是“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作为深受正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传统士大夫，他一直以做官从政为最高理想，但杜甫在经历了求仕无路、困守长安、遭遇变乱、疏谏放归和弃官西行等一系列社会政治活动后，心中必定充满了对儒家精神的怀疑和浓厚的政治幻灭感，《官定后戏赠》中说：“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自嘲的背后是对当政者强烈的不满。杜甫的一生经历了许多现实的悲剧，生计艰辛困窘，理想又接连破灭，可是他没有借佛老思想去逃避现实，他在晚年所写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写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他深知理想与现实、生计与干谒之间的巨大矛盾，但仍坚守儒家政治理想，在痛苦的追问和质询的过程中，他逐渐清醒地体认到了自我的现实悲剧，选择了在主流政治之外去衡量自我生命价值，在与无道政治不可回避的冲突中坚守士人的尊严节义，这正是杜甫的诗歌充满悲剧意识的原因。

杜甫的忠君与爱国思想是封建时代中士大夫的共识，但杜甫的忠君意识不是对君主的“愚忠”，他忠君的目的是要“致君尧舜”，要劝谏君主实行仁政，对于无道之君予以批判，这种忠君意识是杜甫对天道与正义的坚守，因而闪烁着理性的光辉。“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赠比部萧郎中十君》），此诗虽然写于杜甫早期，但可以看作是他人生的写照和他对人生清晰的体察和预见。

在意识到“致君尧舜”的理想难以实现之后，杜甫没有消沉下去，在毅然辞官后，他在漂泊的生活中也写过很多怡然自得、风格萧散自然的诗句，这些诗作代表着他对生命悲剧和生命价值的另一层体认。不论是在成都、秦州，还是后来滞留夔州、漂泊荆湘，杜甫一直与失意、多病、穷困的愁苦相伴，理想的破灭与生活的窘迫没有压倒他，反而让他在生活中重新发现了乐趣。“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生活中平凡的小事也被杜甫饶有兴致地加以记录，“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宾至》）。杜甫与友人欣然相聚，平淡自然的叙述，把悲苦与失意隐去，他在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关怀和对自我悲剧的温情言说中从“小我”中逐渐跳脱出来，实现了人格上的自足。

在杜甫早年的诗中写过“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传统儒家读书人的理想是“经世济民”，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仕途是第一位的，儒家士大夫唯有通过读书做官才能实现“致君尧舜”的理想。但这个想法在诗人晚年有所转变，他曾在《宗武生日》中充满身世自豪感地表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的文学抱负体现了杜甫对自己诗歌生命价值的重视，这一点从其晚年律诗的大量创作与技巧的精益求精上就能看出。在杜甫那个时代，文学价值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幸运，深沉复杂的诗风也不被同代人所理解，“独立苍茫自咏诗”（《乐游园歌》）却成为杜甫对自我人生和文学价值的体认，这种体认超越了当代和现世，而达到了天地与宇宙的高度，这是杜甫坦然接受了悲剧命运，重新体认自我价值、从小我向大我超脱的结果。

杜甫在夔州时，他的旧交已大半凋零，他自己的才能不为世所用，许多故友亲旧也与他的命运相似，都因得不到君王的赏识而落落寡合，在《八哀诗》中杜甫便咏叹了这样八个士人，在不平之鸣中获得一点儿同病相怜的安慰，但这样的安慰是微不足道的，强烈的寂寞孤独感让杜甫痛切地感受到自己已到风烛残年了，且“致君尧舜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希望已完全落空，让他不得不重新体认现实，寻找自我价值，换一个视角去看待自己的人生。夔州有丰富的历史古迹，杜甫在此地除了缅怀故友亲旧，也从历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身上得到了共鸣，“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其一），这同样是杜甫对自己人生遭遇的总结和生命价值的体认。在《咏怀古迹》其三中，杜甫对王昭君的同情和咏叹有同病相怜之感，尾联“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包含着历史的沧桑感和无奈感，在世事流变中究竟有没有天之正道？王昭君本该承担正道以奉君，却在胡地满怀遗恨了结残生，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在《咏怀古迹》其二中，杜甫对宋玉的咏叹表达了同样的意味，“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把宋玉当作异代的知己，最后还是指向对历史本体的怀疑，其中包含着深沉的历史悲剧感。

三、对儒家价值的实践和坚守

从个人之怀才不遇到历史中数不尽的相同悲剧，杜甫对政治本体产生了深刻的质疑，才士不遇，自古如此，在苍茫的天地和漫长的历史中，他深刻地体认到了人生之无常与渺小。但杜甫终究是杜甫，他不是奉儒守官只会“读死书”的士人，难道天道如此，人就应当随波逐流、放弃自我的操守和追求吗？在《秋兴八首》其三中，杜甫写道：“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杜甫虽然感慨世道不公，但仍坚持要做匡衡、刘向那样的人，这是他在怀疑天道、人道和历史之后，对自我价值和历史本体的重新体认，也是他对儒家价值体系始终执着的坚守与实践。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杜甫用“俛仰悲身世”（《秦州杂诗》其十二）的亲身经历实践了儒家的伦理自觉，将身世之悲与家国之悲联系在了一起，并在直面了现实悲剧感之后始终坚持“道高于势”的主体精神，可以说是对曾子“弘毅”品格和“仁”的精神最坚定的信仰和践行。

儒家所谓的“仁”包含着丰富的生命情感和人道主义，杜甫是个本性忠直而醇厚的人，他的诗歌中常常流露着一种平凡而真诚的情感。在杜甫“致君尧舜”的理想逐渐破灭后，他没有放弃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创作了大量关于底层百姓的诗。在夔州时，他在《岁晏行》中写道：“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锡和青铜。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这几句生动地描摹出了岁暮天寒地冻时的江南地区百姓穷苦冻饿的情形，杜甫感叹天道不公，为百姓因国家无休无止的战争所受的苦难而心痛，他的诗中总是包含着对他人的同理心和怜悯心。《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和“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可谓是对杜甫一生心迹的写照。

杜甫的“弘毅”人格涉及儒家文化中人的“自足”观念。儒家提倡“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因此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我价值实现只能限定在“学而优则仕”的现实行政系统内，如果恰逢君主无道，也要通过进德求仁保持自身高洁的持守和修养，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君子不依凭外界，通过“下学而上达”的方式，同样可以实现自我确认与人格的自足，从而上达到与“天”同样的高度。

杜甫在晚年远离朝堂、仕途失望之后，便逐渐认识到了自我生命的价值，并把个人的生命与宇宙加以对照。在他的《江汉》一诗中，杜甫的个人形象与宇宙融为一体，诗中包含着他暮年漂泊的深沉孤独，但这种孤独是伟大的，因为它与天地宇宙相通，在广阔的宇宙和时空历史中，他自知生命微贱如蝼蚁，原来有经天纬地之志，但越到人生的最后阶段，他越是感到自己的渺小无力。尽管如此，这个百无一用的“腐儒”还是没有放弃自己对高远人格和志向的追求，面对秋风落日和衰朽残年，杜甫没有衰颓下去，而是用自己的方式找到了生命永恒的价值和坚定的信念，建构了不依赖于外在评价的自我价值。孔子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杜甫在遭遇了坎坷起伏的一生后仍能坚持志向和操守，将一己之生命与家国、天下、民族的命运存亡融为一体，是因为他对儒家思想中“知命”的体悟，“命”是人类总体的命运，是天地间所存在的正道，而非个体的是非得失，他在领悟了人道与天道之后走向了对个体生命和现实的超越，获得了永恒的生命价值。

杜甫的一生中始终以“儒者”自许，但他所身体力行的儒家思想不是高高在上的哲学问题，而更多的是他自己在人生的坎坷与磨难中对儒家思想身体力行的体悟和践行。面对人生的种种悲剧，杜甫没有消沉下去，而是在理性精神的体悟中生发出了积极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使得杜甫坚持了对自我价值的追寻，也以整个生命为后世树立了伟大的人格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