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怡芬

年岁渐长，初老已至，不免时时回望来路。作为一个已经写了二十年的写作者，虚构和真实之间的界限，既清晰又模糊。清晰，是用来固定当下的，以今日之踏实努力，去成就未来；模糊的是，随着写作岁月中虚构形象的增多，他们占据了我的真实记忆：因为曾着力塑造的缘故，在我的脑海里，他们比我真正的邻居面目清晰，到底谁更真实？模糊难辨。

小葵也是，我熟知她的一切，但她并没有真的存在过。在这篇小说里，她从1984年的16岁一直生活到2000年的32岁，对亲情和爱情，她有刻骨体会；对城乡差别和阶层变化，她有微妙体悟。我努力在小说里呈现往日真实芜杂的生活质感，我努力让读者以为我和小葵之间有非常接近的关系；具体而微的编年，氛围十足的季节，也都在强调事情曾“真实发生”，借以逃脱小说“虚构”的牢笼。如果读者真的有了共鸣，把作者和人物混为一谈，我想，那就是我这个作者的成功。

这里说个趣事。近年，我写了一个二战中舟山海域沉船的故事，用了男性英国战俘的视角，我也努力呈现那艘日军战俘运输船的日常，努力贴近那个男性角色。这个题材关乎战争和俘虏，通常，这是男性作家的领域，因此，有个女评论家笑说我“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胆敢去碰触。答案真的很简单，大概就单纯地想 “怼”一下谁。因为，在写作的前十年，我写了一系列的以女性为对象的小说，有读者（甚至是同行）认为我在写“我自己”的生活。 “你写的都是你自己的生活吧，否则细节怎么这么逼真呢？”听到这样的问题，我真是哭笑不得。这是一个写作者的风险，读者会以为你是在以自己的隐私为燃料，对女性写作者，风险尤其大。小说本就是虚构之物，这是基本概念，毋庸多言。对此，我的“回答”还是写作。在《海上繁花》 （将出版）里写二战中的男性战俘，在《离觞》 （已出版）中写内战中的小城男女，我的人物和“我”很远，但我依然有能力去走近他们，依然有“逼真的细节”，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吗？这样的回击，往深里想，是很可笑的，但却是我近十年里的偏执，这份偏执，成就了我上述两部长篇小说——是的，都是在久远的历史中发生的故事，我和书中的人物，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可是，说到底，这样的“回击”，也不过是我自己在乎罢了。写作，也许就是自己在角落里和自己各种过不去吧。

今年三月底，我完成了那个二战沉船的长篇小说，为终稿而挣扎，交出稿后，几乎虚脱。缓了一阵子，我天真地想，我来写个短篇小说庆祝我的新长篇完工吧。

事实证明，冒出这样的想法，不过是佐证我真的只是个“长篇新手”。短篇小说的叙述似乎得匹配充沛的体力，而我此刻正在亢奋后的疲惫里。盘桓三四个月之后，我终于找到叙述的力量了，最后成稿的是这个中篇， 《银河之眼》——这个题目是在写作中途来的，它挤走了原来的题目，并强势覆盖，到现在，我已经忘记原题是什么了。

小说写作一直以它“玄妙”的一面吸引着我，比如，我刚才再三说，小葵不是我，是我虚构的，但是，在我努力让她“逼真”之后，怎么向普通读者解释她是怎么从我的脑海里升起来的呢？这个故事的小宇宙，是怎么从某个奇点爆炸的呢？说实话，我也很想知道。一名记者，能很清晰地解释一篇稿子的由来；一个写小说的，却很难说清楚——不是不愿，实是不能。

还是得逼问自己。可能，缘于对“20世纪八十年代”的探摸？这是我下一个长篇的时代背景。近期，我做的功课，就是逐年细看中外大事记，打量具体民生细节。我想在心里构筑一个改革开放之初的舞台，我的主人公们在其间走动，我就能与他们一起生活。

1984年，以它的魔力叩击我个人的记忆之门，那时候，我也已经记事了，只是当时年少，如身在庐山之中，一切都面目不清；而现在已隔关山万重，凝视它的眼光里又借助了集体记忆，似乎，我能 “看见”了。那一年，“人民公社”在变成“乡”；那一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获得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枚金牌；那一年，一个叫“幸子”的日本姑娘让国人唏嘘……这些共同记忆和我的个人记忆混杂在一起，在某个黄昏，面对落日，一个叫小葵的姑娘，从我的脑海（记忆）中升起。那么，就是她了，她是我的叙述者。开头，只是一个她面对落日的背影，接着，是她在夏夜的南边天空搜寻银河的双眸，那么，她在1984年会有什么样的喜怒哀乐？在那个夏天，她会遭遇什么？艾丽丝·门罗在《加拿大论坛》杂志上发表的名为《什么是真的》一文中说过，她的小说会用一部分真实的经历作为发面的引子，还可以把想象出来的东西作为酵母巧妙地加在引子里。那，我的引子和酵母何在？

也还是得亏艾丽丝·门罗的引导，在读她的短篇《谢谢你让我搭车》的时候，我自己的一段陈年往事破壳而来。对啊，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一些大变革即将发生的年代，我也好奇地看过外来的年轻人：在他们眼里，我们这样的岛民是什么？这个时刻，“引子”来了。萨特说过：“阅读就是写作。”这样的论断，看着真是武断，但我把那个短篇读了两遍之后， “新”小说的场景开始呈现，这个时刻，“酵母”也来了。类似阅读和写作之间关系的判语，不独萨特，很多很多人说过，无论如何，说成“没有阅读就没有写作”总是没错的。

于是，故事以一个场景又一个场景进行着了，这些场景，来自“后视镜”中的观望。我的小说，对于季节的感觉和空间的感觉，总是相对敏感，这两者，常常是我将琐屑而混乱无序的日常细节组织起来的工具，它们也汇聚在场景里。那些场景，就是“后视镜”里闪现的画面。单向度的人生通过 “后视镜”，好好打量一下“过去”，这是我希望这个小说能生成的意义。

但是，能吗？我和小葵面面相觑。这篇小说的叙述者，是第三人称的小葵。我一向觉得，即便是动用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也应受限——至少，不是完全打开的上帝视角，那么，我得找到适合小葵的腔调和视角。在小说的开篇，她是个16岁的少女，调试再三，我定下了偏文艺腔的叙述。这也是我想做到的，叙述者和叙述腔调，要有形式上的某种统一，这种统一，不仅落实在对话里，更得融化在叙述里。叙述是无声的对话。

当全篇完成，以我自己的标准，从头至尾复盘，修改再三，如释重负交出稿子之后，次日醒来的刹那，惊觉还是少了一个重要的背景声音：蝉声。于是，赶紧又和雷默说，收回重改。

现在，和交稿又隔了一段日子，于是，心生贪求：如果这小说能再放松点，可能会更好。当然，我又马上宽慰自己：目前也只能这样了。

记得我第一次在《文学港》杂志发小说，是2004年，杂志社还请了吴义勤老师写了评论推介。虽然当时并没有“甬舟一体”的概念，但《文学港》实打实地助推了我这个舟山作家一把。据我观察，这些年来，不独是我，我们舟山很多作家，也得益于《文学港》杂志——甬舟两地的情义，恒久且真实无虚。感谢，是必须的。时隔多年，我很想写个“好小说”作为谢礼，心意虽诚，但笔力迟滞。小说，永远是有缺憾和瑕疵的，犹如我们的人生，但惟其如此，才是真实的吧。

人生的时序在渐渐入秋，在严冬来临之前，我仍将继续努力，我能以小说，去生成此生的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