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发表公报，宣布由美、苏、英、中、法五国共同发起召开筹备成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制定《联合国宪章》。中共中央认为，这是一个走向世界的重要契机，必须参加其中工作……

顾维钧力争应增加中共代表

1945年2月1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致电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提出：旧金山会议不能仅由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出席，中国代表团应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面代表共同组成，且各占三分之一。

  美方认为这一建议是合理的，但重庆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派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他们认为，只要组织一个国民党方面三到五人的小型代表团出席会议就可以了。经蒋介石同意，外交部长宋子文被指派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但此时宋子文正专心与美国洽商军事、财政等援华要事，只能挂个名，有关中国代表团的组建以及向大会起草各种提案等事宜，全都委托给了内定的代表团员、时任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全权处理。这样，顾维钧便担负了中国筹备旧金山会议的主要工作。

  3月初，顾维钧为此专门从伦敦飞回重庆。顾维钧是我国著名的职业外交家，早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他就代表中国参与筹备国际联盟的建立，并担任中国驻国联首任代表。但顾维钧并非国民党高层，所以，他对中共并不持有敌对态度。他认为，为了维护中国的大国形象，不给国际上一些关于中国政治分裂的舆论制造口实，中国代表团应当由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组成。

  3月6日，在与蒋介石会面时，顾维钧表示，中国代表团的组成应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包括持有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表，以便向世界说明中国代表团是真正全国性的。蒋介石不同意他的看法，坚持认为代表团有三五个人就足够了。顾维钧反复游说，说明中国要做世界“四强”，必须显示政治上的开明，蒋介石无言以对，这才稍微改变了态度，表示可以考虑增加选派一名妇女代表和一名无党派人士做代表团顾问。顾维钧见此，轉而向外交部长宋子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表达他的意见。宋子文、王世杰碍于蒋介石的态度，一时并未给予明确支持。

  3月19日，宋子文告诉顾维钧，经蒋介石批准，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将由他自己与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胡适、施肇基、胡霖、吴贻芳共八人组成，其中，胡适、施肇基和顾维钧三人是非国民党的代表，胡霖、吴贻芳是无党派人士。顾维钧认为，这种形式仍体现了国民党一党之私。

  就在此关键时刻，3月22日，蒋介石收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3月15日起草的一封电报，内称：“余愿使阁下知悉，如阁下之代表团容纳共产党或其他政治结合或政党在内，余预料不致有何不利情形，实则此种办法有显著之利益，若能容纳此类代表，在会议中必能产生良好印象。”因蒋介石当时在昆明未回，宋子文先给顾维钧看了这份电报，并说此电属于官样文章，也可不听从的。但顾维钧看罢却表示，这表明了罗斯福对中国代表团应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一事很重视。

中共曾提出三位人选

  3月23日，顾维钧抵达昆明后即赴蒋介石的住处。蒋介石看完罗斯福的电报后，“起初似乎颇感兴趣，继而显得心烦意乱”。他强调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并询问罗斯福提出这一建议意图何在？顾维钧考虑一下后说，这可能与中国即将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有关。目前在各大国中，中国最易受别国攻击，而罗斯福既已支持中国名列“四强”，就必须顾及中国在大会上的形象地位和影响，因此，他希望看到中国代表团显得越发团结有力才好。

  蒋介石此刻对美国求助甚多，因此对罗斯福总统本人的建议，绝不能置若罔闻，至少要做到表面上的大团结。于是，3月26日，蒋介石回电罗斯福，告诉美方，中国决定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十名代表中，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两个反对党的代表各一人。

  次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修订后的中国代表团名单，其组成人员为：外交部长宋子文、驻英大使顾维钧、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驻美大使魏道明、中国青年党领袖李璜、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张君劢、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著名学者胡适、金陵女子学院校长吴贻芳、《大公报》总经理胡霖。

  中国共产党曾提出，由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博古）三人中选一人参加旧金山会议，但蒋介石以他和周恩来多年来的交往，知悉周恩来高超的社交活动能力和人格魅力，因此非常忌惮，坚决不让他出席会议。而顾维钧在任驻法国大使期间曾与董必武有过交往，比较熟悉。顾维钧对董必武关于国际事务之通晓印象深刻，认为董必武完全具备出任代表的资格。他向国民党高层表达了这一看法，因此，董必武最终入选。

顾维钧拟定了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原则：一、每个代表都应有事做，以增强责任感，不致因无所事事而专挑别人的毛病；二、所有代表不论政治背景如何，享有同等待遇；三、重大问题由全体代表集体商议作出决定；四、各位代表可自由接见记者，但谈话不许涉及中国内政，因为代表们代表的是全中国而不是某个政党。顾维钧提出的这些原则得到了包括董必武在内的全体代表的一致同意，由此确定了相互间合作共事的基础。按照代表团的工作分配，董必武等三人负责会议第二大委员会下设的第一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内容是商议关于未来联合国机构及议事程序安排。

董必武展现胸怀与睿智

实际上，国民党方面虽然被迫同意中共代表董必武赴美参加旧金山会议，但这并非出于真心，由此，他们又部署了种种防范措施，对董必武在会议期间的活动进行限制与干扰。3月31日，蒋介石更是给驻美大使魏道明发去密电一再吩咐。

  当时，美国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前来旧金山参会充满了好奇，紧盯董必武的言行不放，刊发了许多报道。董必武在会议上坦然面对西方记者的采访，实事求是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追求世界和平和维护民族利益公而无私的立场，维护了大局和中国代表团的团结，展现了共产党人的胸怀与睿智。

  为向国际展现中国代表团团结统一的形象，顾维钧建议由代表团全体代表出面，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虽然王宠惠、魏道明等不主张让全体代表出席，以免回答记者提出的难题时“出错”，但在顾维钧坚持之下，5月1日举行了中国代表团的记者招待会，全球各大媒体有六十余名记者出席。

  有记者提出要求，要会议主持宋子文向大家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让他们“看看他究竟是否看上去危险”，宋子文于是就向记者们介绍了“我的朋友”董必武，并强调“我们已共事二十余年”。而董必武也彬彬有礼，极有风度地向记者们鞠躬致意，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整个旧金山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基本上做到了团结合作，维护了举国一致的形象，达到了在大会上增强中国地位的目标。在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而其中，董必武的出色表现起到了关键作用。历史也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二战之后以《联合国宪章》为原则基础的世界秩序的创立者之一。

（摘自《世纪》宋庆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