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勤，王申红

（阜阳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阜阳 236037）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和“十四五”规划均提出“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繁荣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研究乡村居民的文化消费现状，是为了寻找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变革的着力点。

费孝通先生有言[1]，个体的感受与其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往往存在偏差，这又积极或消极地影响着社会实体。也就是说，即便受众体验不被重视，他们仍能够消极的影响公共文化服务。因此，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应关注居民的文化消费面貌。

1 概念界定和研究现状

1.1 概念界定

该文所指的乡村居民，是行政村及其下属自然村的所有居民。对乡村文化消费的研究无法回避外出务工人员，阜阳乡村地区外出务工人员数量众多。在网络时代，他们与家乡的联系空前加强。虽然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市，但当他们把在外形成的文化消费习惯带回时，对乡村社区产生的影响强烈而直观。

文化消费是指人们对无形文化产品的使用和占有[2]，其内涵难以严格界定。有学者认为，文化消费可以以物质形态表现出来，而物质消费有时也具有文化的因素[3]。该文所指的文化消费，是限定在公共文化服务视域下的一系列文化活动。

1.2 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乡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存在供给和消费错位[4]、供给不足和供给无效，同时也存在非理性消费和消费需求无法满足。

已有研究可概括为4 个方面。第一，“弱参与”[5]。乡村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知晓率、 参与率均处于较低水平，不仅如此，提供者与居民之间缺乏互动。第二，存在价值混乱[6]。婚丧礼仪消费高一直是部分地区的重大现象，赌博行为、封建迷信等也都从来没有消失。第三，内容单调，某一种文化行为甚至成为一个群体的群体特征。第四，环境不佳[7]。文化消费缺乏积极向上的氛围，文化市场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混乱。

根据对阜阳乡村地区的走访，上述描绘既有印证也有偏颇。人一定存在文化需求，该文试图回答，如果乡村居民对公共文化活动缺乏热情，那么他们的文化消费到底是何种面貌？ 是在哪些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之下形成的？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能够做出哪些改变？

2 走访调查与材料描述

2.1 访谈

课题组于2020年底在阜阳地区的9 个自然村进行了走访和半控制式的访谈。访谈对象包括12 个家庭，约计40 余人，既有留守居民，也有外出务工返乡人员。课题组秉持通俗易懂的原则进行了访谈话题设计，通过深度谈话，获得了一批资料。谈话大致顺着图1 的思路展开，并且不限于所列内容（见图1）。

考虑到社会现象之复杂，该文暂从两个维度共7个方面对阜阳乡村社区的文化消费面貌进行编织。

2.2 访谈材料的横向描述

2.2.1 消费目的

该文拟按目的对文化消费作如下划分。将以增广见闻为目的的文化消费界定为 “发展性文化消费”，这有益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及个人的生活改善；打发时间、基本不产生价值的则界定为“保障性文化消费”，两种性质可以同时具备。

访谈发现，后者是主流。近年来在临泉某乡村地区钓鱼现象十分盛行。凡在家留守的男性不分年龄几乎人手一竿，甚至还影响了偶尔返乡的外出务工者和少量女性，但这很大程度上只是消磨时光。究其原因，它具备现实可行性，又切合乡村居民的心理需求，才得以大行其道。

发展性的文化消费存在很少。一类是时政法制类电视节目的收看。每个村庄总有《新闻联播》的忠实观众，也必然有法制节目的拥趸。但是，这并不能得到积极的社会评价。二类是农技书籍的获取和阅读。有受访者叙述，两年前曾从送书下乡活动中免费获得一本《养兔技术问答》，但书的内容与家庭养兔不相符，读过之后并无收获。这两类活动都归属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乡村居民的参与显然不足，其形式和内容也都有待探索改进。

2.2.2 组织形式

以人员的聚集与否为标准，可以分成“聚集性文化活动”和“分散性文化活动”。聚集规模可大可小。为扩大覆盖面，公共文化服务往往不考虑个体特殊性，通过聚集或大规模聚集的形式来提供。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大部分聚集活动都被制止，分散式文化活动的优势得以显现。

访谈中发现，乡村社会对青少年离群现象有了相当高度的包容，这在十数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乡村地区的“人”可以是个体而不必须是群体，聚集的文化活动也就逐渐失去了存在土壤。一方面，由于互联网普及率偏低，人们又缺乏纸质阅读习惯，电视也就成了不二选择。另一方面，中老年人喜欢以扑克、麻将为主的聚集式文化活动，但这不属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乡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正面临着现实的挑战。聚集的活动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偏弱，也不能满足中老年人的需求； 分散的活动对公共文化工作者的能力要求较高。

2.2.3 消费内容

该文把个体之间存在互相博弈和竞争的文化活动概括为对弈式的。在阜阳乡村地区，有一种老少皆宜的双人对弈游戏。根据描述，它具备象棋、围棋等的许多要素。具体来说，在地上画出四纵四横或者六纵六横的方格线当作棋盘，对弈双方分别以草棍和湿泥块作棋子，先根据规则落子，棋盘下满后落子陷入僵局，之后进入第二阶段的走子。在泥土地上进行时需要把草棍插在方格线的交点上，故名“插方”。这种极具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的内容应该得到关注和发扬。

文化活动中个体之间不发生竞争的，则称之为非对弈式的。比如：娱乐性电视节目已经彻底融入了乡村生活。中年人追剧热情很高，电视剧情节往往会成为日常话题。又如：新媒体在乡村地区兴起。互联网开始在乡村普及，居民直接安装无线路由器使用手机上网，抖音、 朋友圈等成为一些人的生活必需品。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面对互联网大潮还处于手足无措的状态。

2.2.4 获取渠道

传统渠道方面，首先，政府的送戏下乡、文艺汇演等大规模的活动频率有限，只能吸引少数人；其次，庙会能够吸引人，但季节性很强；最后，农家书屋虽已普及但作用有限，受社会环境和居民文化水平的影响，纸质阅读近乎空白。

新媒体方面，在外务工的青年人有力推动了文化活动与互联网的连接。智能手机成为他们的生活必需品，网游、网络小说，以及社交媒体都在这个平台上展开。近几年，支付宝集福、微信抢红包等新年俗在乡村也十分盛行。访谈中有人提到“老年随身听”，这种电子产品操作简单，可以插内存卡，内容获取可由他人协助下载或由商家提供。

综合来看，获取渠道已经打上了网络时代的烙印。公共文化服务仍以传统渠道为主，居民对其依赖很少。

2.3 访谈材料的纵向描述

2.3.1 政府作为与文化消费

乡村居民对改革开放前的文化活动直观感受是“电影多、开会多，但现在都没有了”。当然，这并不代表基层政府没有作为。走访发现，文化站、农家书屋、乡村大舞台等基础设施并不短缺。不可否认，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处在“体制空转”之中[8]。以送书下乡活动为例，书籍主题与乡村生活仅能简单契合，却忽视了内容体系能否被接受。

大众传媒固然对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强力的替代作用，但基层文化活动的通俗化加工显然不够。近年来，一种名为“安徽民间小调”的戏曲十分流行，把通俗做到了极致。它以邻里琐事为主要内容，以光盘为主要载体进行销售，丰富了乡村地区普通民众的文化消费体验。可见，通俗、贴近生活是文化活动能否受欢迎的重要因素。

2.3.2 收入状况与文化消费

访谈发现，虽然乡村居民对付费的文化产品认可度在提高，但收入增长与文化消费升级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乡村居民经济收入途径有限，因而对改善生存条件之外的消费事项持谨慎态度。近年来外出旅游的人群开始出现，说明青年人的精神面貌已经大有改观。

究其原因，首先，物质消费水平的提升幅度往往大于收入水平的提升，生存压力始终存在；其次，相对而言物质消费的获得感更强；最后，收入水平的提高无法祛除心理障碍，多数乡村居民的状态是“即使有钱也不敢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该对此有所回应。

2.3.3 社会环境与文化消费

社会环境的影响难以逾越。首先，从众心理。访谈中问及“为何要这样？ ”时，回答往往是“别人都这样”；其次，文化消费在现实中不被接纳，包括读书在内的许多文化活动，因为不能产生经济收入而被视为不务正业；最后，闲暇时间大为减少。自然经济时代尚有农闲，而现在务农之外还有在家或外出务工。人们结束工作后会选择舒适的电视和手机，参与集体文化活动的热情也随之降低。因此，乡村地区公共文化活动难以占据主流。

3 建议

对受众的了解越透彻，公共文化服务才能越有针对性。为提升效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可在以下方面有所改变。

3.1 供给策略

首先，准确把握乡村居民的文化消费特征。访谈发现，他们更容易接受声像的、方言的文化产品；更喜欢日常生活相关的婚恋、家庭矛盾等主题；碎片阅读比深度阅读更有吸引力； 非群聚的文化活动可行性更强。当然，这仍需进一步观察和补充。

其次，进行受众细分。虽然大部分文化活动的分组特征模糊，但不代表不存在特殊需求。留守人员与外出务工，妇女、儿童与男性，老年人与青年人等等，其文化需求是存在差异的。个体的异质性需求应予以充分关怀。做好受众的精细划分，做好需求分析，缩小单次活动的范围和规模，能够让公共文化供给更加精准。

最后，探索半付费模式。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秉持免费原则，是正确而必要的。现实中，长期贫困导致许多乡村居民对文化消费持谨慎态度。推进试点“半付费”的公共文化项目，能够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积极的文化消费观念。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为促进旅游市场恢复，包括阜阳在内的国内许多地方都发行了“文旅惠民卡”（或称“文化惠民卡”等），以低廉的价格向民众提供文化旅游服务，这种策略应加强对乡村地区的关注。

3.2 供给渠道

第一，摆脱大规模群聚式的供给思维。大规模、现场的公共文化活动固然优势良多，但无法满足多元需求。多渠道供给是必然趋势。根据不同的内容，应缩小规模、增加频率，选择符合内容特点的渠道进行推送。乡村地区智能手机普及率已经不低，因此对社交软件、短视频APP 等新媒体应该积极介入。

第二，通信设施应纳入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范畴。互联网已经成为获取文化产品、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重要渠道。走访发现，在乡村地区手机虽有信号而无法上网的现象时有发生，通信设施落后造成的信息鸿沟仍旧存在。外出务工者返乡后首选流量上网，这个需求完全满足不了。不仅如此，也不能满足留守居民的基本需求。因此，通信设施的升级应引起关注。

3.3 供给内容

第一，支持自发的文化活动。乡村居民的文化需求五花八门，并非都要满足。了解清楚现状以后，可以支持一些、引导一些、制止一些。对于极具乡土气息的博弈游戏、民俗活动应官方化组织、宣传。这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建立乡村居民的文化自信，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对于那些具有不良因素的文化活动，也可以通过官方举办引导其价值转变。

第二，拓展对阅读的认知。事实上，阅读的概念已不限于纸质阅读，还包括电子阅读、视听阅读等。图书馆也已发展到不必须拥有纸质馆藏的阶段，电子图书馆、 真人图书馆等形态都具备图书馆的基本特征。因此，农家书屋的馆藏建设应主要考虑简明易懂的数字声像类等文献形态，也可以把有限的经费用于开展真人图书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