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学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712046)

长安医学是中医药学的根脉和重要组成部分。长安医学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壮大和国际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就长安医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形成的主要因素予以阐释，以期推动长安医学流派的传播与发展。

1 长安医学的含义

长安医学是指发源和兴盛于陕西地区的中医药学术流派，是历代著名医家及其传承者医疗实践活动的经验积累和理论总结[1]。西安古称长安，长安也是古代陕西的代称。因此，长安医学就是陕西地区的传统医药学术体系，经过历代医家传承和创新发展，至今仍为陕西地区人民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1.1 长安医学的内涵与外延 长安医学的内涵是指长安医学的本质属性。长安医学是一个中医药学术体系，其显著特征是起源兴盛于长安地区，受到厚重历史和传统文化熏陶，具有突出的地域和文化特色。长安医学的内涵非常丰富，是完整、系统的医药学术体系，包括基础理论、临床医学、针灸推拿、养生保健、中草药学等。

长安医学基础理论奠基于《黄帝内经》，该书是身在陕西的黄帝和西岐医家岐伯讨论医学的对话实录，对人体生理、心理、病理及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和养生保健有详细的论述，具体理论有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腧穴、精、气、血、津液、神、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法、养生学、运气学说等。后世长安医家杨上善、王冰、王履等对《黄帝内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整理、编次和注释阐发，使长安医学的基础理论更加明确和系统化。隋代长安医家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对各种疾病的症状、证候做了细致描述，通过实践探索总结多种疾病的病因病机。唐代末年长安医家杜光庭对脉学颇有研究，著《玉函经》等书，重点论述了脉象的生理病理、各脉主病及脉证关系，从脉诊对基础理论进行补充，使长安医学的基础理论更加充实完善[2-3]。

长安医学的临床医学由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王焘创立。孙思邈先后撰成《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按妇产、小儿、五官、口腔、传染病、杂病、外科、急救、食治、养生、诊断、方剂、针灸等分类，按各科疾病逐一叙述理论认识和各家对本病治疗经验。王焘编撰的《外台秘要》论述的疾病有内科、外科、骨科、妇产科、小儿科、精神病科、皮肤科、眼科、耳鼻喉科、齿科、兽医科以及中毒、螫咬伤、急救等。这两部巨著是我国早期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也是长安医学临床医学的奠基著作。唐代医僧蔺道人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撰写了我国第一部骨伤科专著《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奠定了骨伤科辨证立法、处方用药的基础，成为开创骨伤科的专著。明代陕西临潼武之望所著《济阴纲目》《济阳纲目》《疹科类编》对妇科、外科、五官科、儿科疾病都有深入论述。明末清初陕西三原人陈尧道所著《伤寒辨证》一书，是研究《伤寒论》二十年之经验总结，是一部以类证形式研究伤寒、温病的代表作。各位名家的著述使长安医学临床医学自成体系[4-7]。

针灸在我国起源很早，原始社会的先民在劳动中就发现了砭石刺扎人体可以治病。秦越人扁鹊擅长针砭医术。《灵枢·经脉篇》规范了十二经脉的名称和循行路线，论述了各经脉常见病证的诊断与治疗。东汉西岐医家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中对针灸穴位进行了科学的归类整理，介绍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上百种病症及针灸治疗经验，奠定了针灸学科理论基础。唐代针灸医家甄权、甄立言兄弟在贞观年间，奉唐太宗诏令牵头修针灸明堂，绘制成《明堂人形图》一卷，这是继《针灸甲乙经》以后对腧穴学的又一次历史性总结。后世医家代代传承创新，使长安医学针灸学说更加系统、更加完善，在防治疾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8-9]。

《神农本草经》，收载了365种药物，包括矿物类、植物类、动物类等药物，开创了长安医学的药物学。该书提出了药物具有酸、苦、甘、辛、咸“五味”和寒、热、温、凉“四气”；提出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七情”药物的配伍形式；提出了方剂组成君、臣、佐、使的概念以及药物加工和服用的很多实用经验。时至今日这些经验和理论仍然是临床用药的指导思想。唐代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促进了药物学的发展，在统一药名、确认实物形态等方面，对药物鉴定及规范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唐玄宗开元年间，三原县尉陈藏器，基于对药物学深厚的功底，认为《新修本草》有较多的遗漏与不足，通过大量的考证研究，编撰的《本草拾遗》增加了数百味药物，详细陈述药物的性味功效，首创“十剂”之说。所谓“十剂”即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实际上是按照药物功用对药物进行分类，对后世药物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唐代医学家孟诜编著《食疗本草》，是目前最早的营养学和食疗专著。在孟诜的食疗物品中，日常生活中的鸡、鸭、鱼、肉、水果、蔬菜无所不包，真可谓品种齐全，琳琅满目[10-11]。

长安医学的内涵囊括了中医药学术体系的方方面面，从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神、四诊辨证、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的基础理论到内、外、妇、儿、五官各个临床学科，从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沉浮、七情配伍到针灸推拿各种手法以及丰富多彩的外治法，从对疾病的预防治疗到无病状态下的养生保健都有涉及，为现代中医药学的丰富和强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长安医学的外延是指长安医学所涵盖的范围。长安医学是指发源和兴盛于长安地区的中医药学术流派，概念所指范围有两点：一是区域范围，二是学科范围。长安医学的区域范围很明确，就是指长安地区的中医药学。关于长安地区范围，在漫长的历史中发生了较大的演变。长安在西周时称为“沣镐”，是周文王和周武王分别修建的沣京和镐京的合称。秦末汉初，“沣镐”为秦都咸阳城郡临近的一片属地，是秦始皇兄弟长安君的封地，因此被称为“长安”。至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在此地修筑新城，名“长安城”，意即“长治久安”，改长安城所在地区为“京兆”，意为“京畿之地”。

自从丝绸之路开通后，“长安”成为东方文明的中心。隋文帝在长安修建“大兴城”。唐朝重新恢复“长安”之名，成为国都。由于长安长期作为古代的都城，在世界上影响巨大，它的含义也随之扩大。长安一词，不仅仅指现在西安城区，还有两层意思，一是代表陕西，长安泛指陕西省所辖区域；二是概括沿用长安文化习俗的区域。长安地区，具体的地域范围可以分为核心地区和辐射地区。核心地区即长安城区和关中地区。长安城区包括了津、镐、咸阳、大兴和长安。关中地区，也就是地理学上所划分的渭河平原，古称八百里秦川，南至终南山北麓，北至渭河以北的黄土高原地带。辐射地区，是直接受长安文化影响以及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渗透的地区，东至洛阳，南至秦巴山区，西至河西走廊东部，北至陕北黄土高原[12-13]。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长安地区的范围较广。由于长安曾是我国历史悠久的都城，现在又是陕西的省会，其地域所指非常明确，所以长安医学用“长安”作为概念的区域限定。

长安医学的学科范围也很明确，就是形成于长安的中医药学，是古代长安医家医疗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所形成的医药学科。这个学科的形成受到天文、地理、人文、社会诸多学科的文化影响，本质属性是医药学科，是为人类生命健康服务的科学。

长安医学是长安医家创立并不断传承创新发展的，长安医学的载体是历代医家编著的著作。那么，怎样界定长安医家和长安医著呢？也就是说长安医学医家和著作的范围怎么划定？长安医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出生在陕西，一生的医事活动主要在陕西的医家，如岐伯、孙思邈、王焘、武之望、陈尧道等；二是指出生地不在陕西，但其医事活动主要在陕西，或者成名成家在陕西的医家，如扁鹊、甄权、甄立言、陈藏器、王安道等。长安医学的著作范围界定和长安医家息息相关，凡是长安医家所编著的著作都属于长安医学范围[14]。

1.2 长安医学与中医药学的关系 长安医学是长安医家融合传统文化知识和广大黎民百姓以及医家养生保健、防病抗病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升华而形成的。长安地区是周、秦、汉、隋、唐等十三个王朝建都的地方，持续一千多年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秦、汉、隋、唐时期的著名医家和著作大多都产生于长安地区。早期著名的中医先贤如医缓、医和、扁鹊、岐伯、孙思邈都在长安治病救人，著书立说。《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诸病源候论》《针灸甲乙经》《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鸿篇巨著都产生于长安，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以及中药学都是在这里形成理论体系的[12]。宋、元、明、清以后，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逐渐东移，在全国各地传承和创新发展。因此，可以说长安医学在古代基本代表着我国医学，中医药学是在长安医学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长安医学是现代中医药学的根脉。

2.2.4 各年恶性疟变化情况 2007-2017年报告恶性疟1 165例，2007年最多，之后逐年下降，至2017年仅1例，见图2。

长安医学在长安地区形成理论体系的同时，也传播到全国各地，与当地的医药学融合发展，共同构成了我国医药学。盛唐以后，随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渐东移，中医药学的发展中心也随之东迁，在临床医学和理论创新方面都有较大发展。宋代政府组织整理出版《伤寒论》《金匮要略》《太平圣惠方》等著作，大力弘扬伤寒学说，推广应用历代名方。至金元时期，医药学出现了百家争鸣局面，通过刘河间、张从正、朱丹溪、李东垣四大家的学术争鸣，使中医药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学得到全面发展。明清时期，以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薛生白、王孟英的温病学派和以唐容川、王清任的血证、血瘀理论以及张锡纯中西医汇通思想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中医药学的创新发展[13]。

中医药学是发源与发展于中华大地上的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所创造的生命科学。由于长安医学的命名带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所以相对而言，它的形成和传承发展主要限于长安地区和现在的陕西省范围内。长安以外的其他地区，也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中医药学术流派，比如岭南医学、新安医学、浙派中医、海派中医、八桂医学等，极大地充实了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和临床诊治方法。长安医学作为地方医学流派，既得到了传承发展，也融入到了中医药学体系之中[15-16]。

2 长安医学形成的主要因素

长安医学的形成受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制约，在其长期的发生、积淀与发展过程中，有着独特的主客观条件。

2.1 悠久的历史文化 远古时代，关中就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蓝田公王岭猿人头骨的发现，说明早在一百多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活繁衍在这个地方。进入原始社会以后，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比比皆是，尤其是西安半坡遗址，是我国仰韶文化的典型，这一时期的人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医药卫生知识。

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哲学的萌芽阶段，大约在西周早期，《易经》就尝试运用阴阳两种物质及其势力的对立统一关系，概括自然界万事万物及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尚书·洪范》用木、火、土、金、水解释一年五季依次迁移的气候变化。战国末期，呈现出“诸子百家之学”兴起和争鸣局面，其中，对我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莫过于儒、道、墨、法四大学派。《黄帝内经》在其理论构建过程中，除了受到精气、阴阳、五行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外，“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很自然地浸润并渗透其中，用以解释相关的生命现象、医学问题[17]。

从西周至唐约1100年间，这一地区连续成为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王朝的建都之地。繁华的政治活动和中外商贸活动促进了文化往来，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化长时间地保持着激扬多彩的活力，引领着中华文化的不断兴盛与传承发展。

2.2 活跃的国际交流 进入封建社会之后，亚洲腹地的社会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长安地区成为中原农耕文化在西北的门户，也是西北草原文化东进和南下的入口，这一政治经济战略要地，使得各民族争相在这里活动，带来各个民族的文化融合。汉通西域之后，这里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和长期处于我国政治经济中心的有利因素，长安地区成为当时我国对外交往的“窗口”，也是我国最先吸纳、消化和再创造域外文化的地方。

西汉和隋唐几代的长安城是我国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集中地，在中外医药交流中起着重大作用。公元七世纪，日本曾派人来长安学医，并带走大量的医学著作。公元八世纪，去日本进行文化交流和传授医学的鉴真和尚，也在长安受戒学习。当时不仅有波斯人在寺院里行医，而且有印度及西方各国僧人在长安行医。

张骞是西汉时期陕西城固人，受汉武帝诏令，曾两次奉命出使西域，加强汉族和西域各族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我国和中亚、西亚各国的友好往来，自此，汉族的医药知识和成就传播到西域，并经这些地区传到阿拉伯，又通过阿拉伯传到西方，而西域丰富的物产也输入内地。张骞出使西域，从国外和西部带入不少非中原产出的药材、食物，如胡桃、胡蒜、苜蓿、安石榴、胡麻、红花等。外来药物随着各国使节、商人、教徒逐步传入我国，中医的常用方剂也传到西域，例如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大量收录了外来药物，并记载了部分中外药物交流史，收入的外来药有荜菝、草豆蔻、天竺黄、玛瑙等，这些药物来自波斯国、日本、胡国(今阿拉伯)、安南国(今越南)及印度等，反映了当时中外药物交流的历史[18]。

2.3 独特的地理优势 陕西处于我国版图的中心地带，依照地理形势，可分为关中盆地、秦巴山地、陕北高原三部分。关中盆地位于陕西中部，西起宝鸡以西的谷地，东至潼关到禹门口一线，南依秦岭，北界渭北高原群山。渭水东西横贯其间，形成了广阔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这里气候温和，雨量适宜，土壤肥沃，是一块适宜于人类生活与繁衍的地方。关中盆地历来是帝王建都的地方，也是我国古代医药最发达的地方。关中盆地盛产诸多药材，如白水的黄芪，大荔的蒺藜、麻黄，彬县的地胆，唐代起均列为贡品；长安的酸枣仁，麟游的柴胡等，由宋代起列入贡品。

关中盆地的南部就是秦巴山地，包括秦岭、大巴山和两山之间的汉江谷地。秦岭西起甘肃皋兰县，东至河南陕县，横穿陕西境内，是我国长江与黄河流域的分水岭。太白山是秦岭主峰，海拔3767米，山顶积雪长年不消，盛产多种稀有名贵药材，如太白参、太白贝母、太白米和太白花等。秦岭的另一高峰是华山，华山的茯苓是唐代中药名品。秦岭以南气候温暖，雨量充足，药物资源丰富，可谓是我国重要的“药库”之一。陶宏景在《名医别录》中记载：乌梅、泽泻、防己以汉中山谷生者最好[18-19]。

2.4 特有的人才聚集 几千年来，我国许多著名的医药学家在长安地区诞生，或由外地迁移、积聚此地从事医务活动，如春秋时的医缓、医和，战国时的扁鹊、西晋的皇甫谧，西汉的楼护，隋唐的巢元方、孙思邈、王焘、蔺道人、韦慈藏等，宋代的石泰，明代的刘纯、杨珣、康佐、武之望，清代的叶逢春、薛宝辰、王学温、陈尧道等。这些医家在我国医药学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由于名家汇集，我国医药史上的许多重要著作都在此问世，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诸病源候论》《针灸甲乙经》《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新修本草》等，这些名著对中医学及亚洲其他国家医学也都具有重要影响。

长安是秦、汉、隋、唐等王朝建都的地方，是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医学人才汇集的中心。全国各地许多优秀医者长途跋涉，来到京城发展，有的甚至举家搬迁到此生活居住。秦越人扁鹊走南闯北，最后带着弟子们到此地悬壶济世，直至寿终正寝埋葬于临潼南陈村。隋唐名医甄权、甄立言兄弟也是移居长安研究医药针灸，受朝廷之命编撰《明堂人形图》，还撰写了《针经钞》《脉诀赋》《药性论》等著作，金元四大家的“补土派”代表人物李东垣到长安传播医学，元末明初医家王安道迁居长安，任秦王府良医所医正十余年，研究医学，著成《医经溯洄集》[20]。

综上所述，长安地区地域辽阔，历史厚重，文化发达，是我国医药学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地方，为我国中医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