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鸣 石艾东 路景栋 田丰

［1.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 201206；2.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促进中心 上海 200125］

为深入了解生物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规律与特点，全面掌握上海市生物医药数字化转型现状与问题，本次调研采取线上问卷和现场走访的形式，调研了上海市生物医药典型企业和相关机构等单位，对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现状、进展和问题进行了深入了解和分析，形成了这份调研报告。

本次调研覆盖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龙头企业及各细分领域典型企业近70家。其中以中药、生物药、化学药、医疗器械生产制造等4类企业为主，还有部分跨领域经营企业。从企业营业收入规模来看，1亿元以下占比30%，1亿～10亿元占比48%，10亿～20亿元占比8%，20亿～30亿元占比2%，30亿元以上占比13%，总体而言，近80%的企业营收在10亿元以下。本次调研由于样本量有限，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样本偏差问题，但通过调研团队有针对性地走访代表性企业和线上问卷调研的企业样本来看，行业现状和存在的典型共性问题与调研结果基本一致。

1 调研背景

“十三五”以来，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增长迅速。生物医药制造业产值由2016年的959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 712亿元[1]。“十三五”期间平均增速超10%。2021年12月30日，《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正式发布，改规划指出将深化“1＋5＋X”为主体的生物医药产业空间布局，提升“张江研发＋上海制造”一体化布局和创新发展能力。上海“1＋5＋X”生物医药产业园区聚集了80%的规模以上生物医药企业，贡献了超过80%制造业产值[2]。在产值规模不断增长的背景下，上海生物医药产业面临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机遇和挑战，对于提质降本增效，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新老课题，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关乎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修课”。

2 调研分析

2.1 资金、监管和人才是制约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三大因素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制约因素是多样的，参与调研的企业中，有70%的企业认为资金投入是首要制约因素，68%的企业认为当前监管认证机制是制约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第二大因素，还有65%的企业认为专业人才匮乏制约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另外，分别有30%和24%的企业认为技术机密保密、高层重视程度也是制约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在实地走访调研中发现，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战略、目标、转型路径和保障措施等方面的准备并不充分，这也反映出企业领导者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不到位，缺少资金投入和数字化转型专业人才支持。

2.2 企业数字化水平参差不齐，数字化应用水平不高

调研发现，分别有84%和68%的企业使用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和办公自动化（office automation, OA）系统，是企业使用最为普及的数字化软件系统，而包括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SCADA）系统、制造执行系统（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MES）、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LIMS）等在内的其他系统的普及率均处于40%以下，可见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数字化基础薄弱，企业数字化水平不均一，数字化应用比较分散，存在系统多但集成不足，数据孤岛问题普遍存在等问题。

调研显示，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是普及率位列前三的数字化转型技术，使用这3项技术的企业占比分别为52%、46%、41%；此外，机器人、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也是普及程度较高的数字化转型技术。虽然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使用比例较高，但现场走访发现大数据等技术在企业实际应用中尚处于初级阶段，企业领导者普遍认可新兴技术，并表示会在今后数字化建设中应用相关技术。

2.3 企业当前数字化转型投入规模占营业收入比例偏低

企业数字化投入规模相对营业收入规模而言比例偏低。19家营业收入为1亿元以下的企业，其中84%投入规模在500万元以内；30家营业收入为1亿～10亿元的企业，其中70%投入规模在1 000万元以下；5家营收规模在10亿～20亿元的企业，分别有2家和3家企业投入为500万～1 000万元和1 000万～3 000万元。总体来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投入普遍不足其营收的1%。由此可见，一方面企业领导者对数字化转型的理解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在对数字化转型投入产出不清晰的情况下，企业不愿意投入更多资金做数字化转型。

2.4 企业数字化转型组织形式多样，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团队规模较小

调研发现，营业收入越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织形式越多样。20家营业收入1亿元以下的企业，其中35%采取自主实施数字化转型的方式，25%采取合作外包的方式实施数字化转型，40%两者皆有。29家营业收入在1亿～10亿元的企业，其中17%采取自主实施的方式，24%采取合作外包的方式，59%采取两者结合的方式。14家营业收入在10亿以上的企业，其中14%采取合作外包的转型方式，86%采取两者结合的方式。总体来看，81%的企业采用外包的组织形式，可见生物医药行业亟需专业服务商来赋能数字化转型。

调研显示，生物医药企业IT团队规模普遍较小。营业收入在1亿元以下的11家企业中，82%的企业IT团队规模是1～10人。营业收入在1亿～10亿元的19家企业中，84%的企业IT团队规模是1～10人。营业收入在10亿以上的7家企业中，43%的企业IT团队规模是1～10人，29%的企业IT团队规模达到10～50人。总体来看，企业IT团队规模以1～10人为主，没有百人以上规模的团队。随着企业营收规模的扩大，IT团队的规模并没有明显扩张。这是由于生物医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服务普遍采用外包的组织形式，亟需更多优质专业服务商赋能；同时，这也说明目前生物医药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内部队伍重视不够，在专业团队规模上没有体现出生物医药企业数字化转型蓄势待发的态势。

2.5 企业信息系统架构模式多样化，普遍具有信息安全意识

调研发现，随着营业收入规模的提升，企业的信息系统架构趋于完善。营业收入在1亿元以下的18家企业中，44%的企业信息系统为独立部署，简单交互的架构模式，22%的企业信息系统为集中部署，工厂远程接入，复杂交互的模式，22%的企业为私有云混合云部署，总部、工厂远程接入，信息互联互通的架构模式，其余11%的企业为私有云混合云部署，总部、工厂、第三方企业远程接入，信息互联互通模式。而营业收入在1亿～10亿的22家企业中，上述比例分别为36%、14%、32%和18%。在调研的49份有效问卷对应的企业其中，占比37%的企业仍使用独立部署，简单交互的信息系统架构模式，处于信息化架构初级阶段。反映出调研企业信息化架构程度普遍不高，但随着业务规模的壮大，对企业的信息系统架构具有更高的要求，系统架构和企业的信息化投入比例、IT团队和实施方式有紧密的联系，重视信息化基础建设的企业更有机会抓住数字化转型的契机。

由于生物医药产业工艺复杂的特点，生物医药企业普遍具有信息安全意识。从调研企业信息安全管理情况看，所有企业都有安全管理和灾备机制，其中43%的企业有机制，能恢复大部分功能；24%的企业有机制，能恢复所有功能；22%的企业有机制，能恢复少部分功能；14%的企业已通过信息安全认证。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更多的数据须联网交互，数字安全问题更需要企业重视。

2.6 企业数字化转型初步发展且缺乏转型成效评估体系

从企业数字化发展阶段的自评调查来看，60%的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初步阶段，38%的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阶段，只有2%的企业认为自身数字化已成熟。可见调研企业普遍认为自身数字化水平并不成熟。在实地走访中发现，企业普遍无法评估数字化转型的投入产出成效，对数字化转型的前景缺乏清晰的认知，不愿轻易增加数字化系统的投入。一方面说明企业面对数字化转型不敢转、不愿转；另一方面说明数字化转型的评价体系和机制尚需建立。

2.7 生产、研发、物流等环节数字化需求迫切，企业希望获得公共服务平台和政策等多方面支撑

本次调研还列出了企业经营的主要业务环节。对于企业各环节数字化转型的需求程度而言，其中分别有67%、52%和49%的企业反映生产、研发、物流是最需要数字化转型的3个环节；此外，还有超过40%的企业反映了采购、营销和销售等环节的数字化转型需求。可见，生物医药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薄弱，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都迫切需要数字化转型。

在企业希望获得的外部资源或支撑服务方面，70%的企业表示希望有平台协助数字化转型，60%的企业表示咨询服务可以更好地帮助企业转型，52%的企业希望获得信息安全方面的支持；另外，政策支持、减税、培训、人才计划和共性技术组织攻关等方面都是企业呼声较高，希望政府给予大力支持的领域。

2.8 生物医药企业智能化生产缺乏自主可控软硬件

调研发现，大型生物医药企业多数关键设备源于国外供应商，从而所使用的配套软件系统也大多采用西门子股份公司、罗克韦尔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日立解决方案（中国）有限公司等配套的国外进口软件。从行业整体来看，各企业所使用的生产设备品牌各异、工艺的个性化和保密性都使得数字化系统的互联互通和数据集成较难实现。企业往往同时具有新旧生产线和不同时期引入的各类信息系统，终端设备数据的可采集性和各系统数据接口的协议标准各不相同。因此，国外设备厂商的数据采集开放程度和把不同系统产生的数据通过统一的数据标准进行集成，成为国产自主数字化服务商的挑战。同时，在新冠疫情和政策鼓励支持的背景下，国产自主数字化服务商也迎来了生物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巨大机遇。

3 结语

总体而言，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数字化基础薄弱，企业的数字化应用不足，各价值链环节均需数字化转型。生物医药是强监管行业，在信息化、数字化进程中整体趋于谨慎[3]，很多企业不敢轻易尝试转型，传统监管模式亟须转变。同时，企业高层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不足是制约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部关键因素，企业数字化转型要先转认知。生物医药企业普遍认为自身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初步阶段，需要相应的评估评价体系为企业明确转型方向和路径。生物医药企业普遍希望获得平台、咨询、安全等共性资源，同时希望获得减税、组织技术攻关、专项人才计划等政策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