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文畅

在“2021南方文学盛典”上胡学文以长篇小说《有生》荣获“2020年度小说家”称号。历经八年锤炼终于出版于2020年的《有生》一时吸引了评论家与大众的目光。作为“河北四侠之首”的胡学文长期以来被冠以“坝上草原作家”的美誉，其早期一系列带有浓郁地域色彩的作品被称为是“坝上乡村系列”小说。正如莫言的高密乡、余华的海盐城，胡学文的张家口坝上乡村同样成为在他文学世界中特有的故乡，这让他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笔端灵感与心神所归，在文学世界培育出自己的土壤。然而胡学文并不满足于此，他对于文学创作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他认识到，地域并不是隔绝的、孤立的，它有着超越时空的共性。他在访谈中多次提到“好的小说是没有地域、题材这些概念的”[1]，“考虑的不是这个人生活在哪里，而是他怎么生活的”[2]。胡学文在创作中开始有意识地淡化地域特征，从而更多地寻找人类的共性。在这样的创作追求下，他突破了坝上草原的世界模式，将目光从张家口的草原地域文化转移到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去，于是将其新作《有生》放入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去研究与审视就有其必要性。而《有生》作为一部以充满神性与母性的接生婆“祖奶”为主角的作品，其对生死的探讨、对人性丑的修补、对万物共生的隐喻都呈现出与女娲创世神话的共通之处，一种隐秘的东方文化力量使《有生》的人类学与现实主义意义得到深化和升华。

一、神话原型批评与河北女娲崇拜文化

神话原型批评是西方文坛20世纪中期比较流行的一种文学批评流派，英国古典学中的仪式学派是它的源头。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和弗雷泽的人类文化学为神话原型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汲取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和弗雷泽的人类文化学并加以改造，提出了崭新的“原型批评”观点，建立了完整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体系。他首次将“原型”这个概念从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运用到文学范畴的研究中。在弗莱看来，原型即典型的或反复出现的意象，是文学的一种普遍存在状态，最基本的文学原型就是神话[3]。神话是一种程式化的叙述，一种形式结构的模型，各种文学类型都是神话的延续和演变。从研究方法上来讲，神话原型批评是一种通过研究作品内容和古代神话之间的关联，来实现对作品的整体观照的一种批评模式[4]。

作为中国神话中最为显赫的一位女神，女娲娘娘被认为是人类始祖、华夏民族人文先始、中国的大母神。各种古籍文本中记载了许多关于她的故事——抟土造人、创造万物、补天救世。即使在民间关于女娲的传说也广泛流传在中华大地上，华夏儿女对女娲的信仰从未间断[5]。被称为大地之母的女娲是被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母神，这一点在河北大地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河北新乐县有著名的伏羲台，河北涉县有全国闻名的娲皇宫，从河北沿着太行山到河南一带是伏羲女娲的神话带。这里的人们相信，创世之初被尊为中华之母的女娲慈祥地创造了生命，又在大地危难之时炼石补天保护生灵免受灾难。河北涉县娲皇宫正是为纪念女娲的恩德而建的庙宇，它是中国规模最大、保留最为完好的奉祀女娲的遗迹，被誉为“华夏祖庙”。围绕着涉县娲皇宫，河北一带形成了浓郁且古老的女娲崇拜文化，每年农历三月初一到十五举行女娲庙会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庙会以娲皇宫及其所在的唐王山为中心，辐射到晋、冀、豫三省，十分盛大。庙会期间，四面八方的群众涌向这里祈福还愿、进香朝拜。由此，女娲崇拜文化在河北地区形成深厚的历史积淀，在这种独特的东方始祖文化影响下，无论是在人物塑造，还是在意象选择、主题立意上，胡学文的《有生》都呈现出与女娲神话原型相通的明显特质，从这一角度来看只有借助女娲神话原型的补充与解读，《有生》的深层内蕴才有被阐释的可能。

二、女娲造人的祖先崇拜与祖奶地母形象塑造

关于女娲的神话传说往往是从抟土造人开始的。《说文·女部》云：“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化万物”之意是化育万物，指女娲非凡的创生功能。而在涉县娲皇宫的主体建筑娲皇阁中第三层被称为造化阁，其中供奉着女娲怀抱婴儿的雕像，在这一层女娲作为主管生育的女神而受到膜拜。女娲主管生育的职能往往也最深入人心，从关于涉县娲皇宫庙会的田野调查中可以看出，前往娲皇宫祭拜的绝大部分人都怀揣着新生命降临的祈求。《有生》中的祖奶作为一生接生过一万两千余人的接生婆，她在宋庄人心目中有着和女娲娘娘近似的地位。祖奶有着关于生育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她是渴望生育的母亲，另一方面她是引领婴孩儿来到世上的接生婆。作为母亲，祖奶先后孕育九个孩子，但这些孩子又相继去世，前几个孩子的失去使她的生育、养育孩子的愿望达到顶峰[6]。作为远近闻名的接生婆，她几乎接生了宋庄附近两代的子孙，某种程度上来说，祖奶创造了宋庄欣欣向荣的生命的未来。而与女娲娘娘有所不同的是尽管祖奶作为人间生命创造者与迎接者，在面临无穷无尽的“生”的美好的同时，她又不断经历着“死”的恐惧。父母、丈夫、孩子他们的不断离去仿佛是上天给她刻意制造的某种磨难或惩罚。而祖奶在一次次面临死神威胁之时却没有退缩，相反，她在接生中一次次正面迎击死神，抵御死神对产妇与婴儿的威胁，在成千上万次的抗衡中她获得与死神一战的神力，成为链接生死、沟通阴阳两界的链条。

千百年来女娲之所以能够受到人们的崇拜与信仰不仅因为女娲的造世造人之功，更因为女娲娘娘有着大地之母的造化万物、拯救万民的无疆大爱，充满地母之爱的女娲正属于埃利希·诺伊曼所提出集体无意识之中的母亲原型，对于女娲的信仰正是一种人类共同的大母神信仰。与此同时，小说世界中的宋庄同样需要有一个大母神的形象来寄托他们的崇拜与祈祷，于是接生了两代人且寿命超常的祖奶成为了他们集体无意识中的母亲原型。祖奶的神性在作者的赋予与村民的崇拜中逐渐加深。祖奶的神性首先是由她自身赋予的，在她还是锢炉匠时，她与普通人并无两样。然而当她成为了一名不分贵贱、无论何时何地都为产妇接生且技术高超的接生婆时，产妇却纷纷开始看到降临在她头上的黄色的神光。事实上拥有善良、仁爱、尊重这些美好的品质正是祖奶能够得到尊重与崇拜的根本原因。作者在塑造祖奶这一人物时为之加上了独特的神的品质，祖奶有万里挑一的最适合接生的柳叶手，在苦难的年代活到了百余岁的高龄且拥有能够听到全村声音的超常听力，这些都为祖奶营造了一个神明的形象。但祖奶的孙子乔石头则是将其神化的最狂热的支持者，他固执地要在山上为祖奶修建祖奶宫，供人朝拜，以将祖奶的功德流传到千秋万代。在商人乔石头眼中，祖奶的神性反而成为他追求利益与荣耀的工具，成为神化祖奶的有利手段，这反而将祖奶的神性又重新拉回人间，使祖奶重新面对复杂的人心世态。而乔石头要修的祖奶宫同样是依山而建，这与中皇山上以活楼建筑著称的娲皇宫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将祖奶这一人物形象与女娲形象之间的羁绊进一步加深。

三、女娲炼石补天与凡人生存困境

《淮南子·览冥训》曾记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斩鳖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这正是我们所熟知的女娲熔炼五彩石补天的故事。涉县娲皇阁最上面的一层就叫作补天阁，通过精美的壁画表现了神话传说中女娲熔炼五色石以补天的功绩。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有生》并未将祖奶塑造为拯救人间的角色，相反作者提出了另一种更为可行的方案。他通过对宋庄各色人等在种种矛盾与困境中挣扎的书写，描绘出一幅凡人面对个体生存缺陷展开自救的“凡人补天”画卷。在宋庄这个普通的小地方每个人却都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困境，他们无法填补内心巨大的漏洞。“蚂蚁在蹿”是困扰着乔大梅一生的永恒难题。这些啃噬出孔洞的蚂蚁一次次出现在乔大梅面对父母、子女横死的时刻，久而久之啃噬出祖奶内心巨大的缺口。在其他的宋庄人心中，看不见的蚂蚁也在不断啃食着他们并不饱满的心灵。如花难以接受丈夫钱玉的去世、毛根孤独的爱被宋慧拒绝、诗人北风因神秘短信焦虑不安……胡学文带着某种探究人生本相的目的，将宋庄人框进无穷困顿的画框当中，使得这些原地打转、有泪难流的普通人共同演绎出一幅破碎的凡人世相。而作者的探寻并不止于此，在面对人间世界巨大的破洞时，微小的人类也展开了绝地反击式的自救。祖奶的自救是不停地接生与生育，如花的自救是执着地相信丈夫幻化成了一只乌鸦，毛根的自救是将孤独的爱重新寄托到逝去的妻子身上……尽管无力挣脱甚至难以恢复，宋庄人仍在不断抗争着生命本身的不公与缺陷，用自己的方式微弱地填补内心与精神上的巨大漏洞。这样的书写更呈现出作家对于人类命运深层的思考，即呈现出一种人类这一群体在面对现实的集体心灵缺憾时，无法依托神的帮助，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填补的一种生存的倔强与顽强。

而另一值得深究之处在于作者有意安排的石头意象。女娲借助五彩石完成了补天大任，石头发挥了拯救万物的巨大功用。而《有生》中祖奶不易怀孕的母亲正是因为坐在父亲捡回的半圆形褐色“神石”上才意外孕育了祖奶，祖奶的接生又为宋庄带来了生的延续。而在小说最后祖奶的孩子相继去世后只剩下孙子乔石头一个人与她相依为命。乔石头的名字似乎也暗含着祖奶最后的希望。首尾呼应的石头意象将石头这一充满神秘色彩的神话衍生品塑造为小说中朦胧而神秘的寓言之物，这与《红楼梦》中的女娲补天所剩的顽石形成呼应。作为一种传统的带有中国神秘氛围的物象，石头为《有生》蒙上了更为神秘而独特的色彩。

四、万物共生的自然本相与现实理想

女娲不仅仅作为人的先祖存在，其在传说中有着造化万物的万物之始祖的地位。女娲娘娘对人与其他生物一视同仁，她有着期待万物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望。民间流传最广的女娲人首蛇身说同样证明了一种神与自然的亲近，这说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女娲创世之初的根本理念。

来自坝上草原的胡学文同样天然带有一种对于自然的亲近，在他的写作中更多的注重人与动植物之间的互通，这使《有生》谱写出一曲自然生命的和谐赞歌。女孩儿如花爱花如命，认为丈夫转世为乌鸦，与乌鸦极其亲近；生性倔强的女孩儿喜鹊因为救助过一只喜鹊，被喜鹊们喜欢、追随，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喜鹊之王；一直内向的罗包不爱与外界沟通，他最放松最快乐的时刻是磨豆子的时候；代表着危险的蚂蚁贯串小说的始终，象征着未知的蜂王短信成为小说最大的谜团…… 小说《有生》原题名为《万物史》，而在小说中也充分显现了作者想要包含万物的野心[7]。种类繁多的动物意象使得《有生》的世界自带一股大自然的盎然生机，这里的生已经超越了人类的独生而是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生之赞歌中将人与自然的美好与矛盾推到个体身上加以讨论，更是呈现出一种生态美学的特征，让阅读本身带有了清新美好的自然气息。在生态状况日益恶劣的现实背景下，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态环境重要性的今天，作者对于动植物的一种拟人化的生态关怀，是其另一重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刻体现。

阅读《有生》读到的是一种对于远古时代中华人类始祖创世精神的叩问，一种对于现代社会下人与自然异常关系的反省，一种对于人的生死的终极话题的讴歌生命之美的解答。从女娲神话原型这一视野来探析胡学文的《有生》，一方面能够更好地理解胡学文冲破“坝上草原文化”的标签，从更广博的视野探究人类个体精神、生存本质问题的创作倾向。另一方面，女娲神话原型的文化内蕴与精神实质在作品的阐释中得到再现与发扬。在神话原型批评走向中国特色的历史驱动下，更为严密深刻的女娲神话原型的研究亟待更多研究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