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珍，孙禄鹏，李沄璋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成都作为四川天主教最早传入的地区以及主座教堂所在地，汇集了全川教堂之精粹。西方传统教堂建筑以砖石结构为主，与中国传统建筑的木结构存在较大不同，而近代成都教区的教堂在当地原有的传统木结构基础上，以其极具本土特征的文化认知、建造手法不同程度地融入西方传统教堂的形式风格，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成都本土教堂装饰艺术。

1 装饰手法

在西方大型教堂建筑原型中，通常运用雕刻、雕塑、室内彩绘等手法对建筑表面进行装饰，此外，比如飞扶壁等独特的结构特征也成为其极具装饰效果的元素。成都近代教堂装饰手法还是主要以建筑表面为载体，大量运用四川当地民居常见的本土装饰手法努力模仿西方教堂风格或直接将当地传统装饰应用于教堂之中。根据装饰手法呈现出的装饰风格来看，成都教堂的细部装饰手法可分为本土的装饰手法、西化的装饰手法两个类型。

1.1 本土的装饰手法

1)木雕。近代成都教堂中，木雕是应用最广泛的手法，通常应用于吊瓜、挂落和柱头上，以及中式门窗的窗棂中，技法包括浮雕、透雕、线雕、平雕等多种雕刻方式，但其雕刻多采用基础雕刻手法，纹样繁复精美。

2)石雕。石雕常见于礼拜堂正立面入口门洞装饰、柱础上的装饰。其与木雕手法类似，但由于近代成都教堂主要以木结构为主，石雕的运用较为稀少，其雕刻手法也较为简单，比如崇阳正东街天主堂的柱础。

3)灰塑。灰塑常见于礼拜堂正立面以及屋脊装饰，是四川本土建筑常用的装饰手法。其材料来源较广、操作简单、经济实用。由于近代成都教堂大都历经百年，且前后经过多次修缮，灰塑装饰保留状况较差，基本已全部损毁。

4)楹联匾额。字匾的应用方式多为教堂正中间的匾额以及门洞两侧的楹联等，主要用以宣扬教义。西方教堂原型中也有将教义饰于墙上的方式，楹联匾额的应用便是这种墙上教义的本土性转化。字匾多书写“天主堂”三字用以表明教堂身份，亦或是内书对联、标语等宣扬宗教教义。如绵竹福音堂入口楹联书“造物宏恩包羅天地，救人秒道直贯古今”，外立面正中高悬匾额“裡拜堂”，堂内圣坛之上仍有匾额“神愛世人”，与之相对放置匾额“哈利路亞”。

5)屋顶檐部传统构件。近代成都教堂建筑的屋顶均沿袭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样式，15座研究对象中主要有悬山、硬山、庑殿、歇山以及攒尖五种类型。因此中国传统建筑装饰构件几乎出现在每座教堂的屋顶及檐部，成为其主要装饰元素。成都教堂中屋顶出现的典型中式传统构件主要有屋脊的中堆、脊饰，檐下的吊瓜、挂落、撑栱(见图1～图4)。

1.2 西化的装饰手法

1.2.1 彩漆

彩漆除了应用于局部木构件的彩绘装饰中，如吊瓜、柱身、室内天花等，成都近代教堂建筑也将其大量运用在主入口立面的墙体上以展现教会建筑风貌，比如平安桥天主堂、邛崃吴圣堂、邛崃西街天主堂、什邡圣修堂等主入口立面均是红白相配。此外其对色彩的运用不拘泥于木色、青色、红色、白色等中国传统建筑常用的颜色，而是通过更加多彩的颜色组合彰显建筑的独特风情。最为典型的案例当属舒家湾天主堂，礼拜堂正立面大面积采用高饱和度的红、黄、蓝色对立面进行装饰，色彩斑斓的立面尽显西式特色(见图5)。

1.2.2 外立面装饰线

四川传统建筑外立面主要靠屋顶、门窗等自身的结构特点自成装饰，层与层之间也是采用屋檐作分割。相比之下，近代成都传教者们为了更贴近哥特式教堂典型立面构图[1]，在教堂建筑外立面设计很多的装饰线条，且线条上还会雕刻精美的纹样。大多数教堂在粗壮的柱子将立面纵分为三段的基础上，再采用较窄的横向腰线将其统一起来，同时使一层的建筑有了多层的视觉效果，增强教堂的宏伟气势；门洞外围的装饰线是为了模仿西方教堂极具透视感的层层凹进尖券门洞；突出线条构成卷草花纹等装饰立面山花部位，如邛崃吴圣堂的外立面。

1.2.3 彩色玻璃

西方教堂窗子很大，是装饰的重点部位。受到拜占庭教堂玻璃马赛克影响[2]，彩色玻璃窗最开始应用于哥特式教堂，其上绘有基督宗教相关的圣经故事。成都近代教堂由于缺乏经济基础与材料支撑，彩绘玻璃窗的效果远不及西方教堂的瑰丽，但其主要目的仍在通过光线与彩色玻璃的融合以营造神秘神圣的宗教氛围，以舒家湾天主堂的彩绘玻璃最为华丽(见图6)。

1.2.4 仿西式结构性装饰

结构性装饰通常指建筑内具有独特美感的结构构件，比如我国的斗拱，其本身虽然为建筑结构体系中的一部分，但其独特的形式也颇具装饰意义。哥特式建筑的肋骨拱以及天花、束柱、飞扶壁、托檐石等结构是西方哥特教堂的标志性要素。

近代成都的建造工匠并没有掌握西方哥特式教堂的发券技术，也不会使用飞扶壁来分担侧推力。但为了满足西方传教士们的需求，当地工匠采用弯曲的木龙骨来制作室内吊顶，仿造“四分肋骨拱”的形式，成都教堂中有平安桥天主堂、领报修院、绵阳秀水天主堂、柏林乡天主堂等均使用该种装饰，但模仿效果并不理想(见图7)。

托檐石是罗马建筑中为了支持向外出挑较深的飞檐而设置的独特构件，其上有精美雕刻。在近代教堂中，拥有托檐石构件的教堂并不多，且基本只用以作为柱子或檐口装饰线条，不承担任何结构功能，多见于较为重要的主座教堂，比如成都教区的平安桥天主堂、领报修院等(见图8)。

1.2.5 西方装饰画

装饰画描绘的内容主要为各圣经故事，用以烘托宗教气氛、宣扬教义，多见于礼拜堂两侧。如元通天主堂、礼拜堂两侧装饰有大量宗教故事彩绘装饰画。

2 纹样题材

作为独特的建筑类型，不论是构件表面还是建筑立面，每一处细部装饰的纹样都内涵深远，有着不同的意义。近代成都教堂的细部纹样的题材大致可分为几何图案、植物、动物、文字符号等。

2.1 几何图案

2.1.1 具有宗教意义的图形分割

基督教的根本教义“三位一体”、耶稣的十二门徒、四位福音书作者、七个天使在世界末日吹号……[3]，三、四、七、十二等数字有着深刻的宗教意义，比如教堂窗户装饰的分割也遵循着这一数理规则。邛崃吴圣堂正立面顶端便饰有三叶草形式的盲窗、崇阳正东街天主堂的礼拜堂的侧面窗户也以三个尖窗为一组整齐排列出现，此外如绵阳柏林天主堂和吴圣堂的玫瑰窗就重复使用了数字三和四，整个窗户被均分成四份，而每一份又再分成三等份(见图9)。其他的如领报修院、舒家湾天主堂、绵阳秀水天主堂的玫瑰窗则被等分为十二份。

2.1.2 十字形

十字架在教堂建筑中有着非常多的象征意义，甚至成为基督教建筑的标志，其表现形式也丰富多样。近代成都教堂中，每一座教堂的礼拜堂正上方都树立了一个十字架，在部分教堂的屋脊中堆上也会以叠瓦的方式塑造十字形的意向，是以本土手法表现西方宗教精神的典范，最具代表性的是邛崃西街天主堂以及舒家湾天主堂。同时，十字符号还会以实体装饰或图案的方式应用于教堂内部不同区域的装饰中，常见的有应用于圣坛区内的装饰或礼拜堂内部柱身，或应用于墙面、融入部分彩绘图案中。

2.1.3 圆

圆是特殊的几何形状，其整个外形轮廓中没有折断与弯折，被视为最完美的图形，在基督宗教神学中象征着天堂与完美的永恒。近代成都教堂中，圆形最常见的应用形式是圆形的玫瑰窗。同时，其作为完美的代表也常见于圣坛区的平面布局中。如平安桥天主堂礼拜堂末端便以圆形的形式呈现，暗藏了教堂使用者于此地步入天堂的美好期许。

2.1.4 多边形

西方教堂中另一种常见的形状是八边形，“第八天(octavodies)”是循环往复的每周七天之后的首日，这一天将周而复始，无穷无尽，因此其同样蕴含着“永恒”的涵义。八边形主要出现在圣坛区的平面布局中。如领报修院、绵阳秀水天主堂、绵阳柏林天主堂的礼拜堂末端皆为八边形，这样的形式凸显了圣坛区的独特性与重要性，同时也暗含了朝拜者在此进入天堂的象征。

2.2 植物

葡萄是洪水过后诺亚种下的第一颗植物。《约翰福音》中，耶稣讲道“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4]。所以葡萄或葡萄藤装饰在教堂建筑中随处可见，多见于礼拜堂正立面的浮雕中；莨苕叶生长在地中海沿岸一带，是一种植株较为矮小的草本植物，有着复活的象征意义，是经典的罗马科林斯柱式的柱头装饰，也是成都近代教堂的柱头出现最多的一种西式纹样，不过相较于西方教堂，无论从形式、做工还是材料上，成都地区本土教堂的莨苕叶装饰都更为简单(见图10)。

除上述具有西方宗教文化寓意的植物，近代成都教堂装饰纹样出现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植物纹样，比如垂花柱柱头上的莲花、礼拜堂正立面浮雕中的兰、梅、菊、牡丹等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寓意的植物，由于本地工匠对这些植物纹样更加熟练，因此明显更为精致。

2.3 动物

同植物一样，动物在中西方文化中有着不同的象征意味，且相较于植物题材，动物形象具有更多的拟人化的象征，其表现形式更为丰富，体现了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独特的价值追求与美好期许。

羊是古代许多宗教祭典中的祭品，《约翰福音》中记载有羊代替世人承受罪恶的语录。羔羊代表着耶稣，象征着为救赎而做出的牺牲。作为西方教堂建筑中最为常见的动物元素，成都教堂中羊的出现频率也是最高的。其最常见于礼拜堂门头的圆拱内的装饰，且多以浮雕方式呈现，其旁侧饰有其他的植物图案，如领报修院与绵阳秀水天主堂皆是如此(见图11)。

蝴蝶装饰出现频率同样较高，蝴蝶在古希腊的传统文化中被认为是灵魂的象征，蝴蝶脱离蛹的过程也暗示着灵魂脱离肉体的过程[5]。主要出现在礼拜堂正立面浮雕、室内彩绘以及中式门窗雕花中，如元通天主堂的正立面上蝴蝶与莨苕叶、葡萄藤、牡丹等组合出现。

鸽子是基督教中常见的象征图案，经常出现于成都教堂的各种装饰之中，在基督宗教中意为“祝你安眠”，同时也是和平的象征，在动物题材的装饰中，中国传统吉祥动物出现运用更为广泛，比如喻示福运的蝙蝠、代表长寿祥瑞的鹤、寓意富裕的鱼以及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等等。

2.4 文字符号

文字题材的装饰包括希腊字母缩写、拉丁文短语和汉语文字，大都位于礼拜堂立面以及室内匾额上，不仅仅起装饰作用，更多的是作为建筑标志存在，点明教堂主旨(见图12)。

希腊字母“IC”“XC”常被用来作为希腊文“Iesous Christos”的缩写出现在成都教堂立面，译为“耶稣基督”；还有一组大量应用的字母是“JHS”，即拉丁文“Jesus Hominium Salvator”首字母的缩写，是“人类救主耶稣”的意思，邛崃吴圣堂的门头上清晰可见；字母阿尔法(A)和欧米伽(Ω)这一组字母更为常见。出自《启示录》中的(22:13):“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因此在基督宗教中，希腊字母中的第一个字母阿尔法(A)和最后一个字母欧米伽(Ω)常常被用来表示起点与终点，最常见于礼拜堂圣坛区各构件的装饰中。

领报修院主入口门洞上也写有“SEMINARIUM ANNUNTATIONIS”，意为“修道院”或“神学院”；而绵阳柏林天主堂在礼拜堂正立面顶端则写有“VENITE AD ME OMNES”，其出自《马太福》(11：28)，意为“到我这里来(你们这些劳苦、沉重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将使你们重新振作)”。

为了更好地使教堂建筑融入周边环境、积极地宣传教义，汉语的使用不可避免且十分广泛，一般以楹联匾额为载体。例如七堆瓦天主堂，正门上方写有“天主堂”，门额上写着“正道惟一”，左右方各书“达味”和“敞楼”。

3 结语

四川成都教区近代教堂建筑主要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主持修建，每座教堂其实均为中西融合的产物，但由于建造的时代背景、传教环境不同，每座教堂装饰的西化比例不同，从而导致各个教堂装饰风格仍显示出较大的差异。比如马桑天主堂，其几乎与中式建筑无异；反之,平安桥天主堂则显示出浓郁的罗马风格；还有哥特式的舒家湾天主堂、领报修院、邛崃吴圣堂、绵阳秀水天主堂等等。

无论是基于传教士主动的文化适应，还是被动的迫于当地官民的压力，四川成都教区的教堂装饰无一例外都体现出了中西合璧的艺术魅力与价值，是当时特殊时代下的特色文化产物，反映了外来文化在本土的适应过程、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包容，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间的碰撞与交融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