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维

竹枝词作为一种诗体，是由古代巴蜀民歌所演变而来的，其中唐代诗人刘禹锡将其改良转变为文学体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参与到竹枝词的创作中，不断丰富着竹枝词的内容。在明清时期的竹枝词创作中，在对云南民族和边夷景象的刻画中，构建出了具有丰富审美内涵的云南少数民族形象。文人在云南生活的过程中，云南特有的文化生态及其现实生活体验成为了支持其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因而在对竹枝词的研究过程中，能够清晰地看到当时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景象，从而构成其特殊的民族形象[1]。本文旨在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来对竹枝词中的云南少数民族形象进行研究，从而来探索一种新的思维和研究方式。

一、比较文学在竹枝词中应用的合理性

竹枝词作为一种成熟的文体，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研究理论，但由于竹枝词中对于云南民族形象刻画的复杂性，导致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已经不适用于当前的审美需求，因此，必须以一种新的审美角度来进行研究。而比较文学的形象研究方式，能够让研究立于比较文学意识之上，从而推动对竹枝词的反思。王向远曾说，研究别国文学的民族特色或特性，必须采用宏观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否则所概括出的所谓“特色”常常是某种“突出现象”，而不是他国缺乏、唯我独有的真正的“特色”。由此可见，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是宏观的研究事业，而不是仅仅以传统文学的价值标准来考察方式来进行研究，竹枝词这类的本土文学作品的研究，要立足于相应的审美维度来展开，从而实现对竹枝词的深度价值挖掘。

竹枝词作为一种由民歌演化而来的文学体裁，与中国其他传统文学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竹枝词的内容以风土人情的刻画为主，因而在书写的过程中体现出强烈的地域性和流动性，以此来适应广大民众的审美需求，代表的是一种平民文化意识[2]。文人在创作的过程中，将《诗经》的“采风”意识作为主要创作指导思想，通过对社会的观察来为创作提供素材，涌现出了白居易、苏轼、刘禹锡、黄庭坚、杨万里等大批写竹枝词的文人，同时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文人也留下了竹枝词这类的文学作品。创作者身份地位以及创作意识的多样化，使得在对竹枝词的研究中要兼顾不同的视角，多元化的审美体验要求以比较文学的形式来展开研究。作者在创作竹枝词的过程中，将多种文学体裁的精髓融入到自身的创作中，在创作主题上既有致力于描写边夷人民的生活景象的民族竹枝词，同时还描写了市民经济影响下的城市竹枝词，甚至在晚期还出现了受到西方文学影响下的海外竹枝词。这些不同主题的竹枝词都体现出不同审美倾向下的审美需求，而传统的竹枝词研究方式是无法区别出竹枝词与中国其他传统文学在审美意识上的差异化，而以比较文学的视角来研究，则更能够从宏观的角度上来看待竹枝词创作，从而体现出研究的个性化。

从对竹枝词的研究现状来看，大多数是从中国传统诗学的角度集中对竹枝词的起源、发展演变、民俗风情、社会文化等进行研究，但却忽略了对少数民族的形象生成研究，对文人的跨文化交流心理诉求的考察较少。云南作为竹枝词广为流传的一个地区，其中的少数民族文化深深地影响了竹枝词的创作。在云南竹枝词中既体现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同时又展现出相关的中原文化，是在将整个文化意识立足于整体的过程中，表达出特殊审美形态，这也使得竹枝词成为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在题材内容中呈现出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相关内容。在比较文学的视角下展开对云南竹枝词的少数民族形象研究，能够挖掘出云南竹枝词的独特之美，从传统的研究角度中跳脱出来，实现对竹枝词中云南少数民族形象的经典化、审美化研究，促进竹枝词研究的新视角开拓[3]。

二、比较文学视角下的云南少数民族形象研究

竹枝词中的少数民族书写在一开始并未受到重视，从唐代竹枝词正式转变为文体之后，其书写内容还停留在风俗景象的刻画中，而对于少数民族想象的书写较少，一直到了明朝时期，由于经济政治中心的变化以及地域环境的改变等因素，使得文人开始重视到少数民族这一群体，但由于受到地域条件的限制，能够切身接触到云南少数民族的文人有限，对于少数民族群体的了解多来源于道听途说，因此，在书写的过程中会体现出较多的臆想成分。直到明朝中期之后，国家开始实行改土归流等一系列利于少数民族的措施，文人由于贬谪、游历、做官等原因开始进入云南，云南少数民族开始进入到文人的审美意识中，从而创作了大量的竹枝词，在其中对云南少数民族形象进行了深刻刻画[4]。在比较文学的视角下对云南少数民族形象进行研究，以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关系作为展开视角，能够看到竹枝词中的文学自觉意识，从而从族群想象、自我书写、跨界想象等层面来展开研究，分析竹枝词中的少数民族形象书写方式。

(一)竹枝词中云南少数民族形象的书写机制

书写机制是对于竹枝词中云南少数民族形象形成过程的研究，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来看，云南少数民族形象接近于比较文学中的他者形象，是云南竹枝词的文人站在自身的审美意识上对少数群体的刻画。要想形成成熟的书写机制，需要必要元素的构成，一是具备规模化的文人群体及作品，二是创作者的亲身体验和异域形象的信息搜集，三是对于云南民族形象的书写与建构。这三个元素的集合使得竹枝词中的云南少数民族形象能够以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方式呈现[5]。从文人群体和作品来看，在明朝中期到清朝末期这一阶段，流传下了近千余首云南竹枝词，其创作群体涵盖了中下层官吏和地方文人，使得云南少数民族形象成为一种族群想象，成为竹枝词研究的基本要素。其次在创作手法上，文人大多数采用纪实的方式展开创作，其在云南生活过程中的亲身体验成为灵感的主要来源，通过游历的形式来不断增加对云南少数民族的了解，从而在自身审美意识改造后进行云南少数民族形象的书写。在这个书写过程中，文人容易受到云南本地的文化生态背景影响，文人居于云南时的创作心境、文化素养等元素都会直接在竹枝词的创作中体现出来，从而使得竹枝词中的云南少数民族形象刻画并不一定从客观的角度出发，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人的审美需求。在书写时除了会描绘云南少数民族的劳作生产、日常生活、历史传说、民俗风情等现实层面的内容之外，还能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发掘其中的深层文化内涵，使得云南少数民族形象得到了提炼，也就是基于他者形象的一种精神层面的想象。文人只有在亲身经历的前提下才能对云南少数民族形象进行书写，成为书写研究的前提。

(二)云南少数民族文人竹枝词中民族形象的自我书写

自我书写是本民族对自我形象的认知，是在与其他民族文化比较的过程中，由较高文明程度的民族文学样式来对自身民族文化进行书写，以此来起到促进本民族文化发展的作用[6]。在云南竹枝词的创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云南少数民族文人进行创作，其通过自我书写的方式来完成对本民族风俗人情、日常生活等的刻画，从而反映出较为真实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形象。在这种自我书写的过程中，呈现出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复杂心理，二是对民族文化记忆符号的延续。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明清时期汉民族文化和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日益繁多，两种文化意识形态碰撞的过程中导致了云南本土诗人的心态变化。以大理白族诗人师范为例，其在《大理府竹枝词》创作的自序中提到了自身心态的变化，“调古思深，颇得刘、白遗意。”体现出中原文化对于白族文人创作的影响，在文章中“一年一拜禹王碑”中的“禹王碑”本身是为汉族诗人杨慎所立，而“一年一拜”的行为准确地反映出了师范对于汉族文化的认可，从而显示出文化交融背景下的白族文人形象。但其中的“阿姑住在金箔巷，真金哪怕火来烧？”又体现出了白族与汉族的文化差异，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族对于爱情的追求是保守的，而白族则体现出自由、勇敢的道德观念，对于爱情就要一往无前，说明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云南少数民族仍然能够守住自身的审美观念。其次从记忆符号延续的观点来看，在云南竹枝词文人进行自我形象书写的过程中，会使用大量的本土记忆符号来作为表达手段，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白族和纳西族的竹枝词创作。例如白族对其传统节日“绕三灵”的书写，李燮义的《大理绕三灵竹枝词十首》、段位的《绕三菱竹枝词》、赵甲南的《咏绕三灵竹枝词》等，都是白族文人对于“绕三灵”这一民族符号的书写。通过对“绕三灵”这一白族文化记忆符号的书写，使得这种民俗活动成为了白族文人共同的情感寄托，也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体现[7]。而纳西族的自我书写则集中描写了在丽江的少数民族形象。在纳西族竹枝词文人的书写中，其注重于对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书写，与白族文人相比他们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更大，因为不少纳西族人都接受过汉族文化的教育，在书写的过程中会体现出在不同文化交流下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如对纳西族的民族风俗、节庆盛典等的刻画，李玉湛的《墩讯竹枝词》中就描写了云南西部地区的藏民形象，站在“他者”的视角下如实地反映了藏民的日常生活，杨品硕的《丽江竹枝词》中则描写了丽江地区的祭龙神会以及过年节庆的画面，“三月八日玉泉游，士女如云过水楼。”在云南竹枝词少数民族文人的书写中，注重的是与汉族文化的“异”的描写，虽然运用了相同的文体方式，但在表达中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记忆符号纳入其中，以展现民族特色作为创作重心。这种书写方式是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过程中而进行的，一方面能够保持竹枝词的纪实功能，同时展现少数民族的生活情境，以此来刻画云南少数民族形象。

(三)汉族文人竹枝词中云南少数民族形象的书写

汉族文人竹枝词中对云南少数民族形象的书写又被称为族群想象，是汉族文人在云南生活的过程中，将云南少数民族生活与自身审美意识相对照后形成的一种整体影响，在竹枝词的内容表达中呈现出较强的个人思想情感。这其中大量的汉族文人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了刻画，从“他者”的角度来看，汉族文人因为种种原因在云南获得的生活体验，借由竹枝词的形式来展现其内里的文化意蕴，从而实现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族群想象。汉族在描写云南少数民族形象时，会带上一定程度的想象色彩，并且将地域因素融入到竹枝词创作中，其中突出表现为在题目的拟定中直接带上“蛮”“夷”等字眼，如张履程的《云南诸蛮竹枝词》50首等。在汉族文人对云南少数民族形象的书写过程中，会注重对其日常生活细节的表达，如《南蛮竹枝词》中的《天时》《地利》《民家妇》《夷人》《元旦》《端午》《除夕》等详细地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节日等进行了描写[8]。而随着汉族文人对云南少数民族群体关注的提升，单纯地描写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细节、自然风光等外在景象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而是开始将眼光转向关注云南少数民族形象之上。在《中华竹枝词全编》中涉及近62个云南少数民族的族称，这表明在竹枝词的创作中全方位地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了观察，从而使得云南少数民族的形象得到了丰富。在明清竹枝词的创作中，云南少数民族的刻画占有着一定比例，虽然对其认知仍然以“蛮”“夷”等存在认知偏差的字眼为主，但还是尊重了文体的纪实功能，对于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细节进行了如实展示，从而使得更多人能够关注到云南少数民族，不断深化对其民族形象的刻画，在尊重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对其展开书写。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来看，汉族文人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形象的书写是立足于汉学之上，在认识到两者文化差异的过程中主动寻找相同元素的过程，以此来完成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族群想象。

三、结语

明清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使得其与外界隔离开来，从而发展出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大量的汉族官员、文人开始前往云南，在居住云南的过程中书写了独特的云南少数民族形象。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来看，关键是“他者”与“自我”之间的书写异同，一方面云南竹枝词少数民族文人会刻画本土的少数民族形象，另一方面汉族文人会根据自身的审美需求对云南少数民族展开族群想象，从而刻画出少数民族形象。总而言之，云南竹枝词中的少数民族形象是跨文化交流下的产物，表现了不同文人的审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