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锋

[内容提要]基于“增长的极限”理论，萨卡指出经济增长的虚幻性，市场“自由”或“驯化”的两难处境，故生态资本主义只是一个“诳语”。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局限于“增长的乐观主义”和“道德沦丧”，终究会导致“公地的悲剧”。萨卡提出“可持续”的生态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经济、社会、民主等方面的进步为基本议题，以秉持平等团结合作价值观的“新人”为动力，以合理消费的“简单生活”为实现路径，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其核心命题是阐释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与生态可持续原则的内在相容性。作为“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萨拉·萨卡(Saral Sarkar，1936-)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同一个工业社会的两个变种”，并不能解决生态环境恶化和社会非正义问题，唯有基于“增长的极限”范式的生态社会主义才是人类比以往更加迫切的抉择。

一、生态资本主义的幻象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形形色色的生态资本主义理论迅速蔓延，希望借助市场、技术、理性人假设等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此种情形，萨卡强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的“生态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

(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幻象

面对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资本主义的崇拜者毫不掩饰地坚持“经济理性”能够保持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繁荣，萨卡则将其归结为否认资源短缺问题、夸大科技的作用、放大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三种幻想”。在他看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以效率为前提，但必须从道德发展的视角来考量。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私自利的观念根深蒂固，现有的市场价格机制对“效率赤字”肯定是无能为力；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和资本的投入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伴随经济增长的必然是整个社会的经济自然的扩张，必然带来大范围长期的失业。因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

萨卡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背后的真相：维持失业者和穷人的生存费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社会福利”的形式由整个社会来支付，而好处却完全被资本家企业所攫取；失业者依靠别人的工作生活和存在却又拿不出任何东西回报，由此痛恨这种“既不合理又无效”的制度；“内在增长”驱动和制度设计的“有利可图”决定了资本主义在解决失业问题时明显地严重“无力”。“资本主义的最大缺点是它的增长动力，这也是导致资本主义同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难以克服的原因。”[2]萨卡认为虽然失业者可能没有遭受饥饿的痛苦，但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是有效的。在资本主义增长律令的支配下，“经济理性”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无效”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大范围的失业。

(二)生态化市场力的幻象

萨卡对资本主义“驯化市场”理论提出了怀疑，毫不客气地指出市场实现“生态化”发展的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首先国家之间不可能知道彼此投入的能源和原料数量，其次任何关税壁垒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所不允许设置的，再次不可预料的影响因素决定能源和原料是不能被命令的，特别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保护环境的成本、遵守规章的较低预期、规章与道德诉求并存时的无效性和“不受约束的驾驶者”五大因素，肯定阻挠“驯化市场”的实现。

进一步，萨卡就国家如何给市场制定“框架”提出了疑问。他虽然认为生态资本主义者提出的“确定目标”“准确安排”、引入“定量”概念是实现生态化发展目标所“绝对必需的”。但同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国家行动这种做法类似于计划，由此发展下去整个社会就会进入一个巨型垄断的状态，经济增长将不复存在。萨卡断言，这样的过程和结果肯定是资本家们所不希望也不能接受的，安德鲁·麦克拉夫林也发出“这样的社会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的警告。萨卡诘问生态资本主义拥护者：如何能够同时做到既让市场自主发展又驾驭它？

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失败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地区“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合乎规律又出人意料地轰然坍塌。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萨卡却坚称社会主义不是在1989年失败，而只是在那一年发生崩溃，事实上它在很早之前就已明显失败了，“‘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增长的极限和道德的沦丧”[3]7。

(一)“增长的乐观主义”的时代局限

萨卡对“增长的极限”理论笃信不疑，强调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发展范式”关于未来社会的想象已经过时，当前社会亟需向“增长的极限”范式转换。他虽然非常赞赏苏联政府和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和付出的巨大努力，但也指出苏联在解决保护环境“这一真诚的愿望”与加速工业化以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追赶美国”这一更加强烈的愿望这一矛盾时属于“增长的乐观派”，有意无意忽视甚至否定了“增长的极限”这一重要法则。萨卡悲伤地指出，到最后对环境有害的经济政策变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所必需的至关重要的东西，“在决策层面上，经济战胜了生态”[3]39。苏联国家统计局统计，1988年20%的污水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河湖，50%的污水净化不达标[4]。萨卡指出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达到了自然资源开发、技术解决方案等诸多方面的极限，征服、统治自然的时代精神只能招致自然的报复，更为遗憾的是大自然在这里的报复比在任何国家、任何较早时代都要严酷得多。

萨卡批评苏联首席经济顾问亚伯·亚干别戈扬患上了“狂热症”，指出苏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要达到6%的年均增长率显然“荒谬不堪、过分乐观”，他明确反对基于“生产至上”的社会主义观点。即使是后来苏联大范围激进的经济政治改革，最终都没有克服危机，主要原因是不能摆脱“增长的极限”。萨卡梳理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败的逻辑，即在自然资源和生产方式属于国家所有的前提下，经济活动的外部成本最终只能由国家来承担，由此形成了迷信科技飞速发展、无限制进步、无限能力的“增长的乐观主义”时代精神。“这种乐观主义没有错，只是恩格斯忘记说，首先，这种控制的可能性也有极限——自然法则固有的极限；其次，这种控制包含成本”[3]36-37。所以，萨卡强调它只能带来两种结果：如果社会不能承受该成本，结果必然是生态环境恶化；如果社会能够承受该成本，则经济活动由于纯收益是负数而失去了其合理性。

(二)“道德沦丧”和“新阶级”的出现

在传统社会主义视野中，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必须由“新人”来创建，这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必然结果和前提条件。萨卡更进一步，不仅强调“新人”必须具备平等、正义、合作、团结等内化的生态价值，还必须道德完善，具备远大理想、积极实践、代表大众或阶层利益等优秀品质。在某种意义上，萨卡将社会主义“新人”等同于“共产主义者”，是将最高目标的共产主义理想作为创造平等社会所具备并积极践行的道德准则的人。但萨卡非常惊讶地说，在七十多年的实践中“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竟然要求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更加繁荣的生活，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所以，就“社会主义”失败的后果而言，萨卡认为最大的失败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它可能包括两种情形：如果共产党和社会大众的道德信条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即使经济停滞，“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不可能成功但依然可以存在；如果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能够令人满意的话，即使道德水平下降，“社会主义”制度依然可能继续存在。“但无论如何，归根到底，这两种情形都没有出现”[3]6。

布哈林在1922年指出，无产阶级出身哪怕拥有最粗糙的手也不能保证不会变成一个新的阶级，萨卡补充说，苏联的危险更大。事实上，“十月革命后，……由于苏共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定型下来……使社会两极性在不断深化”[5]，并扩展至处理与底层民众的关系领域。苏联重新变成了一个阶级社会，社会主义“新人”蜕变为享有特权的“新阶级”，“拥有权利和特权的新阶级的形成，是社会主义的苏联社会道德沦丧的最强力的证据”[3]72。

三、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图景

早在十月革命前夕，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罗萨·卢森堡(Rosa Luxemburg)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或者野蛮”这个著名的口号，指出我们今天面临的抉择“或者是帝国主义胜利和所有文明遭到毁灭……或者是社会主义胜利……非此即彼。”[6]萨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社会主义者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强调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必须作出“替代性选择”。

(一)进步：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议题

萨卡遵循了马克思不能制定“未来食堂的菜谱”的要求，但强调至少需要一些“方向感”，需要一些“推测的、抽象的、理论性的”轮廓，萨卡称其为“一些相关的基本议题”。

实现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萨卡理想的生态社会主义虽然需要一个长期的经济收缩过程，但他坚信不会有失业难题。原因在于生态社会主义中大量的必需性工作如食品、卫生服务等需要大量劳动力，生态友好型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同时稳定的低出生率有助于保障就业，所以“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会担心失业”[3]232。在转型期，社会保障和人口控制政策紧密相联，更加合适的社会保障形式应该是保障对社会有益的有报酬的工作，它来自于有义务做而没有做的人支付的特别税收。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缓解由于经济收缩和低水平稳态经济带来的剩余财富减少，而且还足以防止“无意义的感觉”发生。

经济国有化和地区分权。从发展范式向增长极限范式的转型需要计划，而这个计划因为将面临强烈的反对只能由强大的国家来执行。萨卡指出这是一个类似于日益恶化的衰退，届时唯一公平的解决方案就是整个经济的国有化。在此情形下，萨卡认为计划和管理经济的任务变得更加简单，经济的分权计划和管理将是可能的、可取的。他参考了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分散化经济做法，指出这种经济的分权应该“超越省级层次”开展地区计划，由此吸引利益相关者或受到影响的人积极参与计划和管理，从而提高计划的效率。

处理好权威与民主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由人联合体“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7]和高兹、诺夫等现代学者一样，萨卡主张在生态社会主义的转型期把权威应用到所有的社会制度里，因为他担心“大规模的东西”终会逃脱人民的直接控制和监督，那样社会是不可能真正民主化的。他主张社会主义生产体系只能是等级制的、专制的和集权的，要敢于跨越“社会临界线”复制和强化自身，从而保证有计划的、有秩序的“经济撤退”。在这一时期拒绝权威只会从一开始就毁掉一切，萨卡甚至估计到生态专政的不可避免性。当然，他也乐观地指出如果建立起小规模经济、简单的技术和组织、小而简单的政治单位的话，“没有主宰的休戚相关个体的联合体”就会从理想变为现实。

(二)社会主义“新人”：生态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

“生态历史观要求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不能仅仅关注人，更要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与自然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8]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生态社会主义者普遍赞同它“是一个无阶级的世界，超越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其他为了积累的配套工具的世界。”[9]萨卡认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考虑如何实现安东尼奥·葛兰西所指称的智力与意识形态霸权”，[2]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新人”。

坚持平等团结合作的价值指引。萨卡“拥护社会主义，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观：平等、合作和团结。”[10]他指出人与自然的平等只是一种愿望和理论，生态社会主义应该坚持建立追求集体的长期利益以及人类和谐发展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经济平等则是生态社会主义“根本的价值观”和“最重要组成元素”。而且，“团结是必需的；……就必须创造团结。”[3]15萨卡将实现团结与合作的理想寄希望于社会主义“新人”，他们能够满足社会理想和大众利益的结合从而主动团结合作，积极践行道德准则。萨卡同意人本主义哲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观点，指出“新人”的培养不但是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也是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步进行的。

实现“道德进步”。“‘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坚持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1]。萨卡强调道德进步是成功避免灾难的前提条件。在分析社会主义“道德新人”的形成时，萨卡将人类“切身利益”的范围扩大到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生活、生产资源，同时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财产关系与道德进步的必然联系，也反对道德的发展受人类天性的局限。他“合理地期望”，对外部环境和需要的简单适应不仅能促进道德进步而且能够“传给下一代”，真诚为自己和社区工作不仅能满足人们正常的期望、体现人生价值体现而且受到敬重，“各尽所能”变成现实时，“合作、团结和平等”这些原始人类的性格特征“将再次成为必需”，“而那就是新人”。[10]270

(三)“简单生活”：生态社会主义的践行途径

生态社会主义者较为一致地认为，“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12]。由此出发，他们主张在消费领域用“更少”与“更好”之间的联结取代“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在生产领域让每个人都拥有施展才能的岗位，通过自主性行为获得满足。萨卡秉承了他们的主张，指出充斥现实生活的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等同于消费的“虚假需求”等是要坚决摒弃的“非正义”的现象。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人类奴役自然，结果是自然界越来越多地遭到破坏，而人对自然界的这种掠夺欲望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毫无疑问，发展范式对于未来的想象已经过时。”[3]20萨卡指出，如果人类想继续生存，必须避免在争夺土地、石油等自然资源中走向毁灭，必须不再允诺不断增加的财富和过度提高的生活标准，“简单生活”是提高“新人”道德水平、保障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可行途径。

萨卡赞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观点，认为在自然条件所能满足的范围内可以享受到一定程度的物质丰裕，但我们绝不可能“吃掉蛋糕的同时还拥有蛋糕”。因为生态社会主义要求经济的大规模、有序的撤退，为了实现经济的平等，人们“必须接受一种谦卑的生活风格(方式)”，将幸福寄希望于自我实现的劳动与有益消费的相结合，生态社会主义国家将不再允诺不断增加的财富和过度提高的生活标准。为此，有必要发起一场“简单生活方式”的运动。萨卡主张，一方面必须加强自我节制、控制消费欲望、摆脱“异化消费”从而建立合理消费，放弃私人轿车，减少了消费水平，自愿过一种中等标准的生活。另一方面，借助于尊重人性的“民主技术”或“具有人性”的小规模生产，实行稳态经济，要不断缩减和分散庞大的工业经济体系，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使人类劳动和生产真正根植于人类和自然的和谐之中。

四、简要的评析

直面现实需要，萨卡以独有的生态视角对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的应对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西方学界大部分学者基本支持其观点主张，以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戴维·佩珀、德国生态社会主义活动家布鲁诺·科恩等为代表，赞扬萨卡“论证了一个比无政府主义更宽泛、更具革命潜能的反文化或亚文化”。[13]国内学者的评价也较为客观，郇庆治认为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一书是“90年代中期以来最具有代表性的生态社会主义著作”[14]，解保军认为萨卡对生态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欧洲众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中“无疑是其中的最强音”[15]，陈永森、蔡华杰两位学者一致认为“萨卡提出的一系列很严肃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地思考”[16]，诸多学者同时也谈到了其思想的局限性。总的来说，萨卡注重实践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全球性环境综合治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启迪和价值，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其理论出发点和理论偏好的选择，也大大限制了其生态社会主义设想的思想深度和高度。

(一)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充斥着倒退倾向和乌托邦色彩

首先，他痴迷于“增长的极限”范式，陷入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泥潭。从理论层面看，相当多未来学家认为目前存在的问题会随着科学技术及生产力等因素的发展要么得到解决要么极限得到无限扩大，根本不存在所谓“增长的极限”；从实践层面看，增长极限范式面临的最大的困境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极不平衡的发展束手无策。其次，萨卡无法克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偏离，摇摆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之间。他一方面反对经济增长，主张通过有序的、大规模的“经济收缩”达到生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提出主要应该关心人类的痛苦，并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道德提升和文化进步，实际上选择了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除此之外，萨卡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认识，主张完全平等、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保障，对小规模生产和劳动密集型技术的青睐等，看似无限美好实际却寸步难行。究其根源，在于萨卡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其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具有反历史的倒退倾向和浓重的乌托邦色彩。

(二)萨卡对于社会主义的坚持，以及关于生态文化、社会主义“新人”等的构想对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与其他生态社会主义者相比，萨卡完善的政治主张、务实的经济发展思想、注重公平正义的分配思想等更加引人注目。尤其在二十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的境遇下，萨卡拨开“历史终结论”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败的迷雾，坚称“真正的社会主义仍有希望”，社会主义仍是世界各国未来发展的方向，特别地指出世界未来的希望在东方中国，中国具备解决生态与资源危机、创建可持续社会的前提条件，为中国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生态层面的信心。值得一提的是，萨卡一再强调，只有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才能和未来生态社会的要求相吻合，“简单生活”、生态道德、“一个世界”理念、社会主义“新人”等对于我国当前的生态文化体系建设具有强烈的现实借鉴意义。所以，尽管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核和构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本质区别，但并不妨碍其在我国反思工业社会不良后果、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化过程中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

总之，萨卡基于“增长的极限”范式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生态批判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偏离和理论基础的偏好选择，决定了其理论必然陷入生态主义倒退的理论窠臼。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中国要自觉抵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扩张的逻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环境综合治理，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