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冰

一、引言

人类历史的发展与传播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在全球化进程中“媒体”承担着重要的作用[1]，目前又处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媒体”的作用更加突出。乡村振兴战略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必然与传播密不可分；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魂”是文化振兴，民族文化传承又是文化振兴的应有之义，所以本文通过对乡村振兴战略、新媒体技术、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内容的解构，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媒体促进民族文化传承的研究述评。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领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截至2022年1月，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输入检索词“乡村振兴”，检索到的研究成果为93981篇，发表年度及数量：2021年3.27万篇；2020年2.12万篇；2019年2.24万篇；2018年1.62万篇；2017年及之前0.14万篇。新媒体是利用数字技术，通过计算机网络、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截至2022年1月，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输入检索词“新媒体”，检索到的研究成果为250252篇，发表年度及数量：2021年2.08万篇；2020年2.92万篇；2019年3.32万篇；2018年3.22万篇；2017年2.90万篇。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和创造出来的能够体现本民族特点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总和。截至2022年1月，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输入检索词“民族文化”，检索到的研究成果为134179篇，发表年度及数量：2021年5208篇；2020年6670篇；2019年8338篇；2018年8576篇；2017年8608篇。

根据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乡村振兴”相关研究自2017年始具有稳步上升的趋势；“新媒体”相关研究2017—2019年具有上升趋势，2019年达到峰值，2019—2021年具有下降趋势；“民族文化”相关研究具有下降趋势。其中“新媒体”相关研究数量最多。上述现象究其原因：一是“乡村振兴”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后成为国家战略，成为时代所呼唤的主题；二是“新媒体”的研究面临着新挑战；三是“民族文化”的研究出现瓶颈问题，面临着相关研究的困境。通过原因分析，正好可以利用“新媒体”改变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新方式、新路径。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民族文化传承是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在传统的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存在着局限性，新媒体能够改变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困境，为乡村振兴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根据相关关键词检索的有效文献，提炼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化振兴、教育教学与民族文化传承、大众传媒与乡村治理、新媒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四大研究主题及研究重点。

三、乡村振兴、新媒体与民族文化研究进展

(一)研究领域发展特征

本文以2017年为研究起点，对检索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纳，主要涉及的研究领域为：新闻与传媒、文化、农业经济、教育、旅游。通过文献整理归纳，乡村振兴、新媒体与民族文化的研究特征呈现出以文化为核心，与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新闻与传媒、教育学、农业经济、旅游等学科进行交叉融合研究的态势，其中两个学科交叉融合研究较多，多个学科交叉融合研究较少。

从“新媒体”20多万篇的研究数量来看，目前乡村振兴相关研究处于上升趋势，民族文化相关研究处于下降趋势，乡村振兴、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三者相关交叉融合研究还未出现，也没有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通过乡村振兴、新媒体与民族文化的研究述评为将来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拓宽研究领域。

(二)研究取向特征

第一，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在社会科学领域常用的研究方法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方法主要是运用调查问卷法、内容分析法，在检索到的研究成果中，具有统一主题的有以下三种：一是关于产业方面，研究文献有《乡村产业的发展韧性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基于散杂居地区民族村落的实地调查》《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乡村产业调整策略研究—以贵州省毕节市B村为例》；二是关于教育方面，研究文献有《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研究的知识图景与发展前瞻——基于CNKI数据库的分析》《民族地区妇女职业技能培训助力乡村振兴的探索研究——以云南楚雄彝族刺绣为例》；三是关于民族文化保护方面，研究文献有《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版权保护现状调查研究——基于660份调查问卷的分析》《乡村振兴视阈下畲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以景宁畲族自治县为例》等。定性研究方法主要是运用专家咨询法、访谈法及数据分析法，在检索到的文献中，集中在传承策略方面的研究，研究文献有《新媒体视角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为例》《2019年新媒体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等。第二，研究对象区域的选择，主要涉及的研究对象地区为：云南省、贵州省、广西省、湖南省、浙江省等，集中在少数民族集聚的区域，研究对象的选择与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大杂居、小聚居”特征基本吻合。

(三)研究主题的回顾与分析

乡村振兴研究领域活跃的作者主要有：刘彦随、贺雪峰、孔祥智、龙华楼等，新媒体研究领域活跃的作者主要有：喻国明、陈力丹、张志安、匡文波、胡智锋等，民族文化传承研究领域活跃的作者主要有：邱丕相、王鉴、白晋湘、田祖国等，但乡村振兴、新媒体、民族文化三者融合交叉研究并未形成活跃作者，未形成刊载期刊复合影响因子及综合影响因子。根据检索的文献进行梳理，将研究主题归纳为四大类进行回顾与分析。

1.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化振兴主题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魂”是文化振兴，“以文铸魂”是帮助村民树立强大自信心、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第一，关于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产业，马治龙、焦若水发表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旧邦新命:乡村振兴战略中合作社的文化复归与维新》中提到：通过文化并接、文化网络、文化整合的方式推动合作社的维新，达到农村社会治理的目的，从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第二，关于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人，白现军发表在《北京社会科学》的《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贤文化传承与创新》中提出：创新乡贤文化，为乡贤文化赋予时代内涵，有利于重构乡村文明秩序及凝聚乡村振兴力量[2]。第三，关于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历史与展望，胡守永发表在《图书馆》的《面向乡村振兴：文化扶贫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提出：围绕基础理论、实践模式、减贫效应、现实困境等方面的文化扶贫体系研究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相衔接[3]。

此类研究成果中，一是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单个学科的研究，并没有形成文化振兴与新闻传播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有效交叉融合研究；二是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案例法、内容分析法、调研法等，通过量化的研究没有提升到质化的转变，理论支持有待加深。三是研究成果大多数存在泛化性，主要偏重于现象性的描述，对问题剖析需进一步深入。

2.教育教学与民族文化传承主题

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民族教育的进步发展关系到我国教育大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关于民族文化传承的研究中，深化民族教育改革创新的内容较多，以教育主体作为切入点，将民族文化传承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与形式，融入到整个教育教学的过程中。第一，民族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沈沫发表在《民族教育研究》的《学校教育视域下的民族文化传承研究述评》中提到：基础教育在民族文化传承中要重视基础教育地方性课程改革，重视培养民族文化具有地方特色的传承人，职业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的民族工艺操作技能，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4]。第二，民族文化传承与非学校教育，云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依托社区学习中心进行民族文化传承的个案研究—以澜沧县芒景村社区学习中心为例》中提到：社区学习中心并非学校教育，其具有组织的灵活性，对相关需求能够进行灵活地把握和调整，更能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于民族文化传承能够发挥较大作用。

此类研究成果中，一是研究内容的理论认识有待加强，研究的针对性不足，需辩证、综合地运用理论角度进行系统阐述；二是研究方法缺少实证的量化分析，学校教育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实证调查研究不完善，数据分析需全面。

3.大众传媒与乡村治理主题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乡村已经进入了大众传媒时代。乡村进入大众传媒时代，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迫在眉睫，提高村民对媒介素养的认识、选择及应用能力，达到扶志扶智的效果。第一，关于媒介发展与变革方面的研究，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农村的广播、电视、网络及新媒体相继出现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不同的媒介形式共同存在，为乡村治理提供多方力量，李乐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媒介变革视野中的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转型》中提到：运用不同形式的媒介进行乡村治理可以平衡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促使大家共同参与乡村治理工作，进一步提高了媒介建设的重要性；第二，关于媒介使用效果方面的研究，主要利用田野调查法，运用使用与满足、知沟等理论进行研究，蒋旭峰、崔效辉发表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乡村传播生态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J市的田野调查为例》中提到：大众传媒正在改变乡村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通过新的传播媒介可以及时地处理突发事件，达到媒介相应的使用效果；第三，关于媒介评价方面的研究，运用建构的研究方法，马梅发表在《现代传播》的《涉农纪录片重建乡村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可能》中提到：进行乡村建设需要重构乡村文化的自信，通过重构社会对乡村文化自信及村民对乡村文化自信的方式，利用大众传媒对思想文化进行宣传。

此类研究成果中，一是研究内容的数据资料支撑有待加强，在田野调查中运用访谈较多，对数据的分析较为欠缺，研究深度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二是研究方法运用单一，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不能合理统一，量化研究缺少理论支撑，质量研究缺少深入剖析。

4.新媒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题

新媒体的高速传播能力，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重要平台及机制，同时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开辟了新环境，改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统方式，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时俱进。第一，实证研究方面，孙传明、李浩发表在《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媒体传播力的因素与提升策略—基于微信公众号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中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新媒体平台的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生产及用户满意度方面进行传播能力策略提升研究；第二，文本研究方面，发表在《民族艺术研究》的《新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中指出：在运用新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中要注重传播内容服务群众、揭示文化内涵、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的消费，并阐述了新媒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要相互补充、共同发展[5]。

此类研究成果中，一是研究成果转化能力不足，研究成果缺少实践环节；二是研究内容中的文本研究对现实保护措施的指导有待加强；三是研究方法运用实证研究，缺少理论支撑。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实证研究缺少理论支撑与文本研究缺少实践验证

通过乡村振兴、新媒体与民族文化研究进展的分析，可以发现该领域存在大量问题，还处于起步阶段，得出相关研究成果对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媒体促进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力欠缺的研究结论。主要表现在：一是实证研究缺少理论支撑，多数实证研究侧重于单方面的数据分析，不能够较好地运用成熟理论作为支撑，影响了实证研究的效果；二是文本研究缺少实践验证，大多数文本研究都大量存在对现象的描述，还没发展到对制度措施、文化背景及政治层面进行深入剖析，缺少探索性、权威性研究成果，没有形成改变现状的实践体系，起不到实践检验研究成果的作用；三是学科交叉融合研究薄弱，大多数文献涉及学科视角单一，本文研究视角正是基于原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多学科、跨学科进行研究，是将来研究的发展趋势。

(二)研究展望

一是加强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媒体促进民族文化传承的理论建构，通过相关理论的建构，建立起民族文化传承的逻辑框架，重建符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媒体促进民族文化传承的理论体系；二是强化文本研究的深层次思考，并通过实践来检验研究成果的有效性，通过对制度措施、文化背景及政治层面的深入剖析，强化研究成果的权威性；三是深化多学科、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多学科、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是当今学术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加大其研究力度能够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