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欣

(贵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贵阳 550018)

郑武《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是稀见的清代楚辞学著作，目前仅见江西省吉安市图书馆有一藏本，很可能是海内孤本，一直难以寓目。直到2014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黄灵庚主编《楚辞文献丛刊》首次收录此书并全书影印，才使得此书真正进入学人的视野。

一、郑武生平家世交游考

郑武的生平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湮没无闻。黄灵庚《楚辞文献丛考》：“武，字友杜，广东东莞人。生平履历莫考。”[1]清人张其淦《东莞诗录》卷三十有郑武小传：“郑武，字友杜，号蒙庄。白沙人。康熙间附贡。著有《寄梦堂集》。瑜子。”[2]另外，苏泽东编《国朝东莞题名录》康熙朝卷二，郑武入列康熙八年(1669年)己酉“县学十五名”中：“郑武，友杜，瑜子，白沙，附贡”。可知郑武为康熙八年(1669年)县学生。而且，郑武在《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卷七《涉江》“露申辛夷，死林薄兮”后夹批云：“余久困锁院，每于黄昏风雨夜读之，泪辄涔涔下。”[3]129从“久困锁院”可知，郑武的科举之路并不顺遂。又，郑武在《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卷八《远游》“永历年而无成”句后夹批曰：“羌数实奇，因此锁院，中夜思维，有泪如泻。”[3]172久困场屋之感因“永历年而无成”。然而，郑武在县学生之后的生平履历目前无从查考。

郑武的父亲郑瑜是明末清初东莞县名人。民国《东莞县志》卷六十四人物略十一有传：“郑瑜，字楚玉，白沙人。弱冠领崇祯三年庚午乡荐，辛未联捷进士，授吉安推官，有贤声。旋摄广信府事。时楚氛蔓延，率力保护，民赖以安。内擢户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出知太平府，迁上江曹储道，转山东按察副使，督催直隶、江西、湖广军需，屡著劳绩，升太仆寺少卿，解组归。入国朝卒，年八十二。著有《焚余稿》。”[4]从“弱冠领崇祯三年庚午乡荐”和“年八十二”，可推知郑瑜的生年在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卒年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郑武在《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卷七《九章·惜往日》“愿陈情以白行兮，得罪过之不意”后夹批曰：“余自先君见背之后，忧谗畏讥，益无以自聊，读此犹有余痛也。”[3]152《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中《大序》创作时间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按照前面推算的郑瑜卒年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是在“先君见背之后”。由此可知，我们推算的郑瑜生卒年应该是准确的。郑瑜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举乡荐，崇祯四年(1631年)联捷进士，曾任吉安推官、太平知府、山东按察副使等，官至太仆寺少卿。明亡后归隐乡里，顺治四年(1647年)出仕为莞邑参事。

据东莞郑瑜夫妇合葬墓(康熙四十三年所立墓碑)碑文，郑瑜有四子：长子郑桂锡，次子郑泌，三子郑武，四子郑□(此字漶灭)。据《国朝东莞题名录》，长子郑桂锡，字兎木，为顺治十年(1653年)县学生；次子郑泌(《国朝东莞题名录》卷二作“郑秘”)，字业侯，为康熙八年(1669年)广州府学生。清人欧苏撰《霭楼逸志》记载了一个“借生子”[5]故事，讲的是郑瑜而立后未有子嗣，请求广信张真人为他续嗣，真人根据郑瑜八字算出他命宜男，但要到三十八岁才能得子。郑瑜表达自己弄璋情切，“欲娱亲暮景”，于是张真人表示可侨借一子，“但恐中道弃捐”。郑瑜于三十二岁果得一子郑锡桂(郑瑜夫妇合葬墓碑和《国朝东莞题名录》均作“郑桂锡”)，长至年三十二卒。按此，长子郑桂锡的生年大约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顺治十年(1653)考取县学生时十二岁，这个年龄也是合理的，按年三十二推知，其卒年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前后。

关于郑武的交游情况，可供查考的资料极其有限。因郑武在地方志中的痕迹很少，其诗文集《寄梦堂集》亦已佚。张其淦《东莞诗录》卷三十中录有郑武的七首诗，可根据这些诗略作查考。首先，据《己未暮春寄送郭青霞先生归江南》可知，郑武与郭青霞是“把臂”之友。郭青霞(1630-？)，陕西人，“明末游击，随孙传庭与李自成战，传庭殉难，乃绝意仕途。好治《易》《参同契》，黄白之术，留寓粤之东莞，以女嫁莞人陈阿平，遂家焉”[6]130。陈阿平(1651—1721)，字献孟，号云士、钵山居士，廪贡生，是屈大均的学生，少有诗名，“性高淡恬雅，以著述自娱，志操尤介”[7]，晚年耽于禅，著有《钵山堂诗集》十九卷、《愚溪诗略》《钵山堂诗略》《开平县志》等，民国《东莞县志》卷六十七有传。郑武《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卷十《渔父》篇后夹批云：“余居钵山草堂，于夜雨梧桐时读之，有飘飘凌云之想。”[3]191钵山草堂，即陈阿平家。可见，郑武与郭青霞及女婿陈阿平关系甚笃。据《屈大均年谱》，屈大均于康熙十年(1671年)有诗《赠青霞子》。又，康熙十八年(1679年)，屈大均五十岁时“与郭青霞各从东莞携家度岭，自番禺至于汉阳”[6]153。这与郑武所作《己未暮春送郭青霞先生归江南》一诗正相印证，诗题中的“己未”正是康熙十八年(1679年)。另外，郑武《己未暮春送郭青霞先生归江南》诗中有句曰：“何时重把臂，挥塵证神仙。”由此可见，郑武与郭青霞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即道教神仙信仰。郑武《古意》诗中亦有诗句“迩来服食学神仙，冀将却病且延年”。其次，张其淦《东莞诗录》卷三十还录有郑武《赠别徐苹村大司丞》一诗，可知郑武与徐倬游。徐倬(1624—1713)，字方虎，号苹村，浙江德清人。康熙年间进士，官侍读。曾向康熙帝进《全唐诗录》百卷，著有《苹村类稿》。又，据《云隐寺书怀》一诗可知，郑武曾留寓江西，云隐寺在赣南崇义阳岭，诗中有句云“一日庄骚一日易，半年城郭半年乡。故园渔艇浑无恙，放棹中流读《九章》”。

关于郑武的交游，在《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中也能找到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郑武在《离骚》“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句后夹批曰：“吴冠五极赏此句。余友闽南高固斋先生有诗云‘亦知从俗好，但觉处心难’，与此同慨。”[3]57吴冠五，即吴宗信，字冠五，号螺隐，安徽休宁屯溪人。为人放荡不羁，终生布衣，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工于诗，著有《履心集》四卷。高固斋，即高兆，字云客，福建侯官人。明诸生，入清后不仕，以遗民自处，与朱彝尊、陈恭尹友善，著有《固斋集》《续高士传》等。

二、《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的体例与评点特点

郑武《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卷一《大序》曰：“岁庚午长夏，泊舟菰蒲中，四窗通明，茗椀炉香，展读数翻，口齿清凉，魂魄幽冷，讽览之余，妄自评论。唐突西子，知所不免；极知疎狂，无所逃罪。然于学者文心行谊未必无小补云尔。”[3]25庚午即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而《大序》的创作时间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五月五日，可见此书经历了五年时间才完成。

从此书的扉页镌“东莞郑友杜集评 离骚论文 寄梦堂藏板”来看，这部著作从体例上来说属于“集评”。“集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以汇辑诸家评点为主要外在形式，在文学评点形态中具有相对独立特征的一种评点形态与批评方式。“集评”在版式形态上借鉴文学经典注疏的“集注”体例，便于比较诸家评点，提高文本的受众影响力，辅助读者深入理解文本内涵，具有批评之批评的批评史学意义等。[8]楚辞学史上出现的集评类著作大多在明代，如陈深《批点本楚辞集评》、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沈云翔《楚辞评林》等。现存清代的楚辞集评类著作较少，除古文选本类著作之外，在楚辞学专门著作中笔者目前仅见郑武《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和方人杰《楚辞读本》这两部。

为方便考察郑武集评之评语来源，并体现其选辑倾向，现列表统计如下：

时代姓名评语条数时代姓名评语条数汉王逸7明桑悦10唐李贺13明孙鑛19唐刘知几1明焦竑6宋洪兴祖8明陈深12宋楼昉1明刘辰翁7宋姚宽1明蒋之翘21宋张锐1明陆时雍10明王世贞8明张鼐1明钟惺8明陈仁锡1明蒋之华4明陈继儒1明张凤翼5明宋瑛1明胡应麟2明冯觐6明祝尧1清金圣叹1凡26位评家,156条评语

郑武选辑前代评点家凡26位。明代以前7位，清代1位，其余18位均为明代评家。其中大部分评家均注名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可知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当是郑武选辑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由此观之，郑武选辑之主要倾向有二 ：第一，从选辑评家的时代来看，26位中有18为明代评家，占比近70%，可见郑武重视明人的楚辞论说。第二，从选辑内容来看，郑武更重视评点性的楚辞论述，而不重视楚辞注本。除王逸、洪兴祖、陆时雍几家外，未见选辑其他楚辞注本。

郑武《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凡十卷，扉页镌“东莞郑友杜集评 离骚论文 寄梦堂藏板”，次“目录”，卷一《大序》，卷二《读法》，卷三《史记·屈原列传》，卷四《离骚》，卷五《九歌》，卷六《天问》，卷七《九章》，卷八《远游》，卷九《卜居》，卷十《渔父》，附录《大招》《招魂》《九辩》。实际上，郑武此书是他编选的屈原作品集，即从卷四《离骚》到卷十《渔父》，甚至还包括附录中的《大招》《招魂》《九辩》，都是屈原的作品。而郑武以第一篇《离骚》为屈原作品的总名，他是这样解释的：“夫以一篇之专名，而为一部书之总名，亦以此第一篇《离骚》者，其陈立身孝友、忠君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其痛愈深，其文愈转，则此一篇之意，实该全书之义也。故约而言之，首篇《离骚》中已有《九歌》也，已有《天问》《九章》也，已有《远游》《卜居》《渔父》也，已有逸骚之《大招》《招魂》《九辩》也。”[3]12-13郑武非常看重《离骚》篇，他认为《离骚》一篇已“该全书之义”，即屈原的“立身孝友、忠君爱国之情”。而且，郑武强调：“《九歌》即首篇《离骚》之外传也，《天问》《九章》即首篇《离骚》之内传也，《远游》《卜居》《渔父》即首篇《离骚》之义疏也，逸骚《大招》《招魂》《九辩》，亦首篇《离骚》之别解也。”[3]13

关于《楚辞》的篇目问题，郑武认为：“按《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今自《离骚》至《渔父》，已符其数，故古本《离骚》至此而止。而《招魂》等篇，概不敢入。但考太史公曰‘读《离骚》《招魂》悲其志’，则《招魂》当属原作。原之死以夏，诸弟子招之，必当从死月以立言。今《大招》曰‘青春受谢’，《招魂》曰‘献岁发春’，不及夏月，可知□非景宋作也。至《九辩》文甚似原手笔，亦非宋作。并附録于后，以质之高明。”[3]192郑武的创说应该是他把《九辩》的著作权给了屈原。郑武《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卷二《读法》第七条云：“逸骚三篇，《大招》《招魂》，旧序、《史记》俱云原作，今为黄坤五先生本所收，想世无异说。独《九辩》一篇，为余创议，恐世人惊疑，不得不详其故。据《离骚》云‘启九辨与九歌兮’，《天问》亦云‘九辩九歌’，今《九歌》已为原作无疑，则《九辩》亦为原作，可不辩而明。况《九辩》余、我，皆屈原之自余我也。朱晦翁以为宋玉作，故注云：余我，宋玉代屈原余我也，方说得去。如此注解，殊费周折，不若作屈原作，则余我不烦辞而解，何至骑驴觅驴耶？”[3]30-31郑武主要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根据《离骚》和《天问》原文中有《九辩》《九歌》，而《九歌》已确定是屈原作品，则《九辩》亦应是屈原自作。二是根据《九辩》中的第一人称代词“余”“我”，如作宋玉代屈原自称，则“殊费周折”。

郑武《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从卷四《离骚》到卷十《渔父》的体例基本相同，即卷首有题下评，篇内有眉批、夹批，篇末有总评。如卷四《离骚》题下首先有四条评语：第一条是自评，主要阐述《离骚》俗本有“经”字乃后人所加，应削去之意。第二条引用李贺评语。第三条引用冯觐评语。第四条引用王逸《离骚序》，并在结尾处夹批曰：“读骚且未观文词，只观其题引，便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序引悲凉，能于琐处传神。”[3]51《离骚》正文大体每二句或每四句后有小字双行的夹批和眉批，夹批中亦时有引用李贺、陈深等评语。篇末有总评，首先是“怨而不怒”四字评语，然后引用焦竑、陈深等评语，最后自评曰：“《离骚》不厌百回读，方知其妙。汉宣叹其深合经术，良有以也。”[3]73卷十中的附录即《大招》《招魂》《九辩》三篇，体例有所不同，仅有题下评和眉批，没有夹批和篇末总评。题下评主要涉及目次，眉批主要标明章法、句法和字法，正文中只有句读和圈点符号。

该书中的眉批内容丰富，有的直接点明“章法”“句法”“字法”“奇句”“秀句”，有的简要标出风格，如“健举”“峭拔”“秀泽”“凄婉”“高爽”“清旷”“悲壮”“妍秀”“凄凉”等；有的直接引用诗句，如卷四《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句眉批曰“亲朋尽一哭，鞍马去孤城”，直接引用杜甫五律《送远》之诗句。“夹批”主要用来谈文论艺，如《离骚》“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后夹批曰“数语更俊亮雅洁”，“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后夹批曰“顿挫有神”。

三、郑武的楚辞观与方法论

(一)“体兼诗文”：风雅之再变，诗文之总持

郑武从推源溯流角度指出《楚辞》是“风雅之再变”，同时作为艺术源头之一对唐诗尤其是“李杜元白诸诗”具有深远影响。郑武《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卷一《大序》云：“今《离骚》为风雅之再变，盖亦《诗》之支流余裔。李杜元白诸诗，莫不祖之。而其纵横驰骋，转转不穷，则又进乎文矣。况贾谊《过秦论》，实自《骚》来。眉山之文，虽原本于庄，而其篇法复而不复，亦非与骚无会者也。若然，则是《离骚》一书，真为诗文之总持。而题之曰‘论文’者，以文可以该诗，犹阳得以兼阴，理固然也。”[3]21-22“风雅之再变”这个观点不算新鲜，但“诗文之总持”这个评价是较为新颖的。

首先，风雅之变。郑武认为《楚辞》对《诗经》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具体来说，既有写法上的继承和发展，又有思想上怨而不怒、忠厚之至的诗教传承。郑武在《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句后评曰：“起得正大，从《清庙》《生民》诸诗摹出，妙。”[3]51郑武指出《离骚》开篇自叙，是仿效《诗经》中“颂之始”的《周颂·清庙》和《大雅·生民》的写法，从追述祖先的功德写起，故而郑武评曰“起得正大”，眉批评曰“一起堂皇奇文大文”。又如，郑武在《九章·思美人》“思美人兮”后夹批曰：“从毛诗‘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变化而出。”[3]143“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出自《邶风·简兮》。郑武从《思美人》篇的命意构思联系到了《楚辞》对《诗经》的承传与发展。

其次，唐诗之祖。郑武认为唐诗对《楚辞》的继承，既有题材内容方面的，又有命意构思方面的。例如郑武在《九歌·大司命》“结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句后评曰：“唐人闺怨之祖。”眉端评曰：“二愁人字接连而下，唐诗多祖此。”[3]87而且，郑武在《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中大量引用唐诗，尤其是引用李杜诗歌来品评屈原作品。郑武在《九章·惜往日》“蔽晦君之聪明兮”后夹批曰：“总是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直接引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句。又，郑武在《九歌·河伯》“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句后评曰：“杜子美诗云‘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亦是此意也。”[3]92郑武用杜甫《发潭州》中的句子与屈原《九歌》诗句相类比。郑武在《九章·思美人》“吾将荡志而愉乐兮”句后评曰：“李杜歌行，往往得此意。”[3]145又，郑武在《九章·惜往日》“卒沉身而绝名兮”句后直接引用杜甫《梦李白》其二中的“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来阐释他对屈原在《惜往日》中所表达的“沉身”“绝名”的理解。再如，郑武在《卜居》“屈原曰：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眉批曰：“杜诗云：胡为来幕府，只合在舟中。”[3]184二句出自杜甫《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

其三，文赋之祖。郑武在《九歌·少司命》“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句后评云：“《神女》《登徒》妙处，皆本此二句来。”[3]88郑武在构思命意方面指出屈原《九歌》对宋玉《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的影响。郑武在《九歌·国殇》篇后评曰：“此篇叙殇鬼交兵挫北之迹甚奇，而词亦凄楚，固知唐人弔古战场文，为有所本也。”[3]95郑武在《九歌·礼魂》“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句后评曰：“江文通‘春草莫兮秋风惊’数语，从此脱去，而反其意，亦自凄绝。”[3]96江淹《恨赋》中有“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之句。郑武在《远游》“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后夹批曰：“长卿作《大人赋》，宏放高妙，读者有凌云之意，然其语多出此。”[3]179郑武指出司马相如《大人赋》中的用语多来自《远游》篇，这一点已成为学界共识。郑武在《橘颂》篇中夹批曰：“此篇另作一种悄削笔法，应是屈子小品，然其幽异处，真足奇绝一世矣。”接着在“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后夹批云：“小品中，忽作正大语，妙绝。”[3]155郑武注意到了《橘颂》篇与其他篇在笔法上的不同，并归之为小品文。

最后，庄骚合璧。郑武著有《庄子论文》三十六卷，道光《广东通志》和民国《东莞县志》均载，然而此书至今未见，或已佚。郑武在《天问》“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后评曰：“荒唐恣肆，大类庄子，韩昌黎动称庄屈，不虚也。”[3]106郑武在《卜居》“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一段后，评曰：“文势盘旋跳掷，如绛云在霄，神龙戏海。此等笔法，真堪与《庄子﹒至乐》篇并驱争先，世称庄骚合璧，不虚也。”[3]184郑武用了“绛云在霄”和“神龙戏海”两个象喻，从文势、笔法的角度指出庄骚的共通之处。又，郑武在《远游》题下评曰：“此篇笔阵放荡，文致奇肆，几几乎与庄生为一，如泛溟渤，天风海涛，收帆不住，真天下之奇观也。”[3]167

郑武在《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卷一《大序》中说：“夫以一体而兼诗文，岂惟《离骚》有然，即如近代八股文章，岂非经生之小言，而体制亦兼诗文，故其排偶，则诗体也；其纵横变化，则又文体也。故八股而予以文章之名，诚重之也。是以奇才异能之士，出其锦心绣口之才，作为八股文章，雄奇宕逸，香艳幽峭，与《离骚》争光于千载之上。”[3]23郑武对八股文之评价非常之高，称八股体制兼诗文。他甚至认为八股文与《离骚》共“争光于千载之上”，这在楚辞学史上是绝高且绝无仅有的评价。

(二)以时文法解《楚辞》的阐释倾向

乾嘉时期，朴学盛行，晚明以来评点之学受到轻视，《楚辞》的文学评点受到阻碍，步伐开始放缓。然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又为评点之学的存在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因此，受明代复古文风和评点之学的惯性影响，再加上评点与时文的密切关系，清代一些楚辞学者以超越时代思潮的独立个性继而为之，如林云铭、吴世尚、郑武、朱冀、鲁笔、林仲懿、董国英等，进而把时文法引入《楚辞》评点之中，使之朝着更精细化的方向发展。随着文学观念和文学意识的不断加强，清代楚辞学者一方面在理论上剖析《楚辞》作品精严的结构及其间起承转合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在评点实践中大量归纳“文法”，包括鞭辟入里地指出字法、句法、章法和笔法等，以此对读者作阅读之提示，从而达到嘉惠初学的目的。

郑武在《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中非常重视行文中字法、句法、章法和笔法等方面的分析，尤其特别喜欢分析《楚辞》各篇、章、段、句的笔法。郑武在《九章》题下评曰：“文章之奇，不难于千篇一律，而难于一篇百变也。自庄骚史汉，以及唐宋八家，无不皆然。降而至于制艺一道，亦莫不然。如艾东乡甲子乡墨，书义三篇，作三样笔法。首篇君子坦荡荡，则用庄苏之笔；次篇庸义，则用郑孔注疏笔；三篇孟义，则用班范体。亦如《九歌》则用香艳笔，《天问》则用古奥笔，《九章》则用踈奇笔，篇篇各变，无一笔相似也。”[3]115-116艾东乡，即艾南英(1583—1646)，字干子，号天佣子，江西抚州府临川东乡人，明末散文家、文学评论家。

值得注意的是，郑武对于这些笔法的分析大多借鉴古文家、小说家常用的带有技术特色的文法批评，试图通过带有技术特色的文法剖析，来呈现《楚辞》行文的变化规律和艺术特色。例如“加一倍”笔法。郑武在《九章·哀郢》“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句后评曰：“迁已苦矣，况仲春而迁，其苦可名状邪。此谓之加一倍笔法。”[3]129朱冀《离骚辩》在“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两句后按云：“一路来总是要形容得极燥脾极如意，皆所以反衬后文极悲凉。此文章家用加一倍法，使读者至此心旷神怡，手舞足蹈，忽然耳目改观，斯为极奇极肆之笔。”[9]662又，朱冀曰：“盖其所以用加一倍法者，言外正见得我行，纵使如是之华美煊赫，纵使如是之快心适意，而系念故乡，睠怀宗社，终不忍一日舍此而去。”[9]664可见，郑武和朱冀所云“加一倍法”主要是指通过夸张渲染以及对比反衬的用笔之法，述其情志，强化其艺术效果。又如“摹神追影笔法”，郑武在《九章·悲回风》“寤从容以周流兮”句后夹批曰：“忽又自解，真是摹神追影之笔。”在“聊逍遥以自恃”后夹批曰：“忽又快活，然其快活处，正其愁苦处，用笔至此，可称摹神追影。”[3]158再如“翩翻不定笔法”，郑武在《卜居》“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后评云：“以上一段，作翩翻不定笔法，妙绝千古。”[3]185

(三)从直觉感悟到借题发挥

毛庆先生认为，在明清之际楚辞研究出现了一种新方法——直觉感悟法。“清代楚辞研究中，至少有十人以上在其楚辞著作中明确主张和具体实践了这一方法”[10]。从《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一书来看，郑武的楚辞研究是明显运用了“直觉感悟法”。那么，如何进入直觉，如何得到感悟，毛庆先生通过分析认为采用这一方法的前提条件有三。

第一，“虚静”。这不仅包括研究者内心的虚静，还包括环境的空明静谧。郑武在《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之《大序》中曰：“岁庚午长夏，泊舟菰蒲中，四牕通明，茗椀炉香，展读数翻，口齿清凉，魂魄幽冷，讽览之余，妄自评论。唐突西子，知所不免；极知疎狂，无所逃罪。然于学者文心行谊未必无小补云尔。”[3]25郑武于四窗通明的泊舟中焚香品茗，这就是通过静谧环境的刻意营造，以达到内心虚静的状态。

第二，涵咏玩味。这其实是一种传统的读诗解诗方法，就是通过反复吟咏，在字句和音韵的反复赏读中体会诗歌的意味。郑武《大序》中所说的“展读数翻”，即通过反覆涵咏文学语言之妙味，体悟诗歌的意境。

第三，沉思默想。该书卷二《读屈子离骚论文法》中第三条云：“读骚不可玩其音声，而遗其意义。盖骚以音声胜，而其意味深长，最宜潜玩，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故者，不能读也。”[3]28因楚辞作品“意味深长”、义理精微，郑武指导读者要运用深思“潜玩”、深思探究的方法来阅读。由此，郑武自述其直觉感悟的过程，完整呈现了“直觉感悟法”的“三步走”。

在直觉感悟法的基础上，郑武的楚辞论说还有借题发挥的倾向。在郑武《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的夹批中，“千古同调”“万古同叹”“古今同慨”“同声一哭”之类的评语俯仰皆是。郑武在《离骚》“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句后夹批曰：“予读《骚》至‘黄昏’二语，未尝不垂涕也。本是同调，得无相怜。”[3]54这种研究从动因上来说，早已不是停留在作品文本的层面，而是上升到精神理念的高度。这种研究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比之“知人论世”无疑更加具有情感的感召。如此便能达到一种超乎常人体会的、近乎身临其境的艺术境界，以此感触屈原创作时的情状和心理，这种体会无疑是更加深邃的。运用直觉感悟法的楚辞学者，对屈原的旷世同情往往比一般的注者更为深切，他们对《楚辞》创作心理的研究往往更加深刻，更能够发掘出楚辞的微言大义，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余论：融汇画论品评《楚辞》

郑武在《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中还大量融汇画论来品评《楚辞》诗句。郑武在《九章·思美人》眉批中云：“悬宰论画云：小树最要淋漓，简枝繁影，欲如文君之眉与黛。观此可悟《楚词·九章》诸篇。”[3]138悬宰，即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1555—1636)，其《画禅室随笔》卷二云：“盖小树最要淋漓约略，简于枝柯而繁于形影，欲如文君之眉，与黛色相参合，则是高手。”[11]又，郑武评《离骚》“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曰：“句法之妙，如李营丘画树，千曲万曲，无复直笔也。”[3]61按：李营丘，即五代宋初画家李成。如评《怀沙》“日昧昧其将暮”句曰：“董北苑《落照图》，逊其孤峭。”[3]141按：董北苑，即五代南唐画家董源，郑武以其画作与《楚辞》诗句作风格上的比较，以此点明《怀沙》风格的“孤峭”。如评《涉江》“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二句云：“文章之妙，如在扁舟看程孟阳吟诗作画也。”[3]126按：程孟阳，即明代书画家程嘉燧。又如，郑武评《湘君》“望涔阳兮极浦”句曰“马麟《秋水烟平图》”[3]82，评“桂棹兮兰枻，斲冰兮积雪”曰“赵文敏《江天暮雪图》”[3]82，均是直接以前代画家马麟和赵孟頫之画作来品评《楚辞》诗句。可见，郑武本人对历史上著名画家的画作非常熟悉，其鉴赏画作亦有较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