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权千发

（河北大学，河北保定 071002）

俄罗斯的生态文学与英国19 世纪浪漫主义早期的“湖畔派”虽然属于不同地域、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下文学的两股文学潮流，但是俄国作家和英国作家们对故土对生活的依恋和热爱使得他们不谋而合地选择了通过依托自然世界来建构他们的文学世界[1]。由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及个人阅历的不同，俄罗斯生态作家和英国19 世纪早期浪漫主义作家“湖畔派”诗人的自然观、生态观及对人生的态度、作品风格都呈现了不同的特点。

俄罗斯生态文学从19 世纪末就初露端倪，但学术界对于它的关注从近几十年才开始。英国文学是西方文学中最早关注生态的，其可追溯到19 世纪前期浪漫主义阶段的“湖畔派”。以作家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湖畔派”以其“灵敏清晰的眼光”在自然生态危机初露端倪之际, 讴歌自然，展现了大自然本色、审美的精神境界，呼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融为一体。

1 华兹华斯——生态思想的先驱

华兹华斯是英国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早期代表作家，具有前瞻性的生态观[2]。当我们细细品读华兹华斯的创作时，能感受到他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大自然的眷恋，期盼与大自然亲近，人类与其和谐共处。

1.1 后工业革命和前浪漫主义影响下的诗歌类型

19 世纪人类的征服意识逐渐凸显，工业革命让人类对自然秉持着一种俯视的态度，试图征服、主宰它。与此同时卢梭的“回归自然”口号，在社会文化领域引起了一场意识变革。由此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开启了生态文学的转向。

华兹华斯是最早拥有生态意识的作家，其《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指出他“常常会去选择田园生活作为题材”，并关注日常生活里发生的情节和事件。这些田园生活跟人类的形形色色的基础情感之间具有作者认为的更为直接的关联。其一是人们的情感在这些田园生活中处于一种更纯粹的样式，所以能对其进行更准确和更自然的思维表达； 其二是田园悠然生活下的各种风俗是由这些感情启发而形成的；最后是因为在这种田园的生活中，人类的热情与自然中蕴含的美妙的永恒模式结合在一起[3]。

华兹华斯描写英国北方湖区的自然风景，以通俗的用语为主，充满着真挚的感情和想象，无不透出作者对大自然的爱恋。在《丁登寺》中，诗人描写了流淌的泉水、挺拔的山峰、幽静的野地、苍翠的槭树、落日的余晖、 雾里的山风……所有这些自在自为的意象，都被作者赋予了无限的生命力。“在精神上我转向你，啊，树影婆娑的怀河！ ”在逃离城市文明后，诗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从自然界的景观中寻找内心宁静的力量，眼前的景象是记忆深处的羁绊，是嗜好，是爱欲，更代表着一种精神性的导引和馈赠。眼前简单纯朴的景致，寄寓着诗人忘却物我的界限，与自然互为依存的理想境界。

1.2 自然观映照下的简洁纯粹的语言

华兹华斯对诗作的最高要求是自然，特别是语言要求自然、纯粹，他从乡村人的口语中选取语言，并以“令人愉快”作为标准，剔除其中鄙俗的成分，采用散文来写诗，取代那些华丽典雅的韵文。

在诗歌《我似一朵孤独的流云》里，华兹华斯以诗情画意般的语言把读者领进了一个满眼是金黄的水仙花、绿荫遍地和清风吹拂的桃源世界，他把自己比作一朵孤单游荡的白云，在山谷飘荡时忽然发现一大片金黄色的水仙，伸展着腰肢，作者觉得它们就像一个个小精灵一样灵动、可爱，使人久久不能忘怀。在这里，黄色水仙花一簇簇，如众星闪烁，水仙花不单是一种娇艳的花，更是大自然美的象征，代表着充满激情的生活，水仙随风摇曳舞蹈，是快乐和美的化身。华兹华斯用眼睛记载所见景色，把自己比喻成漂浮翱翔着的云，表达了对自由的渴望，随风摇曳的水仙，让作者一瞬间仿佛就明白了人生有多美好，大自然的美能够净化人的心灵。这首寓情于景的诗表现了作者敬佩自然万物，依恋自然万物，愿和自然世界融合在一起的愿望。

在作品《我们七个》里，华兹华斯更是用孩童和成人的对话，赞美了孩童的纯真与善良，也将读者带进了他闪烁着人性之美的诗学殿堂。

总的来说，华兹华斯的语言清新、简洁、自然，充满着对自然界的热爱眷恋之情。

1.3 人与自然和谐之情的题材

题材和语言是密不可分的，只有田园生活才是值得入诗的题材，乡下的生活情感更加质朴真诚。

华兹华斯在《水仙花》中，不仅强调自然界万物之间的和谐，也强调人与自然界万物之间的内在神秘性联系，体现了明显的生态和谐整体观。诗人将自己比喻成一朵独自飘浮的浮云，白云的闲暇和自由映射到诗人身上，赋予了诗人一种自然的人性；在描述自然界中的万物时，诗人又运用拟人的手法，如将水仙迎风摆动比作如人一样在随风起舞[4]。自然万物和人融为一体，自然的神性和人性融为一体，呈现出内在的相似联系与和谐整体。这里自然的美景同人的心灵意境和谐地融为一体，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人也在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中摆脱尘世的孤独和寂寥，回归人类的精神家园。

他在《责任颂》中更进一步写到人类的无穷无尽的欲望已然成为一种负担，只有责任可以管理我们的心。在工业革命带来的消极影响初步显露时，华兹华斯无疑持有一种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认识。生态整体观为我们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提供了一条具有极高指导价值的路径，也为我们重新认识生态文学的现实意义提供了新的思路。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华兹华斯笔下是亲密无间的，人不能无穷无尽地向大自然索要甚至不计后果地破坏自然。华兹华斯对于工业革命破坏文明的批判已然是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更高视角上，他表达了自己的生态观和此时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此外，华兹华斯不仅对自然有渴望和赞美之情，而且还持有保护甚至是拯救环境、挽救人类社会的理念。这些理念甚至开创了现代生态环保的先河，对人类的生态环境保护有着深远的先驱引领作用。

华兹华斯开创的独特诗歌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对世界诗歌文学都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 普里什文的生态作品及其思想

普里什文被誉为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哲理散文大师之一。他称自己作品的体裁叫“诗意的理学”，他本人也被认为是苏联“自然随笔”的第一人、“俄罗斯的梭罗”。他曾说：“我们和自然万物有着血缘上的联系，我们现在应该以好似亲人的关心来恢复这层关系。”他的作品把自然与日常生活、与人类情感结合起来，把“大地本身”当作了“故事的主人公”，受个人唯美主义经历的影响，其作品充满了典型的温美细腻的风格，是“9~99 岁的读者”都爱读的文学。普里什文展现童年的文章《金色的草地》就被选进了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课本，展现了童趣和对大自然的爱。

2.1 俄式亲近自然的方式——狩猎文化

普里什文通过旅行、狩猎来描绘自然，不仅探讨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思索了人与自然应怎样和谐共存。在《大自然的日历》中，普里什文根据4个季节来安排内容结构，细致地描绘出动植物，将他在旅途中积累的这些素材组成了春夏秋冬的“狩猎故事”。高尔基曾评价普里什文：“我没有见过哪一个俄罗斯作家能够把知识和对土地的热爱如此和谐地融合在一块儿。”处于那个时代的别的作家虽然也是大自然的歌者，但他们只把自然作为一种背景、一种情绪的渲染。而普里什文则试图更深入体会日常周围的东西，大自然是普里什文创作的主旋律。普里什文的狩猎情结主要受家庭的影响[5]。他父亲是一位出色的猎人和园艺师，给普里什文留下了陪伴他终身的果树林，并教会他用狩猎来认识和亲近自然。父亲说在俄罗斯民间，对自然的爱的表达就是狩猎，狩猎是人们了解自然、融入自然的方法。在童年里普里什文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父亲和猎人们聚在一块畅聊自然。浓密的森林、各种各样新奇的动植物，这些不仅丰富了普里什文的语言，也让他的内心充满了勇敢的想象，成为他以后不竭探索的动力。

为了完成“森林的层次”这项生态学研究，他甚至前往森林考察具体地点，体验自然、了解自然。普里什文喜欢植被丰富的森林，更喜欢在森林中打猎，这是融入自然的最好方式。他的作品《灰猫头鹰》《人参》、自传体小说《恶老头的锁链》都包含着对自然、对那些生物的敬畏之心。《大地的眼睛》也是充满着好似寓言家的生态思想甚至是环保观念，这比世界生态文学的奠基人卡森的作品早问世近十年。普里什文在世界生态文学史中占据重要的一席。

人类是大自然生物链的一部分，是生态圈的一点，这是俄罗斯对于生态的见解。此外20 世纪的普里什文的生态思想也受到19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思想，特别是华兹华斯自然观的影响。华兹华斯认为人和自然万物是一体的。华兹华斯追求宁静、纯粹的自然，而不是由于工业文明的需要而破坏自然。

2.2 东正教文化影响下的自然观

俄罗斯自古就有宗教的深远文化，他们信仰的东正教是基督教在东欧的发展。不仅东正教影响着俄罗斯文学，而且还有远古多神教、民间宗教崇拜等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宗教是俄罗斯文学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对宗教的关注也是一直贯穿在普里什文创作当中的。普里什文不仅是民俗学家、地理学家兼生物学家，还被称为“宇宙学家”，这称呼和他对自然宗教甚至哲学思想的理解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普里什文的宗教思想跟其生长环境有关系，他的母亲是虔诚的宗教徒，他的老师罗扎诺夫更激发了他对宗教哲学这门学科的兴趣和对其神圣的敬仰。

在东正教的思想中，上帝给了人类具体的使命，从热爱上帝衍化为热爱花鸟百兽，喜爱所有生命。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相互依存，这种和谐是充满美感的。“今天我感受的是自然界生命的整体。我觉得这些会飞、能游、善跑的生物都是血缘至亲，现在我们正是通过血缘来找回，甚至是在自然的一切生物中，发现属于自己的东西。”普里什文称动物为其朋友，他总能从一些物种身上找到人类的影子，感受到各种动物的强大智慧，其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是人类的一面镜子。

在宗教思想下，普里什文的作品含有精神生态的理念，可以说普里什文更关注精神上的生态。他曾说，“为了写出朴素的话语，作家内心要了解整个的宇宙”[6]。让人的内心能够存在宇宙这一观念就是“精神生态”，即人要有保持自然本性的心，不受人类社会中各种利欲熏心行为的影响，永远保持一棵纯粹的心。在他看来，自然不仅是人类依存的环境，更是人类幸福生活的来源。

自然中的万物其实和人类具有相似性，接触自然能让人类了解自身。普里什文对自然的感情不是索取，而是一种承载使命感的给予、 息息相关的热爱。所以他能与自然通感，倾听自然的“声音”。普里什文说：“大自然为我们安排了这样的生活： 我们虽不会长命百岁，来不及看遍世界的一切事物，因此让我们觉得要好好珍惜这世界的一切事物。”

2.3 自然母亲是生命的源泉

在俄罗斯文学中把自然的很多事物比作母亲。土地、河流、山川、森林等多是圣母形象，都是俄罗斯民族依恋自然之情结的真情流露。东正教的另一个突出的教义就是圣母崇拜，这种自然崇拜理念与母亲的形象连接起来。“我好像感觉到，整个大自然都处在梦境之中，就像我的母亲；而我已经醒了，为免惊醒她，我轻轻地走动。大自然也在熟睡，做着我的母亲一样的梦，虽然是入眠，梦里她也有能力一切了然于心……我们的大自然母亲就是这样，我是她的孩子。她能在梦中感知到我，聆听我的话语，以自己的方法，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她也有时会做噩梦，梦到我遇到危难。那时我的母亲及会坐起来，外面则会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选自《雷雨》）在普里什文的思想中，自然与母亲形象融合在一起，大自然像母亲一样关爱我，我也一样依赖眷恋着自然母亲。普里什文以平视的角度去看待自然，人和自然的交流会提高人的幸福指数，而这些幸福只有在像母亲的大自然那里才能体会到。

所以，普里什文的生态思想有俄罗斯民族影响下的固有特点，含有浓郁的东正教思想，以狩猎这种俄罗斯民族特色的方式来亲近大自然，融入大自然，自然就像母亲一样是人类一切的来源。我们尊重它热爱它！ 这才是俄罗斯民族热爱自然的根基。

3 有传承也有各自地域特点的两位作家

由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及个人阅历的不同，俄罗斯生态作家的作品和英国19 世纪早期的作品具有不同的特点。“生态文学是以责任、生态理念、文明批判和生态预警为其突出特点的。”华兹华斯和普里什文都作品丰富，是生态文学的代表人物。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两人虽有共同之处，但是侧重点却不尽相同。处于19 世纪的华兹华斯，由于那个时代人们对于自然更多的是敬畏和依恋，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大自然仿佛有仙境的美。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奠定了20 世纪人们的生态思想，也对后来的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产生了影响。这就是两位作家虽然属于不同地域、 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下的两股文学潮流，但都通过依托自然世界来建构他们的文学世界，对世界文学有了贡献[7]。

从两位诗人对于自然景观的不同寄寓，我们可以探究不同文化的不同特质。西方的商业文化是以实现富强为目标的，由于内在的不足和匮乏，常常需要向外界开拓和征服以获得个人生存所需的资源。因而文化性格中常含有“竞争、进取、战斗性”的特点，常常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天人对立的，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看作是敌我对立的状态。而俄国文化的产生依靠的是伏尔加河流域和植被覆盖的西伯利亚大森林，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展开的，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农耕和狩猎文化。这样的文化形态，抵御外界侵扰的力量十分强大，祖祖辈辈依赖于自然而生存，在时间与空间的无限延展中与自然浑然一体，因而注重“向内看”。小我与自然浑融，自我与外界的边界也常常在哲理性的思索中消融，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表现在两位诗人的作品中，华兹华斯是作为认识的主体在改造自然的，田园的绿色使他恢复恬静，回忆起往昔的欢愉[8]。普里什文更多的是受到多神教和本土的东正教思想的影响，自然被认为是一切的源泉、母亲的象征，我们要融入自然，而狩猎是亲近自然的最好的方式。可见两位作家不同的理念呈现出了对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

东西欧文化底蕴的差异影响了诗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与个人体验，自然景物在他们的笔下也就有了不同的象征意味。他们笔下书写的大自然也闪烁着光辉，充满了自然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