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报道》记者 陈珂

中德要从双方实际需要出发，避免由于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等方面的不同而影响双边关系，“堂堂正正继续做好有利于双边互利共赢的工作”。

在默克尔结束16年的德国总理任期后，一些国际舆论认为，中德关系可能会“冷”一段时间。2021年12月奥拉夫·朔尔茨接棒默克尔，成为德国第九任总理。近段时间以来，“减少对华经济依赖”的论调又在德国渐起,一些研究机构甚至开始评估与中国经济脱钩的风险。

不过，当地时间10月21日，朔尔茨在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峰会时再次表示：“如果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在欧洲理事会有关对华政策的讨论，那么我会说：意见非常一致。欧洲没有相关的声音主张脱钩。”此前的11日，他明确表态德国与欧盟非但不能与个别国家脱钩，而且必须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展开贸易往来。

朔尔茨10月21日在欧盟峰会结束后宣布，将于下月率领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计划已经成行，11月4日，朔尔茨携带由12位德企高管组成的经贸团抵达北京。朔尔茨成为自2019年11月以来首位访华的欧盟国家领导人。

今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采访中，专家向《中国报道》记者强调，德国新政府拥有从默克尔处继承来的优质对华资产，双方对合作大局持肯定态度，创新合作形式、拓展合作领域，最终实现互利共赢，是50年建交史对当前复杂形势下的双方合作所能提供的最宝贵经验。

经济成就可以写进同一个故事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欧洲最强的发达国家，在过去50年的合作成果“超出想象”。

到今天，中欧贸易额中的三分之一由中德完成；两国一天的贸易额是建交之初全年的2.4倍；德国不仅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也已连续6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报道》记者梳理发现，1972年建交后，中德关系定位在10年间实现“三连跳”。2004年双方宣布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2010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又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德高层交往也十分密切，默克尔在任内共12次到访中国，每次“打卡”一座城市，且常有庞大的商务代表团为伴。

“德国是发达国家里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合作伙伴，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高速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谈及在同欧洲各国交往中，德国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俄欧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田德文作了简要概括。

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丁纯也向《中国报道》记者提到，中国是德国少有的建立了政府间磋商机制的大国，双边关系举足轻重。两德统一后，在不同德国领导人任内，积极、务实、深入都是双方合作的总基调。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年初公布的数据，中国连续第6年成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2021年，双边贸易额达2454亿欧元，同比增长15.1%。即便是在疫情暴发初期的2020年，德国对华贸易额也增长3.5%，并未像德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那样在当年出现负增长。

受访专家表示，仅以德国的支柱型产业汽车制造业为例，大众汽车在中国的销售额占其销售总额超过40%，奥迪、奔驰、宝马同样不相上下。而像拜耳、巴斯夫、西门子等其他德企也是中德合作的见证者和获益者。

田德文认为，过去20年间，德国和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成功可以写进同一个故事。

“2000年时，两德统一给德国造成严重的经济冲击，增长缓慢、失业升高、财政负担沉重，当时已经被称为‘欧洲病夫’。科尔在担任总理的后期推出新亚洲政策，全面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合作，并提出以中国为战略重心。施罗德上台后加大改革力度，其对外政策强调跟中国发展经贸合作。2005年默克尔上台后一直到2021年，她坚持了这种政策，中德开展了长达16年的务实合作。在此期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德国经济在欧洲一枝独秀，成为欧洲经济的‘带头大哥’。”田德文说。

复杂背景下的关系波动

中德合作的下一个50年已经开启，田德文阐述了双方继续互利共赢开展经贸合作的必要性。

“德国跟中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贸易量大，还有三点尤为重要。”他表示，一是在对华技术出口方面德国表现得相对开放，这一点上，在技术出口上对华频频设障的美国不比德国；二是德国不仅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欧元区诞生后，还成为欧洲工业竞争力最强的国家，同中国合作实际上相当于把整个欧盟同中国的市场、产能合作联系起来；三是中德合作的态度、方式，给法国、英国、意大利等中国在欧洲的其他贸易伙伴树立了典范。

丁纯向《中国报道》记者强调说，中德间的合作从来都不是中国“单赢”，继续以合作为导向，创新合作形式、拓展合作领域，将会使德国续写成功的故事。

不过，默克尔卸任后，德国出现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倾向。尤其近段时间以来，德国经济部门坚持减少对华依赖甚至对华脱钩的提议，给双方关系蒙上阴影。

据外媒，今年9月召开的七国集团经贸部长会议结束后，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表示，德国对中国的“天真已经结束”，德国经济部正在制定新的对华贸易政策，包括加强投资审查等措施，以降低对中国市场及产品的“依赖性”。

“其实从默克尔后期开始，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都在强调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丁纯告诉《中国报道》记者。田德文也表示，2019年，欧盟明确把中国定位为“制度性对手”，虽然并没有影响中欧经贸合作的大局，但是对中国的提防和限制，应该说普遍地升级了，这种舆论氛围强化了德国对华施压的政治依据。

从德国政府自身角度分析，田德文表示，朔尔茨政府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联合执政，政府内部政见不一。“现任经济部长哈贝克和外交部长贝尔伯克都来自绿党，与德国企业界的关系比较疏远，决策过程中比较强调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政治性指标。”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总理朔尔茨正力求扭转局面。《中国报道》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朔尔茨至少有过3次公开表述，称支持全球化，坚决反对脱钩断链，认为德国必须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开展贸易。朔尔茨已经确认的访华计划也被认为是在践行这一表态。田德文表示，朔尔茨有可能是更多地听取了工业界的意见。

研究德国和欧洲问题多年，丁纯曾近距离接触过当时还是德国汉堡市市长的朔尔茨。2015年，朔尔茨访问上海，并为复旦大学师生作演讲，丁纯是那场演讲的主持人。他对朔尔茨的最大印象是，相较于公众认知里的“中规中矩”，其更显“平实”和“理性”。

“我个人认为到现在为止，朔尔茨本身还是比较谨慎的，在对华关系上不像他的阁僚那样动辄挑衅，尤其是绿党。”但丁纯表示，现在还不能够作出结论，领导人上台后一般都会有政策上的调整，默克尔执政后第一年也搞过所谓的“价值观外交”，给中德关系带来波动。

在丁纯看来，朔尔茨上任时间不久，从大的方面讲，中德关系趋冷实际上是在一种大变局下发生的，其中就有美国坚持对华战略遏制、俄乌冲突以及欧洲要寻找所谓的战略自主。

“德国在能源上依赖俄罗斯，俄乌冲突让德国感受到危机。由于德国的市场、供应链都受中国影响太深，以这种思路去推中国，也有可能使德国产生类似的危机感，所以要提出摆脱对华依赖。”丁纯说，这也跟美国拼命施压、拉拢欧盟有关系。

他告诉记者，法国和德国在“战略自主”上意愿强烈，即不能仰人鼻息，被逼迫着选边站。因此，丁纯提到，在美国施压对抗中国的情况下，朔尔茨此次作出访华决定，也可以理解为斗争使然。“适当的时候打中国牌，用访华来平衡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对美国逼迫德国选边站队的不满。”他说。

中德合作大局未变

数据显示，2020年德国GDP较2019年下降5%，连续10年的经济增长被疫情终结。德国每年95%的天然气进口量有一半来自俄罗斯，俄乌冲突爆发后，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正准备迎接一个寒冬。

受访专家均认为，德国经济本已多艰，如何保持自主精神，从德国的最大利益出发与中国交往，是朔尔茨政府在未来几年必须回答好的问题。

事实上，田德文观察到，除了一些激进分子，欧盟并没有多少人提对华“脱钩”，包括德国。丁纯也强调，摆脱过度依赖和脱钩是两码事，这恰恰显示出德国与美国的差别。“欧盟对中国有猜忌、有警惕，但并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对峙，然后脱钩，因此中美之间脱钩的难度要远远小于中德之间脱钩的难度，德国更多是想摆脱对华依赖。”他说。

在田德文看来，尽管对华经贸合作越来越成为个别德国政客价值观表演的重灾区，但最终还是得看市场的选择。事实上，即便这些年有些杂音噪声，德国工业界跟中国的合作也并没受到多大影响。

谈及接下来的中德合作，田德文向《中国报道》记者提到，中德合作前景对德国新政府执政前景有重要影响。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德国产业面临能源困局的影响，已经出现了一些结构性问题。“失去俄罗斯稳定的能源供给后，德国工业肯定会受到影响，这是比较悲观的一面。当然，德国经济绝不会坐以待毙，在推进能源转型的同时拓展国际工业合作成为必然的选择，而这或许可以给中德合作注入新的活力。”他进一步解释。

观察过去50年的中德建交史，丁纯认为三方面经验值得重视。

首先，德国非中国战略对手，也没有对华战略遏制或者脱钩，因此从中美欧战略三角关系来讲，中国要多交朋友少树敌，做好对欧、对德工作。其次，经济上要以合作为主基调，该竞争也要竞争，这中间要顾及美国因素在中欧、中德之间的影响，“还不能对德国抱有天真的想法，涉及台湾等底线问题不能让步”。最后，要尽可能求同存异，把同德国互利共赢的领域放大做大，比如应对气候变化、绿色数字、新能源汽车等，也包括经济治理，如 WTO改革、抗击疫情、第三方合作投资。

“总体来讲，双边关系一直是比较好的。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大环境的原因等，现在德国出现了要求摆脱对华依赖的声音，或者是跟原来蜜月期相比有一定的趋冷出现。”丁纯表示，接下来中德要从双方实际需要出发，避免由于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等方面的不同而影响双边关系，“堂堂正正继续做好有利于双边互利共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