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高宏媛 博士 内蒙古艺术学院教师

巴扎服饰是源远流长的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藏文化的直接体现。它以其独特的结构和造型、富于象征的色彩和装饰以及深厚的精神内涵在藏族服饰文化中占有独特的位置。

一、巴扎服饰非遗传承人考察

次仁旺堆出生于西藏那曲市申扎县巴扎乡一村一个牧民家庭，擅长民族服饰设计和制作研究。儿时因家里贫困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但他对制作民族服装颇感兴趣，1967年开始跟随巴扎服饰第二代传承人恰巴次仁多吉（老师）学艺。1988-2008年，他一边学艺一边担任巴扎乡一村的党支部副书记，随后民主选举担任了巴扎乡一村的村委会主任，多年来他是唯一一位挖掘和传承“巴扎服饰”文化的传承人。2008年，巴扎服饰正式纳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次仁旺堆被评为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巴扎服饰代表性传承人。从艺四十多年来，次仁旺堆在师傅的指导和自己的不断努力下，将巴扎服饰从原有的两套发展到如今100 余套，带领琼层和洛桑两人为主的众多学徒，在巴扎乡一村的村级“非遗”传习基地、申扎镇六村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进行传授巴扎服装的设计、剪裁和制作。在教习过程中，次仁旺堆毫无保留地将几十年来制服的经验传授给学徒，并定期开展服装制作知识讲座和服装制作创新论坛，培养了一批批优秀服装人才，使巴扎服装的制作技艺得到了传承。在申扎县文旅局文化活动中心设立了一个传习基地，且有一间专门的非遗展览厅，为巴扎服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场所。

巴扎服饰正面

巴扎服饰背面

经考察现所存巴扎服饰数量极少，实难全面。2014年，在牧户家中发现了一件传统的巴扎服饰，现收藏于申扎县文化展览室。传承谱系也只能追溯到三代，第一代传承人恰巴平措（1864-1926年）；第二代传承人恰巴次仁多吉（1914-1986年）；第三代传承人次仁旺堆（男，1947年至今）。次仁旺堆虽无子女，但他已在传习洛桑（男，1953年，西藏那曲申扎县人）和琼层（男，1976年生，西藏那曲申扎县人），二人分别于2011、2013年开始学习服饰的制作，挖掘更多的文化遗产。次仁旺堆和学徒们制作的巴扎服饰多在节庆活动和演出时穿，如西藏和平解放60 周年、2012年“激情广场爱国歌曲大家唱”那曲篇大型文艺活动、一年一度的夏季赛马节等都是巴扎服饰展览的场所。巴扎服饰表演是最受人们关注和喜爱的一项内容，往往成为赛马节开幕或闭幕式上的重头戏，为辽阔的空间增添了活力。

次仁旺堆一方面对巴扎服饰的制作、发展充满热情，但同时也对巴扎服饰的保护和传承感到担忧。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很少发现对巴扎服饰缝制工艺的应有记载，他们的绝妙手艺是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法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传承人较少，没有详细的体系、完整的教科书。此外，由于收入低、工艺复杂，藏族年轻人从事巴扎服饰缝制工艺的积极性不大，在系统性和规模性等方面较为薄弱。

二、巴扎服饰的制作材料和技艺特点

来到申扎县第一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我们看到不论是宽腰、大襟、肥大的皮袍（一般制成光板朝外、毛在内的板皮袍），抑或是用氆氇或绸缎做面儿，羊羔皮做里儿的长袍，还是造型独特、装饰精致的巴扎服饰，凝聚了人们的智慧、灵巧和自由创造的本质力量。

巴扎服饰的制作，并无严格规定，正如《西康图经》记载：“番人衣服，对于大小尺寸，不须计较；业此者张两臂扒量衣料，估其丰啬，而定大小宽窄之度，俾无赢绌。”[1]不分男女，其具体程序包括采寸、裁剪、缝纫、整理。在制作手法上保留了一些工艺惯制的痕迹，属于牧区手工业特色文化。

上身氆氇作料，色彩鲜艳，细质柔软。因是羊毛织品，结实耐用、保暖性能好，主要来源于山南扎囊县，质好、便宜，适合一定的规模生产。袖口、衣襟缘边为十字纹氆氇，约6 公分，肩部镶锦缎片，更是锦上添花。服饰正面由两层组成。下着呢子做的连衣褶皱样的裙子，下摆较长，仅露脚尖，褶子是垂直的，底边镶彩色花边。跳舞时，随轻快的舞步自然摆动，显得英姿豪放。

巴扎服饰侧面

传统巴扎服饰

巴扎服饰中头部的佩饰占有重要位置，由巴果、巴隆、达勒三部分构成，巴果是一个约一米长的竹弓，外裹红呢料，镶银币或宝石；巴隆是一条由红呢子制成的上缀珊瑚、琥珀、绿松石的硬长布条，绑裹在巴果两端,缀有一排银币；达勒是脑后将各种宝石组合缝制在红布上的部分，佩有项饰。由于受到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区域文化的影响，藏族妇女头饰——巴珠在形式、用料等方面存在差别与个性特征。如拉萨周围的妇女戴的是三角和三叉形巴珠冠，平系于发顶。普通的巴珠以布扎成一个三角形架子，上面饰满珠、珊瑚、松石、玉等珠宝。两枝向前，将分梳的两条发辫分别盘在两枝上。过去最珍贵的一种上面还加盖一个珍珠冠，在藏剧中王后、嫔妃等贵族妇女戴巴珠。日喀则、江孜一带妇女戴的是弓形的，称为“巴廓”。弓背向上，外包红呢料，长发编成若干小辫分挂在弓的两端，且竹弓上悬挂各种饰品。[2]“巴廓”上部装饰着长长的珍珠串，平时也可以取下来当成项链，下部的为“巴珠”，也可以直接戴在头上，在传统剧目中由后藏女角戴用，后藏古歌舞中的女子亦有戴此种头饰的。

腰系“邦典”（pang-gdan，即围腰），以各种花色锦缎为面料，底边镶饰彩穗，给人以跳动、活泼的感觉。区别于甘孜州左、右下角带有两个织锦缎角饰的“邦典”，表现出浓厚的地域性。斑斓多彩的“邦典”对于巴扎服饰无疑是美的补充和调节，成为其穿着时必不可少的配饰。

直筒的巴扎上衣需要腰带束之。巴扎服饰搭配的腰带以牛皮为材料，上面镶有硬币大小60 多个海螺，挂有10 个铜镜、10 个铜勺，垂于臀部，走路时叮当作响。海螺光洁美观，深受人们喜爱。我国广泛流行铜钱之前，一直充当货币使用，可见人们对它的珍视。铜镜，在古代社会可能具有宗教方面的意义。根据文献记载和现代民族调查的资料，“在北亚、东北亚地区信仰原始多神教的民族中，铜镜是巫师服饰中的主要佩饰，也是作法时最重要的法器，被视为‘神镜’，它象征着太阳的光芒，可以避邪秽，照妖魔，医治疾病，佩戴者还能从镜中获得神秘力量”[3]。萨满服饰中也常配有铜镜，如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发现的萨满神袍，背面有一大四小共五个铜镜；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发现的萨满神袍，背面的铜镜现只存一大两小三面了。普列汉诺夫在《论艺术》中指出：“这些东西最初只是作为勇敢、灵巧和有力的标记而佩带的，只是到了后来，也正是由于它们的勇敢、灵巧和有力的标记，所以开始引起审美的感觉，归入装饰品的范围。”[4]

珍珠冠（19-20世纪）

巴扎服饰配穿的靴为长筒靴，以牛皮作底，氆氇鞋帮，紫红平绒长统，鞋面是在红、绿色氆氇拼接上绣有简单的图案，针码均匀不龇牙。小腿部束黄色绸带。《西藏志》记载：“西藏靴，由土布或氈或皮制成，其色不一，但红色极流行。靴高达膝，膝后有切缝；更以长三、四尺为之艶色毛膝带，将靴捆缚。靴底大半以生牛皮为之。踵底不高举，趾与踵，同在一水平线上。”[5]其制与汉靴最大差异在于靴底。汉靴靴底厚实，使用时间较长，西藏靴底为薄皮一层，破辄易之，一靴可易底数十次，这种靴的特点结实耐用，外观威武大方。

经过采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次仁旺堆和对巴扎服饰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巴扎服饰的质料好次、款式形制、饰品多少、色彩偏好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文明的进步，都不同程度地发生着变化，比如制作材料由厚重变为轻薄，头饰的佩戴由原来将“百发辫”分成左右两组固定在“巴隆”两端变为可以直接戴在头上的发套，方便表演。巴扎服饰平日不穿的时候，将头饰、装饰缀物和鞋靴，分门别类，打包入箱，或分别挂于仓库的横杆和挂钩上。盛装属于村社，不属于哪一个人。巴扎服饰的这一功用，说明其开始逐渐具有特定场域的文化内涵。

珍珠巴珠（19-20世纪）

三、巴扎服饰的文化特征

郭沫若曾指出：“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6]巴扎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是折射其历史的一面镜子。巴扎服饰有一定的内在意义，积淀着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形象而含蓄地承载着本民族或辉煌或悲壮的历史。相传这一服装是格萨尔王王妃僧姜珠姆的18 套服装中的其中一套。巴扎服饰（又叫珠姆疯装），传说格萨尔王到魔王界降妖除魔，一去就是三年三个月，这期间霍尔王欣慕美丽的王妃珠姆，他挟持了王妃，但聪明睿智的王妃为了保全自己的清白，特意穿上巴扎服饰装疯卖傻，疯装由此得名。由于在巴扎乡发掘，因此又被称为巴扎服饰。后受世代相传而沿袭至今。不管传说是否真实，但它却象征着人民对史诗的无限追忆，对王妃的智慧、胆识和果敢坚强感到敬佩。他们继承和坚持着自己的信仰，追随游牧文化的足迹连同着不朽的史诗形成了崇尚勇敢、智慧的独具风格的社会文化，以服饰的形式内化到民众的观念、心理感情、审美情趣的深层结构中。

巴扎服饰是节日活动期间气氛的渲染、价值的展现。每逢参加那曲赛马节歌唱舞蹈表演时，歌舞人员要穿上巴扎服饰，在观众面前翩翩起舞，脸上挂着骄傲的神情，他们获得一种欣赏和赞美。久而久之，便与其他习俗一起构成了节日，而其本身，又自然形成了节日礼俗中的服俗。节俗与服俗融为一体，构成民族特有韵味的内容，既是服饰的闪光，又是民俗的亮点。同时，巴扎服饰作为表演服饰成为申扎地区必不可少的一道风景。由于民间节日频繁，日渐趋于程式化和盛装化，注重装饰。以夸张和象征的艺术手法展示了民众独特的服饰文化和对生活的热情。通过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村落和社区内部成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同时也为巴扎服饰保存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保障机制。但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尽管这也是民族服饰的一种留存方式，这种民族服饰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民族服饰而被加上了时尚化的因素，简化了传统民族服饰中有象征意蕴的部分符号或程序，款式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美是自由的象征，是人的本质的感性显现。”[7]巴扎服饰在造型、色彩、装饰方面具有独特的风格。在色彩方面，浓重艳丽，运用红与绿、赤与蓝、黄与紫等对比色，采用纯色为主，巧妙选用复色、金银线衬佐，从而取得极为醒目而又和谐的艺术效果。在大的轮廓线上，倾向于垂直、流畅、粗犷，多种面料穿插配搭，力求达到协调。厚重、柔韧的氆氇、呢子与亮丽、平滑、细腻的丝绸织物、锦缎相组合，给人以温暖中含有华美、典雅中含有高贵的感觉。在装饰上，镶色边，缀锦缎，既起到了色彩的协调统一作用，又赋予服饰以富丽灿烂的民族特色，体现了藏民族乐观、直爽和豪放的民族性格。

长筒靴

巴扎服饰腰带部分

巴扎服饰的审美，除了表现形式之美，更多地体现为深层次的独特内在之美。它植根于藏民族文化，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追求其内在含义的美，把外在的修饰与内在的道德修养、美好愿望联系在一起，如头饰上装饰的银、珊瑚、玛瑙属于“佛教七珍”，蕴含着吉祥幸福的美好寓意，具有消灾祛祸、避邪驱魔之功用。戴巴珠十分讲究，姑娘一戴上巴珠，就意味着长大成人，父母按传统习俗，为姑娘举行贺礼，僧侣念经跪拜神佛，更新衣等。《人类服饰文化学》中提到“藏族姑娘在15 或16 岁时，要举行一个无偶单婚仪式。由高僧或其他神职人员吟诵《戴天头的祝词》，接着用柏叶水、牛奶或菩提树叶为姑娘洗脸，用鹅冠草或孔雀翎等蘸水洒在姑娘身上、屋内、炕上。然后被邀请者为姑娘边更衣边歌唱”[8]。成年礼的举行，表示了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被接纳与延续，而且还象征着一个部族的兴旺与繁荣。某种角度来说体现了服饰的表意功能。此外，地处边陲的藏民，生产力不发达，物质产品不丰富。一衣一饰，来之不易，因而装饰之繁多，就成了敛财的一种手段，也是呈富的标志之一。

巴扎服饰的生成基于特殊的地缘文化环境，由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衍生的世界观、哲学观和造物传统共同造就，保存了多元的文化基因。在服饰工艺方面，那曲和康巴、安多由于相似的生活环境，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审美观，那曲东部和北部与康巴、安多两个语系的藏区相邻，其服饰兼有这两个地区服饰的特征。宽而长的百褶裙与康南地区形制相近、云南德钦县奔子拦乡、中甸县五境乡、维西县塔城乡的藏族女裙相比，不同之处在于衣料的质地。如“奔子拦一带的百褶裙用白布，五境和塔城地方用黑布”[9]。乡城女子连衣裙也称“疯装”，与巴扎服饰同名。此外，巴扎服饰中用银片作为装饰，整齐地排列在额头和脸颊处，银饰的使用与阿里普兰、卓尼白马藏族妇女头饰一样倍受人们喜爱，这种以点的形式装饰头发的审美情趣有共鸣之处。这些现象的产生，无论是与古代民族的直接迁徙、融合、交往有关，或是与间接的观念传播有关，都显示出古代西藏与周邻地区曾有过密切的文化交流。

随着技艺的上升和生活的沉淀，各种新的意识形态和社会风尚的出现，巴扎服饰越来越趋向明快、美观，具有时代感。在原有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周边文化的影响而推陈出新，而且成为一种族属符号而在盛大节日穿着。一些具有标志意义的佩饰元素得到强化，其他元素简化甚至消失，逐步改革了旧的式样，但是就主体文化的表现而言，巴扎服饰已经成为这方水土这方风情的标签了。2022年6月申扎县民间艺术团联合塔尔玛乡、村两级文艺演出队开展送文艺下乡演出活动，活动期间充分展示了巴扎服饰的魅力。

申扎县第一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于凯华 摄

银片头饰

四、结语

巴扎服饰的形成、延续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与藏族人民生活的地理生态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人文环境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巴扎服饰不仅具有鲜明的历史和民族审美特点，而且还包含着其独特的社会文化特征。今天巴扎服饰固然有承袭传统的一面，但也在进行着微微的调适,丰富和美化了藏族民众的生活。服饰上的变化是为了适应生活方式而转变的，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与审美趣味，如实地反映出那曲地区人民的文化素养和精神风貌。随着这一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巴扎服饰的研究无疑有益于民族工业、手工业、旅游业的发展，有益于文化生活的繁荣，为西藏服饰文化增添了新的血液。但对于传统“珠姆疯装”的具体样式，是一个无从索解的问题，实有待更新的发现。

注释

[1]任乃强.西康图经[M].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00:296.

[2]中国藏族服饰编委会编.中国藏族服饰[M].北京:北京出版社,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18.

[3]杨清凡.藏族服饰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16.

[4]普列汉诺夫.论艺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11.

[5]陈观浔.西藏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6:26.

[6]蒲荔子.中国服饰文化联合会会长潘坤柔:“服装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N].南方日报,第011 版,2010-9-5.

[7]戴平.“第二皮肤”的魅力 服饰美谈片[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7.

[8]华梅.人类服饰文化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376-377.

[9]谢启晃,等.藏族传统文化辞典[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