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玮

2011年1月14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位皓首老者缓步走上主席台，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证书授予这位老人时，现场热烈掌声经久不息。在全场目光和镜头的聚焦下，这位91岁的老人平静而坦然。

这位老人就是两院资深院士、著名材料学家师昌绪。他不仅是我国材料科学与技术界的一代宗师，更是推动我国材料科学发展的杰出管理者和科技战略家，可谓“中国高温合金材料学之父”。回顾自己的大半生，这位老一代的“海归”派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作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他最常说的这句话，虽然朴实无华，却凝聚着一位饱经沧桑的老知识分子数十年来投身科学事业，不畏磨难，矢志报国的赤子情怀。

为了回国向美国总统叫板

1955年6月，骄阳似火的美国旧金山码头。“克里夫兰”号客轮从这里启航开往香港。船缓缓离岸，站在甲板上的35岁的师昌绪万分激动：“我终于可以回到祖国了。”在滚滚波涛中，他的思绪又飞回到了生养自己的故国及为争取回国与美国当局斗争的日日夜夜。

师昌绪出生在河北省徐水县大营村一个“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书香门第。大营村北距县城20里，南距保定城30里，村西1里便是京广铁路，进入民国后此地不是战场就是大兵过境，世道艰难。师昌绪有一个近40口人的大家庭——父亲师克和是清末秀才，以教书为业，既有浓厚的儒家思想，又有强烈的爱国意念；母亲出身于破落的官宦之家，知书达理，勤劳善良。在这样的家庭里，师昌绪养成了对人宽容的性格和不少好习惯。

师昌绪（1918—2014），著名材料学家、战略科学家，中国高温合金材料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国际材料创新奖、霍英东成就奖、光华工程科技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历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科学院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第三世界科学院院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邀顾问，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顾问等；系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五大代表。

师昌绪与杨振宁（右）

师昌绪在自己80岁生日时写过一篇自述，其中谈到自己“智慧平平，绝非一个聪明人”。那是北伐成功后不久，师昌绪还在上小学二年级，老师要求背诵“总理遗嘱”，全班绝大多数同学都背出来了，他却因为背不出来被罚站。虽非天资聪颖，师昌绪却深知勤奋是关键。1929年，他自荆塘铺小学转入徐水县城模范小学读书，学习十分刻苦，功课十分出色，在师生中是有口皆碑的，最后四年级毕业时在全县统考中名列第一。

1933年，师昌绪入县立第一高小，毕业后考入著名的保定师范（即河北保定第二师范）。当时，校方倡导“三杆主义”，即除笔杆子外，还要掌握锄杆和枪杆。该校除专业教学以外，强调生产劳动，培养了师昌绪的艰苦朴素、热爱劳动的品德。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师昌绪随家人到河南，入冀绥平津联合中学，后来该校迁到豫西淅川，改名国立第一中学。1940年师昌绪中学毕业，步行到陕南，考入西北工学院矿冶系。因学习成绩优异，他成为全校五名“林森奖学金”获得者之一。

问及为什么当时选择矿冶系，师昌绪曾这样回答：“原来总觉得矿冶救国。当时有一个说法，认为一个国家贫穷，主要是地下东西没开采出来，因此当时学采矿的、学冶金的非常热，所以我就选了矿冶系。”1945年大学毕业后，作为全班第一名，师昌绪被推荐到资源委员会四川綦江电化冶炼厂从事炼铜工作。1947年调到鞍山钢铁公司任科技秘书。

师昌绪是1948年9月前往美国密苏里大学矿冶学院开始留学生涯的，主要从事真空冶金的研究。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他利用真空中蒸汽压的原理，从炼铅过程中所得的锌熔渣分离银，其纯度达90%以上。这个具有开拓性的独特方法改进了在100年前发明的用锌提取液铅中金银的方法。年轻的师昌绪到美国不久便显示了他的科研才华。1952年在美国欧特丹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是有关铟—锑—砷三元合金相图，为今天化合物半导体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师昌绪又在美国空军课题“硅在超高强度钢中作用的研究”中变化钢中硅及碳的含量，系统地研究硅对回火、残留奥氏体及二次硬化影响等问题。在他的研究结果基础上发展出来的300M高强度钢，成为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世界上最常用的飞机起落架用钢，解决了飞机起落架经常因断裂韧性或冲击值不够而发生严重事故的问题。

师昌绪在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北洋大学欢迎他回国任教，他欣然同意。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到1951年9月，美国司法部就明令禁止学习理工医学科的中国留学生离开美国回中国，师昌绪是被明令禁止回到中国的35名中国学者之一。禁令说，如有违犯或企图离美者处以5年徒刑或5000美元罚款，或二者兼施。有人被突击搜查，有人被长时间审讯，有人甚至被关押起来。

“当时美国和中国在朝鲜打了个平手，美国看到中国实在很厉害，就说中国的所有学理工的学生都不得回国。”抱有坚定回国信念的师昌绪便与志同道合者开始了同美国当局的坚决斗争。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向祖国汇报。

在美国当局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师昌绪曾和印度孟加拉工学院联系想去做一名研究学者，这当然是他为曲线回国而想出的办法。但随着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美国当局便限制中国留学生离境。师昌绪便利用曾和印度大使馆有过的联系，通过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印度青年外交官把信件转交给了中国政府。1954年5月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这封信成为中国抗议美国政府无理扣压中国留学生回国的重要依据，周恩来总理向美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

美国新闻媒体将此事炒得沸沸扬扬，《波士顿环球报》还以通栏大标题报道在美的中国学生要求回国的消息，并刊登了师昌绪等三名中国留学生的照片。当时《波士顿环球报》的一位记者采访了师昌绪，他和记者谈笑风生，谈话内容却东拉西扯。他说自己想回家，而且必须回去奉养父母。他的哥哥在电信单位工作，薪金只够勉强养活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他总是被哥哥责怪说不想回家尽孝。师昌绪还说自己还没结婚，特别想回家说服父母让自己挑一个媳妇。“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政治见地，只要能尽到奉养父母的责任，别的我都不计较。”师昌绪和记者的谈话真真假假，朋友们看见忍俊不禁，更感受到了他骨子里“要回国”的坚毅。

为了造声势，赢得美国人民的同情，师昌绪等人又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申诉美国不应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并将这封信向美国人民散发。1954年夏天，师昌绪等人白天在实验室工作，晚上就用花50美元买来的滚筒式油印机油印控诉艾森豪威尔的信件。师昌绪将装得满满的两大皮箱信从波士顿运到纽约散发。

1955年春，美国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被迫公布一份名单，同意一些中国留学生回国，其中就有师昌绪。他的导师柯恩教授问他：“如果因为职务低、挣钱少的话，我可以帮忙。”师昌绪谢绝了导师的热情挽留，说：“都不是。在美国我无关紧要，但我的祖国需要我！我是中国人，中国需要我！”这年6月，他乘船离开美国，投入祖国的怀抱。

晚年，师昌绪回忆起这些，感慨道：“回国的历程简直就像一场战争！”

“材料医生”破解“无头案”

回国后，师昌绪被分配到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当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高潮，金属所在李薰所长领导下，以大部分力量投入直接为国民经济工作服务，师昌绪被指定为金属所在鞍钢工作组的负责人。师昌绪的专长本是物理冶金学，而新的任务却涉及炼铁、炼钢、轧钢等工艺问题，他毫无怨言，毫不犹豫地挑起这副担子，边工作边学习，领导全组完成了多项重要课题，显示出他的知识渊博与处理大生产问题的能力。师昌绪不懂俄文，为了需要，竟依靠查字典，译出了《金属学物理基础》一书中液体金属结构与凝固两章。1957年，金属所的研究工作重点转向军工尖端材料的研究。师昌绪被任命为高温合金研究组的负责人，兼任合金钢研究室主任。从此，他开始从事高温合金及合金钢的研究与开发工作。

20世纪50年代末期，高温合金是航空、航天与原子能工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材料。师昌绪从中国既缺镍无铬又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实际出发，提出大力发展铁基高温合金的战略方针。为了克服一般铁基高温合金的耐热性能差的弱点，师昌绪等人在设计成分时一反铁基高温合金中钛高铝低的常规做法，相应提高铝的含量，从而研制出中国第一个铁基高温合金808，代替了当时的镍基高温合金GH33作为航空发动机的涡轮盘。

1960年冬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为了使中国高温合金的生产立足国内，师昌绪率队与抚顺钢厂共同攻关。当时他的妻子正怀孕需要照顾，他便每天早晚乘铁路闷罐车往返于沈阳到抚顺之间，即使最冷的一二月份也是如此。在几年的时间里，为了高温合金的推广与生产，他几乎跑遍全国的特殊钢厂和航空发动机厂，帮助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20世纪60年代初发生了一起飞机坠机事故，分析原因认为是轴承中混有空心滚珠造成的，从而导致数百架飞机不敢起飞，成为当时的“无头案”。根据金相观察，师昌绪提出滚珠是受到高速挤压造成局部熔化失效的，而引起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冷却油不洁净，为此，只要加强油的过滤就可把问题解决。厂方接受了他的处理方案，使大批飞机得以重上蓝天。又一次，航空发动机厂因故要报废数以千计的涡轮盘，工厂请求金属所协助处理，师昌绪毫不犹豫地接受这项高风险的任务。他与同事经过计算与分析，将已报废的涡轮盘根据他们制订的暂行标准逐个筛选，使多数涡轮盘又投入使用。因师昌绪“随叫随到”，又能解决问题，故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材料医生”。

1961年美国成功研制铸造空心涡轮叶片技术，并投入使用，然而其技术是严格保密的。1964年，我国围绕如何使国产歼-7飞机提高档次的问题，发动机设计师和材料工程师们展开了异常激烈的辩论。航空研究院主管材料与工艺的副总工程师荣科教授大胆提出了“采用空心涡轮叶片以提高涡轮工作温度”的方案。荣科请师昌绪主持空心涡轮叶片的研制工作，并采用设计、材料、制造“一条龙”的方案。很快，师昌绪便组织起100余人的攻关队伍。为了国家的需要，师昌绪和大家一起日夜奋斗在金属所简陋的精密铸造实验室，在设计、材料、制造三个环节的通力协作下，不到一年的时间，研究出中国第一代空心气冷铸造镍基高温合金涡轮叶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采用这种叶片的国家。此项科研成果使我国喷气发动机涡轮叶片技术跃上了两个台阶：由锻造合金改为真空精铸，由实心叶片改为空心叶片，而且我国涡轮叶片的制造工艺更精巧。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师昌绪受到了很大冲击。金属所的同事回忆说，在人性扭曲的“文革”时期，师昌绪被污蔑为“美蒋特务”，造反派喝问与他一起受批斗的同事：师昌绪是什么人？这位同事义正词严地回答：“他是忠厚长者！”这一幕至今给人以心灵上的震撼。“文革”中，师昌绪受到非人折磨，曾被造反派打得皮开肉绽。但是，所有这些不公正待遇和折磨均未能动摇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之后，师昌绪被派到一个中专程度的培训班工作。他在教书之余，收集并阅读大量文献，每天清晨三点起床伏案疾书，不到一年时间，他与合作者完成了一部既有基础概念又有最新动态、长达70万字的金属学讲义。后来，师昌绪任金属所所长，对那些整过他的人照样以礼相待，特别是在晋升职称等问题上一视同仁，大家对此交口称赞。

历史闪回1975年，贵州170厂四面漏风的简易工棚里，住进一个总是笑呵呵的老头。他和工人们一样，每天喝水管里放出来的浑水，排队买发霉的大米、玉米和地瓜干做的混合饭，喝那些连酱油都没有的南瓜汤。人们一开始认为，这个老头只是个普通的科研人员，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制造空心涡轮叶片的大行家——师昌绪，随空心叶片生产基地的转移从沈阳来到贵州，带头参加工作组帮助生产。一位曾和他一起在贵州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说，那种饭菜“如不耐心和用力去嚼，无法下咽。可是师先生毫无怨言，而且非常乐观”。

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师昌绪从原料的准备到验收标准的制定，都亲力亲为。他带领科技人员夜以继日地攻关，为厂里组建了一整套生产、检验的技术标准，使空心涡轮叶片的生产质量与成品率都达到最好水平，成为我国当时最先进歼击机的最关键部件，经过多年考验没有发生事故，并成批生产走向市场。该项成果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世纪90年代师昌绪重返这个厂时，工厂里的老总、工程技术人员，甚至已经退休的老工程师、老工人，都赶去探望他，场面十分感人。

“聪明到顶”的战略科学家

1978年，师昌绪开始从事金属所的领导工作。他明确提出：“作为一个在国内外占有一定地位的研究所，必须抓住两头，一方面要从事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应用性研究与开发工作，而且要在工业建设中见效并得到社会承认。另一方面，必须重视基础性研究，否则前者便成为无源之水。”他又提出“宁可省吃俭用，每年也要拿出一部分经费来购置一件大型实验设备”和“多招收研究生”等主张，这对金属所的发展，并使其保持在国内先进地位、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誉，起了很大作用。

1982年，师昌绪在沈阳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腐蚀专业研究所——中科院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现在，这个所已成为具有一个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一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腐蚀科学研究基地，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

1983年，一纸调令从北京飞到了沈阳。时任金属所所长的师昌绪被任命为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由此他便开始了以北京为舞台的科技管理工作。今天一提起辽宁，师昌绪有着一种难了的情结，话语滔滔不绝：“我在辽宁工作和生活了30多年，辽宁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化我几乎都经历了。”他说，辽宁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倾全力建设的以能源、原材料和大型装备制造业为主的老工业基地，曾经为我国建设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今辽宁应该走在振兴的前列，尤其是在二次创业中，要大力开展高新技术研究开发，用先进适用的技术改造提升辽宁的传统产业。

到北京后，师昌绪不再只是一个研究材料的专家，扮演起管理者和决策者的角色，成为推动我国材料科学发展乃至整个科学界发展的战略科学家。他从面向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高度开展学部工作，组织学部委员们对钢铁、能源、通信、计算机、集成电路以及科技人员培训等问题进行咨询，并报送国务院，受到高度重视。

1986年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师昌绪被任命为副主任。他做了大量细致具体的工作。他认为基金委有学术性和机关性双重作用，而且首先是学术性。各学部主要成员必须具备较高研究水平，否则不是变成衙门式的官僚机构，就是成为专家的“尾巴”，自己无力辨别方向。为此他提出了学部主要成员的轮换制，并采取了特殊办法解决高水平人员不愿来京的问题。他还制订与主编了《基金项目指南》，为国家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导向作用。他主持了《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的启动与编写。在编写过程中，广纳众议，对国家基础和应用研究的发展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看法，被学术界认为对推动中国基础研究的发展颇有新建树。

1981年春夏之交，北京友谊宾馆的一间客房内。师昌绪与张光斗、吴仲华、罗沛霖连续几天都在商量一件重要的大事：讨论成立中国工程院的问题。四位院士起草了一份报告，呈送党中央。不久，四人又联名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阐述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必要。1992年，师昌绪又与其他五名院士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再次阐述了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得到批准后，他是提出组建方案的主持人和筹备组副组长。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宣告成立，74岁的师昌绪被任命为首任副院长。

为了发展祖国的科技事业，师昌绪还肩负着许多社会工作。1985年他担任中国金属学会材料科学学会理事长期间，在中国科协的支持下，主持了由27个全国学会组成的中国材料联合会，并于1993年发展为中国材料研究学会。为了联合冶金工作者和汽车制造者，师昌绪推动成立了中国薄钢板研究组，并加入了国际深冲组。师昌绪在1992—1994年担任这个国际组织的主席。

1997年，我国启动重大基础研究规划的立项工作，开始只有农业、能源、信息、资源环境与生命科学等五个领域，1998年，在师昌绪等科学家的积极建议下，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同意将材料列为重点支持领域之一。从此，我国材料科学研究驶入了快车道。

生物材料是21世纪研究与开发的热点，中国因涉及几个学会不能联合而无法加入国际组织。经过师昌绪的努力，1997年几家学会联合成立了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并于1998年加入国际组织，并成功争取到2012年在中国召开第九届世界生物材料大会的机会。师昌绪被推选为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理事长，他不是生物材料专家，但他热心促进中国生物材料的发展，完全出于对中国材料科学与技术进步的责任心。

属于乐天派的师昌绪自认为是个“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人，只要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有利，便努力为之。回忆起这些往事，已过耄耋之年的师昌绪曾指着自己谢了顶的头，笑着说：“我这些头发啊，一半是在筹建中科院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时掉的，另一半是来北京以后掉的。”是啊，作为一个战略科学家，师昌绪为整个学科乃至我国整体科技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他怎能不皓首稀发？！

“第二青春”从80岁开始

迟暮夕阳余热暖，情真意切育英才。师昌绪一回国就参加研究生培养工作，1981年开始担任两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他还是清华大学、东北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及北方交通大学等七个大学的兼职教授或名誉教授。数十年来，在师昌绪的指导下，中青年科技人才茁壮成长，晋升为高级职称的上百人，有的成为学科带头人，有的成为出色的科技管理人才。

在总结半个世纪的科研经验时，他语重心长地谈了三点感受：一是要有恒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否则将一事无成；二是要依靠集体的力量，要相信每一个人都有长处，作为一个指挥者或领导者，要善于发挥和运用他们的长处；三是确立衡量水平的一个更重要的标准是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师昌绪说：“发表论文固然是科研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当我从事新材料、新工艺的研究工作后，就改变了看法，衡量水平一个更重要的标准是看能否解决实际问题，确切地说，每个行当都有自己的水平，不要拿自己所长去衡量别人之短，这样大家都能做到相互尊重了。”

师昌绪在北京景山中学参加科普活动

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师昌绪曾谈到他对素质教育的体会。他认为，素质教育是相对智力教育而言的。除了培养智商以外，更重要的还是培养情商。“智商是1904年提出来的，指的是一个人的判断、理解、推理等抽象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是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的主要指标；情商是1990年提出来的，指的是一个人认识自身情绪的能力、管理和控制情绪的能力、自我激励的能力、认识他人情绪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情商在全社会中培养，从小到老都在培养，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学校的条件培养。所以素质教育就是智商加上情商，不光是培养知识，也要培养怎样做人，怎样正确对待自己。”他说，过去只重视智力教育，比如把发表论文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但是忽视素质教育，忽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现在发现这样做的弊病：培养出的学生虽然考分高，然而由于只考虑智商的因素、缺乏情商的培养，他们不会劳动，也不会生活，更不会做人。一般来说，在决定一个人事业是否成功的因素中，智商只占20%，而情商占80%。一个人事业是否成功的决定因素是个人对社会的适应性。他强调，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走向成功的必备条件。努力读书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的一生要有所作为，智慧、体魄是基础，勤奋、进取是动力，素质、品德是保证，环境、机遇是条件。其实，他人生的每一步无不印证着这些道理。

晚年，师昌绪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在为我国的科技事业呕心沥血并不遗余力地奋斗着，对国家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表现出强烈的责任心。2000年他曾经就我国出现的“纳米热”给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写了题为《纳米科学技术的现状及本人对我国如何开展这项工作的意见》的报告，建议国家应对“纳米科技”予以重视并指导协调使其有序发展，他的意见很快被国务院采纳并落实。他对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咨询工作也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参与并完成了很多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咨询报告。

或许有人说，耄耋老人该在家尽享天伦之乐了。其实，中国科学界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师昌绪院士，可是个大忙人，各种有关科技的会议或活动他连轴转般地出席。研究生答辩、成果鉴定、学会活动、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的立项、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评审与评估等，他忙个不停。他还创办或主编了《材料研究学报》《自然科学进展》《金属学报》等6个高水平刊物。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根据他可能抽出的时间安排活动，所以周末、节假日都占了，一年中真正悠闲的时间寥寥无几。

作为材料学方面的资深科学家，师昌绪主持过不少国家级的大课题论证。他总是能站在全局的高度将大家组织起来，遇有不同意见时，让各方畅所欲言，公平竞争，这样大家也都心悦诚服。无私者无畏，在这些年里，他不知道主持过多少鉴定会或评审会，从来没有说过违心的话。在向上级汇报工作时，讲过不少别人不愿讲或不敢讲的话，不但没有引起反感或非议，反而受到大家的尊重。

师昌绪的夫人郭蕴宜从金属所退休时，还是个副研究员。很多人鸣不平，对时任金属所所长的师昌绪说：“如果不是和您在一起，郭老师早评上研究员了。”他平静地回答：“很多同志都已具备晋升研究员的资格，但是名额有限，只能先人后己了。”

晚年，很多人称师昌绪为“师老”，但他没有一点“老”的架子。交谈中，往往被他的爽朗、平易近人和坦诚的性格感染。当谈及健身秘诀时，他笑着说，秘诀倒没有，只是多年来养成了几个习惯。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常年超负荷的科研工作，师昌绪开始感到身体乏力，骨节僵硬。经医生确诊为骨质增生。从此，他开始练习太极拳，多年来每天早上都要坚持晨练。第二个是师昌绪没有午睡的习惯，每天不管工作环境和条件如何千差万别，只要可能，吃完午饭便独自到街上随心所欲地散步。每天中午近1个小时的散步，使他下午工作时精力充沛。第三个习惯是早睡早起。一般晚上没有什么工作时，师昌绪9点就开始休息，清早5点起床，出去打打太极拳。

达观与乐于助人是师昌绪又一个显著的性格特点。对此，他玩笑道：“我也说不清这是优点还是缺点，天天忙得团团转，很辛苦，但很愉快。”了解他的人知道师昌绪患有好几种疾病，跟他说：“师老，您这么大年纪了，该多休息了，不要拼命工作了。”他却说：“正是因为年纪大了，才趁着能干的时候多干点儿！再说，只要心情愉快，工作多并不是负担，忙才不感到空虚。”

96 岁那年，这位著名材料科学家、战略科学家走了。他谱写的精彩人生，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第28468号小行星闪耀，被命名为“师昌绪星”。仰望星空，精神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