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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及其所创造的
——读贾若萱《凤凰山下》

2022-12-05

广州文艺 2022年10期
关键词:朱丽李芳凤凰山

行 超

许多年前,林兆华曾经导演过一部话剧《三姐妹·等待戈多》,将契诃夫的《三姐妹》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拼接、融合在一起。这两部剧作相距半个世纪,一个是现实主义经典,一个是荒诞派力作,但林兆华却在其中发现了某种共通性:《三姐妹》是对过去的反复追忆,《等待戈多》是对未来的持续期许,而其中人物相似的执着、迷茫却又无意义的“等待”,则共同揭示了一种人类永恒的生存状态。话剧《三姐妹·等待戈多》首演时,因为表现手法过于“先锋”,难以被大众广泛接受,然而,“先锋”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其穿越时间的魅力。今天,读贾若萱的小说《凤凰山下》,我又想起这部20多年前的剧作,虽然创作者、创作时间、故事内容和艺术手法都大相径庭,然而两者却共享着相似的精神内核。在《凤凰山下》中,我们看到,时至今日,大多数人依旧在不变的寻找与等待中度过一生。

小说《凤凰山下》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以李芳、戴月美、朱丽三位女性为主人公,也分别代表了当代女性典型的三种生活。小说第一部分,为了照顾病重的父亲,李芳硕士毕业之后,选择在小县城的一所民办大学工作,从此开始日复一日地忍受着庸常和无聊。父亲去世后,孤独的李芳只有在佛门才能获得救赎,一来二去,她成了在俗世修行的“优婆夷”。小说中,李芳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很大程度上是在与她的同事朱丽的对比中逐渐完成的。在工作中,李芳认真、严谨,甚至到了刻板的地步;在生活中,李芳严格奉行禁欲,不仅自己不与异性交往,也反对朱丽在男女关系上的放纵,三番五次地劝说她“约束”自己。然而欲望之所以需要“约束”,恰恰因为它是人的天性,是难以抗拒、难以逾越的。与李芳相反,朱丽年轻、自由、无拘无束,她大胆的行为、肆无忌惮的玩笑,让李芳体内沉睡已久的欲望忽然苏醒,这个在清规戒律的压抑下渐渐老去的身体,仿佛冰川融化、万物复苏,酝酿着一次生命的革新。

小说的第一部分,朱丽是李芳的一面镜子,照出了她情感的匮乏,并一步步融化了她;第二部分,朱丽又将戴月美从庸常的婚姻生活中唤醒,让她看到了女性的另一种可能。朱丽与戴月美是中学同桌,那时候戴月美风光无限,朱丽则平凡无奇。再次见面,戴月美已是多年的家庭主妇,而朱丽却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在今天的朱丽面前,戴月美多少有些不甘,她后悔自己之前意外怀孕、休学回家,于是一次次试图逃离眼前的婚姻与现实。然而,她的每次逃离都以失败告终——那隐隐作痛的乳房、丈夫与他人的暧昧以及儿子的哭闹声,都像是沉重的现实的枷锁,将她牢牢地锁在此时此地。

三个主人公中,朱丽无疑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也是唯一一个贯穿始终并成为线索的角色。小说第三部分以朱丽为主体。开篇,朱丽满怀希望地踏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开启了自己新的生活。在北京三年,她如愿以偿地认识了很多人,多年的作家梦也渐渐成真。然而,陌生感与漂泊感却始终伴随着她。重新回到故乡尧溪,重新踏上自己此前的工作岗位,朱丽发现,在这个小县城,现在的自己越发孤独,身边的故人都过上了平凡安稳的日子,连李芳也结婚生子,远嫁他乡。从北京到尧溪,真正能够在精神上陪伴她的,竟然是一个多世纪前的作家契诃夫。在契诃夫的小说中,朱丽感受到一种不会过时的动人,然而这样的感受,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尧溪,她始终没能找到一个人与之分享。

小说最后,朱丽独自登上凤凰山——那里有李芳反复拜访的寺庙,供奉着她的精神信仰;那里是戴月美想象中可以逃离现实的目的地,埋藏着一段再也无法开启的新奇旅程——而对于此刻的朱丽而言,凤凰山更是她迷茫与无助时的乌托邦。她坐在堂内,听着嗡嗡的木鱼声,思考着:“究竟什么才是有意义的,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呢?此刻她没有答案。她只是静静坐在这里,等着时间远去。”《凤凰山下》讲述了三个女人的“生活在别处”的故事,小说中的“凤凰山”是一个具有隐喻意义的地点,它代表着远方,也代表着远方所创造的希望与未知。“凤凰山”的诱惑时刻引领她们突破当下的现实,去寻找另一种生活、另一个自我。

小说《凤凰山下》的开篇引用了契诃夫《万尼亚舅舅》的经典台词:“我们,万尼亚舅舅,要活下去。我们要度过许许多多漫长的白昼,许许多多漫长的夜晚;我们要耐心地忍受命运带给我们的考验;我们要为别人劳动,不论是现在还是到了老年,都不得休息;等我们的时辰来到,我们就会温顺地死掉,到了那边,在坟墓里,我们会说我们受过苦,我们哭过,我们尝尽了辛酸;上帝就会怜悯我们,我和你,舅舅,亲爱的舅舅,就会看见光明、美好、优雅的生活,我们就会高兴,就会带着温情,带着笑容回顾我们现在的不幸,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休息了。”万尼亚舅舅毕生怀着一种坚韧而朴素的“生”的观念,他相信人在经历了劳动、付出乃至受苦之后,面对必然的死亡宿命时方可坦然。小说《凤凰山下》应该可以视为作者贾若萱对她所钟爱的作家契诃夫的致敬,或者希望构成某种穿越时空的对话。在小说中,贾若萱试炼着自己笔下的人物,让她们经历着万尼亚舅舅一般的命运的考验,试图找到一条走向澄澈与光明的道路。

不过,正如《三姐妹》中,三位主人公始终满怀期待地念叨着“到莫斯科去”,却始终没有离开外省去往莫斯科一样,《凤凰山下》中的三位女性,虽然都多少对自己的现状不满,认为奔向远方才有可能抵达梦想的生活,然而她们几乎殊途同归地回到了自己原有的生活轨道。小说中的李芳和戴月美代表了众多被传统道德和传统价值所规训的女性,她们或受困于自我或被缚于婚姻,年轻的朱丽实践着她们所渴望的自由,身体的、精神的、行动上的,然而最后,朱丽却毅然选择了重回故乡。朱丽的出走与回归,在某种意义上回答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鲁迅先生早在100年前就有预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如今,出走的朱丽照例回来了,但她似乎没有挣扎出万尼亚舅舅的“光明、美好、优雅”,小说结尾,我们与她一样担心,回来之后怎么办?

作为一位尚不满30岁的写作者,贾若萱的写作不仅走出了青春叙事,更努力思考着生活的意义、内心的困境,这些对一位年轻的作家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凤凰山下》中困扰几位女性的难题,或许也是正在困扰贾若萱的难题。小说对女性生存现实、对性别身份的观察和自觉,都显示出超越其年龄的成熟。不过,可能是囿于经验的限制,作家在小说细节的取舍,尤其是对人物的挖掘上稍显不足。比如,小说的第二、三部分,致力于学习和写作的朱丽与第一部分游戏人生的朱丽之间缺乏必要的铺垫和过渡,因而略显断裂。此外,小说的第三部分,大概是加入了过多作者自己在写作过程中的经历和感受,反而冲淡了朱丽这个人物本身的意义,对其内心世界的挖掘或许还可以更深入,人物的面目也会更清晰。不过,我相信,写作是时间的馈赠,在经历过万尼亚舅舅那样“许许多多漫长的白昼,许许多多漫长的夜晚”之后,贾若萱与她笔下的人物都一定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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