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鸿波

罗家伦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创性人物，其地位和贡献研究是一个“老”问题。可看似约定俗成的背后，部分史事梳理仍显薄弱。十多年来，随着诸多材料的刊印，以史料搜集整理为切入点，重审罗家伦科学的“近代中国通史”观念、史料搜集与历史著述的实情，既有助于真正认识其贡献，尤其是彼时“中国近代史”概念、学科和历史叙述的复杂缘起演变，也对今日更好地思考近代史学科体系及其理论架构的继续发展不无帮助①本选题受益于蒋永敬的《罗家伦先生的生平及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 期，1974 年12 月），刘超的《清华学人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从罗家伦、蒋廷黻到郭廷以、邵循正、费正清》（《江苏社会科学》2013 年第4 期）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早期开展：以清华学人为中心——兼论新史学的权势网络及治史形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3 期）、赵宁的《论罗家伦史学》（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与林志宏的《蒋廷黻、罗家伦、郭廷以：建立“科学的中国近代史”及其诠释》（《思与言》第42 卷第4 期，2004年12月）等研究。。

一、学术志业之变

20 世纪20 年代，国人开始更多地选择留学欧美，同时尝试援引西方新史学理念重审本国历史。有人即聚焦以中西交流为核心的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强调本国近世历史。欧美新知甚至成为很多人重建近代中国新学术的重要凭藉。

1920 年，罗家伦受穆藕初资助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后受杜威和伍德布里奇吸引转学哥伦比亚大学（作为胡适的学生，这一选择很难说没有受乃师影响）。考虑到“欲导中国民族于进化之正轨，历史哲学实为重要”①《罗家伦致张元济》（1925 年5 月25 日），罗久芳、罗久蓉编：《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9年，第229页。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06—111页。，罗氏选择以历史哲学为学业重心。而他闲暇参观时也感受到美国的文化机构对近代史料的重视，如国家博物院新建筑内“一部分关于自然历史如古生物学、人类学、地质学等等……一部分为近代史之物如大战时之军用品渐渐移陈列其内”②志希：《美国特约通信（三续）》，《申报》1921年8月21日，第23版。。此处的“近代史”作为时间指称与现实密切相关。重视历史实物的做法则对罗氏日后理解“中国近代史”，搜集相关史料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罗家伦留美时与蒋廷黻的学术交谊也值得关注。1919年夏，蒋廷黻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最终以历史学为专业。受导师海斯影响，其论文以英国劳工及帝国主义为主题③参见杨钊：《蒋廷黻的博士学位论文》，《读书》2018年第10期。。而缘于鲁滨孙新史学理念与马士著作的启发，蒋廷黻还关注国际关系史④王宪明：《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学术影响源探析——以所受“新史学”及马士的影响为中心》，《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因近世中国与世界渐成新式国际关系，他开始重视近世中国外交。当时标准的外交史参考书是莫斯的《中国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且主要依据英国蓝皮书与美国对外关系丛书，基本穷尽西方史料。但作为中国外交史研究，中国史料却明显不够。蒋氏开始注意并使用中国史料进行研究⑤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127 页。莫斯的《中国国际关系》实为马士3 卷本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此书对民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影响很大。李怀印称，“1920 年代到1930 年代，对蒋廷黻、陈恭禄和其他史学家更具直接影响的，是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的著作”，同时强调此书的史料学意义，以及中外关系在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参见［美］李怀印著，岁有生、王传奇译：《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2—63页。。彼时美国的中国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研究，时限上多聚焦中外交流展开并产生整体效应的近百年。蒋氏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推动者，最初缘起或因此时对国际关系史，尤其是中国外交史的关注。

蒋廷黻还多次与罗家伦讨论中国史学及研究方法，并借阅后者的书籍⑥《坛坫风凄——凭吊蒋廷黻先生》，罗家伦：《逝者如斯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65—166页。。罗家伦留学欧美时大约搜集1，200到1，500 种近代史料，分存于纽约、柏林、伦敦和巴黎⑦《罗家伦致张维桢》（1926年3月5日），罗久芳编：《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94—95页。。蒋氏所借的书籍大致为罗氏在纽约所购。有研究依据蒋廷黻“最早赏识我，劝我做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的人是罗志希”⑧《坛坫风凄——凭吊蒋廷黻先生》，罗家伦：《逝者如斯集》，第166 页。蒋廷黻晚年言论以后来认识叙述当时史事，便利之外，也有历史的重新建构，强调他和罗家伦在“中国近代史”发展形成中的首创之功。的言说，称两人的讨论“显然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关”⑨蒋永敬：《罗家伦先生的生平及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1974年12月。。就历史实情而言，两人当时即使讨论近世中国外交问题，也未必有明确的“中国近代史”认识。

两人都亲历华盛顿会议。罗家伦作为国内团体的参会代表接连发表有关国事和外交的文章，包括《华盛顿会议与中国命运》《我对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之观察》等⑩罗家伦：《华盛顿会议与中国命运》，《东方杂志》第18卷第15期，1921年8月10日；罗家伦：《我对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之观察》，《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期，1922年6月25日。。蒋廷黻组织中国留美学生后援会，为中国参会代表提供支持；担任中国民间参会代表余日章的临时秘书，于会场内直观感受外交活动○1《罗家伦致张元济》（1925 年5 月25 日），罗久芳、罗久蓉编：《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9年，第229页。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06—111页。。

若以求学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实情为据，留美时的学术选择和外交参与使蒋廷黻逐渐坚定研究中国外交史的信念。他回国后在不同高校开设中国近代外交专史课程，编纂近代外交史料，科学化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倡议大致始于此时，尽管其观念中未必有明确的“中国近代史”认识。欧美新知体系下对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等主题的学习，加以重要国际外交活动的直接参与，助力罗加伦投身该领域，成为后人眼中“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创性学者。而相比于蒋廷黻，罗家伦留美时主要聚焦历史哲学。他选择以“中国近代史”为学术志业，却是后来留学欧洲时受诸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决定。

1922年，罗家伦前往欧洲留学，此后数年先后求学英国、法国和德国。他初到欧洲时仍以历史哲学为学术主业。同期留欧的姚从吾致函朱希祖，称罗家伦“去年十月初来柏林，志愿习历史哲学”①姚士鳌：《史学系派遣留德学生姚士鳌致朱逷先先生书》，《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5月9日，第3版。。此后，罗氏与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姚从吾、许地山等交流，受他们鼓励，逐渐从历史哲学转向“中国近代史”，主张广搜近代史料，进而完成近百年中国通史的科学历史著述。罗家伦与师友的信函往来大致能重现这一转变历程，以及彼时他对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著述的认识。

1925 年5 月20 日，罗家伦致函张维桢称自己已经确立两种著述计划，即通过历史哲学引导中国未来社会思想进入正确的轨道，同时利用科学方法、哲学眼光与文学手段撰述“近代中国通史”。他强调近代中国历史与世界联系密切，希望此著述促进民族觉悟的提升。这就要求以标准的中国文字完成文学革命，撰述第一部科学的历史（Scientific History）②《罗家伦致张维桢》（1925年5月20日），罗久芳编：《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第89页。。两种计划都有浓厚的现实关怀，反映出罗家伦“五四青年”的底色和此前主攻历史哲学的期待，以及历史哲学已非其唯一的学术志业。强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暗示“近代中国通史”是兼具政治、文学和历史的跨学科著述实践，并以科学话语为核心。

不同于此函的简略，罗家伦致函张元济时更强调“近代中国通史”著述，同时详细阐释这一历史的时限、主题和史料征集的重要。他称之前钟情历史哲学，此时学术兴趣已发生转变：即留美时本拟为中国撰述科学的历史思想，学习西洋文化史时希望书写中国通史，因辅助学科不兴，缩为“中国近三百年史”，而受时间、内容和材料制约最终确立“中国近百年通史计划”。此外，罗氏还指出研究中国历史应该分段且由后往前推进③《罗家伦致张元济》（1925年5月25日），罗久芳、罗久蓉编：《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229—230，229—230，231页。。学术志业转变中，对科学精神的强调始终如一。

此函中的“中国近百年通史”对应前函的“近代中国通史”，皆以1820年至1911年为时限。罗氏认为此阶段作为“中国历史变迁最大之期，可以断代。两种文明接触后，不但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民族生存问题所关）互相冲突，而且思想文化无一而不搏战，此等大变，亦世界史所少有，乃最值得研究之问题”④《罗家伦致张元济》（1925年5月25日），罗久芳、罗久蓉编：《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229—230，229—230，231页。。

罗家伦重视思想文化因素在历史著述中的地位，无形中回应了当时国内正在兴起的文化史研究著述热潮，也说明罗氏的“中国近百年通史”著述计划实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中国近百年通史”的通史之义已不同于传统史学，更多是近代欧美学术思想影响下罗家伦以西释中的处理。思想文化剧变成为新历史叙述分期断代的标准，展示出中国学人以欧美新知为基础重建新式中国历史著述理念和模式的努力。中国社会自近代中西文明接触后所产生的剧变，使得近百年不同于此前，不仅影响中国，更关系世界，断代（分期）成为可能，以昭示新时代的开启。“最值得研究之问题”显示出研究著述的重要以及世界历史对近代中国史的整体影响。至于近代和近百年的对应混用，则更多是时人在新式历史分期实践中对分期名词与时限大而化之的处理。

罗家伦确立“近代中国通史”的时限和主题后，特别从史料角度指出著述的便利和迫切，如材料易搜集，文献足征；西洋材料作补充，可信度较高；若搜集行动迟缓则史料易散佚，强调搜求考辨。他自认为研究近代中国史可满足其社会责任感，也能取中外学者之长而避其短（即中国宿学不了解西洋情势与书籍，西洋学者不能运用中国材料）。罗氏对马士和考狄（Cordier）的推崇，也说明其“近代中国通史”认识与研究著述的渊源。此外，他还谈及傅斯年、俞大维和陈寅恪等好友对他选择“中国近代史”的影响⑤《罗家伦致张元济》（1925年5月25日），罗久芳、罗久蓉编：《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229—230，229—230，231页。。

上述两函大体展示出罗家伦的学术志业转变。他从历史哲学的思辨走向“中国近百年通史”著述，极有可能受当时国内学术的影响（如古史辨兴起）和好友顾颉刚暴得大名的刺激，留欧好友之间的交流或可佐证。1926 年，傅斯年致函顾颉刚称：“去年春天，和志希、从吾诸位谈，他们都是研究史学的。‘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得手；你们无论再弄到甚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厄，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①《傅斯年致顾颉刚》（1926 年9 月），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6页。信中提及的时间恰在罗家伦致函张维桢与张元济前，说明留欧学人对顾颉刚古史辨成绩的艳羡。顾颉刚此时已在学术上领先诸位好友，少年得志的罗家伦却未必能真正“臣服”（其他留欧学人亦如此），却不得不重新思考其学术规划。此前参与外交活动的实践，加以对中西学者于“中国近代史”仅能各执一端、无从全面考察的了解，有助于罗氏以科学的历史为目标，选择“近代中国通史”研究著述的学术志业。这也可能源于一战后德国史学界重视近世历史的学术氛围的推动②［美］葛尔绥著，陈训慈译：《战后德意志历史教学》，《史地学报》第2卷第2期，1923年1月1日。。如此，好友劝勉颇有“将军可占人和”之意。

或如罗家伦后来所言，彼时留欧学人的交流，反映他们“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而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现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流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言”③《朱骝先先生的事迹和行宜》，罗家伦：《逝者如斯集》，第155页。。这多少说明他留学欧洲时选择“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追求。显然，与此前倾心历史哲学不同，留学归国前的罗家伦已经“认定为中华民族写一部近百年史，是我终身的事业”，其他一切为附属④《罗家伦致张维桢》（1926年6月20、22日），罗久芳编：《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第115页。。留学期间的学术志业转变，或是出国前的“五四青年”未曾预料的。

二、史料搜集与著述的意义阐释

罗家伦留学时接受多学科训练，并同与陈寅恪、傅斯年等接触兰克史学⑤参见刘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早期开展：以清华学人为中心——兼论新史学的权势网络及治史形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他意识到：史料搜集考订是科学“近代中国通史”著述的基础，初步提出较系统的搜集整理计划，同时利用留学的便利大量征求近代中国史的相关外文资料。

罗家伦考虑到近代中国历史的世界性，故专看“英、德、法各国有关系之材料，在中国所不能得的……当然有许多Documents＆manuscripts”，不看“中国可以看得到的书，并不看有钱可以买回中国看的书”，希望利用留学便利广搜相关材料⑥《罗家伦致张维桢》（1925年5月20日），罗久芳编：《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第89页。。近代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使得外国资料在罗家伦的新历史著述中占据重要地位。

罗家伦在大英博物图书馆看文件、国会辩论和草稿时发现能纠正中国记载的材料，因此主张设立学术机构，加强中西资料交流，大量购求与近代中国相关的西文资料。他希望分研究报告和史料两类编订“中国近百年史料丛刊”。其中中国材料包括总理衙门档案、私人当局之记载中与政治外交相关者、私人普通著述有关时事者等，并提及李秀成供词；西洋文件涵盖书、私人当局之个人记载，教会纪录及关于中国文化评论者三类⑦《罗家伦致张元济》（1925年5月25日），罗久芳、罗久蓉编：《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232页。。其史料系统分类的思考中，近代中国的世界性也凸显综合利用中西史料的意义。

罗家伦还与张元济交流其史料搜集计划。后者回函称：“承示建设西文关于中国书籍之书藏，近百年史料丛刊，兹两事，诚为必不可缓之前提，此不能不赖政府为之提倡，但岂能望之于今日之政府。”①《张元济致罗家伦》（1925年6月27日），罗久芳编：《文墨风华：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1页。张元济肯定罗家伦的近代史料搜集，但他的近百年指称使用也反映时人对晚近历史的复杂认识及命名。

近代史料搜集与研究著述也影响到罗家伦的回国计划。1925 年8 月，他致函昔日校长蔡元培称对近代史研究兴趣浓厚，“将来为中国近代史之著述，北京更为材料之策源地”，希望回母校北大任教②《罗家伦致蔡元培》（1925 年8 月），罗久芳编：《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 年，第51—52页。。北京拥有的近代史料成为左右其归国去向的重要因素，以便为“近代中国通史”著述提供保障。

罗家伦留欧时的近代史料搜集整理实践，亦影响到他与心仪对象张维桢的交流。罗氏多次在信中直叙胸臆，阐述选择“中国近代史”的学术意义和抱负。

1926年2月12日，罗家伦对张维桢称不愿与时贤争一时得失，希望以坚实的学术贡献为后人肯定，强调“中国近代史”研究著述的意义。同时指出回国后资料的缺乏将会成为个人研究的阻碍，故通过陈寅恪与清华国学研究院达成协议，拟请校方拨款，由他代买“关于中国史料之西文书籍”③《罗家伦致张维桢》（1926年2月12日），罗久芳编：《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第93—94页。。由此可见史料搜求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著述的影响，以及当时国内史料搜集与学术研究的现状。

罗家伦抄录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文件拟编辑“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意在践行“中国近百年史料丛刊”的设想，并主张以科学的标准引发中国史书写的革命，从而开创新纪元。他尝试学习俄文，搜集俄国开放的近代中国史料④《罗家伦致张维桢》《1926年3月18日》，罗久芳编：《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第97—98页。。这反映出罗家伦学术志业选择的野心与近代中国史料所具有的世界特性。

1926年3月28日，罗家伦又对张维桢称：“你能对于中国近代史留意用功甚好。这是知识界一片极富于收获的领土，但是还没有人去开垦。我就是想借这范围内的工作，以为中国史界成一大革命事业的人。”⑤《罗家伦致张维桢》（1926年3月28日），罗久芳编：《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第100页。他还建议张氏留学时先接受严格的西洋史训练，并注重近代史，若“将来从此转入中国近代史，则欧洲近代史更有补助，可以打通来讲”，且二者结合是最有希望的道路⑥《罗家伦致张维桢》（1926年5月13、14日），罗久芳编：《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第106—107页。。相关言语虽是对张氏的建议，却更像罗家伦学术选择的夫子自道。而对西洋（欧洲）的凸显暗含其近代世界影响中国的判断，并尝试指示研究著述的新路径。

此后，罗家伦自称虽有社会同情心与责任感，却更重视学术贡献，即“要将来公认我于中国这个时代的进步程序中，我是有坚实贡献，有真正影响，少不了的一个人”。他希望以近代史研究贡献中国学术，影响社会和民族的将来，故准备回国后成立图书博物馆搜集近代中国史料⑦《罗家伦致张维桢》（1926年5月22日），罗久芳编：《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第111—112页。。新学术志业的阐释中学术和现实的双重考虑仍见此前主攻历史哲学的某些执念，反映出“五四青年”一以贯之的思想。而罗氏主张设立史料征集机构，既受欧美学术机构（诸如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启发，也源于与清华大学的不愉快交涉⑧《罗家伦致张维桢》（1926年5月20日），罗久芳编：《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第109页。。

罗家伦后来致函张元济，称其留欧后一心关注“中国近代史”，阅读各国有关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的文件（均为国内所不及闻而永未能见者），托许地山抄录牛津大学图书馆鸦片战争前两广总督与洋商来往文件数册，整理巴黎东方学院咸丰十年法军所抢两广总督衙门外交文件数百种，并将上述材料视为“研究中国史最重要之材料”（俞大维也关注此事）。他希望回国后以搜集的资料为基础研究“中国近代史”，既培养提携后进，又为中国史学的科学化发展开辟新道路①《罗家伦致张元济》（1926 年4 月8 日），罗久芳、罗久蓉编：《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237 页。罗家伦留学时购置大量近代中国史料，其称：“我现在关于此类书籍，极力收买，已有百余种，其中多有绝版者，甚为可贵。但恨经济能力，不能容我多购（我的书前函，告你约千，但我自己也无确实统计，大约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左右；大约德文二百左右，法文三百左右，余均英文；现分存纽约、柏林、伦敦各处，并堆满巴黎房间；将来运回费甚可观，不无可虑）。”参见《罗家伦致张维桢》（1926年3月5日），罗久芳编：《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第94—95页。。所谓“一心致意者为中国近代史”，实为向国内强化其学术地位。他援引西方科学的历史，希望通过“中国近代史”研究著述开辟中国史学的新方向，与好友争胜之意跃然纸上。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罗家伦留学期间的近代史料搜集实践之上。

三、新学姿态

1926 年夏，结束留学回国的罗家伦以新学姿态展示其学术研究计划，对学界的“中国近代史”认识及实践产生冲击。

当时媒体称罗家伦留学时大量搜求中国近百年史料，其中的公文、私人信函和外人见闻等并非中国所有，准备整理出版为史学丛书。又强调他求学北大时就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兴趣②《学术近闻》，《北新》第2期，1926年8月。。这既宣传了罗家伦的近代史料搜集整理计划，也说明近百年与近代史的关联。但罗氏求学北大时未必如报道所言对“中国近代史”有兴趣，之前给张元济的信便是明证，却符合他此时的自我形象塑造，从而向学界展示他的先见之明，强化其学术地位。

1926 年9 月8 日，罗家伦致函好友顾颉刚谈及其“中国近代史”研究计划。信中尝试指示近代史料搜集整理的方向和步骤，可称为罗氏向国内学界投石问路的宣言书。

罗家伦出于近代史料搜集整理的便利而选择回国后的工作地点。他任教东南大学是因距上海近，便于前往东方图书馆和亚洲文会查阅书籍。罗氏特别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史料（尤其是欧美资料）搜集为基础，必要且急迫，需要大量经费。故他希望利用顾颉刚等在厦门大学的学术群体优势创立中国近代历史博物图书馆，最终将该校建成“研究中国近代史之宝藏及策源地”③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2 卷第14 期，1928 年1月31日。。

此前与清华的不愉快交涉使得罗家伦对近代史料收藏地的选择变得谨慎，顾颉刚等好友在厦大及国学院的影响使他尝试在该校建设近代史料机构，进而保障其“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博物图书馆的提议或与他留美时参观博物馆，并在欧洲各大图书馆抄录史料的经历有关。

此函主张为固定机构和个人筹措经费，以便更好地搜求图书和器物等近代中国史料。罗家伦强调先从搜集图书资料入手，并按类型和具体的获得方式做如下划分：可以购买到的原始资料、无法购买却能通过照相和抄录获得的文献、包含中国资料且可以得到的西方绝版图书、可以直接购买并包含中国资料的西方新版图书、尚能得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西方绝版书籍的钞本、可以随时购买到的新出的中文史料。他称若史料搜求每年能得到两万元支持，十年后必定成绩显著，不但可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更能为与日本学术争胜提供支持④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2 卷第14 期，1928 年1月31日。。罗家伦的史料分类接续留欧时的认识，也有某些整合。而与日本争胜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计划的具体化，也与此后傅斯年的某些主张形成呼应。

罗家伦特别重视清宫重要档案（尤其是军机处档案）的复制、清宫文件的研究和李秀成供状的处理，推荐陈寅恪之弟陈登恪前往北京处理相关事宜，主张通过陈三立家联系曾国藩后人，搜求李秀成供状原稿⑤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2 卷第14 期，1928 年1月31日。。当然，重视清宫档案也源于陈寅恪的提示。1926 年8 月，陈氏致函罗家伦称军机处档案与《东华录》记载不同，包含许多重要密折，建议趁尚未归还溥仪之际迅速派人照相和抄录⑥刘正、黄鸣：《陈寅恪书信（422通）编年考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4页。。对李秀成供状原稿的关注延续了罗家伦留欧时的观念①罗家伦留欧时致函张维桢称：“忠王李秀成供词原文计八万余言，以后发表者约三万言系经曾国荃删节。友人俞大维言原稿尚在曾家，将来他为我赴湖南去要（他是曾国藩的曾外孙，此人颇有学问与天才，现尚在柏林，与我交谊极好）。”参见《罗家伦致张维桢》（1926年3月19、20日），罗久芳编：《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第99页。，其也更进一步认识到人际关系对近代史料搜集的意义。

此函展示了罗家伦的近代史研究计划，顾颉刚对此高度肯定并广为宣传。1926 年9 月15 日，顾氏与罗家伦在上海会面后致函胡适，谈及罗氏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计划，“此次过沪，晤志希。他预备以毕生之力成《中国近百年史》一书，搜集材料已有数百种，将编为‘史料丛书’”②《顾颉刚致胡适》（1926年9月15日），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36页。。不久后，顾颉刚又致函罗家伦，就后者失踪和病逝的谣传感慨“斯人如死，如中国近百年史何”，建议好友继续扩充史料（如日本资料），完成近百年史著述。此外，顾氏还从学术角度出发善意批评罗家伦和傅斯年留学回国后不愿发表文章的做法③《顾颉刚致罗家伦》（1926年12月9日），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245页。。

罗家伦将“近代中国通史”著述视为立足学界，进而贡献中国史学和文明的关键。其“中国近代史”以近百年为时限，聚焦中外关系，顾颉刚却称“中国近百年史”，反映学界对此历史阶段的不同认识及命名。顾氏将好友罗家伦视为“中国近百年史”著述的不二人选，或已认识到其中蕴含着较强的西方近代史学理念，希望借此实现史学研究著述的科学化，更好地指示新史学的发展路径。

1927 年初，顾颉刚致函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称国学研究院经过半年多努力已初具规模，未来工作规划主要为收集报刊资料从事近代史研究，发掘河南、山西和陕西等省份的古物保障古代史研究，搜集账簿和报销册进行经济史研究，购买旧的医书和药方展开医学史研究。他希望借此于短期内取得较大成绩并形成学术影响④《顾颉刚致林文庆》（1927年2月18日），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79页。。近代史料搜求成为顾颉刚学术计划的重点，很难说没有受到罗家伦的启发。

顾颉刚后又在中山大学完成《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主张以材料观念看待图书和图书馆事业，使相应材料转化为普通人的常识，将图书馆建设成供给材料、解决现代重大问题的社会单位。他提出搜求经史子集丛书、档案、地方志、家族志、社会实践之记载、个人生活之记载、账簿、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书、基督教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宗教及迷信书、民众文学书、旧艺术书、教育书、古存简籍、民众稿本、著述稿本、实物之图像等图书资料⑤《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1927 年4—5 月），顾颉刚：《宝树园文存》第1 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242—265，253—254页。。新观念中，图书馆承载传授知识、提供材料和帮助解决重大问题的责任，同时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应兼顾学术与现实。顾氏所列的图书资料很多与近代史相关，其还提出依靠政府帮助、动员民众参与支持、利用校款购买等三种史料征集方式⑥《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1927 年4—5 月），顾颉刚：《宝树园文存》第1 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242—265，253—254页。。

顾颉刚代朱家骅起草《征求史料议案》时继续阐释对近代史料搜求的认识。他称文献保存既为行政提供参考，又能支持学术研究，中国此前并不注意保存史料，以至于失去无数正确史料。因此，中山大学图书馆设立文化社会部、中国革命历年出版物收藏部和中国近代外交史史料部，“广搜近代材料以供众览，俾国民咸晓然于国际地位与国内利弊，唤起其革命工作之责任心”。他引申强调：“广东为革命发源地，中山大学为广东省最高学府，其所担负之国民革命之任务特重。然欲完成国民革命之事业，必先对于古今历史有全盘之探瞩，而后可于因革取舍之间有确当之处置……所以刻意轶出以前藏书成法而征求各种文献材料之故也。”⑦《征求史料议案》（1927年5月6日），顾颉刚：《宝树园文存》第1卷，第266—267页。

该议案说明近代史料搜求的重要意义。而设立专门机构既为落实罗家伦的设想，也借新思想指出传统藏书观念不适于近代史料搜求。社会文化、革命和外交三方面的规划说明现实政治与革命实践对近代史料搜求的影响。倡导对古今历史的整体把握旨在找寻因应之术，保障国民党的事业。近代中国历史与现实政治及革命的关系越发密切，其研究阐释也自然受到后两者的制约。

以上述相关认识为基础，顾颉刚进一步建议在主要城市设立近代史料搜集整理机构，以真正形成全国性学术影响。其具体设计为：罗家伦在南京负责建立专门史料库，保存政府一切公文；北京的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京师图书馆和北大研究所合并成大规模的博物院，并分图书、古物、史料三部；自己在广东从事史料搜集。如此，“将来全国南北中各有搜集史料之机关，于研究历史上非常方便”，罗家伦也能完成其近百年通史著述。顾颉刚还称，中国共产党最擅长宣传，这使得很多有政治兴趣的青年都信仰共产主义；国民革命成功后，国民党若只重政治却忽视新思想宣传，将会失去青年，最终走向腐化失败，故建议好友在南京创立期刊宣传三民主义和新思想，帮助国民党争夺青年①《顾颉刚致罗家伦》（1927年6月9日），《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250—251页。。这说明设置专门机构对近代史料搜求与学术研究的意义，同时包含顾颉刚希望好友完成近百年史著述的期待。而对青年学生的争夺更凸显近代史的现实因应。顾颉刚还在《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刊载罗家伦1926 年9 月8 日的信件，肯定好友的近代史料搜集与研究计划，意在形成更广泛的学术影响。

作为国民党掌控的高校，中山大学的中国史讲授强调近世期，并注意到近百年中国历史的剧变。1927 年，该校文科中国史由陈懋分期讲授，上古、中古、近世分别对应秦至唐、唐末至明末、清代。近世前半期学术可谓集汉唐以来之大成，后半期内政外交的棘手状态亦为汉唐以来仅见，前后两段差异明显；此外还有罗家伦“近代中国史料研究”的课程②《文法两科教师业已任定课程》，《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21期，1927年10月10日。。指称清代的“中国近世史”更强调鸦片战争后内政外交剧变下的明显畛域，为新分期打下基础。罗氏的课程或为顾颉刚的某种考虑，强调近代史料搜集的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罗家伦任教东南大学时也对郭廷以的学术选择产生影响。罗家伦的“西洋近百年史”和“中国近百年史”课程，“其一是注意外国资料，其二是研究近代史”。郭廷以因罗家伦介绍马士的著作开始注意外国资料，并援引罗家伦近百年史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要研究英国的论断，用西方材料写出“英国在远东的发展”报告，其完成此报告时接触到的近代史料与他后来研究近代史关系匪浅。郭氏还做札记记录时事，相关工作成为他后来研究晚近历史的基础③郭廷以口述，张朋园等整理：《郭廷以口述自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第108—109页。。课程名称前后虽异，却说明近代史与近百年的对应以及罗家伦对近代史料搜集的重视。

罗家伦、俞大维与傅斯年、顾颉刚的交谊，也使“中国近代史”成为中央研究院学术规划的内容。1928年5月5日，傅斯年、顾颉刚和杨振声筹备历史语言所时就研究员引进联名致函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和总干事杨铨，称：“因此既系中央研究院之一部，自当一体收罗此两科之学者，使国内名贤在此范围内无有遗漏，亦无滥举，不能以我等之接触及情好为断。兹拟聘研究员名单如下：……俞大维（大维所读近代外交史史料及太平天国之外人记载，并世无双）……罗家伦（斯年甚愿志希修近代史之计划，有心成之）。”④《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致蔡元培、杨铨》（1928 年5 月5 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93页。这样，“中国近代史”就在新式全国学术研究机构的规划中占据一席之地。傅斯年希望聘俞大维搜求近代外交史料和海外太平天国资料，对罗家伦的近代史著述计划充满期待。顾颉刚本就支持罗氏撰写近代中国历史，还多次提出建议。两人的态度反映主流学界的某些观点，暗示“中国近代史”学术地位的初步确立⑤欧阳军喜从学科形成角度指出“中国近代史”得到主流学界的关注和认可，应该始于20 世纪30 年代初（《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

金毓黻后来谈及“中国近代史”时限仍不忘蒋廷黻和罗家伦的功劳，“中国近代史起于鸦片战争，议始于蒋氏廷黻，而罗氏家伦应之”①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校点：《静晤室日记》第6册，1941年10月24日，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4834—4835页。。这一事后追认肯定罗家伦在“中国近代史”缘起演变，尤其是时限体系确立中的贡献。鸦片战争后近百年的新分期地位不断强化，更在潜移默化中重新塑造了国人对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的认识。

四、强弩之末

罗家伦“中国近代史”的学术志业得到好友的鼎力支持。如傅斯年就希望罗家伦参与史语所档案组的工作，从而借助中央研究院的平台为其提供更好的研究条件②《傅斯年致蔡元培》（约1928年11月），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123页。。20世纪20年代末，顾颉刚的江浙访书为中山大学图书馆大量搜集近代史料，有助于实现罗氏建立中国近代历史博物图书馆的设想③关于顾颉刚近代中国史料整理的实践与成绩，详见另文。。

相对而言，罗家伦此时在近代史料搜集上已经开始落后。有研究称其主政清华大学时历史学系的近代史研究飞速发展④参见刘超：《清华学人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从罗家伦、蒋廷黻到郭廷以、邵循正、费正清》，《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罗氏也尝试建立近代史料搜集整理机构，安排图书馆建筑时主张为历史学系留出专门的史料陈列室⑤罗久芳、罗久蓉编：《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433页。。同时，他还接续此前观念重视近代史料丛书出版，并与学者交流讨论，还利用北平的便利条件多次前往外交部查阅档案⑥参见罗久芳、罗久蓉编：《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435—447页。朱希祖请罗家伦帮忙代抄《洪杨类纂》，两人在清华大学史学会会议上要求学生利用寒假时间研究鸦片战争史，并分头搜集资料。参见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上册，1929年1月22、29日，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25、127页。蒋廷黻也向罗家伦借阅过关天培的《筹海初集》，参见罗久芳、罗久蓉编：《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442页。。罗家伦显然希望旨在利用北平独有的近代史料优势完成科学新历史著述的目标⑦罗家伦：《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12期，1928年11月23日。。

罗家伦此时囿于多重因素，其内在学术动力的不足开始显露。他的近代史料搜集也多体现在宣传鼓动上，即以留欧时的认识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为基础阐释近代史料类型和搜集整理的意义，继续引发学界关注并形成社会性影响。

1928年底，罗家伦在燕京大学演讲“怎么研究中国近代史”，称近代史主要讨论近百年以内的事情，并细分对抗、屈服、乞怜和革命四段，主张以心平气和的客观态度对比各方材料，求得历史的真实。近代中西交流不同于前，次数多、变化大、更复杂，中华民族也得到不少的教训。近代史的相关研究既有学术意义，同时还肩负着指导民族发展的使命⑧⑨ 罗家伦：《怎么研究中国近代史》，《燕京大学校刊》第9期，1928年11月9日。。他尝试明晰“中国近代史”时限并细分，又在科学历史的要求下强调“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罗家伦指出近代史料散佚将增加研究困难，应尽早着手。他将近代史料分为中国和外国两部分，前者包含官书、时人记载、禁书、著述、报刊、物品六类，后者包含官书、时人记载、著述和报章四种⑨。这便继承发展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之认识，为他完成《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并全面阐释近代史料搜集整理打下基础。只是，史料搜集整理的时时提倡与“近代中国通史”著述迟迟未动笔的强烈对比，说明近代史料浩繁复杂下科学历史著述的难度①刘超称20世纪30年代罗家伦已认识到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条件并不成熟，郭廷以指出当时应更多进行史料搜集，而非著史。参见刘超：《清华学人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从罗家伦、蒋廷黻到郭廷以、邵循正、费正清》，《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是说不为无见，但蒋廷黻、郭廷以后来都完成《中国近代史》的著述，反倒是最初提倡者罗家伦未能写出。这使得重新思考罗家伦在“中国近代史”缘起演变中的地位时，需要祛除很多后来的历史建构。赵宁称罗家伦著述计划破产有三个原因：工程浩大、罗家伦受政务纠缠、史观不足以支撑著述，参见赵宁：《浅析罗家伦史学计划的破产》，《中国民族博览》2016年第1期。第二点确为要因之一，其他则值得继续探讨。，身为国府要人的罗家伦似与此前的学术抱负渐行渐远。

不久后，顾颉刚以江浙访书的实践为基础致函罗家伦讨论近代史料搜求与研究，希望好友能继续编纂史料丛刊。他称近世历史复杂切用，实际需要很多人从事专门研究，但青年学生更喜欢研究古代史而非近代史，其原因在于“古史方面有弟等鼓吹，而近代史方面，兄等乃不作鼓吹也”，故建议罗家伦承担责任，吸引更多的青年研究近代历史②《顾颉刚致罗家伦》（1930年7月31日），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254页。。顾颉刚实际将近代史和近世史对应等同，阐释其重要地位，仍显学界的复杂认识。顾氏敦促罗家伦实现学术志业，取得与古史研究抗衡的成绩，实批评好友因行政事务停滞学术事业的做法，也影响到罗氏的选择。

1930年底，因清华大学风潮辞职的罗家伦数次表达回归宁静学者生活，整理编订近代史料，为著述奠定基础的想法。他给教育部的辞呈中称向学之心殷切，准备专注著述，整理中国近代史料③《致教育部长蒋梦麟呈文》（1930年10月3日），罗久芳、罗久蓉编：《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335页。。而他在致函蒋梦麟时也将辞职前往武汉大学视为完成学术计划，编订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难得机会④《罗家伦致蒋梦麟》（1930年10月3日），罗久芳、罗久蓉编：《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334页。。

《申报》报道也称罗家伦认为行政事务对著述有消极影响，武汉大学能提供研究便利。罗氏为完成学术志业，已搜集不少用于编订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资料，并强调史料整理是科学历史著述的基础，同时与商务印书馆约定编辑中国近代史料，以求整理出版数量较多且精审可靠的史料，推动近代史著述⑤《教育部慰留清大校长罗家伦》，《申报》1930年10月12日，第12版。。

罗家伦的相关言论实为摆脱清华大学风潮的不利影响，为东山再起赢得时间。他受好友的刺激，希望继续广搜近代史料，完成科学和革命的历史著述，实现个人的学术抱负。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更详细叙述“中国近代史”定义、研究内容、史料类型及其搜集整理与研究著述的关系。

此文称最近的人事历史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是最重要最迫切的研究实践，“中国近代史”是最近人事的代表，展示人类或民族的过往演进、现在状态和未来发展。因此，文章特别强调“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罗家伦重视历史时空的连续性，指出，为研究便利，划分“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起点，是因此后中国逐渐进入世界体系并开启新时代。中西交流强化了该阶段的世界性，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关系到如何重述近代中国历史与探求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⑥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3月。。在现实关怀和世界性的影响下，近代史已非单纯的便利划分。

罗家伦延续留欧时先有近代史料丛书考订出版、再有近百年通史著述的认识，指出科学的“中国近代史”著述必须先编订中国近代史料丛书。他将近代史料分中国史料、外国文字材料和专题研究三类，特别强调中国史料是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档案、官书、禁书、当事人的文件和记载、专家著述、定期刊物和图画七种；外国材料有档案、官书、当事人的文件和记载、专家著述、定期刊物和图画等，可补中国史料不足，更好还原历史；专题研究可将大问题细分为多个专门小问题，并提倡工具书的编订⑦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3月。。罗家伦以留欧时形成的认识框架为基础，其近代史料分类已经系统化。

此文也回应好友顾颉刚要他鼓吹近代史的建议，反映“中国近代史”缘起演变的另一层事实。罗家伦虽以“中国近代史”为学术志业，此时却更多地重复宣传和阐释既有认识，并无太多突破进展或具体成果，科学的“近代中国通史”著述也始终不曾动笔。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无形中透露着难以言说的尴尬。

从不愿“但开风气不为师”，希望以其近代史研究影响社会和民族的发展，到只能重复宣传史料搜求的研究著述意义，甚至称科学的“近代中国通史”著述不一定非得由自己完成①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3月。。诸事缠身的罗家伦实与其学术志业渐行渐远。他日后更因政治参与再也无法静心撰述“近代中国通史”，甚至也未提供可行的范式借鉴，开创之功更多体现在宣传提倡上。“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可能是归国前后的热血青年未曾想到的。

更重要的是，在现实政治介入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影响下，“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洪流实际超出了罗家伦的预期。以何种史观及模式重述近代中国历史，既关系如何认识晚近中国历史，也影响国人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的态度，甚至塑造着国人对于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理解。就当时而言，罗家伦“近代中国通史”著述或能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模式。但未能成书的结果固是罗氏的遗憾，也再次无形中展示出他在“中国近代史”缘起演变中的真实功绩。

结 语

1930年底，陈寅恪对毛子水称罗家伦将清华真正建设成为国立大学，可谓劳苦功高②毛子水：《博通中西广罗人才的大学校长》，台湾《传记文学》第13卷第1期，1977年1月。。言语中更多是肯定罗家伦的事功，对其学术却避而不谈。次年，陈寅恪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直称：“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 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61页。相关言论皆与罗家伦相关，似有盖棺定论之意。

抗战结束后，顾颉刚等的《当代中国史学》肯定蒋廷黻与郑鹤声创立的“中国近代史”体系，却未言及罗家伦④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9—80页。。此后，傅斯年致函胡适讨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时，史学推举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余嘉锡或柳诒徵，同时高度称赞蒋廷黻的学术贡献，也未提到罗家伦⑤《傅斯年致函胡适》（1947年6月20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330页。。作为罗氏的好友，顾颉刚与傅斯年早已形同陌路，却在此问题上高度契合。相比两人20世纪20年代末对罗氏的期待，这些表态究竟是叹息，失望，甚至无视？无从得知。

借助上述与罗家伦同时代的一流学者的评价，便于更好接近历史实情，更加客观理性、且具体地评价罗家伦在“中国近代史”缘起演变，尤其是学科体系逐渐确立中的贡献。这也是今日更好地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完善其学科体系的重要借鉴。当然，本文并非否定罗家伦的贡献及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