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洪燕（景德镇陶瓷大学，江西 景德镇 333403）

一、海昏侯墓雁鱼灯的“身世”

（一）出土背景

海昏侯墓出土了大量的金器、青铜器、漆器、陶器等。其中，仅金器就有478件，重量约115公斤。无论是数量还是重量，在目前发现的西汉高等级墓葬中海昏侯墓都名列第一。青铜器3000余件（套），其中主墓内共出土铜器500余件（套），漆木竹器共出土约3000（件）[1]。在这众多珍稀、精美之物出土时，一对青铜雁鱼灯引起世人瞩目。在海昏侯墓的雁鱼灯出现之前，我国墓葬出土雁鱼灯仅仅四件，分别出土于山西襄汾县吴兴庄汉墓、山西省朔县、陕西神木市，还有一件损毁严重，无从考证[2]。海昏侯墓出土了一对雁鱼灯，且做工精美，保留完整，在已出土的雁鱼灯中墓葬等级最高，为雁鱼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

（二）制度文化与科技工艺背景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制度文化对器物造型与审美情趣的影响是重大的。汉代便受到了谶纬神学思想的影响。谶纬的目的不仅是印证君权神授，儒士还想要利用谶纬来限制无限扩张的皇权。但是，形式的发展出乎意料，谶纬最后成为政客之间的武器，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如刘贺被废黜是由于他本人在政治上轻浮的举止，导致一语成谶，谶纬成为霍氏操纵废立的舆论利器。汉代画像砖更加明显地体现了谶纬神学思想。汉代人企图通过画像来隐喻人类行为中祥瑞或者灾异的征兆，例如江西出土的“拜谒西王母图”（图1）。画像石上可见，帷幔之内，西王母端坐于龙虎座上，侍女手执便面立于左侧，其面前一人匍匐跪拜，一人佩剑手捧仙草（或禾穗），其间为三足鸟；帷幔之外两侧，有佩剑、执戟的门吏守护。由此，整幅画面的意趣，可以理解为求仙、求寿、求子等。

图1 拜谒西王母图

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辛追夫人的棺木上绘满了羽化升仙、长生不死的故事。在河北省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上，用金丝错出的云气纹样在山峰周边环绕，营造了一种烟雾缭绕的神仙意境，体现了汉代统治阶级的长生不老的愿望。与笔者在海昏侯墓中拍摄的博山炉有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雁鱼灯上没有明显的谶纬神学思想的表现，但是可以从雁鱼灯的工艺上推断出其与汉代统治阶级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青铜器是中国古代主要的手工业器具，也是重要的礼器和祭祀用具。尽管青铜工艺在汉代后期由于炒钢技术的发展，逐渐被钢铁工艺所取代，但是并不意味着汉代的制铜技术没有发展。正是由于青铜原料在汉代仍然属于贵重金属，且高超的冶炼铜器技术被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才会促进炒钢技术与其他合金技术的发展。青铜的铸造方法基本分为两种，范铸法和失蜡法。范铸法制作的器物需要经过制模、制范、浇筑三个过程，失蜡法则是运用蜂蜡的冷却可塑性及高温熔化为液体的原理制作器物。对于制作雁鱼灯的工艺而言，并不是一次范铸就可以完成的。雁鱼的腹部、足部为灯座，颈部作为灯管与下端相连接，嘴部衔着的鱼作为灯盖，还有灯盘和灯罩都需要分别制作，然后再进行拼接。每一个部位的制作都有着严格的要求，这样拼接出来的雁鱼灯才可以灵活使用。由此可见，拥有着极高制作成本与制作工艺的雁鱼灯应属于汉代官营生产的。

（三）形制背景

汉代，是灯具出现的高峰期。一是得益于汉代建筑业的发展，灯具作为照明工具，使用率大大提高。二是“太学的兴盛”，西汉初年，汉惠帝下诏“除挟书令”，废除了秦汉的焚书禁书令，成为汉代书籍发展的起点，私学同时兴起，让汉代人的读书热情高涨，也让灯具的发展走向了高峰，东汉晚期达到顶峰。从时代上看，西汉时期青铜灯具的总量多于东汉时期。像雁鱼灯这类形态特别的釭形灯，只在西汉时期出现和盛行。豆形灯和浅盘形灯是最普遍、使用时间也最长的一种灯具，一直沿用到魏晋时期。陶多枝灯流行于东汉后期。釭形灯在西汉前期比较普遍，流行时间较短。铜耳杯则出现于东汉早期，流行于东汉。其中还存在陶器仿铜器、铜器仿木器和木器仿陶器等。东汉时期流行的陶灯，是在西汉统治阶级使用铜多枝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铜耳杯形灯则仿照了汉代流行的漆器—耳杯的外形，木灯中的豆形灯和陶托灯俑均仿照了陶灯的形态。但是雁鱼灯的器型不是仿照其他材质的器型而来，笔者认为此器型是从画像石上获得的灵感。汉代许多画像石上有雁鸟衔鱼的形象。其中，河南登封画像石（图3）与雁鱼灯在造型上有很多相似之处[3]。

图2 错金博山炉 刘胜墓出土

图3 河南登封画像石

“釭”是一种空管状结构，釭形灯具有单釭与双釭之分。雁鱼灯属于单釭形灯，并且在造型上将雁的形象与鱼的形象结合，精美又生动。雁鱼灯通体彩绘，雁足展开作为灯体的支撑，雁身肥硕圆润，内部用以装水，起到溶解动物油燃烧时产生的废烟作用。雁身还有细腻的羽毛纹路，雁颈部做出回首衔鱼的姿态，颈部中空，是燃烧时烟气流通的管道。鱼嘴微微张开，鱼身很自然地被叼在雁嘴中，作为灯罩使用。

二、雁和鱼的象征意义

（一）雁的象征意义

雁这一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物象，被赋予了许多象征意义，但根本上是源于雁的生物特征与统治阶级及社会发展的需要所达成的某种程度的契合。

雁在迁徙时，会排列成一定的阵型，由头雁带领，其他雁在头雁之后有序随行，具有等级序列严明的特征。在北魏时期，人们把定期来朝觐见的北方少数民族部落的首领称作“雁臣”，对应臣子关系。

其次是礼制上的象征。由于雁一夫一妻制的习性，被人们赋予了夫妻关系和睦、互相忠诚的象征意义。《仪礼·士婚礼》是我国最早关于婚礼的典章，记载了古代婚礼的六个步骤：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其中，除纳徵外的其他五礼均需执雁为礼。雁侣之间这种从一而终与婚姻中的忠贞义务相契合，成为婚礼上的重要用礼。就像学校翠湖里的一群鸿雁，当其中的两只鸿雁结成配偶之后，就会与其他鸿雁分开，过上自己的夫妻生活。同时，雁形象的器物作为丧葬礼器与主人一起下葬，也象征了忠诚之意。汉代儒学思想盛行，雁的形象被更为广泛地运用起来，深受统治阶级和人们的喜爱，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器物之上。这可能是雁鱼灯造型出现的原因之一。

（二）鱼的象征意象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鱼有着丰富的象征义。例如我们常说的“年年有余、富足富裕”与鱼最早象征的生殖意义相关。在人类发展史上，人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渔猎时期，当时的生产力低下，人对自然的认知水平有限，对鱼等生殖能力强的动物产生了生殖崇拜。同时在母系氏族时期，掌权的女性希望通过鱼这一符号来达到凝聚氏族部落和祈求人丁兴旺的目的，以此巩固女性的地位和权力。

三、雁鱼灯的和合之美

在关于雁鱼灯的讨论中，几乎都是关于自然美与功能美的讨论。确实，雁鱼灯的造型取自于自然界动物形象的结合，将和谐、吉祥的美好精神寄托于器物之上，有着自然之美。在作为照明工具使用时，烟雾经过雁鱼灯的脖子到达雁鱼灯的腹部，腹部的水可以起到过滤烟雾的作用，从而减少环境污染，达到环保的目的。将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相结合，可以看出汉代超高的审美水平和工艺水准。笔者对以上观点表示赞同。但是，笔者认为从雁、鱼的象征意义这一方面来看，雁鱼灯更多地体现了儒家传统美学思想之一的“和合之美”。

在中和之美的美学内涵当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文质彬彬”。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野”为粗俗，“史”即文过饰非、华而不实。缺乏内在的修养，人就会变得粗野，而文过饰非，显然会变得矫揉造作，脱离本质，自然显得“史”了。这一观点也影响着儒家的工艺美学思想，“文”可通“纹”，衣服的外在形式需与人的内在相和谐。“文”是重要的，但若这种形式的表现超过了内容，则会走向极端。“文”与“质”的统一，需要“彬彬”配合恰当，这才是人的一种完美状态。不仅是人，雁鱼灯这一器物，也体现着这一思想。雁鱼灯的造型、线条、动态、色彩都栩栩如生，精益求精，在内涵上也毫不逊色。通过雁、鱼的形象与寓意，把形式与内涵中和，将天地之和，人人之和融于器物之中，雁鱼灯表达了统治阶级追求政治和谐、社会和谐的思想内涵。

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礼”在阶级统治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和”是儒家礼教的核心概念，是儒家所追求的社会美的集中体现。礼乐文化以礼为主，以乐为辅，礼的作用辐射到了各个层面，如典章、制度、礼仪、习俗、习惯、法律道德等。君王的为政之道在于和，但是不能事事都追求和谐，还需要用礼来加以节制。这里讲究的中和之美，便是和谐、协调。从雁鱼灯的制作工艺和稀有程度不难看出，雁鱼灯很有可能是作为一种赏赐之物存在于西汉时期的，类似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长信宫灯，这两种器物都可以通过调节灯上的装置改变灯光的方向与强弱。雁鱼灯被统治阶级赋予了和谐、安宁、中和之意，传达给被废至豫章的海昏侯刘贺。

四、结语

海昏侯雁鱼灯这一器物，不仅兼具功能性和审美性，还体现了儒家美学中的重要思想之一—中和之美，展现了儒家社会美的“中和”精神。鱼和雁结合的造型不仅具有艺术性，在意象上还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色，同时也是存在于统治阶级与群众意识深层的审美情感之一。

图4 海昏侯墓雁鱼灯（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