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训鹏，杨木易， 郑 新， 孙贤胜

(1.悉尼科技大学 澳中关系研究院，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州 2007； 2. 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湖北 武汉430205；3.澳大利亚能源转型研究所，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州 2153； 4.国际能源转型学会，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州 2153)

一、引言

随着《巴黎协定》等一系列气候政策协议的达成，低碳转型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在这一背景下，油气产业转型势在必行。作为传统化石能源，石油和天然气提供了全球一半以上的能源供应，但同时二者也是碳排放“大户”。油气行业全价值链从开采、运输、储存到终端应用都会产生大量碳排放，占全球总量的40%以上。[1]因此，油气产业的低碳转型在全球碳减排中起到重要作用。

国内外已有不少针对石油公司转型的研究，并形成了共识——石油公司必须从油气业务转向大能源，在大力降低油气核心业务碳排放的同时，加大对低碳能源技术的投资。[2]有研究甚至建议，油气行业不仅要被动、渐进地适应低碳发展，而且还要贡献、甚至引领能源系统的脱碳。[3]在这一共识基础上，相当一部分跨国石油公司已经制定了向能源公司转型的计划，并开始投资可再生能源产业。[4]虽然如此，但在跨国石油公司实际投资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仍远低于核心油气业务。[5]有研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石油公司在投资新能源时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惑，所以进展并不顺畅[6]；也有分析认为，这是因为石油公司的理念不同，并根据石油公司在能源转型中的表现，将其分为五类：对能源转型袖手旁观的观众(如Apache和Anadarko)、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浅尝即止的谨慎的捍卫者(如ExxonMobil)、对一项可再生技术做出了认真承诺的专注的建设者(如Equinor)、尚未确定发展方向的多元化探索者以及Shell和Total这样视转型为公司使命的转型领袖[7]。此外，研究中东油气生产国家转型的文章发现，早期发展中国家以经济多元化为目标的转型大多失败，而现在的低碳转型则为其创造了多样化的环境，会有助于这些国家转型。[8]研究油气企业转型战略的文章大多关注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但也有一些文章把碳捕获与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和燃料电池投资作为企业转型的战略。[9]

油气企业的转型策略是油气行业应对能源转型的核心。有研究者提出，油气企业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三难问题，即维持对其核心业务的投资、支付股东股息、投资于能源转型之间的战略权衡。[10]企业的战略选择由于能源转型面临的多方面的不确定性而更加困难。[7]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每家油气企业都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如果油气企业推迟适应策略直到不确定性减少，那就可能为竞争对手创造机会；另一方面，早期投资决策或对“失败”技术的投资不仅会限制企业未来的选择，还会增加资产损失的风险。[11]德勤、普华永道和麦肯锡等国际咨询巨头都将油气企业的能源转型作为各自的一个咨询方向。[12-14]麦肯锡指出资本市场会给油气企业施加减排压力,并从目标、战略、策略和管理等方面对中国油气企业提出建议。[14]国内一些学者，如朱子涵等[15]、贾京坤等[16]、谢玮[17]都探讨了石油公司转型的相关问题。现有文献中对跨国石油公司能源转型模式的研究比较多，对其转型动因的深入分析相对较少，更缺乏对中国石油公司转型特异性以及相应的转型和适应策略的分析。

本文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有关理论模型引入石油公司能源转型的分析中。综合跨国石油公司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及其转型策略，运用PEST分析框架，分析跨国石油公司能源转型的动力源泉；然后依据战略管理分析框架，提出跨国石油公司转型模式对中国石油公司能源转型的参考和借鉴。

二、跨国石油公司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一)跨国石油公司面临的挑战

在全球低碳转型大趋势下，石油公司将面临以下五方面的主要挑战。

第一，市场萎缩。净零排放(或者碳中和)意味着化石燃料消费将大幅减少。在国际能源署的净零路径中，化石燃料消费在能源供应总量中的占比将由目前的近4/5，减少到2050年的1/5左右。其中，石油需求将下跌至2 400万桶/天，相比2020年的约9 000万桶/天要降低75%。[18]

第二，成本上升。包括碳市场在内的气候变化政策会给石油公司带来成本上升的压力。麦肯锡的研究发现，在没有碳价格的情况下，在每桶60美元的油价水平下约90%以石油为主的项目预计可实现收支平衡；而如果碳价达到每吨100美元，则该比例下降至80%。[14]壳牌2018年发布的报告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价格每增加10美元，其税前现金流将减少约10亿美元。[15]根据《华尔街日报》的分析，仅在2020年前3个季度，北美和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就减少了1 450亿美元的资产价值，大约相当于其市值的10%。[19]

第三，融资困难。英国牛津能源研究所的调查发现，金融机构投资者对传统能源行业的兴趣正在下降。一个主要表现是未来投资对LNG的内部收益率(IRR)从目前的11%增加到13%，而煤炭投资的内部收益率从现在的15%大幅度增加到40%。[11]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lliance)的数据显示，以石油和天然气撤资为重点的“负面筛选”投资在全球资产管理中高达19.7万亿美元。[3]

第四，价格下行。原油需求一旦开始下降，原油价格也将承受下行压力，从而大幅度降低石油产业的商业前景。根据Wood Mackenzie的分析，在全球温控2度情景下，布伦特原油预计到2030年要降至40美元/桶，并进一步于2050年下滑至10～18美元/桶。[20]然而，2021年下半年以来油气价格的暴涨与这个长期预测背道而驰，石油公司感受到市场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放缓了其当前转型的步伐。

第五，社会压力。随着气候变化问题逐渐受到重视，政府、投资者和公众对油气企业减碳的要求日益增加。气候政策会对全球石油与天然气市场产生巨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直接抑制油气需求，二是鼓励油气替代产品的发展，三是推动包括塑料回收在内的循环经济发展。这会对油气产业下游的炼油、基础设施和石化产品市场需求产生影响。[3]随着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共识逐渐形成，任何一家公司如果不能积极回应社会对清洁能源的渴望，就可能失去其经营的社会执照(Social License)、竞争力、吸引力和留住人才的能力。[21]

此外，这些挑战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一些行业专家认为，可再生能源将在未来20～30年内取代化石燃料；而另一些专家则认为，转型需要更长的时间。[7]此外，包括氢能、碳捕捉和存储技术在内的低碳技术的未来发展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全球对碳税和气候变化法规等关键要素缺乏共识，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未来道路的不确定性。[7]在能源转型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跨国石油公司采用多样化和适应策略是明智的。[3]

(二)跨国石油公司面临的机遇

跨国石油公司在氢、海上风电、电气化、生物燃料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arbon Capture，Utilization and Storage,CCUS)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工程和项目管理能力也为其转型提供了可能。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跨国石油公司在氢、海上风电、电气化、生物燃料和CCUS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可以助力能源转型。以CCUS为例，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估算，在净零排放情境下，其年均处理能力需要从2020年的不到0.01亿吨快速增长到2050年的14亿吨，并为剩余一小部分化石能源提供净零排放解决方案。[18]

第二，跨国石油公司在天然气方面的资源、基础设施、运行经验及氢能的发展对能源转型有着积极的作用。天然气燃烧清洁，用于发电响应速度快，非常适合与可再生能源配合，提供灵活的后备能源。在大规模储能技术成熟前，间歇性可再生电力的不断发展，为天然气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细分市场。蓝色氢也将为天然气的脱碳提供一条新途径。[21]

第三，跨国石油公司雄厚的资本也可助力能源转型。能源转型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油气行业的雄厚资本对于一些关键的资本密集型清洁能源技术走向成熟至关重要。如果油气行业可以与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为大规模投资建立可行的商业模式，则可以极大地推动这些技术的发展。除了财务实力，跨国石油公司还拥有管理和执行大型项目、控制项目风险的经验。[21]

三、跨国石油公司的转型策略

本文运用转型管理(Transition Management)框架[22]，来分析跨国石油公司的转型策略，具体分为战略、战术和业务三个层面。

(一)战略层面

在战略层面推动转型的核心是建立长期转型愿景。能源转型必然导致油气业务的衰落，甚至是要求油气企业放弃其招牌产业。欧洲石油公司和美国石油公司在战略选择上有显著不同。欧洲石油公司普遍认为“去碳化”和“电气化”是未来能源发展的方向，主张削减油气产能，并逐步加大可再生能源生产，实现由跨国石油公司向大型综合能源公司的转型。为更好推动这一转型，大部分欧洲石油公司制定了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的长期转型目标，并开始积极付诸实践。[5]例如，2021年2月，壳牌发布了主动拥抱“变化”的全新业务战略，旨在通过实施全面碳管理方法实现净零排放。[23]

相较于欧洲石油公司的“激进”做法，美国石油公司往往认为油气业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和盈利能力，向新能源转型时机还不成熟，倾向于采取“稳健”发展的战略。埃克森美孚公司表示，将继续专注于成为一个安全、低成本的“大油气”运营商并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雪佛龙公司认为可再生能源相比于油气业务在收益率方面并没有优势，因而继续聚焦于原有油气业务，并大力拓展CCS技术。[5]在这一“稳健”战略指导下，美国石油公司减排往往关注减少甲烷和火炬气排放，而不是直接减排二氧化碳。[15]雪佛龙公司2019年的社会责任公告中宣布，其减排策略包括降低排放强度、和其他公司合作在业务中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以及投资充电汽车、CCS等方面的创新技术。[5]此外，美国石油公司普遍认为技术突破是未来实现低碳转型的关键，但这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24]

(二)战术层面

战术层面涉及将战略愿景转化为具体执行计划。目前各大跨国石油公司在战术层面的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塑公司的品牌。不少石油公司通过更名来淡化石油公司的属性。例如,挪威国家油气公司(Staoil)更名为Equinor，以体现其转变为多元化能源公司的战略[5];2021年，道达尔公司(Total)更名为道达尔能源(TotalEnergies)，以此来支持公司向碳中和过渡的战略,“能源”的复数形式表明道达尔致力于成为多种能源(包括电力)生产供应商;丹麦能源巨头丹能(Danish Oil and Natural Gas，DONG Energy)更名为沃旭能源(Ørsted)，该公司出售其上游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业务后，正式完成向新能源公司的转型;天然气巨头苏伊士环能集团(GDF Suez)正式更名为Engie，致力于实现“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的倡议目标[25]。

第二，组织机构优化。欧洲多家跨国石油公司近年来在组织架构重塑、业务比重调整、投资行为、市场交易行为等方面做出了大刀阔斧的改变，不仅彻底废弃了沿袭超过百年的“上游、下游和其他业务板块”的组织架构，更是将天然气与低碳能源组合为同一业务单位，有些公司甚至直接将业务分为传统化石能源与低碳新能源两部分。[26]而北美石油公司在这方面动作甚少。

第三，管理制度调整。不少跨国石油公司制定了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运营效率指标，还有一部分公司提议到2025年将甲烷排放量控制在0.2%。[21]德勤调查发现，大约有56%的公司其CEO的薪酬已经和低碳目标挂钩。[12]此外，绝大多数跨国石油公司都通过制定内部碳定价、在新建项目投资决策时考虑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潜在成本，来评估未来更加严苛的碳政策会给项目带来的风险。[15]

第四，建立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体系。随着气候变化讨论的深入，投资者和股东的观念日益转变，对于环境问题愈发重视。[5]而油气企业的公众形象不佳，将威胁到企业运营的社会执照。[3]为了回应公众诉求，跨国石油公司积极加入各类气候变化相关行业协会，如壳牌加入了油气行业气候倡议组织(OGCI)和国际石油工业环境保护协会(IPIECA)在内的16个重要行业协会，表明自身立场，引导行业低碳标准、政策制定向公平合理方向发展。[3]

(三)业务层面

业务层面推动转型主要是通过具体业务来执行战略计划。就跨国石油公司来说，主要体现在研发和投资方面的一升一降，即减少油气资源和资产,投资新能源。例如，BP、壳牌和其他一些石油公司纷纷出售油田，转向投资可再生能源。其中，BP计划大幅度削减(包括出售)油气产量，从2019年起10年内，实现油气产量从260万桶油当量/日减至150万桶油当量/日，降幅超过40%；壳牌2021年9月宣布将美国二叠盆地95亿美元油气资产出售给康菲。[23]同时，欧洲石油公司普遍加大对氢能、风电等低碳项目的投资。投资可再生能源主要分为四种类型：(1)将可再生能源与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相结合；(2)将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方面的专业知识扩展到可再生能源；(3)为创新技术提供风险投资资金和商业模式；(4)建立可再生能源生产的垂直整合价值链。[6]不过，石油公司在投资新能源方面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战略选择，投资的成败参半。

欧美石油公司的投资业务重点具有明显的区别。欧洲石油公司在减少油田资产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投入；而美国石油公司虽然也在新能源领域进行了一些投资，但同时仍继续大张旗鼓地投资石油资产。2016—2020年间，道达尔公司对新能源的投资接近60亿美元，占公司上游并购投资总额的20%以上,壳牌公司对新能源的投资超过2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雪佛龙公司投资的新能源资产仅占公司上游并购投资总额的3%不到，不足1亿美元。[27]

跨国石油公司往往根据项目的特点，采取直接投资、并购、风险投资和研发投资等多种形式拓展业务方向。对于前景明确的业务方向，石油公司往往选择直接投资或兼并购的形式；对于前景不明确的业务方向，则以建立风险投资基金为主，通过在资本市场实施股权投资，参股具有较强发展潜力的项目。由于创新业务的高风险性，不少石油公司通过专业的投资基金，来探索创新业务。[5]新能源技术并非各跨国石油公司都拥有，因此，利用“风险投资模式”投资新技术使跨国石油公司更具有灵活性，使其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降低风险，扩大规模，并将他人的技术商业化。[21]目前，基本上所有的石油公司都在加强研发投入。其中一部分通过与国际领先的能源研发机构开展合作，攻关低碳能源技术。壳牌和道达尔是这一形式的倡导者，先后参与了包括氢能、储能、光伏发电、陆上风电、海上风电和CCS等可再生能源投资。另一部分以美国石油公司为代表的企业则重视传统油气开发，并把CCUS作为研发的重点。CCUS技术不仅与传统油气产业相关，对于实现碳中和也至关重要。[21]大型石油公司在研发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主要体现在它们拥有大量现金和预期现金流以及能够迅速响应行业环境变化的能力。

凭借雄厚的财务实力，不少跨国石油公司已经通过并购和风险投资等形式投资能源转型技术和项目。[14]这些投资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主要投资于电气化和可再生电力等清洁能源技术。2020年，BP公司宣布到203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投资增加10倍，与10～15个城市以及3个核心产业一起减碳，致力于到2050年或之前成为一家“净零”公司。[28]石油公司致力于通过这些投资，推动自身转型成为综合能源公司。[5]牛津能源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梳理了跨国石油公司大约200笔风险投资，其中相当一部分投资于新能源技术领域[21]；埃克森美孚公司声称拥有全球1/5的CCS能力，每年捕捉700万吨碳，其与加州大学合作研发的一种材料，可捕集天然气发电厂排出的二氧化碳，而且比之前的方法所需的加热和降温条件更低[5]；雪佛龙公司在各种碳捕集和存储项目上先后投入了超过11亿美元的资金[24]。第二类主要投资于油气产业链自身减碳技术或前沿技术。2018年，能源行业约8%的专利属于新能源领域，其余92%的专利是为了提高化石燃料的效率。[21]针对前沿技术，雪佛龙公司正在投资研发组合式聚变反应堆，这种技术不会排放温室气体，所产生的核废料也相当有限，并尝试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燃料;埃克森美孚公司要研发一种藻类，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24]

四、跨国石油公司转型的动力源泉

跨国石油公司能源转型模式选择背后的驱动因素有很多，本文采用PEST分析框架，将因素划分为政治(politics)、经济(economy)、社会(society)和技术(technology)四个方面，来分析跨国石油公司转型的动力源泉。

(一)政治：母国的气候变化政策

母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石油公司转型的积极性。虽然说国际化程度越高的公司投资可再生能源的积极性越高，但母国的政策影响也很显著。[29]例如，欧洲石油公司对未来能源构成变化的预判与欧盟的要求基本一致，反映出政府和民意的主流意见。欧洲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领导者，2005年开始，欧洲就启动了世界上第一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欧洲，气候变化和减排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公众和政府有高度的减排共识，这一共识逐步转化为对石油公司碳排放的法律约束。2021年5月，荷兰一家地方法院裁定壳牌公司必须使其2030年碳排放量比2019年时的水平降低45%，大大高于该公司设定降低20%的目标，这也是首次有法院强制要求石油公司遵守《巴黎协定》减少碳排放。[30]2020年1月，法国一些城市和非政府组织起诉道达尔公司，认为其在限制碳排放和防止气候变化方面做得不够。[31]不过，由于欧洲的气候变化约束往往聚焦本土，这给了跨国石油公司在欧洲内外采取不同策略的机会。如2021年9月6日，道达尔能源公司宣布投资伊拉克南部大型油田、天然气利用、海水淡化和太阳能发电的一揽子、总投资预计达到270亿美元的“能源综合利用”项目，该项目的投资重点仍旧以油气开发为主，包括年产1 050万吨的油田项目。[32]美国石油公司没有欧洲石油公司自上而下的减排压力。[3]因此，美国石油公司还继续依靠石油，减排重点也集中于CCS以及其他可以帮助其减少碳排放的新能源和能效技术。[5]

(二)经济：母国的资源禀赋

母国的资源禀赋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国石油公司的转型策略。一般来说，石油工业产值占GDP比重越大的国家，其石油行业能源转型政策越保守。以美国石油公司为代表,对能源转型持保守态度的各石油公司所依托的地区正是油气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33]美国国内油气资源比较丰富，石油公司的油气资源发展战略不仅仅涉及盈利的问题，还涉及供应本国能源市场以及本国上游资源开发、就业等问题。2015年美国石油工业创造了103万人的就业，占总就业的5.6%。[34]因此，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相对比较保守，虽出台了减排政策，但其对于石油行业始终难以割舍，多在油气产品本身的低碳化方面做文章，如结合CCS技术开展低碳生产、降低开采环节能耗等。

相对于美国来说，欧洲(特别是中、西欧)是油气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因此，欧洲石油公司往往是油气资源和市场都在国外。在此情况下，欧洲石油公司的转型不用顾忌上游的产业和就业，也不用担心下游的供应问题，对母国的产业和经济影响基本忽略不计，所以可以选择比较激进的转型模式。以法国为例，由于缺乏油气资源，石油工业产值仅占其GDP的0.01%，法国政府2017年就宣布不再颁发新的油气勘探许可，并要求在2040年前禁止本土和海外属地内一切油气勘探开发活动。[27]这种国内政策也使得道达尔能源公司不能够过分依赖油气资源。对于其他欧洲石油公司来说，法国的经验也可以同样适用。

此外，对于资源稀缺的国家来说，为保障需求侧的安全稳定，石油公司往往选择进军替代能源行业(如电力、氢能等)，或研发更具竞争力和附加值的油气产品(如天然气、零碳石油、航空燃油、润滑油、化工产品等)。

(三)社会：投资者和股东压力

规范压力(Normative pressures)与石油公司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具有正相关性。规范压力既包括当地的社会规范和期望，也包括社会对清洁空气和水资源的重视、社会对清洁能源的期望以及当地居民接受可再生能源替代品的意愿等因素。研究发现，在规范压力较高的国家，石油公司管理层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承诺也较高。[7]

由于减排以及其他社会压力，油气产业也在逐渐失去金融市场的青睐。2014年9月，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宣布将剥离其持有的化石燃料资产；世界银行宣布2019年以后将不再为油气勘探和开采项目提供贷款；2019年欧盟各国财政部长联合呼吁欧洲投资银行和其他全球金融机构停止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项目的融资[15];欧洲投资银行(EIB)已宣布在2021年底前停止为一切化石能源项目提供贷款；挪威主权基金也决定从油气投资中退出[35]。

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通过股东和投资者直接传递到公司决策层，迫使石油公司考虑能源转型。2015年，BP、壳牌和Statoil的股东几乎一致投票支持公司披露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财务风险。[6]也有部分公司制定减排目标是受到资产经理的压力，这些资产经理要求石油公司认可气候变化对其经营的财务影响。[5]随着投资者变得更有组织性，这些压力也会与日俱增。[21]2021年5月，在埃克森美孚董事会席位的争夺大战中，主张加快转型的激进投资者的三位候选人赢得了董事会的席位。[36]

(四)技术：海上风电和CCUS

技术优势驱动一些跨国石油公司优先发展海上风电。包括半潜式、柱状浮筒式和张力腿式在内的更加经济的浮式风电结构与深水油气作业平台设计及运行存在共通之处，石油公司将新生的海上风电行业与数十年的海上工程、制造和安装专业技术相结合，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新机会。[27]

石油公司发展充电业务，也是基于对自身现有基础设施的利用。一些石油公司将充电视为进入分散能源业务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作为虚拟发电商(VPP)和优化分布式能源利用战略的一部分,建立起电动汽车充电、分布式能源发电、电池使用(V2G)和灵活消费之间的连接，创建一个新的本地能源系统，挑战现有的电力企业。[21]

此外，不少跨国石油公司期望CCUS能力在低碳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跨国石油公司在LNG净化和提高油田采收率方面积累了丰富的CCUS相关经验。[21]当前大型设施中利用CCUS捕集的二氧化碳有3/4来自石油和天然气运营，占CCUS项目总支出的1/3。[2]截至2020年，全球21个规模以上二氧化碳封存与利用项目中，用于提高油田采收率的项目有16个，超过80%的二氧化碳捕集额用于油田提高采收率。[1]然而，碳捕捉技术面临着成本挑战，如果将碳捕捉技术商业化，部分跨国石油公司可能会在材料技术上具备领先优势。[1]欧洲和美国石油公司对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对未来减排贡献的看法一致，均大力发展此类项目。

五、跨国石油公司转型经验的中国借鉴

在对跨国石油公司转型经验梳理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石油公司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方面与跨国石油公司的异同；通过应用转型管理理论，从战略、战术和业务三个层面，提出跨国石油公司转型对中国石油企业的几点启示；并探讨如何通过政府政策支持和社会积极参与来助力石油公司转型。

(一)跨国石油公司与中国石油公司转型的异同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指导下，中国的石油需求预计到2050年将下降70%～85%。[1]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石油公司转型势在必行。对比跨国石油公司的模式，中石油的模式看起来像是多种经营，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的综合性能源公司;而中石化和中海油更接近低碳油气的模式:中石化立志成为中国第一氢能公司,中海油则力争降低油气产业的排放、稳妥推进海上风电业务、探索发展其他新能源业务。[17]不过，一些特殊国情也会导致中国石油公司和跨国石油公司的能源转型不能简单对比。

在政治方面，过高的进口依存度是中国能源安全的制约因素。伴随着国际勘探开发投入减少和跨国石油公司能源转型加速，“三桶油”面临的国内保供压力可能会加大。政策明确要求我们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石油公司要把保证石油供应稳定安全放在首位。在能源需求保持相对快速增长的背景下，这加大了中国石油公司转型的难度。

中国石油公司也面临着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虽然油气企业暂时还没有纳入全国统一碳市场，但天津市、湖北省已经将油气开发纳入地方碳市场，广东省、湖北省也已将石油化工等油气企业纳入地方碳市场，上海市也计划将油气企业纳入地方碳市场。可以预见，很快将会有更多的试点碳市场纳入油气企业，而且作为碳排放体量较大的石化行业，可能很快也会被纳入全国统一碳市场。

从经济上讲，中国原油资源匮乏，是石油净进口国。中国目前国内的产量水平低于碳中和情境下石油的需求量，这意味着国内石油产量不存在过剩问题。此外，改变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能源转型的必然要求。在向低碳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必然涉及由煤炭向天然气的转换，这也为中国石油公司提供了在未来几十年发展天然气产业的机会。在国际油气市场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石油公司需要在转型过程中大力开发国内油气资源，确保安全、经济的油气供应，为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矿区经济的平稳转型提供支撑。

从社会方面来说，中国石油公司的转型涉及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等诸多方面，将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处理不当，将影响群众对能源转型乃至对应对气候政策的积极性，甚至会引发社会稳定问题。

在技术层面，中国石油公司产业相对单一，在资源和开采技术方面并不具有优势。大型跨国石油公司是独立和综合的实体，而中国的大型国有石油公司只是国家能源生产众多专业公司中的一员，在新能源方面技术储备不足。[33]因此，中国石油公司如果采取“弃油转电”“多种经营”等模式，将比跨国石油公司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二)对中国石油公司转型的借鉴

1.战略层面

中国石油公司要明确在保证能源安全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设定低碳、高效的转型愿景。2021年下半年以来高涨的油气价格警示我们:能源转型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中国石油公司面临着和跨国石油公司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中国石油公司的首要任务是保障油气供应安全，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支撑。这需要两方面发力。

第一，协调好转型与能源安全的关系。虽然说上游业务的逐渐萎缩不可避免，但中国石油公司还担负着能源保供的重任，不能像欧洲石油公司那样对油气业务弃之不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再次凸显能源安全的重要性。由于中国国内油气产量相对有限，中国石油公司在2050年之前，仍可以大力勘探、开发国内油气资源，这样既能够保证国内的油气供应安全，又能够减缓能源转型对油气企业和区域的冲击，为能源转型赢得时间。

第二，协调好转型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积极探索最优的转型路径，避免超出发展阶段的运动式节能减碳行为。传统油气企业加快转型不可避免，但重点是如何在新旧转换的过程中践行平稳转型，做到既不浪费油气资源，又不阻碍新能源的发展。

2.战术层面

石油公司领导层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充分论证企业转型的关键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制定出清晰的目标和对应的行动计划。

第一，要打造负责任的社会形象。中国石油公司要以ESG框架为指导，建立负责任的企业形象。一方面，要打造低碳、高效的高水平企业。石油公司需要认真思考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下，怎样做到高质量发展、拓展新产业、推动企业转型。跨国石油公司不断剥离非核心资产、注重资产的综合效益、布局有潜力的资产，说明油气行业已告别了过去依赖要素投入增长的时代,叠加石油消费峰值来临，规模大、铺摊子的道路已经越来越走不通。不过，中国石油公司的低碳转型并不是退出对油气产业投资，而是要走与美国石油公司相近的“低碳石油”路径。应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就业、区域经济的角度出发，加大勘探开发力度，并积极向下游石化工业与新材料等领域拓展，同时加大对低碳技术和项目投资。在识别和评价上游项目时，中国石油公司必须考虑碳定价、更高的环境成本和更大的环保压力等因素。另一方面,要树立以人为本、公正转型的理念。要把人的发展放到最高的优先级，防止转型的成本由包括工人在内的弱势群体承担。树立底线思维，从最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是我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37]

第二，要进一步优化企业组织和运营。随着非油气业务的发展，企业组织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目前，中海油成立了专门的新能源公司,中石油、中石化也在集团公司的组织架构中将新能源提升到了与油气并列的地位。[38]随着新能源的发展，还需要设立专攻新能源投资运营的二级公司。同时，石油公司也可考虑将低碳纳入考核标准。

3.业务层面

在业务层面，中国石油公司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高效、低碳开发国内油气资源。开发国内油气资源应优先减少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在具体减碳途径方面，除了可以考虑使用清洁电力以外，还应从能效提升、火炬气消除、清洁燃料和原料替代、CCUS等方面入手，全方位降低油气产业的碳排放。其中,减少甲烷向大气中的泄漏是降低排放的最重要且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2]在油气产业链贡献的15%温室气体减排量当中，超过60%来自甲烷减排,剩下40%来自二氧化碳减排,其中上游采油减排占比约10%，下游炼油减排占比约30%。[1]开放国内油气资源，也不排除关闭低效率、高排放的油井，从而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14]此外，油气企业应全面梳理碳排放现状，特别是石油化工等碳排放量巨大的业务板块，测算不同碳排放配额分配形式的碳交易成本，积极为油气行业被全面纳入碳市场做好准备。

第二，优质、安全投资国外油气资源。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之一，单靠国内资源很难完全满足转型期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因此，不管是通过进口还是自营开发的方式，有效获取境外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石油公司的责任。欧洲跨国石油公司逐步退出油气资源开发为中国石油公司自主开发境外资源提供了更好的机会，但是也必然带来舆论环境和法律制度的挑战。要学习跨国石油公司的先进经验，优化项目结构，完善公司的资产组合。如中东和俄罗斯的石油公司，通过对南亚和印度等未来石油需求继续增长的地区进行投资，来从地域上对冲搁浅资产的风险。[3]要梳理海外投资项目，考虑地缘政治影响，避开高风险、低效益的项目。在地域上，侧重于避开搁浅资产风险高的区域，如欧盟；在产品上，重点要向天然气倾斜。中国石油公司需要从运营、人员配备、知识储备等方面，积极准备应对在国际资源开发过程中将会面临的舆论、法律和成本挑战。

第三，积极拓展“绿色”业务。要根据业务性质，采取不同的战术。对于包括风电在内相对成熟的绿色产业，特别是一些油气企业在人力、物力、基础设施和知识技能等方面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如海上风电以及充电桩、加氢站等基础设施，石油公司应该主动发力，积极开拓。对于包括氢能和CCS在内还处于发展期的绿色产业，石油公司可以考虑根据自身情况，积极参与技术研发与市场拓展，为未来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例如，可以考虑大力发挥油气行业技术优势，因企制宜、因地制宜地发展可再生能源:依托强大的海洋工程技术优势，发展海上风电，把海上风电作为未来新能源领域投资重点。还应不断拓展新的能源业务，例如，逐步多元化能源终端，在加油站的基础上，考虑如何发展充电桩、加氢站等低碳能源需要的基础设施；大力提倡油气行业兼搞地热；此外，散布于荒山大漠的油气田，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

第四，采用投资并购、联营合作等方式，形成符合新业务需要的技术和管理技能。石油公司进入新业务，可以选择“先试验后推广”的进入路径，也可采取兼并购或资产投资的方式，利用经验丰富的团队，逐渐建立新业务的能力。大型石油公司可以参照国际领先的经验，考虑收购(如电力公司)或投资风能、电动汽车(EV)充电等低碳企业。在推动发展绿色产业的过程中，石油公司可以考虑通过采取投资并购、联营合作等方式，与绿色企业强强联合，减小风险。[25]

(三)政策支持与社会参与

中国石油公司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复杂渐进的过程。中国要在工业化快速发展进程中短期内实现碳中和，很难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路径。由于转型的长期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转型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问题。为了更好应对转型过程中的挑战，政府政策支持与社会积极参与必不可少。

政府可考虑鼓励石油公司建立有效机制，集思广益，广泛听取包括政府相关部门、专家学者和环保组织等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社会有效参与可帮助政府和企业更好地了解转型的实际影响和困难，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提高决策质量。这对石油公司解放思想，破除阻碍企业转型的“认知沉没成本”[7]至关重要。

政府也可考虑出台相关政策，为石油公司向包括绿色产业在内的新领域拓展创造条件，并协助石油公司在转型过程中保障工人的利益,特别要关注那些受到冲击而又缺乏其他就业机会的工人，制定“兜底保护”方案，确保其在转型中不掉队。

社会各界要积极参与能源转型，为石油公司的公正转型提供支持条件。在2021年4月22日举行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习近平要求探索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的协同增效，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转型首先要保证工人的利益。油气城镇的持续发展，也要妥善解决。在石油公司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油城”。如何推动这些城市经济发展多元化、改变“油气主导”的产业结构，也是政府和社会各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若不然，随着石油长期需求的减少，油城发展也会渐渐陷入困境,石油公司转型也会随之进退失据，继续推进会加大石油生产地区的经济困难，而停滞不前又会干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六、结语

虽然石油公司的转型是大势所趋，但是转型的过程也面临着很强的不确定性。能源转型将对跨国石油公司构成重大挑战，打乱其商业模式，削弱其盈利能力。在向净零排放能源转型的过程中，石油公司面临着日益萎缩的石油市场、日趋严峻的政策环境和前景不明的投资等方面的挑战。不过，油气行业在氢、海上风电、电气化、生物燃料和CCUS等方面的优势，可能会为解决减排难题发挥核心作用，可以为跨国石油公司提供新的机遇。

从目前跨国石油公司的转型管理实践来看，转型发展并非意味着完全构建一种新的业务模式，也不是短期内完全放弃现有油气业务。美国和欧洲跨国石油公司的转型实践也有不同的表现。跨国石油公司探索出了“低碳石油”“弃油转电”“综合经营”等差异化转型战略，并在战略、战术和业务层面采取不同的策略。

通过运用PEST分析框架，本文发现跨国石油公司在转型战略的选择上存在的差异主要受政策环境、资源禀赋、投资者诉求和技术等一系列因素影响。特别是总部所在的国家(即母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石油公司转型的积极性和紧迫性。此外，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也会通过股东和投资者影响公司决策，促使石油公司考虑转型。

中国石油公司的能源转型面临的的驱动因素和跨国石油公司的驱动因素有很大不同。中国石油公司在实现转型的过程中，在战略上要优先保障能源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要最大程度上减小转型对社会民生和区域经济的冲击；在战术层面，要建立负责任的企业形象，优化企业组织和运营，并建立动态调整的制度；在业务层面，要统筹开发国内外资源、油气资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并提升新业务需要的技术和管理技能，且要解放思想，推动企业转型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能源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还需要政府政策支持和社会参与，为石油公司的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