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乐

摘要：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导致要素难以进入乡村、下达基层。目前，要素下乡大致遵循三条逻辑，即以经济效益推动要素下乡、以政策倾斜吸引要素下乡和以文化精神感召要素下乡。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经济效益难以实现、政策倾斜难以“造血”、文化精神难以实现价值转换等问题，使得要素下乡缺乏稳定性、持续性。针对以上困境，应理顺三者的逻辑关系，统筹下乡要素使用，注重挖掘乡村资源。

关键词：c

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城乡之间要素双向流动，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在我国实现工业化、市场化的过程中，城市向乡村汲取大量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发展自身，导致乡村长期处于要素净流出的境地。因此，現阶段实现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实质上是探索要素下乡的路径。

一、要素下乡的三重逻辑

（一）经济逻辑：经济效益推动要素下乡

生产要素本身隶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要素的流动带来资源优化配置、产业转移等经济现象。而传统农业市场化程度低，缺乏有力、有效的经营主体，为了实现要素下乡，必须针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化的改造。通过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重铸乡村各项业态，使其符合现代化市场需求，从而能产生足够的经济效益，最终达成“百业兴旺”的局面。一旦乡村能融入现代市场、产生经济效益，就可以推动资本下乡持续投入，劳动力返乡就业创业等。

具体而言，要素下乡的经济逻辑有三个特点：其一，要素下乡的主流路径。无论从国际现代化发展的总趋势，还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农业现代化、市场化是不可逆的主流。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就是产业兴旺，就是要让农村产业融入现代化、市场化的潮流中，产生足够的经济效益。其二，要素下乡的主要目的。要素下乡的目的是实现城乡的平衡发展，而当前乡村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产业低、附加值低，从而使得农民收入低，不得不向外务工谋求生计。因此，通过要素下乡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实现城乡间要素自由流动。其三，要素下乡的持续动力。资本本身是趋利的，只有以资本为核心的各类要素投入农业农村时可以获利，这种正向反馈才会使得要素不断向农村持续流动。可以说，经济效益不仅是要素下乡实现的目的，也是要素下乡的不竭动力。

（二）政治逻辑：政策倾斜吸引要素下乡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成了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大量的政策向乡村倾斜，形成了要素下乡的政治逻辑。乡村建设缺乏资本要素，政府明确提出要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力度，从取消农业税到对各类种植养殖的直接补贴，再到当农村普惠金融的支持与发展。乡村建设缺乏人才支持，政府通过各类补贴吸引人才下乡，从企业家下乡到大学生村官，从农民工返乡创业到号召乡贤回归。乡村建设缺乏设备技术，政府大力开展乡村职业教育培训，建设农业科技园区，等等。可以看到，各类要素乡下背后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与倾斜。

具体而言，要素下乡的政治逻辑有三个特点：其一，要素下乡的主导力量。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现代化的变迁。在乡村要素匮乏、城乡要素流动失衡的背景下，政治逻辑实质上是要素下乡主导性力量。无论是资本下乡还是人才返乡，都离不开政府设计的配套制度作为支撑。其二，要素下乡的强力保障。以政府信用为要素下乡背书，凭借政府强大的财力以及组织能力，确保要素下乡真正是下到基层，走入农村。无论是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力，还是通过相关制度组织调动（干部驻村、精准扶贫），政治逻辑的手段是有力、结果是有效的。其三，要素下乡的风险兜底。要素下乡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比如工商资本下乡由于经济效益不符合预期，直接烂尾等，政策本身适配性的问题也可能会造成不利的后果。政府在吸引要素下乡本身会充当监管者的职能，并根据实际情况对政策进行配套调整。一旦风险发生，整个国家机器也可以以层级联动的方式为之兜底。

（三）文化逻辑：文化精神感召要素下乡

相比较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文化逻辑在要素下乡的三个逻辑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文化逻辑既不像经济逻辑符合现代化、市场化的潮流，又不像政治逻辑那么强势、有存在感。而且，生产要素本身属于经济学概念，似乎与文化相去甚远。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对精神层次需求不断提高，传统文化、乡土文化、生态文化越来越受到普通市民重视。部分地区乡村旅游、康养业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带动要素下乡的现象屡见不鲜。而受到乡土文化或乡愁情结的感召，部分乡贤、大学生甚至普通市民主动选择下乡生活。

具体而言，要素下乡的文化逻辑有三个特点：其一，要素下乡的自发力量。城乡二元结构中，乡村作为弱势的一方是不受市场青睐的，而制度和政策安排依然扮演有形之手作用，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文化本身是从群众的认同感出发，从市民本身的精神需求出发，是一种自发形成的力量。其二，要素下乡的适存土壤。现代文化与乡土文化本身是蕴含一定冲突的，这就导致要素下乡极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比如，下乡工商资本带来的现代管理理念与乡村小农文化存在冲突，导致资本难以在乡村获利。相对而言，乡贤因为跟乡土文化连接更为紧密，更容易在乡村发展。再有像部分大学生村官本身不了解农村，也不热爱农村，仅仅将其当做人生跳板，极大影响工作的实效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需要“一懂两爱”的人才，其中“两爱”很大程度是从文化逻辑考虑到人才适配的问题。其三，要素下乡的反哺逻辑。要素下乡的目的最终是实现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而农产品本身附加值低，难以承担城乡要素平等自由流动的任务。相对而言，乡土文化价值和乡村自然生态价值具备一定的稀缺性，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所需求的资源。因此，挖掘乡土文化价值与生态资源价值，有助于推动城乡要素最终实现双向流动。

二、要素下乡面临的困境

（一）经济逻辑难以实现良性循环

现代化工业发展过程是一个资本增密、技术增密的过程。因此，对于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改造，也是通过资金、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农业产业化、市场化。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都是乡村本身所缺乏而需要外部进行注入的。这种投入的资本与技术必须要能产生经济效益，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这种循环往往难以建立。

具体而言，常见会出现以下困境：一是土地流转困难，难以对接外部资本。受历史传统、制度安排等因素的影响，乡村土地分散在农户手中，土地流转困难，外部资本考虑到高额的交易成本以及其他相关风险，并不愿意承担高风险进行下乡投资。二是农产品附加值低，资本逃离种植业。即使解决土地流转问题，在政策支持下资本会下乡发展。但由于农产品价格低、受气候自然影响大、回报周期长，使得资本在下乡之后会逃离种植业，而向农产品加工等产业链前后两端延伸。这种延伸意味着资本反过来要控制种植环节，以获取更低的成本，下乡资本通过自己掌握土地资源，既套取政策补贴红利，又榨取农民剩余价值，不但没有成为乡村发展的“助力者”，反倒成为阻碍乡村发展的“食利者”。三是下乡要素先天不足，后天畸形难以发展。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是相对成体系的，单一的资本、技术、劳动力下乡极其容易出现适配性的问题。比如，当采取现代化机械设备的投入农业生产，与之相对要有适配熟练操作农机的工人。要进行网络直播带货进行农产品销售，则需要相应的营销人才。而无论是乡村本身相对低下的劳动力素质，或者是乡村生产与现代管理模式的不适配，都在无形中提高投入成本，最终会影响经济效益，难以现实良性循环。

（二）政治逻辑难以激发内在活力

政策支持是要素下乡的主导力量，无论基于经济逻辑还是文化逻辑的要素下乡，都无法脱离政策支持与保障。由于政治逻辑在要素下乡过程的主导性，使得要素下乡受政策推力过大，缺乏内在活力。换句话说，一些要素下乡完全是处于政策的强制安排，缺乏内在活力，没有主动性和积极创造的动力，在乡村本身恶劣的发展条件下很难持久。

具体而言，常见会出现以下困境：一是施政囿于马太效应，浪费政府有限资源。要素下乡本身是为了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城乡平衡发展。这就意味着，有限资源应该有意识向先天禀赋差的乡村倾斜。但是，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快速出成果，会将大量资源向集体经济强村倾斜，整体城乡要素并未实现自由流动，大部分乡村依然活力不够。二是存在精英俘获现象，挫伤农民积极性。政府为了吸引各类要素下乡，往往会出台一系列的福利政策。这些福利补贴原意是作为要素下乡，发展乡村的推手，但最终常常沦为要素下乡的目的，部分企业进乡并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仅仅依靠套取政策福利生存。甚至一些不法企业极有可能主动异化为资本牟利工具，直接截断福利对农民或者说直接农业生产者的补贴，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三是指标成为政绩工程，损耗政府公信力。为了保证政策有效推进，往往要对下达的政策建立量化评价体系并进行考核。有的地方政府仅仅从完成考核的角度去推进工作，比如许多农业合作社仅仅是增挂了一张牌子，其本身并不具备承接要素下乡的能力。而乡土社会没有秘密可言，政绩工程过多，会损害到政府公信力，增加政府之后的施政成本。四是过度参与实际工作，损害农民最终利益。部分地方政府对要素下乡提供保姆级的服务，过度参与到实际工作当中去。一方面，这会导致乡村政策依赖性过大，一旦政府抽身而退，乡村建设立马就被打回原形；另一方面，如果政府的专业性不足，会出现瞎指挥、乱建设的情况，也会损伤农民积极性。

（三）文化逻辑难以实现价值转换

乡村中的乡土文化、自然生态、人文景观等，对于城市而言属于相对稀缺的资源。但这些要素资源难以进行市场化，也就无法在资本市场中获取经济价值，使得文化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尴尬的境地，不具备对要素下乡的吸引力。

具体而言，常见会出现以下困境：一是量化困难，同质现象严重。由于文化、生态难以量化，价值化的特征使得有限的转化渠道同质化竞争严重。比如前几年火热的乡村旅游、农家乐这类文化产业，由于提供文化消费品类似，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许多下乡资本兴冲冲进来开发，开发到一半发现无利可图而匆匆撤资。二是城乡错位，价值难以实现。通过实际调研发现，具备乡村文化消费、生态消费的乡愁情结，往往是城市里人的需求，乡村大部分人希望留在城市扎根，乡愁文化、生态风光对他们很少有足够的感召力。现阶段不仅农民留城难，市民下乡也缺乏配套的制度设计，政策导向更多亲资本、亲技术、亲劳动等，使得部分有意愿下乡发展的小市民，缺乏自身价值实现的路径。三是效益低下，热血难以维系。由于经济价值难以实现，部分返乡青年会选择退出农业农村领域，而那些真正热爱乡村、愿意扎根乡村，往往成了默默无名的黄牛。可见，仅凭热爱之类的精神下乡，并不具备普遍性与可持续性。

三、推进要素下乡的路径研究

（一）理顺逻辑关系，打好组合拳

要素下乡的三个逻辑并不是孤立的，经常会以相互结合的方式出现。因此，明确三者的各自定位，理顺三者的逻辑关系，有助于我們“打好组合拳”，推动要素下乡发展。

1.文化逻辑是生命力。文化、生态是乡村独特于城市的价值所在，文化是要素下乡的生命力。要素下乡能否自发下乡，城乡要素能否自由流动，关键在于乡村区别城市的文化价值是否能得到认可。在此基础上，弘扬传统文化，挖掘乡土文化，深化生态文明观念等路径，是乡村独特价值的展现，也是城乡要素交流最终形式。

2.经济逻辑是生命线。文化决定乡村是否活着，而经济决定乡村是否继续活着，以何种形式活着。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产业兴旺，而要素下乡的首要任务就是将乡村纳入市场轨道。只有通过农业农村现代化改革，使农村与城市在市场竞争中取得相对平等的地位，城乡要素自由、公平的流动才可能实现。

3.政治逻辑是关键力量。当前农村弱势地位使得城市生产要素很难向乡村流动，无论是基于文化逻辑还是经济逻辑，都只能是局部改变，不可能彻底改观。因此，政治逻辑是打破这种局面的关键力量，通过政策的倾斜、党建的引领、乡村治理的优化，才有可能扭转城乡要素流动不对等的局面。

（二）统筹下乡要素，注重引用结合

1.先行规划要素安排。哪些项目需要钱，为什么缺钱，具体需要缺多少钱；缺什么样的人才，缺多少个，缺少人才能否培养，培养周期又是多长，等等。这些要素需要先行规划，具体在某个村庄当中，需要的要素不应该是笼统的概念。而没有规划的开发更可能会造成资源的误用与滥用，极大增加二次开发的难度。因此，统筹下乡要素，要做到规划先行。

2.优化下乡要素结构。许多村庄缺乏的要素可能不止一个，大多乡村是既资金短缺，又劳动力稀缺。因此，仅仅投入资金或人力很可能难以达成预期的效果。要结合村庄具体特点，优化下乡要素的结构。比如在资本短缺方面，有的村庄需要资金直接注入，有的村庄需要普惠金融。再比如人才短缺，有的村庄是缺纯劳动力，有的村庄却是缺少农业技术人才。要针对不同实际情况，优化下乡要素结构，提高下乡要素的效益。

3.深化农村集成改革。承接下乡要素，需要乡村搭建好平台，实现要素效益最大化的发挥。但是，乡土社会关系复杂，许多下乡要素在乡土社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要深化农村集成改革，有效激发乡村自身禀赋，对接下乡要素，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三）深挖乡村资源，实现双向流动

1.加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新型业态。传统农业附加值低，下乡要素很难获取足够经济效益。必须优化升级农业产业结构，强调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发展旅游、康养、自然教育等乡村新业态。通过产业、项目吸引资金、劳动力等要素的回流，以经济效益留住这些要素。

2.构建农村资源市场，拓宽转化路径。要完善城乡之间要素交易市场，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农村建设用地加强文化赋值、生态赋值。通过将农村自身的资源价值、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实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3.建立市民下乡机制，搭建流动桥梁。愿意下乡市民不仅是生产要素的携带者，还是乡村文化的认同者，乡村生活的消费者。要建立市民下乡机制，使基于个人意愿的下乡的市民成为城乡间要素交流的传递者，这不仅有利于带动乡村消费，也有助于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公共服务等，从而推动农民能进城、市民能下乡，实现城乡之间要素双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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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浙江省三门县委党校）责任编辑：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