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秀丽 ，梁天祺，2，胡 方，林秀巧

（1.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河源 517000； 2.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65；3.河源市连平县忠信镇文化站， 广东 河源 517139 ）

2011 年6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施行标志着我国非遗保护进入了新阶段。 传统工艺类非遗兼具文化性、实用性和艺术性，是工业化生产所不能完全替代的，是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合理的开发与利用能够发挥其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文化振兴和产业兴旺的作用［1］。政府部门非常重视传统工艺类非遗的活化和振兴，并出台了许多相关政策促进其发展。2012 年，文化部印发《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指出，非遗生产性保护是在有效传承非遗技艺的前提下，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 这一保护方式主要在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和传统医药类非遗领域实施。2017 年，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共同印发《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指出，振兴传统工艺有助于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弘扬工匠精神和促进就业，并提出了十项主要任务和四项保障措施。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出“大力推动农村地区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培育形成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传统工艺产品，促进传统工艺提高品质、形成品牌、带动就业”［2］。 由此可见，进一步探究传统工艺类非遗如何更好地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是目前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目前，学术界有关传统工艺类非遗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非遗的开发利用，主要通过生产性开发来实现对手工艺类非遗的保护，结合文旅视角策划创意设计以及打造创意产业。 如王艺颖和唐承林将非遗手工艺衍生产品开发流程分为价值识别、价值重估、价值匹配与价值获取四个步骤，最终实现非遗经济价值实现［3］。 肖瑱、许孟巍等建议运用非遗文化IP 开发、跨界融合的方法实现传统手工艺创新发展和传承［4］。也有部分研究者从多维度视角入手探寻传统手工艺类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方法和路径，如杨艳霞和张尔君基于消费者视角从手工艺类非遗认知、评价等角度探寻开发利用路径［5］。邹芸从文化生态视角探寻四川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保护和传承的策略［6］。许逸敏和张定青等基于文化空间视角从建筑本体保护、空间功能提升与村落环境整治三个方面,探讨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利用对策［7］。 二是传统工艺类非遗教育，如李玫和邱菊芯通过研究近代漆艺传习向工艺美术教育转变的契机和特征，探索漆艺持续发展路径［8］。唐文忠和徐羽中等结合职业教育的改革方向，探索“现代学徒制”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实现模式［9］。 三是与扶贫、乡村振兴相结合，通过挖掘和发挥乡村非遗资源，指出发展中的问题，最后提出实现乡村振兴的对策。

忠信花灯作为客家地区兼具人文、观赏与经济价值的传统手工艺类非遗项目，于2018 年入选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名录，可见忠信花灯具备一定传承基础和生产规模，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在带动全国传统工艺类非遗发展和振兴中产生了示范与引领作用。 目前，学术界对忠信花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探寻将忠信花灯与教育教学相结合，如刘夏怡、吴冰、李颖以职业教育为平台，构建了忠信花灯文化传承发展的“文化+教育+产品”模式［10］。 肖文婷、赖红梅、韦向华三人均从学校美育角度探讨忠信花灯课堂教学实践［11-14］。二是将河源连平忠信花灯与梅州兴宁花灯进行结合对比研究，如周云水从传统技艺和节庆民俗两个角度入手，从传统技艺方面描述花灯详细制作流程以及对技艺能够保持活态传承进行分析，从节庆民俗方面阐述吊灯仪式的详细过程，并提出通过传统技艺与民俗结合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建议［15］。 三是基于忠信花灯文化的本体研究，如罗文冠、刘星、卢梦辉均探讨了忠信花灯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16-17］。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传统工艺类非遗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从文化变迁的视角透过非遗文化在新语境下的演化趋势来探寻非遗文化活化振兴路径的研究成果还较少。 对于忠信花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本体文化挖掘和文化对比研究以及在产业化和教学方面的实践应用，缺乏对忠信花灯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演化趋势以及综合性规划发展等方面的研究。 本文以忠信花灯为例，探究其在后非遗时代①背景下以及在内部文化自适应和外部文化选择的双重作用力下的演化趋势和活化振兴路径，以期对传统工艺类非遗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 忠信花灯概述

（一）忠信花灯的历史背景

忠信花灯起源于宋末元初。 自宋元以来，从中原迁徙而来的部分群体定居于忠信地域，并带来中原花灯文化。 在与当地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忠信花灯有了装饰艺术成分，有了新的内容。在明末清初，忠信花灯开始盛行，至今已在民间流传了几百年。目前，在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东南部六镇，即忠信镇与周边的五镇，忠信花灯依然被广泛使用，并成为传统赏灯民俗中的艺术精品。 这也充分说明了忠信花灯耐久的生命力和奇特的艺术魅力。

（二）忠信花灯灯款与文化价值

忠信花灯整体结构特点为上方下圆，上部有灯盖，挂有灯联、灯带；中部灯身通透；下部有灯衣、灯裙。 历经演变，现在忠信花灯灯款繁多，有缭丝灯、宫廷灯、参灯、磨灯、紫灯、龙凤灯、宝莲灯、百公灯、廓灯、五福灯等（如图1 所示）。 但其制作工艺都保持着原始特色，如手工扎架、剪纸、描画、裱糊等。 忠信花灯独特的设计造型和制作工艺，使其成为集绘画、剪纸、书法、对联、诗词、编织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品，也成为连平县独有的美术工艺品。 经调研得知，不同地域、不同家族使用的灯款有所不同，最常用的灯款是缭丝灯和龙凤灯。 其中，忠信镇以状元灯、参灯、缭丝灯为主，油溪镇以状元灯为主，三角镇和大湖镇以磨灯为主，高莞镇以伯公灯为主。 这些花灯都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已成为河源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元宵节装扮、忠信吊灯习俗（省级传统民俗类非遗项目）的重要载体。

图1 忠信花灯主要灯款

（三）忠信花灯传承人概况

目前忠信花灯项目市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共有4 位，其中省级传承人有3 位，市级传承人有1 位，从艺时间均在40 年以上（如表1 所示）。 由表2 可以看出，传承人群体中虽以中老年人为主，但非代表性传承人群体和一般性传承人群体数量较多，且多与代表性传承人为同宗族关系，年轻一辈传承人主要为一般性传承人。 这为忠信花灯传承的中坚力量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表1 忠信花灯市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信息②

表2 2019 年忠信花灯技艺培训班人员信息③

二、内外驱动力下忠信花灯的演化趋势

（一） 使用方式趋向多样化

忠信花灯是依托传统民俗（吊灯习俗）以祭祖和添丁为内容在家族祠堂举行仪式所用的物品，这是忠信花灯最古老的使用方式，也是忠信花灯得以顺利流传下来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时间以及特殊的寓意也让忠信花灯的使用和传播受到较大限制。 随着忠信花灯申遗成功，忠信花灯在使用方式上也在与时俱进，通过社会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挖掘和升华花灯文化内涵，传承人通过多种方式传达花灯的新寓意，让花灯有了更多的用途，也让花灯走出祠堂，进入当地百姓日常生活中。 忠信花灯的使用方式趋向多样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使用场合，二是使用时间，三是使用途径。 据调研，最初忠信花灯使用场合还是在节庆场合，但时间不再是从腊月二十五日到正月二十日，而是根据使用者的节庆时间来定，如在结婚嫁娶、店面开张、节日庆典等活动上也开始悬挂花灯。 随着文旅融合的推进和深入，忠信花灯的使用途径也变得更广，在当地政府、花灯传承人、企业、高校四个方面共同努力下研发具有花灯元素的文创产品，目前已研发的激光雕刻并可以拼装的纸质和绒布材质的龙凤花灯已成为一款兼具教学和装饰两方面功能的产品（如图2、图3 所示）。这样既便于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又能使花灯成为便于携带的旅游文创产品，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而研发的“花灯奖杯”在南粤古驿道定向越野大赛中作为奖品使用。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许多在大城市居住且具有吊灯习俗文化观念的连平人，如果上一年家中有添丁也会在正月十三“上灯日”在家中挂起花灯。与以往在宗族祠堂挂花灯不同，居住在城市的家庭吊灯地点发生了变迁。这种变迁现象现在正变得更为普遍。

图2 文创款花灯——龙凤灯

图3 忠信花灯进校园活动

（二）传承渠道趋向多元化

据调查发现，阻碍忠信花灯传播和发展的因素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地域性。忠信花灯与当地添丁文化关系密切，是吊灯习俗的必需品，依托吊灯习俗发展，有着很强的地域文化特性，但同时也形成了地域局限性。 吊灯习俗虽在粤东北客家地区广为流传，但各地所使用的灯款各有不同。二是传承规矩。受制于封建社会旧俗的沿袭，忠信花灯以往传承十分保守，有“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规矩。从表3 中可以看出，12 位忠信花灯制作传承人均为男性，且均为家族传承。 其中，以家族传承中最为正统和典型的传承模式——父子传承模式为主。 比如，省级传承人赖焕清上承祖父和父亲的技艺传授，下传其子阿松，其祖上六代都是花灯制作传承人，其子阿松是花灯制作第七代传承人。 随着非遗外部环境的变迁，原本的传承方式使得制作技艺群体不断老龄化和萎缩。 为应对这一局面，传承规矩最先发生转变。 经调研得知，在从艺时长30 年以上、具有影响力的15 位传承人中有两位女性。 2014 年忠信花灯制作基地的落成标志着数百年来“忠信花灯制作技艺传男不传女”的传统旧俗被正式改变，传内不传外和传承方式以家族传承为主的模式也随着“后非遗”时代背景下河源市政府推行非遗进校园活动而改变。 忠信花灯分别进入忠信镇中心小学、大湖中学、连平县二小、陂头镇中心小学、三角镇中心小学与深河中学等学校。此外，调研中传承人表示，对于有意向学习者不论出身都愿意传授制作技艺。 这样就拓宽了非遗技艺传承途径和方式，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花灯文化和学习花灯制作技艺，体现了传承对象和渠道的多元化以及由封闭转向开放的包容姿态。 文化地域方面的阻碍随着花灯寓意的创新、政府和文旅推动以及花灯使用场合趋向多样化而逐渐被打破。 这对推动农村旅游发展有重要意义［18］。

表3 忠信花灯制作传承人信息④

（三）灯款、工艺和寓意的丰富与创新

忠信花灯原本基础灯款不多，许多款式都是在演化过程中不断丰富而形成的。 传说在明末清初有位宫廷画师和赖志稳的老太公交好，特意以宫廷画手法画了几幅宫廷灯图相赠。 于是，后人便将宫廷灯元素加入到忠信花灯制作工艺中，形成了宫廷灯。 现今的忠信花灯制作工艺大赛激发了花灯传承人对忠信花灯创新的热情。 赖志深从基础灯款中进行创新，打造出玫瑰花灯。罗衍初在基础灯款中进行创新打造出福瑞灯。随着现代生育观念的转变，不论生男孩还是女孩都吊花灯。 为了满足生女孩家庭的需求，花灯传承人进行创新，推出了才女灯。 接近失传的走马灯也在工艺大赛中重现。 花灯传承人不断摸索创新，尝试将其他地区的花灯款式及工艺与忠信花灯进行融合。 省级传承人赖焕清在与佛山花灯传承人交流中受到启发，将佛山莲花灯元素借鉴应用于忠信花灯造型改良中， 改良后的莲花灯托盘吸收了大湖磨灯的优点，采用佛山灯彩艺术方法，设置了莲花花瓣的托盘，里外双层，富有立体感。 莲花灯灯身内的灯鼓以及回廊、灯盖，仍保留了彩门，又多添了廊柱图案纹样。

葏竹是忠信地区最常见的一种竹子，也是以往制作忠信花灯最主要的材料之一。 但由于葏竹密度低、耐腐蚀性差，长时间存放容易生虫，现代花灯传承人大多选择苗竹代替葏竹，用以提升花灯质量。其次是花灯的装饰方面。灯带是固定在花灯角落并呈下垂形态的装饰物，当花灯悬挂遇风时能够随风舞动更显优美姿态，但多数客户使用后认为灯带有些累赘，因此现在部分花灯在设计上已去掉了灯带，使其结构更显得简洁。 在花灯的光源方面，以往忠信花灯的光源主要以煤油灯为主，需要吊灯者每过一段时间添加煤油以保证花灯的亮度，现在已被白炽灯、LED 灯等替代。

花纹样式是花灯寓意的关键。 由于灯和“丁”谐音，因此忠信花灯最重要的寓意就是向族人传达“添丁”之喜。 传统花纹样式有“山水花鸟”“和合美满”“龙凤呈祥”“麒麟送子”等表达祥和的传统题材。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部分花灯传承人对手艺自发性保护意识的增强，通过花纹样式的创新丰富花灯寓意与内涵。 花灯传承人赖秀山在缭丝灯的基础上采用连环画的剪纸图案形式，在连续两届的忠信花灯制作工艺大赛中都获得了一等奖。 比如，鲤跃龙门作品（如图4 所示）。据介绍，观赏者需要从下往上看，最下层是莲花鲤鱼，讲述了莲花池里的鲤鱼向上越过江河、进入大海、跳过龙门，最后化身为一条龙，寓意“事业成功地位高升”⑤。 花灯花纹样式多取自日常生活，花朵姿态、烟盒包装、广告宣传等都是现代花灯图案的灵感来源。 花灯传承人还借助现代信息技术， 在网上下载图案模板或将自己即时创作的图案进行建档，然后根据买家的具体情况和时代发展变换花纹图案进行花纹创新，以收到新旧结合、与时俱进的效果。

图4 第二届忠信花灯制作工艺大赛一等奖作品——鲤跃龙门

（四）从民间自发到官民合办

忠信花灯伴随民间赏灯习俗而产生。 客家先民南迁至忠信，为期盼家族壮大、人丁兴旺和拜祖敬宗而举行吊灯上灯仪式。 据清雍正八年卢廷俊编写的《连平州志》记载“上元喜簇花灯，做龙狮各种戏舞”可知，吊灯习俗的这一程式早已在民间传袭，忠信花灯是这一程式的重要物品。 如果说以民间为主导的自发行为为推力，以政府为主导的行为为拉力，那么在这一时期几乎只有民间自发行为的推力来维持花灯文化的传承。 在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引领下，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根植于民间的传统技艺开始发生转变。 忠信花灯独具地方文化特色，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成为河源唯一的国家级美术类非遗项目入选第三批国家非遗保护名录。 忠信花灯传承人在生活保障、技艺传承方面得到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支持，但“重申报、轻保护”致使部分传承人对技艺传承和保护的主动性降低。 这一时期是民间自发到官民合办的过渡期，以政府主导的拉力是主要力量，虽然在不断增强但力的作用点不准确。 民间自发的作用力由于制度缺失而存在惰性，作用力不强，这一时期非遗保护的效果不佳。 进入后非遗时代，围绕“重保护和重传承”展开非遗工作，传承人退出机制和传承人年度考核机制的出台使得传承人对技艺的自主保护意识增强。 在政府推动下，原本的“花灯街”已成为用于花灯展示的重要区域。 忠信镇文化站建起集保存、展览、教育以及研究功能于一体的忠信花灯博物馆，在吊灯习俗的发源地司前古寨打造忠信花灯民俗旅游风景区。 每两年至三年一届的忠信花灯节、忠信花灯制作工艺大赛等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团体组织承办的围绕花灯文化展开的活动，都标志着忠信花灯由民间自发到官民合办趋势的形成。 以传承人为主、政府部门为辅的官民合办模式促使民间自发行为的推力作用复位，以政府作为行为主体的拉力作用点得到纠正。

（五）产品创收趋势增强

随着花灯使用的多样化，花灯给当地带来的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创收主要表现在吊灯仪式、节庆场合与文旅场景三个方面。原本局限于室内展示的花灯经过改良走到室外。中央电视台“激情广场·奋进连平”大型花灯歌会、吊灯习俗摄影展、忠信花灯节等文旅活动都在宣传花灯文化，许多游客慕名前来一睹花灯文化盛景，给当地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 2020 年，连平县旅游总收入达31.52 亿元，较上一年增长9.8%，当地建立起“以文促旅，以旅带艺”“文旅搭台，经贸唱戏”的“花灯经济”增收模式。 作为忠信花灯民俗旅游风景区的司前村2020 年集体经济收入309.2 万元，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5 万元；上寮忠信花灯制作基地产量占据花灯需求总量的70%以上，可以创造近百万的收益。 传承人赖志稳认为，上寮花灯这个品牌早已超越了“观赏、祭祖”的作用，其文化和经济价值在递增。

（六）传承人由半职业性趋向全职业性

传承人由半职业性向全职业性转变是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过程。 由于忠信花灯具有季节性销售的特点，忠信地区传统上以农历每月三、六、九日为墟日，这也是一年当中花灯售卖的主要时间段。 花灯传承人多数是在每年腊月前后开始制作花灯，花灯只能在一定时期内产生经济效益，因此花灯制作更多的是传承人的副业或兴趣爱好。 调研发现，许多花灯传承人只有制作花灯的一技之长，对花灯产业的依赖程度较高；但迫于生计，在其他时间段里还要外出务工，从事薪水待遇较低的工作。 随着花灯使用场合日趋多元化，花灯寓意不断创新，政府主导的文旅活动更加丰富，社会对花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且花灯的时空销售特性也在减弱，许多传承人表示会将制作花灯作为主业，并搭建或扩大制作工坊来生产更多的花灯。 不论是出于生计还是兴趣爱好，花灯传承人这一转变证明了忠信花灯产业正在不断发展壮大，拥有良好的自我造血能力。 全职化发展趋势可以让花灯传承人全身心地投入花灯的制作、传承与创新当中，使传承人的花灯制作技艺具有更深的造诣，推动忠信花灯产业更好地发展。

三、 后非遗时代忠信花灯面临的内外困境

（一）内部困境

1.传承人培养方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关键在于它是以人为载体进行的活动，因此要强调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 忠信花灯在外力和自适应调整双重作用下家族传承模式传承效果最佳，培养的多位年轻接班人基本可以掌握全套制作流程。 然而，师带徒的外传情况则令人担忧。 据忠信花灯省级传承人黄友良⑥介绍，由于忠信花灯种类繁多，制作工序复杂，很多徒弟只能掌握其中的部分工序，此外中途由于各种缘由而选择放弃的徒弟也较多。 因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外传的徒弟能够掌握忠信花灯完整的制作工序。 忠信花灯制作技艺集中了扎架、剪纸、描画、诗词、对联与书画等，对制作者美学素养和文书功底要求都很高。 但大部分传承人表示可以免费收徒，对徒弟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限制。 这也是对外传渠道一直传承无果而做出的无奈妥协。

后非遗时代的非遗进校园、非遗传习所建设、非遗研学团等传承保护措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传承渠道，但这些传承渠道还主要停留在简单的操作体验层面，且现有的传习课程仍然处在摸索阶段，课程设置多存在主观性和不系统性，主要体现在用讲座或分散且短期的课程来进行讲授以及不分授课对象无差别地进行讲授等。 这类传承类培训班虽然在提高非遗社会关注度、推动公众广泛参与等方面颇有成效，但在非遗技艺传承培养方面效果不佳，技艺传承效率较为低下［19］。

2.创新方面

传统忠信花灯用料的特殊性影响了其销售范围。 此外，传统灯架的结构很难抵御大风大雨侵袭，因此降低了花灯的展示效果，使其显得十分“娇气”，亟须改良和创新。 经调研得知，忠信花灯传承人在创新方面仍处于浅层，即主要集中在花纹样式方面，对即兴创作的花纹样式常采用手绘或打印的方式制成实物后粘贴在画册中或保存在文件夹里；对花灯材料、扎花架技法、花灯文创产品开发等方面少有涉及。 结合忠信花灯的特性和调研情况，可以总结出忠信花灯创新的阻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是传统观念面临着创新与传统的悖论。 在对忠信花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赖明甫进行访谈时，他说有考虑过使用琉璃纸代替普通纸，用塑料杆代替竹篾使得花灯能够长久保存且不易变形损坏，但这种方式会破坏烧灯的传统。 在忠信吊灯习俗中，无论制作多精美的花灯，最后都会在烧灯环节化为灰烬，这也打击了花灯传承人创新的积极性。 二是大众审美标准。 据一些老人回忆，以往人们十分看重花灯的制作细节，愿意花费数小时去仔细琢磨一盏花灯的图案是否生动形象、色彩搭配是否和谐以及灯联上的诗词内容是否写得如行云流水、书法笔力是否刚健等，制作的忠信花灯成品如同一个让人爱不释手的精美艺术品。但如今人们不再关心花灯的艺术价值，而更多关心花灯形态的大小。人们认为花灯越大主人家越有面子，制作花灯的很多细节已被忽视，如纯手工绘制图案被很多印刷式图案所替代（如图5 和图6 所示）。 因此，市面上销售的产品做工越来越粗糙，如中部镂空位置设计由于制作粗糙无法做到层层通透的效果，花纹图案上梅花和莲花常常让人无法辨别。 大众审美关注点的转变使得很多花灯传承人不再追求精益求精， 因此很难制作出有创新的产品。三是花灯传承人年龄偏大，综合素质偏低，缺少自发的创新观念，与现代年轻人的审美脱节，很难有精力进行花灯创新设计和文创产品开发。 目前，忠信花灯文创产品的开发设计几乎都来自文旅企业，很少有花灯传承人参与。 与掌握着优势资源的文旅企业相比，花灯传承人处于劣势。 四是制作工具落后。 目前，花灯传承人大多是在自家搭建工作坊，尽管部分花灯传承人有创新的想法和意识，但受制于制作工具落后，生产的创新产品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图5 纯手工绘制花纹图案

图6 现代印刷式花纹图案

（二）外部困境

1.产业难振兴

花灯制作产业是连平南部的支柱产业，也是独具地域特色文化的产业。 在产业组织方面，目前忠信花灯多以花灯传承人开设的家庭作坊制作为主，制作者多为家庭成员，且受到乡村人口外流影响，全职制作者多为务农的中老年人，掌握技艺的青壮年大多在珠三角地区打工，因此作坊存在产能小、制作效率较低、工作环境较差、制作工具落后、抗风险能力低等问题。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家庭作坊没有演进为规模企业。 由于传承人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品牌，因此很难开拓更大的市场。 有些外来文旅企业尝试开发花灯文创产品，但由于销量少而导致价格偏高，无法形成产业化发展。

2.资源难运营

连平县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有“连平八景”、忠信花灯节、客家龙屋、颜氏家祠等人文旅游资源,有鹰嘴蜜桃、忠信火蒜、九连山米、九连山茶等名特优农产品,组合形成了生态旅游产业。 尤其是大广高速开通后,从广州、深圳等地前往连平的时间大大缩短,每年吸引大量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20］。 2020 年，连平县接待游客398 万人次，比上一年同比增长10.6%。 忠信镇围绕花灯文化走出“以文促旅，以旅带艺”“文旅搭台，经济唱戏”的文旅融合道路，但忠信镇目前旅游接待能力较差，住宿和餐饮主要集中在镇上，景区附近旅游上层设施不完善。 旅游景点大多还没有开发，地理分布较散，没有成熟的旅游线路将各大旅游景点和花灯文化串联起来。 农产品质量虽好但包装简陋，花灯又因体积大、易损等缘由很难作为旅游伴手礼，无法借助旅游商机产生经济效益。

3.文化难激活

忠信花灯文化是以吊灯习俗为核心，制作技艺为基础，包含多种类型非遗和家训文化的地方文化结合体，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方特色。 与此相关的有传统技艺类的大湖麻橙制作技艺、民俗类的连平八盘、传统音乐类的八音锣鼓、传统舞蹈类的舞狮和布龙等，涵盖了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四个等级的非遗项目，都是优质的文化资源。 但目前这些非遗项目大多处于各自发展的状态，且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部分技艺已经青黄不接。 如连平八盘在新菜系的冲击下食用范围逐渐缩小，懂得连平八盘制作的厨师日趋老龄化，原本根植于民间的美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大湖麻橙制作技艺受到外来小吃的冲击，其地位逐渐被代替，需求量急剧减少。 丰富且优质的文化资源因缺乏整合规划与开发未能被有效激活。

四、忠信花灯活化振兴路径

（一）提高传承效率

传承效率低下不仅是忠信花灯的问题，同时也是其他一些非遗项目面临的问题。 主要原因在于花灯制作课程缺乏专人设置，致使课程只有普遍性但不具有针对性。 忠信花灯制作工序复杂，需要以小班教学形式才更具效果。 这里专人是指身居一线的教师和传承人，教师结合不同年龄段学习者的身心特点，传承人按照从艺经验和培养对象特点共同设置系统化课程并辅以对应课程教材。 一方面，系统化课程用于扩大非遗的社会存续空间，挖掘有潜力、有坚定意志的学习者，从而转变当前对收徒没有任何要求的尴尬局面，提高初学者的素质，让忠信花灯传承拥有充足且高质量的“后备军”。 高质量的初学者队伍不仅能够优化传承梯队结构，也是提高传承效率的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系统化课程的开展和落实让后非遗时代社会传承性保护措施真正发挥作用，真正拓宽传承渠道，促进非遗融入国民教育体系。 前面所提的更多是以单向文化传输的前喻文化传承模式为主的线下传承，在这种模式下晚辈对前辈传授的知识需要全盘汲取和绝对遵从。 在信息社会，晚辈需要继续向前辈学习非遗知识，同时年长的前辈也需要从晚辈处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来推动非遗的传承与发展。 基于此，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构建后喻文化传承模式，为传承代际搭建沟通桥梁，为非遗提供有效的信息传播载体,提高非遗信息的传播效率，实现信息时代非遗文化的双向传输。

（二）加强传承人综合素质培养

传承人综合素质不高不仅直接影响忠信花灯的传承质量，同时也导致产品创新停留在浅层。 这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提升。 一是思想观念。 在吊灯习俗传统观念影响下的花灯传承人，往往会忽略如何经过创新让花灯达到长久保存和展示的目的。 同时，传承人对花灯造型的理念偏向具象、保守，不太接受抽象的概念，如提取花灯元素进行文化创意产品设计。 受群众审美观念转变的影响以及在追求速成和现实利益的影响下， 一些传承人趋向于工艺技法速成，摒弃了手工绘制图案。 采用网上直接下载图案打印的方式，致使制作工艺粗糙，导致市场上艺术精品匮乏，使传统手工技艺的文化含量不断贬值［21-22］。 二是硬技能。 由于传承人大都在民间生活,他们比较习惯用方言来教授规矩和技艺，大部分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普通话教学的障碍，这势必也会影响到教学效果［21-22］。 传承人对创新图纹仍旧使用传统的方法记录和收藏，会使花纹逐渐褪色或丢失。 提高传承人的综合素质首先要借助相关组织特别是地方高校的力量。因此，政府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研培计划是针对非遗领域尤其是传统工艺领域普遍存在的传承人知识结构单一、创作和创新能力弱、技术及工艺瓶颈难以突破与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开展的培训工作［23］。 但目前河源地方高校平台资源与非遗的结合度较低，传承人与高校之间沟通不够，故应尽快按照非遗门类与高校对应学科专业搭建沟通平台。 培训课程应每年定期举行，以有助于传承人跟上时代的步伐。

（三）多方协助传承人群体组建现代化制作工坊

突破有产业难振兴的困局需要多方参与来解决这一难题。 首先，政府应当整合家庭作坊，对家庭作坊进行统一管理；引导“有责任心的企业”与家庭工坊结合，帮助家庭工坊向现代化工坊转变。 这里所说的结合和转变并不是取缔之意，而是有所取舍：取家庭式作坊运作灵活、员工积极性高、协调性好、认可度高的优点；而让小作坊从管理、技术、工作环境、销售等多个方面向现代企业转变。其次，政府需要制定文旅企业对非遗资源开发的准入和运行等规则。利用非遗资源开展的商业不能只追求经济利益。 因此，这个模式应当是以公益为主并产生经济效益以实现多方共赢。 参与开发的文旅企业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对非遗资源进行开发的同时要反哺传承人。反哺传承人涉及多个方面，如经济反哺是指企业与传承人共享经济收益。这就需要企业和传承人共同制定分红机制，政府和行业协会在其中履行监督职能。 技术反哺需要企业对传承人进行创新技能的定期培训，提供先进制作设备等。 管理反哺需要企业对产品有统一生产标准、统一母品牌以及统一的销售渠道等。 最终在多方协助下使得花灯传承群体组建现代化制作工坊，提高花灯产能，助力花灯产业升级。

（四）做好忠信文旅产业链建设

要突破有资源难运营的困局，相关部门应当招商引资，对全镇旅游上层设施进行建设。 在前期,以增强景区可进入性与吸引力为导向，重点建设景区的水、电、路、通信等综合基础设施,以及道路、停车场、厕所、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满足游客基本的旅游消费需求［24］。 整合多方旅游资源，盘活有开发和发展潜力但利用不够充分的景区。 作为人文旅游资源的忠信花灯，可以以节庆旅游为主打，以忠信花灯节、吊灯习俗、忠信花灯制作工艺大赛、南粤古驿道越野大赛等活动为引领打造旅游品牌，并扩散至旅游商品、研学旅游、民宿等方面。 将忠信花灯元素提取应用至农产品外包装、景区门票设计等方面，并开发便于携带、具有忠信花灯文化元素的文创产品来打开旅游纪念品市场，打造集吃、住、行、游、购、娱等为一体的完整旅游产业链。

（五）整合忠信花灯文化项目成为综合体

若能够借助文旅融合大环境，发挥“旅游反哺文化”的作用便可以实现非遗文化的激活。目前，正在实施中的连平县美丽乡村示范区项目在建设围绕花灯文化的生态产业园、司前村打造的忠信花灯民俗旅游风景区、文化广场忠信花灯节等都是以忠信花灯制作技艺和吊灯习俗为主题。 若要发挥花灯文化的联动效益并进一步挖掘和完整展示花灯文化，整合相关项目来打造一个花灯文化综合体是十分必要的。 打造母项目——花灯文化综合体，首先要挖掘、整合花灯文化资源，找到各子项目之间的关联点，根据子项目非遗种类采用不同手段进行整体展示，突出核心子项目忠信花灯和吊灯习俗的特色和文化联动效应，丰富花灯文化内涵，提升花灯文化价值；然后统一品牌形象信息源，保证信息输出的一致性和协同性，创造IP 形象传递花灯文化元素，并在全域落实贯穿；最后拓宽销售渠道，使花灯文化产品能更充分地与各级市场和消费人群接触。

五、结语

通过对后非遗时代背景下忠信花灯在生产制作、传承发展和吊灯习俗活动结合文化变迁视角进行阐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在来自文化持有者对于文化变迁做出的自然行为和外来力量促使的文化重构是驱动忠信花灯演化趋势的两股主要动力。 在内外驱动力作用下，忠信花灯呈现出六个方面的转变趋势，使用方式和传承渠道由单一化转向多样化，花灯制作技艺、文化内涵和展现形式不断丰富，由民间自发到官民合办使得忠信花灯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产业创收趋势增强，一方面对忠信花灯进行产业化的尝试是实现产业振兴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促进了传承人向全职业性的转型和发展。 笔者基于忠信花灯的演化趋势和内外困境，结合时代背景认为，在文化传承上，一方面通过文化持有者和教师共同设置系统化课程实现双向文化传输来提高传承效率；另一方面采取多种方式改变传承人的思想观念和提升传承人的技能。 在产业振兴上，一方面通过政府—企业—传承人模式组建现代化制作工坊实现花灯产业兴旺；另一方面打造旅游六要素产业链和整合文化综合体实现文旅融合和旅游反哺文化，通过多方协作最终打造出品质优、效益高、生态好的可持续良性发展的“花灯文化产业”，助力忠信花灯在后非遗时代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当然，上述传统工艺类非遗活化振兴对策在实际运作时需要在尊重非遗文化持有者主观意愿和真实性得到保障的基础上进行，顺应文化自主变迁规律做出的文化重构更能保护非遗文化的原真性，也更能促进中华民族非遗文化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从文化自觉向文化自信的转变。

注释：

① 2011 年冯骥才在“中国木版年画国际论坛”上提出“‘后非遗’时代”的概念，认为“‘后非遗’时代”是非遗项目在完成非遗申报和认定程序后的时代。 这一阶段要着重做好对非遗的科学保护、广泛传播、利用弘扬和学术理论支撑这四个方面的工作。 方李莉教授在 《后非遗时代与生态中国之路的思考》 一书中对“‘后非遗’时代”进行了诠释。

② 表1 信息来源于走访调研中采集的数据信息。

③ 表2 信息来源于走访调研中采集的数据信息。

④ 表3 信息来源于忠信花灯博物馆以及走访调研中采集的数据信息。

⑤ 2021 年1 月12 日访谈忠信花灯传承人赖秀山。访谈地点：连平县忠信镇上寮村。访谈人:黄秀丽、梁天祺、胡方。

⑥ 2021 年1 月11 日访谈忠信花灯省级传承人黄友良。 访谈地点：河源市连平县忠信镇文化站。 访谈人：黄秀丽、梁天祺、林秀巧。

⑦ 2019 年1 月17 日访谈忠信花灯省级传承人赖明甫。 访谈地点：连平县忠信镇教师村赖明甫家。 访谈人：梁天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