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子 忠

(海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20世纪末是个风起云涌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性质在1989年发生了剧变，时隔2年，世界上存续了74年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了[1]；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也内外交困。由此，如何看待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是那个时期人们所面临的世界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经典文献，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就是其中之一。在该著作中，福山断言人类历史终结于资产阶级民主。这个断言让福山声名远播，但原因不是其断言的准确性。这一点在30年后的今天看来尤其明显,因为社会主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走向福山所预言的穷途末路，相反，经由20世纪末那场挫折之后，社会主义中国持续40多年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其强劲发展态势也让不少学者和机构预测其经济总量很快超越美国，从目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变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前进方向。[2]本文拟在批驳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基础上，澄清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敞开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一、历史终结论：草率的断言

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福山没有充分辨析社会主义，也没有注意社会主义的理想制度与现实制度之间的差距，因而错误地将苏联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全部。我们不难区分这两种表述:一是苏联的现实制度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最好版本，所以它的失败就是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二是苏联的现实制度也具有部分非社会主义因素，它的失败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失败。福山只是在第一个表述框架内来理解苏联及其所谓的社会主义，因而他建立在这个理解之上的那些论断是站不住脚的，至少是误导性的。

在陈述苏联也和法西斯主义、军政府和威权主义一样缺乏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之后，福山写道：自由革命的世界性特征表明，“存在着一个为所有人类社会规定了共同的演进模式的基本过程——简言之，也就是某种类似于沿着自由民主方向进发的人类普世史的东西。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可否认会有高潮和低谷。但是，把自由民主在某个国家甚至世界的某个地区的失败，当作民主的全面缺陷，实乃一孔之见”[3]71。

在30多年后，鉴于西方自由主义当前所暴露的缺陷以及中国当前所展示的制度优势，福山将西方民主制度视为所有人类共同演进的终点之论断是缺乏说服力的。它不仅难以回应当前西方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问题[4]及其可观察的衰退特征(如财政赤字高企、周期性金融危机、民粹主义兴起等)，也难以解释社会主义中国40多年来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现在看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世界图景至少不是单一的演进模式。

面对世界复杂的演进过程，福山并没有给予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公平的历史性考察。因为按福山的言说逻辑，社会主义的发展也会有高潮和低谷，因此把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的失败当作社会主义的全面缺陷，既缺乏历史眼光也缺乏辩证思维。福山以为，他的历史终结论套用了马克思的叙述逻辑，他只不过是基于1989年的剧变而断言了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至二十世纪末这段时期，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相信历史会有一个终点，并且认为历史过程将终结于共产主义乌托邦。这是马克思的观点，不是我的主张。我从一个很简单的看法开始，即就1989年的情形来看，它似乎不会发生。就人类历史确实通向某处而言，它正在通向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3]348-349

人类社会历史是否存在一个终点？在这个问题上，福山的以上论述是误导性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显然不是线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践已有数百年历史，而共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历程不过一百多年光景。因此以如此短时段的成败来评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劣极容易失当。并且，轻易断言历史终结于某处的做法也不利于人类为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积累足够的经验。众所周知，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叙述一直保持谨慎态度。他明确指出其对未来社会的相关认知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获得的，并且表明我们只能认知人类历史已经展示出来的东西，对于那些尚未展示的东西保持沉默显然优于先知式的预言。福山显然没有这样的谨慎态度，他的历史终结论草率地托付于社会主义在20世纪末遭遇的一时挫折之上。

与无生命的细小微粒只做机械性运动不同，人类个体不仅像动物那样进行能动性活动，还能够超越动物进行计划性活动。据此而言，在微观上，个人的行为是追求计划的，即个人的计划所包含的若干行为在理想情况下存在因果推断意义的关系链条;在宏观上，因为不同个人的计划并不相同甚至互不兼容，于是在交互过程中诸多计划各自的行为链条或中断或调整，所以人们的行为不是完全有序的，社会演进不是单向性的。这一点表明，人类社会演进不可能终结于某种社会形态。

在这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自觉地关注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发展趋势。当然，自觉把关注点投注在这段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演进还有以下三点原因:一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值得追求的一种社会形态，但它被福山阐述成了违背自由民主价值的可怖的东西。因此需要揭露福山的误导性论述，还社会主义以本真面目。二是资本主义依然是描绘当前世界图景的主要概念，但是社会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消亡，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可忽视的事实。社会主义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持续性批判之上，因此只要资本主义依然存在，它就不会终结。伊格尔顿如此写道：“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史以来出现过的对资本主义最透彻、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也是唯一大大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批判。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必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淘汰了它的对手之后，才会自我淘汰。”[5]3这一点构成了当前世界理性多元主义背景的一个根源。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日益上升，它在何种意义上重塑世界格局，以及在这个进程中人应当如何行为以便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重大议题。

二、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

在福山那里，社会主义被描述成违背自由民主价值的东西。究其根源，一方面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刻画，这个刻画主要通过将社会主义等同于苏联模式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是他对自由和民主价值的单一化阐释。但是，这种刻画和/或阐述是简单粗暴的。共产主义在根本上等同于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自觉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其社会结构特征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此而言，笼统地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背弃自由是荒谬的。即便是社会主义的激进批评者米塞斯，他也能客观地承认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哲学的兼容性。①在192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析》一书中，他写道：“只有在自由主义社会哲学揭示了社会生产的性质之后，社会主义理想才能变得清晰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哲学的产物。”[6]56

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认识到这一点并不足以阻断它们在实践上被人为关联起来的可能性。正如自由民主和法西斯主义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清洗犹太人种族的希特勒政府就是在自由民主制度下选举产生的。因此，苏联模式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部失败的证明，更不是社会主义理论失败的证明，而是一种有缺陷的社会主义探索模式失败的证明。那种将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等同起来的观念是错误的。同样，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全能型或极权型国家的观点也是错误的。“马克思是国家的坚定反对者。实际上，众所周知他所期待的是国家消亡的那一天的到来……正如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那样，共产主义制度之下的公共权力会失去其政治特征。与同时代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坚持认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才会消亡。”[5]196

关于自由和民主，福山的理解是狭隘的。

福山遵循布莱斯爵士(Lord Bryce)关于自由的界定，也把自由视为免于政府控制的个人权利，并且严格地将基本权利只限定于公民权利、宗教权利和政治权利。因为在福山看来，这个“更为简明也更为传统的权利清单，它与美国的权利法案列出的权利相一致”[3]64。显然，福山关于自由的理解没有超出他的资产阶级前辈半步，因而他自然不会在意形式自由背后的实质不自由，而后者是社会主义赖以批判资本主义自由观的一个重要支撑点。通过这种无视，福山不仅将社会主义注重的经济权利视为二阶或三阶的权利，也确立了资本主义自由观的正统地位。

同样，福山对民主的界定也等同于美国式的选票民主。公允而言，当福山说“民主意味着所有公民分享政治权力”的时候，他不一定是狭隘的，但是他说完这半句话后随即说的“民主是所有公民投票和参与政治的权利”就露出其独断式的狭隘性。福山明确承认这仅仅是形式民主，但他没有稍作停顿去作些反思和补充，而是直接强调必须以这个形式民主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的唯一标准，否则就等于打开了滥用民主的大门。福山如此写道：

在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上，我们将运用严格的形式民主定义。如果一个国家赋予人民普遍、平等的成人选举权，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定期不记名的多党选举产生他们自己的政府，那这个国家就是民主国家。[3]64

然而，正如福山的老师亨廷顿所批判指出的，如此理解的自由和民主概念及其制度是狭隘的，它们只不过是西方基督教的产物。如果我们将视野从单个文化传统移开，转向对世界文化历史传统的审视，我们不难发现各个文化传统中都有关于自由和民主价值的大量论述。在这些论述中，不仅术语有差异，而且术语所指的内涵也是多元的。显然，无论是自由还是民主都是人类有理由珍视的价值，但是人类珍视它们的理由并不完全相同，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

在以赛亚·伯林那里，他将自由区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类型。消极自由被表述为具有一系列免于……的权利，积极自由则被表述为具有一系列能去做或不做……的权利。[7]在阿马蒂亚·森那里，自由是从能力上去界定的，由此自由被表述为拥有去做或不做什么的一系列能力。从能力视角来界定的自由，不仅赋予了自由更实质性的内涵，也因为有些能力的获得需要在制度上确保一定权利，因此它也同时涵盖部分从权利视角所界定的自由。[8]当然，这不是说，森的自由定义优于伯林的自由定义，而是说关于自由的定义本身就是多元的，并且定义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关系。自由概念的界定有如此竞争的关系，那么基于不同的自由观念而构建起来的制度体系自然也存在竞争。

民主的价值也是如此。民主就是赋以每个人相同的选票吗？如果是，那么只有部分西方民主国家才具有这样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民主只有公民才享有，妇女和奴隶等人是不配享有的。现代西方的民主观念显然来源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但是，这不是关于民主的唯一正确的界定。在不同文化传统之中都有大量关于通过协商解决政治议题的历史记录。就此而言，协商也是一个关于民主的界定。事实上，当代政治哲学家都给予协商民主以充分关注。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在实质上就是强调充分对话沟通的注重寻求共识的协商民主，而非只是强调多数决原则的带有力量博弈的选票民主。

由此，当福山将社会主义描述成反对民主价值的时候，我们需要追问反对什么样的民主价值？如果民主价值只是西方的一人一票的选票民主，那么社会主义者确实会反对它，因为它只是合法化资产阶级统治的假民主。对于真正意义的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事实上，早在1943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②就客观地写道：“除少数工团主义者外，社会主义者们甚至声称自己是唯一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而资产阶级的民主乃是假民主，这二者的界限必须划分清楚。这些社会主义者不但以民主的价值来提升社会主义价值，而且提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民主与社会主义须臾不可分割的理论。”[9]

然而，从根本目的上讲，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自我实现的两种不同手段，差异主要在于前者只能够让少数人(即资本家)享有自我实现的可及性，并且它的整个社会结构驱使着其成员(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成为细化分工体系中片面发展的人，而后者能够让所有人(至少绝大多数劳动者)享有自我实现的可及性，并且它的整个社会结构有助于引导其成员成为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因此，如果自由民主是人类自我实现的必要内容，那么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者会拒绝它。

包括福山在内的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可人类在文化上的异质性。问题在于，文化的异质性是否意味着政治的异质性。在笔者看来，在一般意义上，政治是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因此文化的异质性自然蕴含着政治的异质性。福山看起来则否定这一点。福山在陈述他与亨廷顿的分歧时，如此写道：“我们在一个基本问题上分道扬镳了。这个问题就是：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发展出来的价值和制度是潜在地具有普遍性……,还是仅限于一定的文化范围之内……。亨廷顿显然认为，这些价值和制度不具有普遍性。他论证说，我们西方人所熟悉的政治制度是西欧基督教文化的产物，绝不会在这一文化之外的任何地方扎根。”[3]349福山坚持认为根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具有普遍性，部分原因是他抹去了科学技术与文化制度之间的差异。科学技术是同质性的，它可以普遍化，如同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普遍适用于地球，但文化制度不可能是同质性的，即便它们之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交叠。这是人类社会永久的事实性特征，任何政治理论都不应当忽视这个特征。忽视这个特征，势必导致追求普世化的同质性政治，而这不仅抹杀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而且摧残人类自主选择的能力。退一步讲，如果政治制度在某些方面上的趋同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种趋同应当由不同人民的自主选择来推动，而非由外部力量强制性同化。

然而，在回应国际层面的民主问题时，福山并不认为存在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民主：“尽管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民主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这一方案的实现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很显然，民族国家作为合法的民主权威的基本来源，这一点我们在短时期内还无法超越。”[3]358福山的这般回应与他所谓的所有人类社会最终都走向自由民主制度的历史终结论存在明显的不协调。从福山的论述来看，他只对这个不协调施以时间上的限定。其原因大致是非民主国家逐步走向民主，因此在某个时段内不可能出现一个西方民主制扩大版的全球政府。但是这个限定没有多少分量。因为如果西方民主制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终点，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同质性的全球政府会沿着福山所述的演进过程而出现。但是福山明确否定了这点，并且后退到了一个基于国际政治互动的可称为“世界无政府主义”的境地。在做出如上的回应后，福山接着写道：

我们不要去谈全球政府，而要满足于全球治理，即让部分国际组织去推动国家间的集体行动，并在它们中创造某种问责制度。一个既公正又可靠的自由世界秩序，一定不能建立在单一的支配一切的全球制度上，相反，它应建立在多样化的国际制度上，它们能够围绕功能问题、地区或具体问题组织自身，这种世界秩序仍在创建的过程之中，不过，这一领域仍有大量创造性工作可做。[3]358-359

如何解读引文中的“多样化的国际制度”？在一种解读中，它并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因为如前文所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否定自由民主的价值，并且比资本主义更能够保障和提升自由民主价值。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动力和目标就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的缺陷,揭穿其宣称保护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民主的另一层含义即主权在民)的虚假性。但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有意无意忽视了这一点。事实上，福山在随后的作品中有意识地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思了历史终结论的激进立场。[10]因此，从提出历史的终结到政治秩序的再探讨，福山的理论主张确实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他观察到美国治理的病症与“第三波民主化”后一些非西方地区的治理失败，这促使他强调亨廷顿早期的观点，认识到以普遍关系为基础的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受儒家影响的国家，在引导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奇迹迭出”的成就。[11]事实上，福山将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形成的国家视为现代国家的起点，因为其建立起了脱离家族等特殊利益关系的理性官僚体系。值得肯定的是，福山本人注意到他早期的论证方式与历史终结论之间存在逻辑缺陷，并且也对个人主义自由观持批评态度。[12]但是，福山并没有放弃其历史终结论的理论自信立场，即便在他的《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有大量关于“西方没落论”的论述，但这些论述也如学者刘瑜所言，其实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警报。[13]

三、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

然而，晚近福山从西方自由民主制的自信立场后退到反对的立场。他不仅直言自由民主制正在衰退，而且描述这个制度正在表现出一种令人担忧的狭隘的新部落主义，因此他旗帜鲜明地表达其反对的立场。[14]福山保持学者应有的真诚与客观性值得赞赏，但如果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确实如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那样是客观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福山式的反对立场和力量不可能会阻止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衰落。但这不是笔者所强调的关键所在。笔者所强调的关键在于福山对当前身份政治的兴起及其意义的诊断是否准确？

福山准确地捕捉到身份政治已成为解释全球事务进展的主要概念。并且，福山警告说，如果自由民主制国家不能回归于对人类尊严的更普遍的理解，它们将会使自己以及整个世界都陷入无尽冲突的厄运。关于身份政治对世界秩序的影响，福山的描述是客观的，其警告也非危言耸听。但是在笔者看来，福山在反对身份政治上走得太远，他近乎把身份政治与自由民主政治直接对立起来。事实上，身份政治的发展不一定违背人类尊严的更普遍的理解。问题在于如何把握“更普遍的理解”？如果把西方自由主义式的理解视为关于人类尊严的唯一正确的理解，那么所有基于身份政治提出的主张都会被视为违背人类尊严。理性多元主义是人类社会的事实性特征，因此关于人类尊严的更普遍理解不可能只有唯一一个正确的解释路径。

有了如上的澄清，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能够与苏联模式拉开一定的足以反思和批判的距离，而非把后者视为历史包袱而有所顾忌，也能够不被那种关于自由民主的单一叙事所胁迫，从而合理地辨析自由民主的不同叙述，而非简单地抛弃自由民主价值。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能以客观而开放的视野来考察苏联解体后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践。由此，我们可以注意到完整的福山叙事涵盖了从最初的历史终结论到政治秩序与国家治理再到新近的民粹主义的一系列议题。这些变化中的议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秩序的巨大变迁。[15]从福山的理论变迁线索可以看出，他对其历史终结论的初版叙事一直处在调整之中，中后期是相对提升了秩序与权威之于自由民主的权重，但仍保持了对历史终结论的理论自信立场，而晚近则后退到怀疑甚至反对的立场。

与福山不同，米塞斯在《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析》中从经济学和社会学层面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提出了质疑。这个质疑建立在严肃而精密论证的基础之上，因此以考察米塞斯的相关工作为切入点，可能更有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米塞斯正确地洞悉社会主义的目标——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生产资料变成共同体的财产,但是他不正确地将社会主义视为厌恶市场、否定贸易的社会体系。社会主义是在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缺陷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拒斥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社会秩序和价值。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不仅明确承认了资本主义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而且表明资本主义因为无法驾驭它创造出来的庞大生产力，所以势必被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再者，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维度来评述它的社会理论是有失公允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中间会经历什么、需要多长的时间，这主要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因为有着这样的理论自觉，所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不仅提及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存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16]，而且将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并对应着不同的分配原则；同时他警告说，对未来社会的描述不要过于具体。

据此，当米塞斯说“社会主义保留了狂热的财产瓜分者对市场的厌恶态度……试图消灭贸易……”[6]56时，他指哪个历史时段的社会主义并不清楚。因为基于《哥达纲领批判》这一经典文献，我们可以区分出四个历史时段的社会主义：一是资本主义时段的社会主义，它表现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理想；二是过渡时段的社会主义，它是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三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它作为一种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四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它是一种人们自愿追求的人性化生活方式。

从米塞斯的论述语境来看，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指的应是资本主义时段或过渡时段的社会主义。但是，这两个时段的社会主义，在正确理解的意义上并不反对市场，也不会消灭贸易。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将苏联模式的失败归结为它没有充分利用市场并不自相矛盾，也不是令人难堪的事情。至于说苏联模式消灭贸易，这是片面的。即便苏联模式存在消灭贸易现象或以配给代替贸易，其原因既来自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不甚了解，也来自西方敌对力量的威胁和贸易封锁。

在1978年之后，邓小平主持下的中国摆脱了苏联僵化体制的影响，迎来了影响深远的改革开放。在经济活动上的市场化改革，地方政府的分权与竞争，改革的渐进性和政治的稳定性，不仅激活了中国的经济活力，也确保了改革取得持续性成效所必需的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等人提出的论断——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发展的手段,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深入人心。事实上，20世纪后半叶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和中国相似的、由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且，在国际发展机构的帮助下，这些国家采用了“休克疗法”，比中国渐进双轨的转型进行得更为彻底，市场化的程度更高。但是在转型过程中，它们的经济却发生崩溃、停滞,乃至危机不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不是像中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它的强劲发展态势，让不少学者和评估机构预测它会在本世纪中叶之前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17]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已经在经济或物质层面得以体现。这一点也表明中国在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结构，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是合理的；而其基本政治结构，即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也是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但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社会主义在政治或精神层面的优越性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明确地把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等的需要视为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不过，对于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还需要结合新时代特征与时俱进地丰富中国政治结构的具体内容，探索其合意性，以便培养社会主义风尚、促进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③

2019年11月，习近平在上海市长宁区考察社区治理和服务情况时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全过程民主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式民主的最新形态。全过程民主首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民主，它致力于支持和确保人民当家作主。[18]全过程民主内含着权力和权利两条基本线索，人民群众既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参与行使国家权力，也可以在基层社会事务中实现充分的自我管理。在这个过程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着全过程民主的主渠道作用，所有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产生的。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化是中国形成和发展全过程民主的主要着力点，也是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之一，保证了人民群众在各项重大决策的出台过程中享有全链条参与的民主权利。[19]与西方的选票民主相比，全过程民主的高质量主要体现在：全过程民主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完整的实践体系，它更能够有效维护人民广泛的真实的权利，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国家治理能力，更好维护发展共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与社会活力相统一。[20]

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显然是福山在写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时所始料未及的。福山在不同场合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依然认为中国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滞后性。[21]中国在政治上的改革是否真正滞后？以苏联的“休克疗法”为标准，中国的政治改革确实是滞后的(速度方面)。但恰恰是这个“滞后性”让中国的一系列改革得以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进行，从而取得了远远超过那些采用“休克疗法”的任何一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以西方多党竞选轮流执政为标准，中国的政治改革不算是滞后，而是不可比或者背向而行(性质方面)。从前面所做的四个分期来看，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它的发展依然不充分，其社会体系尚未健全成熟，依然面临着来自资本主义的强大压力。因此，中国在宪法层面确定了共产党长期执政、其他党派参政的地位，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也是中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这个坚持已经并将持续让中国共产党摆脱每隔数年就面临执政地位更替的压力，从而能够从人民根本的和长远的利益出发制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

中国当前对政治体制已有许多作为。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直接把意识形态部门归入党的直接领导；围绕着如何治党管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党的组织工作条例；修改了宪法和监察法，把之前隶属于国务院行政机关的国家监察部升级为国家监察委，它独立于行政机关，与中央纪委合署办公。当然，这些依然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改革没有完成时,世界是发展变化的，中国改革永远在路上。

私有制即一部分人占有而另一部分人不占有生产条件会导致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的“否决政治”又难以调节经济层面的失衡，由此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只惠及少数人；与此不同，公有制即生产条件由社会集体占有会促进社会财富分配的分散化，而社会主义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能够保证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22]从发展过程来看，中国40多年来的发展大体上遵循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路线。在这个发展进程中，一个普通中国人所享有的收入超过85%的地球居民，所享有的自由空间也空前扩大。[23]党的十八大以后，精准扶贫攻坚战以及当前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等等则向世人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能够保障和提升人们对自由民主价值的平等享有。中国发展道路为人类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提供了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的一种可能。

近年来曾被福山视为民主政治蓝本的美国深陷于民粹主义，政党政治极化，党争走向“否决政治”。不仅美国，西方其他民主国家近年来也发生严重的政党政治极化[24]，其政治生态有衰败之现象。与此不同，中国式民主则在显示其优势，并走在日臻完善的路上。2021年，施行30多年后，《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迎来了它的首次修改。修改后的《全国人大组织法》与《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增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坚持全过程民主,对国家监委及其主任的质询、罢免制度，加强了对代表依法履职的支持和保障，规定了在特殊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可决定适当提前或推迟召开会议，以及增强了会议透明度和适当精简会议程序。这充分保障了《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的实现，也充分体现了全过程民主。全过程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它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由此来看，历史远没有走到尽头，走到尽头的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注释:

① 当然，米塞斯如此承认社会主义，并不是为了颂扬社会主义，而是为了详尽考察和分析它，以便打败它。

② “他本人是社会主义的顽敌”，见理查德·斯维德伯格的《导言》，载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熊彼特著，吴克峰、王方舟、高晓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③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处于复杂的多元的竞争关系之中，因此仅仅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规律是不够的，还需要在规范性方面论述社会主义更好地适合人性的发展与解放因而赢得人民的广泛拥护。在这一背景下，已有学者自觉地从马克思的“现实的人”出发，从而从作为变量的而非常量的人性出发，将以中国为代表的当代社会主义政治结构的合意性表达为应具备适合于人性解放的发展性与公平性、层级性与分立性、开放性与监督性的某种融合。见秦子忠的《社会主义的合意性——基于新中国实践探索的分析》,载于《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46～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