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双妤

“任何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他们虽然有其独特的心理结构和个性特质，但同样会不可避免地烙下不同时代的文化印记，带着不同历史境遇中的精神征兆[1]。”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有趣。同时，文化又反过来作用于我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必定会受到文化给我们带来的潜移默化且深远持久的影响。

大院文化是一种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北京大院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安置新移民而建立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中央各部委所属的机关部门；二是科研、文教单位、艺术团体，如高等院校、科学院各研究所等。作家王朔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他的成长经历与大院文化密不可分。“北京复兴路，那沿线狭长一带方圆十数公里被我视为自己的生身故乡(尽管我并不是真生在那儿)。这一带过去叫新北京，孤悬于北京旧城之西，那是1949年以后建立的新城，居民来自五湖四海，无一本地人氏，尽操国语，日常饮食，起居习惯，待人处事，思维方式乃至房屋建筑风格都自成一体[2]。”王朔自幼跟随父母远离家乡，来到北京的军区大院生活，他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处事原则与交际方式深受大院文化的影响。王朔熟悉大院中的人和事，也同时密切关注着大院中每位个体的生活状态和境遇的变化。而王朔小说中的“顽主”们，也正是源于王朔自幼受到的大院文化的熏陶和生活的经历而塑造出来的一类独特的人物形象。他们大多在童年时缺少了父母的陪伴与教育，对学校的老师抱有鄙视的心理，逃学、逃课、打架、斗殴成为了他们校园生活的常态。他们有着不可一世的高傲、自尊心和优越感，对社会蔑视，对传统践踏，玩世不恭、桀骜不驯，成为了不折不扣的“顽主”[3]。

“顽主”形象是王朔的早期创作中一个连续出现的文学形象，主要包括：《顽主》中的于观、杨重、马青等，《动物凶猛》中的“我”、高洋、汪若海等，以及《过把瘾就死》中的方言等。这是一批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他们享乐人生，戏谑人生，同时又调侃他人。此后，王朔又通过一系列的小说，例如《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等使“顽主”成为了他作品的一大代名词，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系列全新的审美形象。“顽主”这一系列的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深刻的文化背景，“顽主”形象的出现与王朔受到大院文化语境的影响密不可分。

一、精神的流浪者

(一)父母的缺位

父母的缺位在“顽主”们的成长过程中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看上去很美》中的序幕是这样来描述方枪枪的母亲的：“假若没有家里相簿中的那些照片，我不会相信我的童年是在母亲身边度过的。我的记忆中没有她。使劲儿想，她的身影也不真实，黑白的，一语不出，恍若隔世之人。……从记事起我们就不住在一起。很多年我不知她的下落，后来才发现她只在夜间出现，天一亮又消失了。她不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人。我甚至从不知道她的名字[4]24-25。”而对于父亲则是“我曾经以为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但照片上的他和我记忆中的他仍然有极大年龄差距[4]26。”由此可见，方枪枪在最需要陪伴的幼年时期与父母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平日里能够与他们接触的次数极少，甚至对他们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父母对他来说不是关系紧密的亲人，而是可有可无的“陌生人”。而与方枪枪情况类似的大院子弟还有很多，他们通常被送到保育院里由专门的阿姨负责照顾和看管。“保育院的孩子每天都住在那儿，两个星期接一次，有时两个星期也不接。孩子们刚进去时哭，慢慢也就不哭了，好像自己一出生就在那个环境[4]27。”尽管保育院的设施配套完备，但是它的功能始终无法替代有着血缘关系的家庭。保育院的规章制度也压制了孩子们本来的天性和生理上的自由，甚至连厕所都像藏有珍品的博物馆一样定点儿开放，倘若屎尿不能如约而至，那就只能保管在直肠或裤裆里，在那些永远不拉窗帘的公共宿舍，阿姨每晚毫无隐私和性教育意识地给每个孩子洗屁股。方枪枪在这种机械化、日复一日的集体生活中感受到了无尽的恐惧和孤独，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感觉天花板在眼中出现了一些表情，像是一个伪装成石头的怪兽活了过来。他无比地惧怕黑夜，晚上经常做噩梦，甚至出现了尿床、行为怪异的现象，受到了保育院阿姨的责骂与惩罚以及同学们的不满和排斥，方枪枪在保育院的集体生活中感受到了无尽的孤独、困惑与失落，对周围的人和事也没有太多感情可言，他的童年就在这样一种无知无觉的状态中渐行渐远。而当方枪枪最后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家庭时，他又不得不受到来自父母的管理和教育，成为他们在工作中承受的压力和困难的出气筒。在这种畸形的亲子关系中，方枪枪等大院子弟不得不与父母渐行渐远。

(二)教育的缺失

正当王朔笔下的“顽主”们开始接受教育的时候，一场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天安门”“无产阶级”等革命单词夹杂在了人们的日常用语中。学校课堂上讲授的知识已然被蒙上了一层政治的面纱，老师授课时使用的话语谨小慎微，甚至经常还没布置完作业就提前下课。方枪枪等大院子弟在这种年代下无法正常地接受教育，反而稀里糊涂地被卷入这场运动中，他们在操场上喊口号、参加游行等。此外，因为盛行读书无用的理论，“顽主”们没有学习的压力，“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知识[5]。”所以他们整日逃学、旷课、打架、斗殴，方枪枪后来甚至加入了一个比他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小帮派，每天忙着跟别人拍板砖、打群架。总之，受到这场运动的影响，“顽主”们在年少学习知识的关键时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他们成为了最无拘无束、无所事事的人，而他们对老师深刻的讽刺和对知识无比的厌烦正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除此之外，教育的缺失也是直接导致“顽主”们后来无法自如地融入到市场经济发展浪潮中的一个主要原因[6]。

二、社会的边缘人

父母的军人身份使得大院子弟们不费吹灰之力便拥有了最好的待遇、享受着最舒适的生活。正如《动物凶猛》中提到的“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中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这就是我所有的全部梦想，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时自然会轮到我。”无需努力即可获得的富足的生活和早已被安排好的既定的未来，使“顽主”们内心有着无比的自尊心和优越感。然而，现实却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美好。正当大院弟子们过着令人向往的军队生活时，那场运动已经悄悄地结束，国家和社会进入轰轰烈烈的转型发展期，金钱观念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人们不再一味地关注一个人的政治面貌与家庭出身，而是更加关注这个人所拥有的金钱与财富。“国防现代化”的号召改变了军人的选拔制度，提拔干部不再是直接从士兵中选择，而是从军队院校的优秀毕业生中选拔。这就直接导致大院子弟们的带有强烈英雄主义的军人梦想顷刻间破灭，他们曾经嗤之以鼻的知识和文化，现如今竟然成为了他们职业生涯中的绊脚石和拦路虎。于是他们纷纷从部队中复员，回到大院的同时也失去了大院子弟的身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顽主”。复员后他们被安排的大都是在社会基层的需要付出体力劳动的工作，《空中小姐》中提到：“我到安置办公室，看了看国家提供的工作：工厂熟练工人、商店营业员、公共汽车售票员，我们这些各兵种下来的水兵、炮兵、坦克兵、通信兵和步兵都在新职业面前无所适从。”这些工作与“顽主”们对于自己的职业和未来发展的想象是完全不符的，这种巨大的落差使他们内心产生了深深的烦闷和对社会的强烈不满。他们知道权利可以转化为资本，可是他们却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权利，他们知道金钱可以转化成资本，却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积敛钱财。在这种政治和经济双重失落的情况下，“顽主”们一步一步地沦为了这个社会的边缘人。

社会的边缘人这一形象的形成与“顽主”们大院子弟的身份密不可分。“顽主”们主动放弃了国家安排给他们的工作，例如《空中小姐》中的“我”一直处于一种失业的状态，终日围在女朋友王眉身边转，甚至让旁人觉得自己在吃软饭。然而“我”依旧自我感觉良好，这种良好的心态是来源于大院文化的，大院子弟的身份使他们拥有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自认为有着过人之处。他们觉得一旦接受了国家分配的底层工作，自己的社会优越感就会丧失，所以他们宁愿做些“不正经”的事情，也不愿意丧失这种心理上的高贵感，直至陷入一种自我欺骗的旋涡[7]。

那么，这些在大院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精神的流浪者和社会的边缘人最终会有着怎样的结局呢？他们曾在改革的浪潮中尝试着融入社会，然而这种改变也只是浮于表面罢了。“顽主”们原本奉为人生信条的理想在顷刻间化为了泡影，他们在这突如其来的改变中迷失了方向。“顽主”们知道自己已经无法融入这个时代，也没有机会在这个时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内心有着深深的无力感。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被动地戴上了一层厚重的面具，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游戏人生。这种压抑、迷茫和忧虑的感觉笼罩了他们的神经，《橡皮人》中曾经这样说道：“长大后，我是一个在恐怖和抑郁中度日的男人。”可见，“顽主”们的精神状态已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出现了精神失常的现象。笔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顽主”们在大院文化中获得的骨子里的优越感和那种心比天高的自尊心，使得他们不愿意摆脱旧的体制，尽管他们拥有着处于萌芽状态的现代市民意识，他们还是对社会突如其来的变化感到深深的茫然与无助，拒绝社会道德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束缚，无业、无家、无担当、无理想、无道德、无责任感、无进取心成为了他们共同的标签。在笔者看来，“顽主”们应该积极地转变自己的心态，从而顺应时代的脚步，适应社会、融入社会、拥抱社会，努力投身于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才能真正实现突破自我，改变人生。

综上所述，大院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王朔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在他的笔下，成长在大院文化背景下的“顽主”们的思维习惯、交际方式、价值观、人生观等都受到了大院文化潜移默化地渗透和影响，这也直接导致了他们在遇到人生中重大转折点的时候，始终保持着一份强烈的自尊心和优越感，在自己认为顺理成章的美好未来、自己的雄心壮志无法得到实现，满腔的热血没有机会可以抒发时，容易产生极大的落差感和挫败感，从而沦为精神的流浪者和社会的边缘人。王朔笔下的“顽主”们由于“契合着青年一代的精神处境[8]”，表现了“一代青年人在历史的变局面前，如何反思自己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重新认识自我和他者、自我和历史、重建历史主体的精神重构问题[9]”而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现如今，“顽主”们的形象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一些年轻人对时代发展之迅猛的无可奈何，他们内心充满着愁苦与挣扎，渴望在为生活而奔波的路上，从“顽主”们的身上得到超脱现实的精神上的自由，获得短暂的心灵疗愈、释放与解脱，而这也是王朔笔下的“顽主”们能够永葆生命力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